李政道与杨振宁（一）

来啦

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与杨振宁之间的恩恩怨怨，是科学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两位曾经最亲密的合作者，如今已分别83岁和87岁高龄，但是时间并没能消弭他们之间的芥蒂。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高级工程师、季羡林之子季承最近出版的《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详细披露了两人关系的始末。
   
    ——编者
   
初识
   
    40年代，李政道正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觉得原子弹很重要，也要造原子弹。他找到西南联大的物理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和数学教授华罗庚，对他们说，给你们十万美元，一个大礼堂作为工作场所，请你们造原子弹。吴大猷他们说，造原子弹要先培养人才，建议选拔一些人去美国学习。李政道由吴大猷推荐而被选中。
   
    1946年7月，李政道从上海乘坐“将军号”轮船赴美国。但到了美国后，因为那里并没有专门接纳学习原子弹技术的学校，各专业的人都要自行联系学校。当时，李政道只有大学二年级的学历，报考研究生遇到了困难。于是李政道就和朱光亚、阮冠世先到芝加哥大学，李政道师从著名物理学家费米教授学起了理论物理。
   
    那时杨振宁已在芝加哥大学当助教，他接到吴大猷的通知，给李政道他们在大学国际公寓预定了房间。杨振宁也是西南联大校友，但比李政道高两个年级。这是李杨的初次谋面。
   
    同在一所学校，交往自然开始。二人开始联名发表论文，在生活上也成了亲密的朋友。
   
    李政道入学后不久，由于他有双份奖学金，经济上比较宽裕，就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1947年夏天，他和杨振宁、凌宁开着这辆车去西部旅行。出发前，杨振宁提议三人按比例出钱，把那部车子买下来，回来后再由李政道一人出钱买下车子。杨振宁的这个提议究竟意味着什么，后来李政道才琢磨过味来。他对杨振宁的精于算计颇有感触。
   
合作
   
    博士毕业后，1950年，李政道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担任物理系助教。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加州地方反华气焰嚣张，因而李政道在加州并不愉快。
   
    此前，1949年秋，杨振宁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成员。他知道李政道在加州的情况，于是两人商量，李政道也来普林斯顿，可以一起做研究。
   
    杨振宁去找了院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请他给李政道发出邀请信。于是，1951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李、杨两家比邻而居，两家人来往密切。
   
    当时，杨振宁正在进行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计算研究，李政道曾听过J·迈耶夫妇的统计力学，杨振宁希望李政道加入一块研究伊辛模型理论。这是他们合作的真正开始。
   
    1951年秋，他们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首次给出了不同热力学函数的严格定义。在此基础上他们发现不同的热力学函数在有相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解析延拓的——这个发现揭开了统计力学研究新的一页。
   
    两位年轻中国学者的论文引起了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重视。1952年的一天，二人受邀与爱因斯坦见面。爱因斯坦问得很多，很细，谈话时间很长。最后，他站起来同李政道握手，恳切地对他说：“祝你未来在物理上成功。”
   
    两位年轻人在普林斯顿的合作及其卓越成果，以及他们个人和两个家庭之间的亲密关系，一时传为佳话。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第一次分手
   
    李政道在普林斯顿工作，既有成就又很愉快。但此时纠纷却发生了，缘由是他们合写的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问题。
   
    这两篇论文的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第一篇《凝聚理论》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篇《格气和伊辛模型》署名是李政道和杨振宁。
   
    在第一篇论文写完以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合作者姓氏第一个英文字母的顺序来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是，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面对这一要求很吃惊，很窘迫。但最后还是勉强同意了。
   
    但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觉得杨振宁的要求不合理，不能再那样署名，于是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这样就造成了同一篇论文，却有两种署名次序的奇怪现象。
   
    署名问题给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合作带来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李政道决定不再和杨振宁合写论文了。之后，虽然李政道在普林斯顿又工作了一年半的时间，但是他们没有再合作撰写论文。这期间，李政道独自进行研究，独立发表论文，提出水力学中二维空间没有湍流；在固体物理学方面，则与劳（F.Low）和潘斯（D.Pines）合作对固体物理的极化子做出了基本性的理论分析。
   
    李政道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很有成效，他的才能在美国物理学界崭露头角，他对研究院的工作环境和待遇也很满意。他和秦惠箬的小家庭生活美满和谐，他们也非常留恋普林斯顿这个地方。但是，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心里一直很不愉快。那时，他并不知道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也参与其间。据杨振宁的回忆，上述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杨振宁本来是想把李政道的名字放在前面，理由是因为李政道毕业之后科研事业一直不顺利，要帮助他，可是杜致礼根据“女人的第六感”出来阻止，说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他这样的信任。于是第一篇论文杨振宁就坚持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了前面，虽然按贡献和姓氏的英语字母顺序都应该把李政道放在前面。
   
    由于署名事件，虽然李政道和杨振宁表面上还维持着正常的关系，但实际上在两人之间，包括在他们的家庭之间，已经产生了不合，李政道觉得是他离开普林斯顿的时候了。
   
    当时，李政道在美国物理学界已颇有名气，有几个大学相继向李政道发出了邀请。宾夕法尼亚州和爱荷华州大学聘请他为副教授，哥伦比亚和密歇根州大学聘请他为助理教授。李政道放弃了宾夕法尼亚州和爱荷华州大学较高职位的聘请，而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较低职位的聘请。李政道的理由是，哥伦比亚大学学术和管理水平较高，有助于自己的发展。三年后，1956年，李政道29岁时，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
   
恢复合作
   
    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本来就是想和杨振宁拉开距离。所以，从1953年到1955年他们没有合作过。但他们仍保持着一般的交往和联系，并没有彻底破裂。
   
    一件偶然的事情，却使李政道又和杨振宁恢复了合作。1953年，杨振宁曾去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工作一年，和米尔斯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其中提出了后来十分有名的“杨—米尔斯”规范场方程。
   
    但是，当时李政道对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是否正确持严重怀疑。一次，杨振宁到哥伦比亚大学来看李政道，李把他的看法告诉了杨。经过激烈的讨论，杨同意了李的意见，还共同发表了论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署名是李政道、杨振宁。
   
    这件事使他们重拾合作，这也是他们物理生涯中富有浪漫和神奇色彩的一段。李政道在他的文章《破缺的宇称》中有如下描述：“从1956年到1962年，杨和我共同写了32篇论文，范围从粒子物理到统计力学……合作紧密而富有成果，有竞争也有协调。我们在一起工作，发挥出我们每个人的最大能力。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
   
共获诺贝尔奖
   
    李政道和杨振宁共获诺贝尔奖的合作成果，就是产生在这个时期。
   
    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物理学中的革命。这一发现是由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1956年大约是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上午，杨振宁开车从长岛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看李政道，在李的办公室里进行了讨论。不久，杨振宁要移动他停在街上的汽车，他们就走到街上。把车停好后，由于饭馆都还没开门，他们就近在125街和百老汇大街路口的白玫瑰咖啡厅边喝咖啡边讨论。李政道把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想法，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地反对李政道所说的一切。但经过反复的讨论，他逐渐被说服。午饭后，他们回到李政道的办公室，杨已经完全被说服，并表示愿意与李合作。他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劝李不要急忙发表上述那篇论文。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更加完整，有更大的意义。
   
    李政道觉得十分有道理，同时觉得如有杨振宁的参加，会使整个事情做的更好。
   
    两人开始了友好的竞赛。他们在大约两周内完成了全部的茁衰变分析，这需要进行大量计算。两人在计算能力上不相上下，都做出了贡献。
   
    一个月后他们写出了论文，这篇论文是由李政道执笔，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这就是轰动一时、后来获得1957年诺贝尔奖的论文《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