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黄翔中华民族的体魄与心跳（上）

yibiliaocao · 发表于 2008-8-16 13:19:13

<h1 align="center" style="MARGIN: 17pt 0cm 16.5pt; TEXT-ALIGN: center;">中华民族的体魄与心跳</h1>2008：人文之旅!阳谋之旅!震撼之旅!黄  翔 乘“中国之翼”重返中国：偶然与必然 漂泊异国他乡近十一年,一直未能回国。中国的一场雪凌，88岁的老母病倒在床，声声以乳名呼唤她的儿子，希望今生终能一见。但有几个原因阻挡我：一是我的自由文学作品中，写有《一朵红玫瑰的力量》一类的诗，我也写有许多政论文章，如《告全国同胞书》、《全民政治大摇滚》、《政治失血与良知失守》等，按照意识形态国家的传统惯例，这是要算账的；不但要算，而且“新账老账一起算”。二是年内原定一百所大学的文化交流活动，其中包括美国境内不同城市的大学，也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地域内的大学和社区大学，因太广，我有力不从心之感，但已选定的大学必须践约，因此行前必去卡内基•梅隆大学、印地安娜大学等。三是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在即，想等时间过了再去。我把回国的事安排在两个大学朗诵会之后，它们都是先后数次邀请过我的地方。印地安娜大学东亚系主任是美国人，却信仰佛教，他在课堂上教学生我的《我》、《天空》一类的诗。在朗诵会上，美国男女大学生争着上台以中文朗诵，仅管语言生涩，但让我这个中国人感动。他们的老师即将应邀赴北京，问能不能同他们的老师一起同行去中国？相约我回中国大陆返回后再回他们学校去一段时间。在场的教师提问，我为什么以前要写这类在中国长期不能发表的诗，为什么我有那样的“诗歌书法”艺术创作？这是一位女士，她说她在中国长大，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有一场“立体诗歌”朗诵会，由一位年青的美国女诗人配合朗诵，同时在该校还展出我与美国画家合作的中国“诗歌书法”与“肖象艺术”综合的大型艺术项目“世纪的群山”。我是从新泽西返回匹兹堡的，听众中有人提出：“你不是新泽西的，你是匹兹堡的。”我闻言心中默语：“年青的朋友，我的原乡在中国，我永远是一个中国人！”有一位美丽的女尼喜欢我的有东方佛教色彩的诗，她曾在别处看到并参加过我的朗诵会。她孤身独居在纽约上州的一幢木屋中，在那儿，她私人拥有大片属于她的土地。她表示，她愿意免费划一片地给我，在那儿用大理石筑一个“梦巢”，与她作近邻，永远不要离开。她去过中国，包括雪域西藏和八达岭长城，约我从中国返回后，与秋潇雨兰一起去她的小木屋作客。一位从事人类学和心理学研究的女士，在电台听过我的采访录音，记住了我新的诗歌组诗：《三条河流交叉处》。她特别喜欢河流，关注所有有关“河流”的诗歌、音乐、绘画等艺术。她正准备作一次关于河流的专题演讲，我们在朗诵会结束后的餐会上，用红酒碰杯，她兴奋地谈起她曾就“河流”采访过七个国家的人，其中包括来自雅鲁藏布江畔的藏传佛教承传者达赖喇嘛。她对我作了一次专访，明白了美国匹兹堡人的“三条河流”在大地上，而中国人的三条河流在人体上交相混流，那是“天空的河流、大地的河流、人体的河流”。采访在一位美国“中国通”的匹兹堡市郊的康宁山庄“泉屋”中进行，她一会抱住我、一会朝我叫喊，在采访中两次流下了眼泪。她说人身上有三条河流，一定要让整个匹兹堡人明白，让全世界都知道！回答这位美国心理学教授关于东方人文特征及其色彩的提问，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我的回答由美国“中国通”的夫人、一位台湾女诗人彩霞女士现场转述。当时在场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神灵附体、思如泉涌、妙语如珠，约好了，现场录音必须每人一盘。2008年，将在中国举办奥运会，这是体育运动会，以肢体为主。我以为，二十一世纪的东西方，理应在此前提下，同时关注人类肢体之外的精神和灵魂。在体育奥运会之后，应有一场人文奥运会、精神奥运会、灵魂奥运会，它的“运动员”将是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各个领域卓有建树的不同人物，包括古代的亚力山大大帝、“东方之佛”释迦牟尼、中国先哲、著有《道德经》的老子、中国盛唐“天马行空”的诗人李白，还有印度的甘地、美国的华盛顿、林肯、邓肯、爱默生、爱迪生、惠特曼、狄金森们，爱因斯坦和莎士比亚，还可囊括美国拳王、民歌手、法国歌唱家乃至缅甸的昂山素姬等人……。这就是“世纪的群山”大型诗书和肖象画艺术创作的主旨，现已完成50位左右的人物精神肖象，预计完成100人。并已初步展出，明年并将在美国两个大学和一个博物馆继续展览。在人类智慧领域，东西方是平行者，也是兼容的。西方有西方的名流、权威，东方有东方的先贤和哲人。中国要提升整个国际形象不是以意识形态，而是承传和拓展传统人文精神的菁华，推动东西方、中美人文沟通和文化交流，促进中西和解，在主办奥运会的同时，不能忽略人类的共识与普世的人文精神。中国人总具有爱国情结，什么是爱国？对于每一个来自转型和崛起的中国的人，可以说，种族语言就是自已的祖国；文化就是一个民族最本质的尊严。中国文化中有太多的阴柔之影，缺乏的是阳光、是现代和当代的“成吉思汗”式的阳刚之气。东方人文的崛起，不是仅仅在全球范围内建几座孔子学院，虚拟中国文化热，而是自由的“精神文化”再次横跨欧亚大陆、驰骋全球。不再延续对自已种族智慧践踏的历史，不再把自由精神创造视为天敌！重要的，是说的和做的一致，尊重全方位的立体意义上的文化创造，取信于二十一世纪的新世界！人文奥运会，最好的地方不是纽约、不是华盛顿；最理想的地方我以为拟有两处，可考虑台湾台北，主要是中国大陆北京。是否支持一种有创意的设想，取决于大智慧、超前的预测和眼光。也就是说，人文胸襟、智慧与胆识，不让自已失去全球性公信力，而是重新唤起信赖和期待。全人类必须来一场新的文艺复兴，正如大陆学者刘军宁文章中表达的，全球性的人文意识大转折以中国为聚焦点，以北京为中心。这是一次人类文化的总体性大转折，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和诗人，我为此再次发出呼吁！全人类总体性的文化大转折冥冥中已经开始，就全球而言，西方文化鼎盛时期已过，以自由精神为背景的东方文化正微光初露、走向全面崛起。孔子只是一个山头，还有群峰连绵的老子、庄子和春秋诸子百家与盛唐群星灿烂、诗人辈出的盛景……当代中国大陆，已出现有具前景性的头角崭露的大儒，此次回返中国将有可能叩访一些“菁英”式的人物。我去卡内基•梅隆大学面对“藏族”诗人、美国听众和观众时，我的社会人文理念的阐述是：何为承传先人骨血？！何为弘扬东方文化？！它无涉于每天都在发生的每一个具体社会问题，无论是政治理念和宗教信仰，都是局部的人生认知乃至利益角逐，彼此间少有兼容，更多的是相互对立和矛盾。只有冲突，没有超越，无论其“理念”及“信仰”都缺少普遍意义的人生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谁也没有掌握“绝对真理”。这些“信仰”或“理念”某种意义上、或终极意义上，可以说只是浮面人生意义上的“错误与错误之间的相互对比”。它们在社会层面上的一定程度的相对价值无可否定。令我厌恶的是某些流落海外的失去政治理想、唯有权力欲望的政客，他既要跻身和涉足这两个领域，又公然宣称这两者都是他的“尿罐”！先人郑板桥倡导“难得糊涂”，是因为他太精明。世人若所思所想含糊些，也只是社会人生层面上的妥胁态度，远非人类宇宙生命意识。具有宇宙生命精神意识的人，了悟的是人生的本义，表达的是人的本心和与生俱来的天然性情。这种性情的本色是混沌的，所以，较之郑板桥式的人为的“难得糊涂”，宇宙生命“混沌意识”本质上超越相互各异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理念”和“信仰”的执著，其本色就是天然糊涂。人生是以生命、特别是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为前提的。正因为如此，瞬间人生对每一个体的“我”倍觉珍贵。它不是常人眼中的“自私”或“狭隘”的我；不是贴上特定标签的“个人主义”的我？也不是冷漠于对社会的自觉关注和担当的我。不！这个我是“非我”；也是“无我”和“超我”。它是对瞬间人生的了悟和珍惜，是“天空、大地、人体”融一的生命本义，是宇宙生命浩瀚的大自由，其人生“价值”和“意义”岂能囿于浮尘中的形形色色的“理念”和“信仰”的窠臼？它是丰满的精神时空对各类浅层“政执”和“法执”的超越和包容！人们难以相信，精神意义上的生命，拥有何等纯粹的一颗本心？！ 人性高于政见  高于体制  也高于血缘和亲情 把想回中国大陆探望老母或“探亲访友”的心愿告诉一位女士，她是作家，也是电台记者，同时是我的“女性系列”的女主人公之一。她善意建议，我可先加入美国藉、改用英文名字，以自然消解“前科”、省去以往历史档案。同时建议，为以防不测，不要夫妇两人同时回去，留下一人在外作呼应。同时对我作了诸多告诫和警醒，当时我还不知道她早已多次“悄悄”回国，也不知道别的人包括与我同龄人也早有人回去。我不代表任何势力，也不从属党派组织，只一个平常人、一颗平常心、过的平常生活。要回去，无须象某些人一样躲躲闪闪、偷偷摸摸蒙混过关。风风雨雨一生都走过来了，从来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有备而去，准备人家“给我一幅手铐，丢进监狱、老死狱中”。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回国是我的合法权利，也是每个中国公民天经地义的权利！天天喊着“回国的权利”，你不敢付诸行动，我身体力行！要回去就同秋潇雨兰手牵手一起同行，要什么里应外合、多此一举？此行我一当着“闯关”，二视为“探雷”！一颗心阳光灿烂，绝不瞻前顾后！直接以中国人“黄翔”的名义、以“电闪雷鸣”的风格，公开回返中国，行不改姓、坐不改名。自然，历史记忆犹新，不免担心入关受阻，进关时秋潇雨兰对我耳语：“要是只放我一人进去，让你原机返回，怎么办？”奥运当前，我相信不会也不敢，其实中国早已变化，未变的是自己，回去一看，才发现自己不免走偏。过去中国对自己不公正；今天自己对中国持成见。此行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什么也不会发生。一路平安、来去平安，中国打开了新的空间，显示了极大的容纳度，这是前“体制内”流亡一代人没有碰上的，而被我这个外于体制者碰上了。入关时，我的护照被翻来覆去地看得把人的一颗心都提了起来，但没有人把我叫到一边去盘问，没有谁要求我打开行李箱检查，我所带去的在海外出版的书和我的电影、电视纪录片全安然进了关。并且，我把我的书和光碟坦然直接送给与我照面的“体制友人”，电影在庐山下的一家大饭店当众放映，一边吃饭一边看；诗在“体制友人”和朋友先后的宴请上公开朗诵，有《野兽》，也有《白日将尽》。坦然与别人在“读”、“看”、“听”中进行心灵的“对话”，让彼此“陌生”者成为我在大陆最早也最特殊的读者、观众和听众！没有人要求我“知罪、认罪”，我何罪之有？甚至没有人要求我改变立场和观点，只有居心叵测的人瞎猜测，并由此胡说八道、对我构成“诽谤罪”！美国是个法制健全的国度，一旦被依法起诉还不知风从哪边来？档案早晚会解密的，也随时可以公开！污蔑者应自知羞耻！这类人早需要去看心理医生，他们对“中国”有心理距离，始终对那片土地耿耿于怀。他们从来弄不懂也分不清何为“中国”、特别是东方人文意义上的“丰饶的中国”？！开始上飞机感觉有点热，额头似有发烧的感觉，担心食物或饮料被人做了手脚，不得不这样担心，别人送来水也怕喝，在匹兹堡两次人为制造车祸仍记忆犹新。登机是美国的白天，一觉醒来还是白天，阳光眩目刺眼，邻座打瞌睡的女乘客要求把机窗关上。下面出现水墨画画面，书法线条和布局的画面，水墨画与书法交叉的画面。色调似雪、似岩石的颜色、似火山灰。不见通常的树林、山脉和人居，也感觉不到人迹。终于发现是连绵起伏的巨型大水饺似波动、排列的山脉。面前的电视画面上出现苏联地域的地名，秋潇雨兰说是西伯利亚。机窗外面的水墨与书法消失，出现辽阔一片的雪色，全是雪山，河流是岩灰色，不宜生物存在，猜想鱼也难以存活，想到昔日流放此地的持异议的政治或文学家怎样生活？怎样走出这片无边无际的寒冷和荒凉、重返莫斯科？人类在面对大自然的暴虐和艰辛面前，所有的政治偏见包括正见，阶级对立和斗争的观念、海关的特殊检查和人与人之间的敌意显得多么无聊、荒诞和愚蠢？在纽约肯尼迪机场登机时，纽约小圈子里的某些政客的“政治和阶级立场”、“革命气节和晚节”等二元对立的“斗争”观念和观点显得多么可笑和无知！现在，从一个坚守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观的流亡异域的小圈子重返它的源头，想到中国海关过关时可能遇到的“政治”麻烦显得多么不可思议、甚至在今天也许毫无现实的可能。离开中国十一年，它也变了，而我们还生活在昔日的印象、感觉与理念中，怕别人怀敌意，自己也跳不出敌对观念的制约，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此后结果如何，只有“等待下回分解”了。政治体制这些外在的东西，也不外乎人性，如今与我格格不入的不是这些抽象的事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咫尺天涯”，特别是那种“一切以现实利益为转移”的世俗关系，甚至包括某种程度上的血缘与亲情关系。世间的一切善恶、美丑、是非的标准不是以政治、体制这些外在的抽象观念来衡量，而是应从“人性的高度”来尺度和衡量。在世俗生活中，对我而言有两种“狼”，一种是“白眼狼”、一种是“红眼狼”：前者以世俗“利益”为转移，后者两眼直瞪瞪盯着的是“权力”。人生仅为权势而拼搏，我感觉好累。对于一个从无世俗权欲和政客野心者，中国与我之间从无人性的距离，心理的隔阂和无法交融的生命的和谐。我早就说过，政治对一个自由诗人和作家是良知和良心，是“大政治”，超越不同党派意识之争，这一切都体现在他的精神创造、也即作品中。在这个意义上，他永远不转换他的角色。无论面对这个世界还是中国，两者都同我交融如一，而我同两种“狼”之间却永不和谐，永远存在着无法缩短的心理和精神层次的距离。不仅在海外、在那类庸常的世俗功利追逐者中，包括回到中国大陆，我都有被围困在一堆“利益”的“白眼狼”的感觉，他们眼中没有本真的亲情与交谊、心灵和精神的呼唤，只有货币价值、特别是美元的兑换价值。声言“从美国回来的人，逢人就撒钞票，亲戚朋友外，见人就一百美元。”
我闻言羞愧，我行李箱中装的全是书而不是提的一箱美钞。另有人特别向我转达：“北京有皇城的威严，那儿的诗人交朋结友好大气，每次都在五星级大饭店‘大宴宾客’。”
我欲哭无泪。我只是一个无奈离乡背井、漂流异国他乡者，既无法满足人的虚荣、也无意于人前摆阔，人生至此，喜清淡饮食而非大酒大肉。象我这样的“敏感”人物，若果然撒金如土，我担心国家安全部必立案，追究其资源是来自“国民党反动派”还是“美帝国主义”？也不免碰上本先天弱智、精神贫乏却踞傲于人前者，这类人面对这个世界，以他知之为“知”，以他不知为“不知”，本不具精神骨血、潇洒品性，却喜品头论足。在海外也不乏这类蠢货，从不相识，他会给你一个大拥抱，声言他多么想念你！
一旦发现你同他精神追求和人生理念悬殊，就绝不兼容、也绝不相容，叽叽喳喳，指你一无是处。凡此种种，我唯有如我的诗《风景》中所言：“掏空堵塞双耳的雀鸟的聒噪，听雪的蔚蓝。”在中国，虚拟的网络世界中，有嗷嗷学语者在诗中唾沫喷溅、直喷到人脸上。在此类幼稚病患者中我发现自己“老”了。在美国，我还在舞台上“玩命”，与年青的美国大学生相处，感觉到青春依旧和人与人之间的单纯呢。机舱内电视字幕上出现雅尔库茨克、阿尔丹山原、西北利亚等地域的名字：还有乌兰巴托、佳木斯、海拉尔、曼谷：接下来是一大片中国地名：厦门、昌都、济南、西宁、贵阳等。想念中国是中国人的天性和自然情感，对于一个故园眷恋者、一个真性情的人，在心灵的深处，乡情和乡愁高于世俗政治理念。距离北京只有一个小时的航程了，现窗外什么都看不见，但是能看见心中的中国！回归故国家园是人之常情，用不着对人感恩戴德，也没有谁要求你感恩戴德，然而，已今非昔比，历史和现实的中国，两者是有差别的。回国不是我独享的权利，是每个人的权利，当这种权利受到侵犯时，理应起而抗争。飞机落地，在北京国际饭店，有朋友为我与秋潇雨兰接风洗尘，其中岳建一、摩罗们从未谋面，从日本回来的秦岚女士是第二次见面，可惜未与她先生、现任教于清华大学的晓峰一晤。也有来接机的一位贵州“老乡”季风，一位既从文也为人搞策划设计者。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告别新朋旧友，离京与秋潇雨兰一起去九江探望老母。因时间紧迫，计划她从九江独自北上，去郑州探望父母，我留住九江妹妹新宅。妹妹曾就读美术学院，酷爱艺术，室内雅净如老友“哑默居室”，红地板发亮。见她用篆书所写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也有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字画。满室景德镇的陶瓷摆设，一角矗立一皇室大瓷瓶，属罕见的珍玩古董一类。书架上有我的《梦巢随笔》、上下卷的《星辰起灭》、《诗歌总集》、和一壁雕塑于条形红木上的《陋室铭》：“笞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女儿也从贵阳专程汇聚九江，与我同她姑姑一起上了庐山，在山上偶尔离开女儿和妹妹独处的刹那，忽然有一人满脸微笑立于面前，亲切地叫声“<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黄">黄</personname>老师”，抬头一看，此人六十岁左右：再一看，还有其他随行者，原来是北京、江西、贵州三省市“体制友人”汇聚庐山专程恭候。我感觉他们并无意惊动老母、妹妹和我女儿，只寻求单独对话的机会。于是，我和家人分别上了两辆车，被带往一家宾馆，打开一间房门，里面端坐一位大美女，这是一位谈吐自如、气质优雅的中年女士，见我进来随即站起，礼貌而客气招呼我坐下。室内还坐着另外两位先生，一人不断殷勤倒茶水，另一人一脸多余的“敌我分明”表情，人混熟了以后，变得亲切而自然。女士是一位很有身份的“体制友人”代表，也是秋潇雨兰、我的作品研究者张嘉谚教授、老友哑默的夫人的“校友”。谈话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直到对话结束、对方宴请时仍在继续。“校友”告诉我，有人在网上发了我回国的消息，准备举行欢迎。我们就诸多社会问题进行了沟通和对话。我表示，我是一个独立的诗人和作家，在一个习惯强化抽象而虚幻的“群体意识”的时代，首先关注的是社会群体中每一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人生追求上我不从属而是超越于任何党派、组织和团体的精神意识。我并对若干历史问题进行了阐述。如民主墙问题，我以为无须遮掩、删改和虚构历史，所有的历史运动也应同样如此，西方一些著名大学图书馆都保存有第一手资料。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可对历史持新思维、新观念，进行新的解读。如对我而言，上世纪1978一1979年的“民主墙”，在人文意义上，就是“精神文化”墙：在艺术意义上，就是“立体诗歌”墙。整个中国人文精神启蒙和铺垫工程远没有完成。对上个世纪就人权问题《致卡特总统》一信，邓小平解读为有失“国格”和“人格”；我以为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表达的是平等的人性尊严，纵使一个是普通的中国公民，一个是美国总统，但在“人”的意义上无尊卑之别。此次回国是探亲访友，同人接触是正常现象，无须回避我同人的接触。如果这只是为避免发生问题，在精神上这是很低的层次，相反应坦然提供公民表达的平台，开放媒体、影视和大学校园，让一个缺少个性的时代见出一种独立的性情和本真的生命。也让一代人了解历史和现实中的我，在东西方、在中美文化交流中的真相，走出人文精神的扭曲和长期的“历史屏遮”和人为“误读”。专题论及人权理念时，我表示我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历史和现状持实话实说的态度。就政治体制而言，我以为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一统的东西。从政治到文化，不能完全以西方的价值观作“词汇”意义上的衡量尺度。不同的体制建立在不同人文背景上。西方体制与基督教人文和“神学本体”相联系、相和谐与协调；而中国人的政治文化观点是与东方特定的时空观念相联系的。不必将自身视为具有全球性的普世意义和价值，如文革时代试图在全球范围普及毛泽东思想，却是相对区别于西方的社会人文和人本政治模式。就“民主”一词而言，我有与一般人不同角度的认知和解读。它只是人的社会权利的平等，却并不适用于人类智慧和精神创造领域，因为权利可以平等，智慧却永远存在悬殊与差距，其价值不决定于选票、也不适用于数人头。中国式的“集权”是否有别于西方“极权”，其精神暴虐是否具有同一性质？有人提出中国应重塑偶象崇拜，指孙中山推翻帝制为千古罪人！这种偏激思考是否属“良方”和适用于现代中国？我不表认同。集权面对突发的历史事件时显示出某种优势，如社会或自然灾难中，能迅速集中力量、作出决策，特别是类似当前的大地震中，它能迅速调集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受不同意见和力量的人为掣制。本是一场“特殊”的对话却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学术探讨意味。最后我坦言问友人，如果今天仍然有人因言论自由而受到羁押、而失去自由，该怎么看待中国的人权现状？就我个人来讲，作品在中国大陆被封杀长达四十九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享有了一个中国公民应有的人权吗？！“体制友人”表示，她读过我所有的书，包括政论文章，她欣赏其精神品性。她看完了秋潇雨兰的《荆棘桂冠》，很喜欢也很感动。作为同龄人和校友，对秋潇雨兰以往的历史遭遇表示理解。人生有多奇妙，“寸步”彼此如天海之隔；“刹那”就相互填平嫌隙。我说我本准备此生第七次入狱，未想到面对的却是这样的场面？不管是今天的国策、是当前的谋略、或真或假，但我首先从中感到人与人之间的人性和沟通。她说如果换另一种时候、换另一种方式“接待”当然很简单。我问我的“庐山遭遇”能否如实反映于文字？她说可以，明天请我吃饭、一起上庐山。她也想和秋潇雨兰对话，我告诉她秋潇雨兰现在郑州，约好贵阳见，大家再一起吃饭，并坦然告知了我的行程。因取消再上庐山之约，“体制友人”次日即匆匆赴郑州“看望”同龄校友秋潇雨兰，约她在一家酒楼会晤。事后我才知道，“体制友人”带了一位年青漂亮，长着一副娃娃脸的女孩同去，她也是秋潇雨兰的小校友。会谈由郑州方面的“体制友人”一起陪同。秋潇雨兰与“体制友人”两个从未谋面的同龄校友，相互间的对话既友好交融，又“各抒己见”。秋潇雨兰在交谈中表示，任何政党都应该把人民的利益和福祉看得高于政党本身的利益，并要爱惜自己国家的人材和尊重公民的权利！再度相聚在贵阳,大家在一起“入宴”。在座的除我、秋潇雨兰和“体制友人”外，陪同的有我的弟弟、妹妹、女儿，老友哑默夫妇、张嘉谚夫妇并他们的儿子。我应在座者热情相邀、即席为大家作了诗歌朗诵。在这样的场合和氛围中，面对诗歌艺术，“体制友人”不再是一个身份特殊者，她只是一个人、一个听众、一个校友。心灵与心灵在瞬间碰撞中缩短距离。在人与人融为一体中，人性高于一切，高于世俗政见、高于社会体制，也高于血缘和亲情！也正是这样的场合，我持的是“阳光心态”，直面提出的是“阳谋”，把想法摆在桌面上。我以为，一种人文创造或对人类智慧领域的审视，首先由国家职能部门来出面，这只是中国式的特色，对我本身而言却是无可回避的悲剧。然而，风风雨雨中一路走来，此刻我却鲜明感觉今日中国的变化，我所面对的“体制友人”已迥然相异于以往的“纳、威、赫”（指以前来自贵州落后、边远地区纳雍、威宁、赫章的“思想层次”极低者）的精神认知程度，而是受过高等教育、具备人文素养和精神视野的“知书达理”的新一代人，甚至是政治“大美女”或“帅哥”。人与人之间当然可以互为交流并成为朋友，问题是，为什么要由他们而不是由文化部门来关注此行？无语。这是一个“阳谋”的时代，也是一个“双赢”的时代，无论国与国、党派与党派、个人和政府而言，都应该把难题做成绝活。中美之间、国共或台湾与大陆之间、执政党与民主党派或反对派之间、个人与群体乃至个人与个人之间都应当如此、也理应如此。当下中国大陆的政治主题和人文理念是“建构和谐社会”而不是沿袭“阶级斗争哲学”。如果你认为别人“说的一套、做的一套”，你自身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纪和转型中的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是协力“促进和解”的“推手”，还是为追逐和满足一己权欲、坚持做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的“打手”？！若有谁仍要求“年华已逝”的我象年青时代一样，在天安门广场“放个屁也是惊雷”，请尊重我作为一个人的“生理年龄”和“精神年龄”、现有心境和人生境界，我早已处于生命的另一阶段、“另一种时空”、“另一种层次”，远非以往年代对社会人生抵达和解悟的精神高度！而且历史时空已变化，时代场境转换、个人人生视角不同，任何人若无视社会正常的安宁与稳定、仅为寻求“猛震一屁”之机，由此引发正常情况下社会或个人“肛裂”和“肛瘘”，必为社会群体所不恭维，也绝非个人面对今日社会的最佳“选择”。当然，时至今日，特殊和必要的情况下，我也不乏“震屁的能量”，只是我以为时下无此必要。时过境迁，我今天也不必重复在天安门广场上“撒泡尿也是大瀑布”！我无惧引发精神“前列腺发炎”、“尿频”、“尿急”、“尿痛”。若真需要“撒泡尿”的时候，“江山代有才人出”，当代不乏频频涌现的后来者，“各领风骚一瞬间”而不是“数百年”，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我只有甘居寂寞！一个人如果心理正常、不是别有用心，今天已经进入无须“撒尿”和“放屁”的时代，而是进入“对话”与“和解”的时代。不管谁，这还得学一学、提高点对今日社会精神认知的档次！历史上，我曾经是一只被追逐的“兽”；今天我复归于一个有尊严的“人”。这是时代的变化，并非一方与另一方有什么“默契”在先。与其说是什么“默契”，不如说是与时代“合拍”或思想者历史性超前的眼光和思维，与今日社会达成“和谐”的共识。今天中国是我此生经历过的时代中相对最好的时代；在全世界同一性质的国家中，中国是总体上变化最大的国家，对此不必产生歧义。心理平衡点，请为它今日的变化高兴。作为中国人，应同一个国家休戚与共。中国受侮于人时，感受到共同的羞辱；中国崛起于世时，分享一份喜悦。不要总以昔日“最是中国不自由”的心态看中国。它还存在的问题，请持阳光心态、提出你的“阳谋”，共同推动它变化更大、更好。不要永不改自己的劣根性、眼界和天生狭隘的心胸，凡事指指戳戳，总以为“最是不自由”的是别人、一己之“政见”孔眼中看云天！而“自由”有容量大小之分、境界高低之别，衡量自由，只能在你的狭义“政孔”中望、依你的“短尺”去量？！本不具备思维表达能力，却总喜欢唠叨于人于事，真太缺乏自知之明！继连战、肖万长访问中国之后，我还在大陆的时候，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又应邀到访中国大陆，继续台湾和大陆之间政治上的“破冰之旅”。这些昔日大陆人眼中的“反共”的“反动派”，今日在中国受到尊敬和礼遇，他们不怕非议而作先行者；不屑于诋毁而力主双赢。国共两党握手言欢之际，是否想到国民党官兵家眷和将士子女在大陆所曾蒙受过的“阶级斗争”的偏见、歧视和迫害的历史？！他们的命运至今未获根本性改变，其理应享有的社会公正和平等，仍在“特权者”的视野之外。仅就本人而言在中国大陆终生绝路。时至今日，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子女，历届运动的受害者和幸存者，依法行使“言论自由”而被羁禁监狱的人，这类人的悲惨命运是否应在社会和解中、国共两党对话中提上议事日程？！´此行不仅是探亲访友，也是我的人文之旅！直面社会历史和现状的“阳谋之旅”！无论从何种意义和何种角度，“和谐对话是前提，双方都赢是结果”。以此为前提，我们完全可以预期一个太平盛世在中国孕育和分娩的可能。历史正展开新的一页，它正发生变化，也早已发生变化，却不是以人们按传统习惯思维所预期的方式变化，也不是人们所热衷的西方价值观念以绝对的方式对东方实施“精神殖民”和全面移植。无论政治、文化、思维和表达形式乃至生活方式东西方各异，相互交流、各取所长，却不失自己的本色，更不能自我消解或连根拔除！作为一个遍体鳞伤者，我对中国的变化有与人相异的视角，有不同的判断标准和切身的体验与感受，也与某些前体制受益者、自我放逐者截然有别。此类人中的极别个“精神变性人”说变就变，他们曾是体制的受益者、曾一度在中国大陆拥有发声的平台，转身就成了历史和现实的中国几乎“一边倒”的反对者，沿袭“斯大林时代”异议者的思维方式、以与根本的自由精神无涉的“党派层次”的“政治反叛”契合海外和西方社会以求得自身存在的价值。若把这类人同他们所反叛的“体制”比较，几乎无从区别和见出两者之间谁是谁非、谁高谁低，两者在精神层次上几乎平行，“反对者”与“被反对者”之间，见不出一方对另一方精神的俯瞰和超越？！人类精神大自由与社会层面的“政见”无涉：也无东西方地域人文色彩的区分。它是全人类精神生命的认知和共识，也是在生存与死亡、存在与虚无背景上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高度！重返中国，中国整体面貌大变，它在不停的变，处于“建构和谐社会”的过程之中。它今天的社会空间远非“文革”和以前的历史年代可比，与极个别“权欲熏心”的“反对派”及其心胸和精神空间的容纳度比较更不可同日而语。今日中国不是前“斯大林时代”，与斯大林时代纯属两种性质，这是由东方的特定人文背景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也正显示出它与西方社会迥然相异的人文特征。无论体制内外，人们的思想观念都不应一成不变并以固守成见聊以自慰、以宗派立场“坚定”自诩、自居。对于真正的思想者，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需要的不是冥顽固守而是“过程中的流变”！原体制内的某些高中层官员，包括自我放逐的体制“作家”和“诗人”，他们一旦离开中国，一些人表现出以前斯大林时代的异议者和作家为楷模和榜样，在西方持非常激烈的反中国倾向。或许他们以为这样做，足以引起西方社会注意并强化和加重自己在西方社会的价值。过去，他们在中国是既得利益者，时下，在海外却自视为走上“不归路”的所谓反体制的异议者，真正的受害者很难理解和接受他们的心态。其中有的人，无论在体制内或体制外，都具有非常强烈的功利主义追求，有别于上世纪跻身早期民主运动者的人文色彩和理想主义倾向。其对体制无论“依附”与“背离”，在本质上都不给人以诚意与真实的感觉，带有与生俱来的思想和精神的天然局限性。以前个人因为思想超前，备受压抑、曲解和误读，大半生和几近终生受尽折腾、伤痕累累。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的精神生命已进入“身体象一本打开的书”阶段，这个身体就是“宇宙生命人体”。以前，众生中“沉默的大多数”不解我的“喧嚣”，以为在世俗社会中“太夸张”、“太高入云天”。现在，同是此类人，又不解我的“寂寞”，视为失去“底气”和“后劲”。他们要求我平行于他们的社会观，而不是精神意识的超前。也不理解这是推动时代发展的另一种形式的担当、另一种意义的开拓。无论过去和现在，作为一个时代孤绝“独立”者，我永远在思想和精神上是个异数，不屑于去倾听身外无聊的叽喳之声。岁月延伸到今天，在此次的中国之行中，我仿佛听见一个时代与我早年的人文理念互为呼唤。这是沉寂的“雷鸣之声”，我为我的感受和发现而惊喜。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表现在我的《火神交响诗》中的精神正与当下的时代节律合拍：“让陌生的互相能够了解/彼此疏远的变得熟悉/让仇恨的成为亲近/让猜忌的不再怀疑”（《火炬之歌》1969）。“被我关在里面和推在外面的/彼此今天并不是敌人/过去那些遥远的地域/原来同自己近在咫尺”（《长城的自白》1972）。“你为那些对抗自由远胜于对抗暴虐的/揭去人类理性的眼翳”（《火神》1976）。而在表现后文革时期的《暴虐》一诗中，我写到：“伸出手指/戳向你/捏紧拳头/挥向你/从未有过一只摊开的手掌/伸向你”。我今天在中国大陆感受到一个时代摊开的和解之巨掌。在更早时期，《野兽》、《白骨》等诗正是超前揭示和表达社会历史对人的扭曲和人性的异化。一生如“多棱面的自我运动体”，不同时期风格多变而任何一类风格也不为专制社会接纳和见容，因为我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面对全人类摇动和平与和解的“橄榄枝”，当时和当下，都不为庸常理解和接受。无论是奥运之前、奥运之中或奥运之后，社会都应该有多元思想和精神艺术的容纳度，人应有一颗本心、向同类伸出理解与和解的手。而整个社会的宽容，绝不能成为权宜之计、一时之策、当下之需！当然也绝不能仅仅为奥运而故作姿态，而是有诚意、玩真格，提高国内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公信力！一切世俗的功利与实惠与我绝缘，许多年月过去了，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重返中国的中国公民，别人早已拥有的，我失去了：许多人共同拥有的，诸如福利、住房和医疗保险，我同另一些与我同一命运、挤压在最底层者一样，什么也被剥光、什么也没有。顺便说一句，大陆正实施安居工程，“大庇天下寒士共欢颜”：“没有住房的给住房，房子拆迁的还新居”，而我的“门面房”被强行拆迁而不加赔偿，今日大陆新房林立，我不能不问：今生至此，为黄翔所拥有的合法居所何在？！不仅是砖石垒筑的“身体的居所”、还有我的“灵魂和精神的居所”，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何在？！ 行走在中国的大地上  爱的是山之魂水之韵 按预定行程由九江赴贵阳，与秋潇雨兰、“校友”重聚，在女儿和姑妈处小憩。见到了久别的弟弟和阔别的老友、地下文学的先行者、诗人哑默，和从事地下文学研究的评论家张嘉谚教授。哑默提出去寻访贵州古代诗人周渔璜遗迹，陪同者有专程从安顺赶来的张嘉谚及其夫人魏贵娟女士。我曾因一度体力透支晕倒，借此机会去大陆看中医也是我此行的目的之一。魏女士是前中医院院长，多年前就自命为我的“保健医生”，见面后就如影随形、关怀备置，并悉心为我备制各类药物，以防途中不测。出生“夜郎之国”的周渔璜，家乡在贵阳市郊花溪黔陶骑龙寨，是清代一位杰出的大诗人。曾为我国影响深远的《康熙字典》的主要编辑者之一。诗文清丽，满腹经纶。时至今天，他的“庙堂”就在省城近郊世人面前，却鲜为闹市中的俗人所知。庸常之辈想不到边远荒蛮的贵州崇山峻岭之中，古代还有一位“诗当康熙，如日正中：起问汉大，唯渔璜公”人物。参观周渔璜深藏大山深处的“桐野书屋”时，见贵州当代女诗人唐亚平为他拍摄有一部专题纪录片。丛林中常有萧笛之声传来，荒蛮村野之中让人感觉逝者灵魂的清韵。同大家一起的、长着“娃娃脸”的秋潇雨兰的小师妹，当场购买一本《桐野春秋－周渔璜传奇》作为精神礼物相赠。“以文会友”，赠送作品和电影、电视纪录片，也是我此行同“体制友人”坦然而公开的特殊“对话”方式。可以说，在中国大陆，作为有特殊身份者，他们正是我的作品和相关我的人生经历和文化交流活动的影视艺术的最初读者和观众。这里必须再次强调指出，出国后十余年来在西方，我写有诗“一朵红玫瑰的力量”、政论文“告全国同胞书”、“全民政治大摇滚”、“政治失血和良知失守”等。若在文革历史时期，必“罪该万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而今日社会从容、自信，不惧不同异见、有足够的精神容纳度。它变了，无须谁“先必悔罪”、“后启国门”。重复一句，没有人要求我改变观点立场，或象刘宾雁时期一样、异议者回国必“言不由衷”写“保证书”。中国变了、变化的中国被我碰上了。它当然仍存在弊端、远非完善，但它在变、在巨变的过程中，包括台湾在内的海内外中国人应一起推动它、协同它，以开拓更大的空间，而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一边倒”对它持一成不变的敌意。如果今天在西方，谁一身“油光水滑反中国”，那么我却“遍体鳞伤爱中国”。此生风风雨雨一路走来，更能比那些一生敲打“平安无事”的铜锣者敏感到中国的变化、超前预测到它的变化、珍惜它哪怕局部的变化。今日的中国是巨变中崛起的大国，并非鸡肠狗肚者眼中的中国。它对自己满怀自信。想想看，若在往日，岂能容“国民党反动派”出入中国大陆？岂能容如此“罪行累累”却并非一个归顺者的一介平民黄翔？对我在海外和西方社会的“自由言行”不以“刑事案件”追究并成立“立案侦破”小组才怪？！回返贵阳市绕城一游。在全国范围内，贵州是最边远、落后、贫穷的省份之一。它的发展迟全国十年，国民生产总值倒数第一，是全国知名的老（区）、少（少数民族）、边（边远省份）、穷（贫困地区）。它的“贵州大学”因为校门口有一架桥而戏称“剑桥”：它的“民族学院”因为常有耕牛也许也混杂野牛经过，被谐指为“牛津”（牛经）。然而它的发展却足以令我震撼，由此可联想到今日辽阔的中国大地，在城市建设中的无可置疑的巨变。以前，贵州的崇山峻岭中，无处不见泥屋茅棚，农村最漂亮的地方，也只是小学、卫生院、派出所。而如今高速公路纵横高原，两旁所见景观令人不可置信，色彩斑烂的平房、洋房这里那里不时跳入眼帘、甚至成片出现。这些房子为外出打工者所建，墙头见“外出丈夫一张卡、家中妻子一本折”。也有去了外省乃至外国不归者，留下妻守空房。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外出打工者为廉价劳力，却公开表示“欢迎剥削”。寄钱回家修房为孝子贤孙；一去不归者为不孝子孙。在文化意义上，一度在大陆夹缝中求存，以后自我放逐中放弃中国护照、改变国藉的异国归化者也如此，我这里指的是政治或文化意义上的符号人物，而非一般人出于生存的自我选择，那是个人人生抉择和自由。如果你拥有异国国藉，宣示自己不是中国人，你就无权以“中国公民”身份参与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并成其为象征符号，反过来对出生美国的美国人也同样如此。不同民族的人身上都流着先祖的血液，感情上都不忘“叶落归根”、扫墓祭祖而不是忘祖忘宗。骨血上承传先人、先贤、先哲，有别于仅仅停留于返古意识和纯粹的尸体崇拜。台湾马英九先生在竞选总统时，曾因留学期持有一张美国绿卡引发政治歧义，也正因为如此。但马英九并未改变国藉、其绿卡也早已过期，他是事实上的“中华民族”赤子，也是感情上的湖南人的同乡。对一个国家的感情，这使我想起美国一位著名民歌手所唱的传遍整个美国大地的一首歌：“这是你的土地，也是我的土地，我和你的土地……”所有国家和民族的人在感情上都是同一的，这并不妨碍他们视整个世界为人类共同的家园和对全人类的热爱！我所熟悉的贵阳市，它的最热闹的地方是“大十字”，过去的中心如今大为改观，头顶立交桥横架，内设现代商场，却成了整个城市最边沿的地带，今日的中心延伸至昔日的远郊，那儿也成了新的省、市政府所在地。贵阳市除原有的南明、云岩、白云、花溪、乌当、小河区外，又扩展了金阳新区，成了“爽爽的贵阳、避暑的胜地”。沿途高楼大厦层层叠叠、扑面而来，各类大型商标、店号、广告目不暇接：时代广场、大十字、喷水池国贸广场、民航、科协、电讯大楼、中天·托斯卡钠地产、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烟酒茶大全、伦顿休闲吧、凯旋门、太平洋、卡索国际俱乐部、喜来登大酒店、苏格兰威士忌、肯德基、波特曼浴业、英皇卫浴、查理翻译、福建商务港、海天商厦、头晕目眩中国网通、静夜思休闲屋、三维绿野茶观、撒野公园、万卷书城、论道、胡丝乱想、歌舞、古董、白发瞬间黑、国膳养生阁、成功人士选择、快<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乐">乐</personname>先生、浣溪恋、联想阳光服务、山光水色、带上想法去旅游……市内也见纽约式的中空网状地球仪、巨型岩层假山、皇城华表、圆柱雕塑。昔日的春雷广场地下建成最大的沃尔玛超市。无处不见中式别墅与花园洋房，无处不感到文化与休闲韵味，无处不见“一宅一院一人生”的理念外化，无处不是“中华精、神、气/天、地、人、心、性”，东方与西方文化心性和居室趣味迥然有别。路旁的棕桐树来自巴西，大橱窗内的巨龟和鳗鱼来自海南，室内现代装置的游泳池、绿水和人体波动着诱惑。城市边沿两山之间特大的立交桥凌空悬挂、好高！市内山中的黔灵湖挤在城市中，仿佛变小了。以前大十字最大的百货大楼，如今不再鹤立鸡群，只是楼房鸡群中的一只小鸡。十一年前离国前，许多项目仅仅是一个意愿，如今中国人的梦想一一成真。荒野中的贵州高原上的省城，建起造型奇特的大剧场，令人联想起举世闻名的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城市朝四面八方延伸，整个城市给人一种膨胀的感觉。市郊还在继续往前延伸，半边山被削平，整座山被搬空。阳光中半空浮出几个滚动的巨型大字：“我们建城！”其实，中国人何止建城？而是在告别历史的沧桑中正康复和重建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今日全球，意大利是个“休止符”，它的文艺复兴运动已经凝止，已成“终止”的历史。美国在高速度的生活节奏中，整个纽约筋疲力尽，给人一种趋于“疲软”的感觉。而中国天翻地覆，整体上充满一种动态感。我曾经行走在意大利的天空下，如今我行走在中国的大地上。我感觉它崛起的巨大身体中有高山的魂魄；而它搏动的心脏中击节出波涛汹涌的大海的韵律！！！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这仅仅是一个边远的省份，有如一篇大文章的一个段落，甚至一个逗点。听到我果然回国的消息，远在湖南郴州专区桂东县城老家的弟弟，和我童年时代的老师十分惊喜，特意千里迢迢匆匆赶来与我相聚，令我特别感动。匆匆与瘦骨嶙峋的弟弟和白发苍苍的老师一会，又匆匆离开贵阳，叩访贵州修文龙岗上的阳明洞。亲人和儿时的老师消失了，只留下两个老友哑默和张嘉谚继续陪同，另有自愿以“保健医生”随行的前中医院院长魏贵娟女士。张教授与我沿途在大自然的背景上展开了“阳谋时代对话录”，这是以前对话录的续篇，前稿被当时省公安厅的“专案组”抄走至今尚存入特殊档案。哑默戏称此行为“三老会”，一起结伴拜会古代大哲人和思想家王阳明先生。在世间只活了五十六岁的王阳明，其精神遗产死后五十七年才被重新发现，同世俗权贵相比较，思想者生前死后都寂寞，这就是精神创造者和探索者古往今来的悲剧！只是与迟缓运行的古老岁月相比较，现当代历史的车轮越转越快：在一个互联网时代，思想被绝对封杀和湮灭已完全不可能，所以才有当代思想者层出不穷地涌现。当年的王阳明骑了一匹瘦驴，由他的学生挑了两箱破书进入贵州。王阳明又名王守仁，一介书生、性情中人，他之所以远谪贵州修文龙场，是因为触怒了当时的皇城宦官。他在贵州创办龙岗书院，对中国儒学发展有卓越贡献。我们先后走访了先生的居所“何陋轩”、会客之所“宾阳堂”，以及建筑在龙岗山顶上的“君子亭”、“王文成公祠”，观摩了他的书法手迹和悟道讲学之所“阳明洞”。王阳明在此“洞”中建立起心学思想体系，彻悟“格物致知”之旨、开创“知行合一”学术。阳明洞为思想家王阳明学术思想的发源地和传播地，影响之大蜚声海外，被中外学者誉为“王学圣地”。从他的著述中读出宇宙生命的精神的居所和洞穴；从他居所之洞穴中读出一部隐匿天地中的经典、一本摊开在大自然中的书。“三老”钻出阳明洞后，在洞外默立许久。哑默说，王阳明的学说他只用八个字足以概括。十一年前分别前，他早已从文学转为文化研究，博览群书，过目不忘。正在他“倒背如流”王阳明时，忽然传来野鸭声声，我从呷呷野鸭声中听出另一种语言和大自然的天籁。哑默久居贵阳市郊野鸭塘，浑名为我所赠叫“野鸭”，我感觉眼前的哑默消失了，他的分身或隐形以“野鸭”的形式存在，以另一种声音与我的心灵会话。忽然听他说，一只野公鸭，身后往往有五六十只、甚至七八十只野母鸭。原来野禽中也有“王者”，享有天经地义的“皇权”，象人间皇帝一样拥有三宫六院，也许这只是哑默“老不收心”、一厢情愿的“移情”的梦幻。皇帝精液遍地乱撒，不仅皇子皇孙众多，臣属于他的子民也遍布大地。我笑问哑默，皇帝拥有特权，从当代中国的国策看，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怎么办？哑默幽默掐指一算，随口而出：“一胎发，二胎刮，三胎扎，扎扎扎，刮刮刮。”三老不禁哄然大笑。忽见阳明洞顶和洞侧有“奇境”、“阳明先生移爱处”，我以为“移爱处”也可理解为王守仁先生在宇宙洞天中与大自然精神相恋和“做爱”处。嘉谚说，也不失为对王阳明精神“现象”的一种解读。君子亭为当时乡民自发所建，阳明子爱竹，不逊于另一爱竹者郑板桥，他视“竹”有“德、操、时、容”，寂寞的君子亭之命名即有此涵义。亭侧有一后人所立石碑，名《君子亭记》。郑板桥爱竹却“难得糊涂”，深究其因，是他非天然糊涂而生性精明。所幸王阳明有一后继者，也为当代大儒，名蒋庆，有人称他为“老蒋”，有人称他为“蒋校长”。相异于王阳明，他生前活着却在深山建有他“庙堂”式的隐居的庭园，并带有学生，其归隐处占地面积不小却不易觅踪。曾与<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张嘉谚">张嘉谚</personname>教授同访，却因其身体不适，正值午间入眠时间，仅留下到访者姓名，未惊醒他的午梦。大凡劳心过度的隐者，似乎体能上与身心双修者有别，前者有人往往体力透支，后者却常见红光满面，两者却分别拥有“与世无争者”的特殊的同一的生命资源：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身心双修者拥有有别于常人的“宇宙生命人体”；隐逸人生者天然“精神人体”中蓄藏生命的另一种丰饶！继血缘亲戚之后，介入前半行程的老友哑默也消失了，以后的行程唯张嘉谚夫妇陪同。我们专程去了“蜡染之乡”贵州安顺，那也是张嘉谚夫妇的故乡。行程中有机会见到了造型和色彩各异的“傩戏面具”，感受到浓郁的民族和地域特色与风情，其中并会晤了一位“中国民间十大艺术家”之一。其后行程由魏贵娟女士一手操办，在她众兄弟和表兄弟中，她特选和邀请了她表弟中的一位开车，载我们颠簸在乡间的泥泞小道上，去一处果园赴一年一度的“葡萄会”。多年前我曾来此参加过主人的婚礼，如今旧茅棚已换成乡间小别墅。紧接着，直奔安顺著名的“云峰八寨”，也去了贵州凯里、湄潭和湖南的鳯凰。去湄潭是为了重访青春时代曾生活过的茶山；去鳯凰却是拜访当代文学大师沈从文故里。云峰八寨在安顺市南远郊之外，包括云山屯、本寨、雷屯、小山寨等八个屯堡村寨，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被称之为“冷兵器时代的最后堡垒”，是明朝朱元漳征南大军屯军驻扎之地。这些来自江准地区的大明帝国的子弟兵在此子孙绵延、一驻长达六百余年，其口音、服饰、饮食习惯、宗教信仰、民风民俗却始终不变，完全保留其祖源地的特色和大明帝国的遗风。在中国大陆境内，各民族生活风俗与特色也始终不变，如维吾尔人在东不拉声中的轻歌曼舞的习俗、藏人的藏族民歌、藏舞“锅庄”和对藏传佛教文化的承传。中国人在美国也仍有自己独立自存、瓜蒂绵延的“唐人街”，而“多民族兼容”的美国却为来自不同国度者敞开自己宽广的胸襟。在广阔的世界上，属于任何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无论居住在什么地域，却始终在生活中固守自己精神的家园。在云峰八寨，完整地保存了包括民居、街巷、寺庙、戏楼等明清古建筑风格，八寨中的云山屯、本寨尤为鲜明。云山屯堡占了一整座大山的深谷，人走入其中，真有置身现实时空之外的感觉。岁月悠悠、恍若隔世，特别是对于象我这样一个穿越太平洋、横跨东西两半球的来自美国境内的中国人！这儿，水，一滴一滴流着，乾了；日子一日一日消逝，去了；人，于白昼和星空下孤独伫立，老了。长年生活于此，自生自灭。压抑、气闷、封闭、艰辛，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也不需要知道，若一旦知道，如何按得下这一份骚动、奈得住这份寂寞？！近年来，这深山中的“绿水潭”一样静止的地方，也有现代劲风掠过、也在动、也在变。许多年青人走出大山，甚至走出中国，往贵阳、安顺、昆明、北京、上海乃至国外跑。打工、做生意、闯荡！你会想象不到，这儿一家小饭馆的中年女士在安顺地区竟拥有几百万元的豪宅，留在这儿的只是老屋，成了人文景观，却让外来人发现屯堡中深藏的山魂水韵！在屯寨深处一个“银匠世家”，我见到一幅条幅：“自有琴书增道气，只将诗句答年华”。天呀！在这种地方！在荒山野岭！令我震撼不已！！！这就是中国人！中国的诗书承传！这儿深藏超脱世俗功利追求的真人！闯入另一处寂静无人的“艺阁”，方形大石板铺就的四合院，院中角落有对称的下水道口，上面竟有极为美丽而高超的龙鲤石雕艺术，其意蕴为“鲤鱼跳龙门”。无人的庭院中，却有寂静的“超凡脱俗”的儒雅至绝的对联：“花竹有和气，风泉无俗情”。这就是建构和谐社会的中国偏僻而遥远的一角！庭院一壁有家族简介：“山魂水韵说屯堡”，浓郁的文彩，读得你心惊肉跳。你简直难以置信和想象，在这偏远、闭塞之处，以本寨为轴心，其中仅此杨氏家族子孙涉海内外者竟有一万多人！就本质意义而言，中国人从不封闭：置身和目睹一个普通的庭院，也感受到中国心脏的击节和人文的脉搏！在阳光寂静的屯堡，惊见身着民族鲜艳服装的“农民旅游团”在屯堡偏街上出现。旅游，也不再是谁的专利；富裕，也不为谁所独享。仅此细节，你能不感受到今日中国有形的发展和潜在的变化？！适逢贵州屯堡文化博物馆有来自黔东南肇兴的一个民间艺术团体到此作文化交流，广场上横幅书写的是：“观六百年屯堡文化，听天籁声侗族大歌。”这是一种原生态文化，简单、明快的舞姿和歌声，传达生命的清韵和节律。这种表演无指挥也无伴奏，在侗族原乡，这类演出以侗族鼓楼为天然背景。侗族大歌传达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的特殊语言，其中以美丽的侗族少女为歌唱主体，表达原汁原味的生活和爱情，并借以歌声给观赏听众“讲故事”。其歌声如布谷催春，正逢上一个“政治运动”已消声匿迹、成为历史，一代人心境和谐的社会环境。未经训练的侗族姑娘，天生对音乐敏感，在集体合唱中，自然见出高音部、低音部、和声、轮唱、花腔等自由表达。侗族分布在贵州、广西、湖南，共三百多万人，相信万物有灵，奉信“山坡为主人为客”的人生理念。一些幼稚、肤浅者，作为中国人，往往把由来已久、被简单导向的崇洋媚外视为“现代化”或“现代派”，这种风气一直延续至今而不自知。丰富多采的东方人文，一代人不是理解为既平行又相异于西方的思维和表达形式，而仅仅视为“复活”僵死的传统和文化意义上的“古尸崇拜”。东西方文化交流是必要的，但不因此“沙化”自己文化之土壤、失去东方自身的特征和色彩。同人交融是对自身文化的丰富，而不是对自身文化本色的自我消解，一方被另一方整体性“精神吞噬”。二十一世纪是东方人文崛起的时代，全球中国文化热，并不是清一色的“孔子”思想文化热，或重修孔子庙宇和神殿，孔子只是群峰中的一个山头。在西方弘扬和传播东方文化，主要以鲜活的形象的感性的思维和语言表达，以包罗万象的艺术“象形”和象形艺术表达区别于西方的具象思维和表达方式。东西方文化相比较而存在，相交融而发展，给已趋于静态的世界文化，以新的冲击和颠覆！由此想起名存实亡的浮躁的诗坛，争名夺利、自视大师，某类见不出文学才华、气质、想象力和创造力者互争地盘，其干涩和枯竭的文字书写和表达能力几近幼儿秃笔乱戳。面对大千世界和浩瀚的“宇宙镜象”，视而不见、一无所知。贫于哲学的智慧与了悟，也无宇宙生命宗教的自觉。不解何为人类人文精神，也读不出甚至读不懂“诗”中的人文含金量，只热衷于步人后尘在精神世界耍小花梢、玩积木，其中罕见使人心悦诚服而为世人公认者、拥有内在生命巨大容量和能量者。旅途从贵阳开始，经开阳、湄潭、朝铜仁纵深绵延，直至湖南鳯凰；又经凯里返贵阳。到处泥石翻滚、开山劈路、大兴土木，新建楼房脚手架林立，新修公路全线破土动工、现代高速公路正在大山深谷中突飞猛进。驱车直入一些小县城，展开的竟是令人吃惊的大城市的新貌。偶见残留一片破砖烂瓦的矮房和菜地的原貌夹杂在脚手架和高楼群中。车子所经之处，沿途都在改道，道路被拉直，挖土搬泥、工程浩大的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建筑在并驾齐驱中进行。辽阔的中国大地天翻地覆，形势压人中正在变，不变也得变，一切都在不停变化的过程之中。今天的中国不是人类文明合奏中的异曲，不是“休止符”，整体上是一个巨大的施工现场。我所去的地方仅仅是边远省份的穷乡僻壤，仅仅是贵州高原上的高寒山区，从贵阳到开阳，从湄潭到凯里，这些贵州昔日的城市如今对我变得非常陌生，我不再认识。这仅仅是辽阔中国大地现代文明施工现场的一角，推及联想到整个中国，总体上就是一个“变”字。我这样说，与“反共反华”或“亲共亲华”之类滥调无涉；与自视为“天生的革命者”之流的无聊“气节”、“晚节”之类的狭义“民运思维”无涉；与“出口转内销”的世俗功利追逐者的观念无涉；与“向中共摇橄榄枝”的幼稚、浅薄的“政见”无涉；与“先礼后兵”、监狱换宾馆、监禁变旅游、臆想软禁中成了“黄学良”、“狼狗已经解开锁练、随时有可能朝我扑上来”的猜疑和耽惊受怕的心胸无涉；与此行中的个人“想法”、“看法”、“说法”都“划地为牢”、跳不出执政者“设定的圈地”无涉。持的是阳光心态，感受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人性和善意，表达的是有别于“阴谋”、“权谋”、“心术”的公开的“阳谋”。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各持视角、各有看法、各自表述、各有各的观点、立场和取舍。中国在我心中。中国就是中国。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符码，对我而言，它比这大得多，它是一种伟大的文明！与世界各大文明共存又有别于异域文明独立自存的文明！它在我心中是东方“历史、文化、天空、大地和人群”的总体汇合！中国正面对一个“和解的时代”；也正朝向一个“双赢的时代”。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以一介平民身份和“中国公民”的资格去中国探亲访友，在我之前和与我同时先后去了那么多的“国民党反动派”，那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友人、包括“美帝国主义”，那么多早在上海、琛圳等地定居的台湾同胞，你问他们为何要作出这样的选择？为何要以重返和居留中国视为人生的理想？在一些人眼中“形同恶煞”的中国今日变没有变？！过去，我是一只被追捕的“兽”，必起而为自由而抗争；今天，我是一个享有自我人性尊严的“人”。时代变了，历史场境变了。今天仍然敌视中国的与其说主要是西方世界，不如说首先是某些有“权力欲望”而非“社会理想”的中国人自己。如果我们不甘做“政治二奶”，看人家的脸色说话；也决不在小圈子内以“政治自娱”或干脆以“政治手淫”自恋。时代变了，促成时代变化的外在或内在形式也相应发生变化。一句话，“政治理念”从来对我无涉于“权力”而只是“权利”；无涉于党派意识或组织和团体的“狭义思维”和运作方式，它只是一个独立思想者的“良知”与“良心”。自由，对极个别的人来说，其精神空间十分有限，不是丰满的“个体生命的自由”、不是包含浩瀚时空的全部人生，而只是权力、唯有权力！人各有选择和侧重，而“权力”送我，我觉得很“累”；但谁若侵犯我的“权利”，我必坚持抗争和反叛！所以，自由对我和别人而言，有最低限度的“权力”与“权利”的性质之别、有精神时空包容大小的高层次区分！今天的中国老百姓普遍关注的是当下，诚如他们的以往，关注的是现世而不是来生。当下现实中，一般人少有正常的政治关注、更别说政治野心，以布满血丝的双眼紧紧盯住“权力”不放。对大多数人来说，人们一般对生活感到满意、感觉自己人生自由。冷漠于政治的同时，也在权、钱的双重重轭下失去真情。无论在北京或其他城市，晨夕都看到人们在空地上一对对翩翩起舞的表象。这些人中有下岗工人、也有退休者，或没有多少事可干者，其中多数是三、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人人手持一把绸扇随身体摇晃。政府不禁止也不提倡。这本也无可非议、未尝不是件好事，但其中也潜藏着某种程度上的社会人伦隐患。这些男人和女人中，不乏从以往的“饮食男女”到如今的“奸男欲女”，一对对跳着跳着，人就不见了；跳着跳着，裤子就跳落了；跳着跳着，就跳上了床。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当然有。是不是人人如此呢，当然不。见仁见智。人们不仅对“政治”漠不关心，对“精神”追求也同样冷漠，陷于“人欲”、“物欲”者众；以“权力”为关注和主攻目标、在“权欲”的泥沼中打滚爬摸者寡。在整体精神和道德沉沦中，今日中国露出人文的巨大空档，这“空档”中见出的依然是我以往指出的整个“公民意识”中的“政治失血”和总体“人文精神”中的“良知失守”。全民族当代急待关注的是：社会精神意识的净化和民族灵魂的陶冶和提升；而不是环绕全社会、乃至海内外“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之间的政治角逐和权力觊觎。总体上以“社会和谐”取代“阶级斗争”的构想，在相对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上，是上个世代以来的中国最好的国策和最体恤民意的执政理念。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历史地注定当前以国共和解为基础；从总体和长远角度看，兼容并尊重不同党派的合法权益与存在，绝不可无视、也必须兑现。任何时候，这世界对我而言总是多元的，没有绝对的真理，也没有绝对的错误。上个世纪历史上文化大革命中一片“万寿无疆”之声，我是众生中的一个“偶象崇拜”的激烈反对者，红潮滚滚中“反潮流”；前一阶段针对中国几乎全球舆论“一边倒”时，在调查并提出确凿事实根据前，众声喧哗中我持不“随声附和”姿态。对以“人多势众”为前提、以“先入之见”为主的“定论”不下结论并持异议。我从来不是一架受任何力量操控的“表决机器”，虽然此生凡大事小事必事事“签名”、处处“振臂高呼”。无人不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存活，也无人没有各自关注的重心、领域和对象。我今生在各重大历史事件中多为“身临其境”或“精神在场”；最后却难逃前人、今人和后人注定“过眼烟云”的红尘宿命。正值“藏人抗议”、“奥运火炬传递的‘境外动乱’”、“国内安全稳定高度敏感的时刻”我回到中国，这纯属我个人的自由。此前我并不知道我能否“享有回国权”？我同样对大陆言行是否如一有疑虑、也作好了“死猪不怕滚水烫”的戒备心理准备。后来证实这一切都显得多余，中国领事馆文化领事的“许诺”是个事实。本来护照到期换发新护照时，收据上没有标明取件时间，只有一个查询电话，注明要两周内查结果，使人感觉极不正常。心想，要是不批的话，一定要召开新闻发布会讨个公道！结果两周之内，他们正常给我办理了护照换发。为了避免即使有护照、但仍然进不了海关，被原机遣返，浪费机票不说，还可能又累又急，也可能人也气病。所以秋潇雨兰直接了当致电纽约领事馆，告诉他们要和先生一起回国看望生病的老母亲和探亲访友，希望不要阻拦和制造麻烦。一位文化领事在答复秋潇雨兰的电话询问时表示：“看望母亲是人之常情。你们想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回去，想回去多久就回去多久。我们知道黄翔先生在西方从事东西方文化交流、弘场中国文化。”秋潇雨兰直言不讳地说：“作为一个国家长期封杀一个诗人和作家的作品，是非常不公正和令人心寒的。黄翔已经六十多岁的人了，现在海外出版了这么多著作，得到了国际文化界的尊重，而他在自己的祖国至今还不能出版一本书，难道这种情况还要继续下去吗？”官员婉言答复：“朝前看。”海外许多人发出公开信要求回国的权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行使了我们应有的权利，并把原拟奥运之后回去改为奥运之前，管它是不是什么“特殊敏感”时刻？！早在上个世纪文革时候，我就在我的诗《长城的自白》中发出呼吁：在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拆除心灵的墙垣”和“精神的栅栏”，我所想、所做如一！我早期的诗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人文含金量，它的知者解者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是那些自我感觉良好却嫉火中烧的一类傻鸡巴蛋！这类天生弱智而贫于思想者，永远读不懂我！他们根本无从理解，为什么一个诗人一生“风格多变”？文学分类形式外有内在精神综合和包容性丰富的宇宙生命“大诗”？曾生活和经历过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面对历史浩劫和社会黑暗，绝不能睁着一双对“现实”本质视而不见的天生“盲目”。但恰恰是“盲目”在文革后的政治导向中成了“慧眼”、相反“出奇不意”地在世人中“引人注目”。而幼稚和热衷于玩弄雕虫小技者不觉正中下怀、自鸣得意！他们永远也不会懂得，诗人揭示并忠实于历史的本来面目，却不“平行”于历史、更不“落后”于时代。一个有担当的自由作家和诗人，既不冷漠于对社会的关注、置历史于遗忘；但他永远是思想的超前者。无论一个真正的诗人或思想者绝不仅仅是“历史的泥牛”，永远陷于“记忆的沼泽”而不能自拔！“沼泽中的泥牛”永远不具有超前思考和行动的精神能量！这类人对中国业已发生的体制内外的变化毫无感知，不积极投入；永远固守一己之见敌视中国，永远幸灾乐祸、冷眼旁观！我是个诗人，“诗人没有敌人”。在中国大陆的报纸上，我见到“中央拟与达赖接触与磋商”和公开呼吁“中西和解”的通栏大标题的专题文章。中国人不希望一度成为舆论关注焦点的“西藏问题”为奥运投下阴影，中国人支持其人权现状必须改善、得到普世认同、肯定和赞扬，而不是继续抓捕社会自由批评者、封杀异议之声！我从来主张，不仅应对社会弊端持异议，在特定情况下，也同时勇于“对异议持异议”！多元社会、各自表述！海外民运、自由文化及民俗信仰，作为社会精神运动形态，我以为首先应该是“每个人的运动”，以强调个体生命在“盲信、盲从”的群体中的独立存在、以区别于类似文革年代的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受人驾驭”、“精神受人操控”的盲目“运动的群体”。需要强化的是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不是群体起哄、小团伙或小圈子自娱、虚张声势。需要的是心灵的碰撞和人文的铺垫，中国变革以此为前提。我此行纯属偶然也是必然，亲自去看一看、走一走，尽可能范围大些。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百闻不如一见。不以个别代局部、以局部代整体。不自说自话、以讹传讹。凡人和事不以“阶级斗争”观念衡量而以人性为衡量中国社会现实的根本尺度和最高标志。对“二元对立”、“敌我分明”、凡事“一边倒”作总体上的精神超越与俯瞰！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受到政治和阶级偏见的株连，我子女一代和我的近亲不再有人受到我的“株连”，我自己也不再受到“前科”的株连。过去的就过去了。人们生活水平有极大的提高，仅住房而言，象我这样的“国民党反动派后裔”、“杀、关、管、押”对象家族的表兄弟和我的女儿的住宅，甚至超越了我生活在美国“白领阶层”中的儿子住房的空间和质量。仅收入而言，他们数千元一桌的盛宴视为等闲、“小儿科”。今天国民党家属背景不再是耻辱、而是荣光。除历史性遗留的一党执政，其他方面中国老百姓已有极大的自由，包括私下乃至公开“咒骂”的自由，没有谁去检举揭发谁。我发现国内的持异议者远比国外的人在呈述己见时更大胆、更敢言！汉学家或泊居海外的中国人往往要考虑是否让他进入中国的问题，所以言论表达拘谨，反而没有国内的人坦荡和激烈。我新近在香港出版的《刀尖上的天空》，出版社告知“左派”书店全进了书，也有大陆朋友坦言，他们在香港书店买到带回了大陆。由谁来领导中国？由时间、历史、人民决定；未来的中国走向和政体选择由选票决定，同时也由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的开放程度及其成就决定。中国需要独立思想者，伟大的中国人民不需要任何政治野心和权力欲望膨胀的“红眼狼”。无论今天和未来的中国，历史必淘汰这类人，选票也不属于这类人。今日中国以社会和谐为理念，倡导和解和对话。不仅包括国内社会、国共两党、也包括中西方，包括各党派、组织和团体。台湾马英九在大陆官方和民间都受到正面和积极的肯定。无论“阶级斗争”观或以权力为角逐目标的“政治意识”都无益也无补于中国今日的社会现实。前者已成为历史，后者在民众中日趋丧失凝聚力和现实公信力，不为民众所需要和认同。我此行并不改变或否定我以往的观点和立场；在新的人生和社会历史阶段，却选择和认同以“和解”为自由表达的方式和前提。对自由的追求，对我而言，因不同历史背景、人生阶段和精神层次而相异。如果过去我曾因为是一只“兽”而“对抗”；那么今天我却因为是一个“人”而“对话”。对自由的追求及其理念认知，也因不同的社会时代背景、精神时空条件和迥然有别的表现形式而确立。东西方体制以不同人文背景为前提。中国的身体有它自身的政治食物、饮料和嗜好，它不一定是美式快餐“肯德基”、也不一定是意大利“比萨”。对于中国人“茶”或“茅台酒”远胜于“威士忌”。中国人“现代”地不排斥西餐，但绝大多数人“现实”地不选择西餐。相反，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人面对丰盛的东方大宴，必为其色、香、味、形所倾倒。无论在美国或在中国大陆的西方游客中，许多人面对中、西餐在同等条件下的平等比较，往往选择中餐而宁愿放弃西餐，我说的是美国人。中国式的“政治”建筑、服饰、习俗、礼仪、室内书画装饰等也如此。宫殿有别于洋楼。唐装有别于西服。生活方式、行为举止、思维表达、诗书艺术的精神内涵和外在形式表现，东西方迥然有别!世界因相比较而存在，因多元而丰富，视相互沟通和交流为珍贵，却不必大凡所有事物都必以“学院派方式”用西方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来确定和作为标准的尺度。既标榜为“普世价值”，却必包含东方、中国就不能缺席！东西方两者在人文意义上应平视，而不是注定一方古往今来必对一方仰视、一方对另一方永远居于俯瞰的高度！中国人在精神上也同样需要把脉，找准穴位、再扎针灸。相异于西方的“开刀割肉”，对中国人更重要的是“养心养身”。中医强调的是以预防为主、治本而不是治标。只有精神上的“人文爱滋病”心理和精神病患者，才会丢失“精神中医”而绝对走偏、完全求助西方而不是东西方兼容。从饮食、建筑、民乐、服饰乃至人文东西方各异，一代人在精神文化层面上还生活在“精神幼儿园”时代，还是“流口水”的心理年龄，胸口上不得不带上一个西式文化围兜。不仅如此，屁眼、尿眼也套上围兜，导致屎尿排泄正常通道堵塞。此类幼儿、本属弱智者，可悲的是却反而在“精神幼儿园”中被推举为“幼儿族”的“人文丰碑”，浑身喷溅“绝对意义上”的西方观念“价值精液”而不自知？！21世纪的史页上，我以为出现了两个名字：大陆的胡锦涛、台湾的马英九。人们呼吁他们携手共创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创一个国共两党和中西和解的时代！中国政府应加大改革步伐、并进一步促进中国大陆的和平转型，同台湾一道给包括台湾和大陆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带来百年稳定不变的前景。双方以“和”为贵、预测和防止发生人为的军事和政治的“大地震”。一位美国的“中国通”以为，若果真如此，两者将正面进入史册、而不是作反面历史纪录、作历史的“反面教员”。希望俩人不仅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变，并且推动和促成整个世界格局的新的调整和变化，并成为国际社会诺贝尔和平奖东西方人选中的最佳人选！去了湄潭茶场，如今已面目全非。看见许多白胡子老茶农，出现许多新房子和水泥道。找到我曾呆过的三队的胡队长，告知当年的一些人死了，他自己也离开了茶场二十年，应省农业厅之邀先后去了黔东南许多地方。在罗甸茶果园作植茶技术指导时，遇当时的省委书记胡锦涛下乡视察，曾陪同他两个小时介绍茶叶生产，印象中胡锦涛不耻下问、平易近人。胡队长现在湄潭县城有大房子二百多平方米，但老来怀旧、眷恋故园，喜欢茶场空气清新。问起前老友、地下文学沙龙成员，唯有一人似还留在茶场别的队，据人介绍已白胡白须，说话嘴唇和舌头都同时发抖。此人名熊庆棠，青春时代相貌英俊、天生一付嘹亮的歌喉，歌唱时映山映水，所有的茶山姑娘都为他几乎同一刹那都打开“深闺”的窗子。在美国我还末觉已老之将至，仍在一些大学的舞台玩造型，此行中见同时代人，猛发觉瞬间人生多么短暂，诧异自己却依然还在美国大学的舞台上“玩命”，创下今生永远“青春还没有开始”的生命传奇。同生死相比较，世俗社会政治功利轻于微尘！去看了青年时代曾住过的那幢楼，我同“茶山姑娘”分住楼上两边的房间，现两个房间各两扇窗子都钉上了木板，早已尘封于岁月的蛛网中。多少年代已经过去？其中的一扇窗户在大月亮的午夜，是我以《红与黑》中的“于连”的方式翻窗而入的地方。每当我在月影中伫立窗口，窗后的纱帐就为我轻轻撩开。茶场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早已分“公司”或“私人”两种形式承包。在这个意义上，国内体制早已变了，但政治体制改革停留于隐形变化。中国社会倡导建构和谐社会。返回湄潭县城，宾馆房间一面窗子靠近湄江河，外面一片漆黑中、树影清晰，水里星星点点星光，让我想起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同一情景。同样是靠近河边的宾馆房间，室外夜景、桥梁、道路、广场也似曾相似，在湄潭仿佛见“中国的佛罗伦萨”街道夜景的重现。但这儿不是佛罗伦萨，而是湄潭，是我四十多年前当过茶农采过茶的地方。县城象贵州贵阳一样膨胀，也象同从前比较扩大了五倍的北京城一样拓展！使我心中坦承：我已不认识这个地方！仿佛我从未来过此处，曾在隔这儿数十里之遥的永兴镇断石桥茶场的茶山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背着背篓笨手笨脚采过茶；曾在那儿的茶山上有过中国大陆最早的文学小沙龙，认识过那些英俊少年和妙龄美女一一来自遵义的熊庆棠、苏小乙、朱炎、梁泰彬们。一把奇特而巨大的茶壶在黑色的天幕上亮出来，前面一只茶杯，那是一座小山丘上。我忽然想起：贵州有黄果树大瀑布、有仁怀的茅台酒、也应有湄潭茶城的茶。那把巨型的大茶壶上，何不可以用狂草书法写上一首诗、我以“茶”为主题的写“茶有百般滋味”的诗《禅》？并配上一壁印刷体的中英文，帮助远道而来的源于海内外的旅游者解读以“狂草”形式表达的“诗歌书法”。我曾在美国不同州和不同城市的街道、大学、图书馆和博物馆留下过诗歌和书法，多渴望在故园、在中国的茶城完成这一创意、留下诗书的痕迹，使之与黄果树大瀑布的自然景观和茅台酒文化并列并互为区别。此外，抗日战争年代，浙江大学曾迁至湄潭，并留下了西迁地址在湄潭文庙，也不失为一个与之相互辉映的人文景点。由此我又联想到另一个更大的创意，我是湖南郴州专区桂东人，也是前贵州省贵阳市市民；感谢美国朋友曾邀我为匹兹堡市“驻市作家”，宣布我抵达之日为“黄翔日”、我也是该市“荣誉市民”。我以为中美可以增进东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沟通和了解，两个国家的不同城市可以结为姐妹城市。此行之前，我曾向匹兹堡作家组织提及此事，一对以色列文化背景的美国夫妇绽开满脸笑容，他们既希望我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有朝一日重返自己的故国家园，也对中国人文充满向往，这就是美国人的胸襟和人文精神的包容性。但他们并不具体了解中国，对我能否安全往返中国，他们仍持质疑态度。在奥克拉荷马大学“纽斯塔国际文学奖”评审会议上，有一位博士研究生在采访我时，也令我意外地向我提及此事，即他们怎么样才能帮助我重返中国？这就是受基督教人文精神熏陶的美国人的博爱情怀和善意，绝不会象某些中国人那样对一个人回国一事充满敌意的政治猜疑、乃至恶意的无中生有的诽谤。美国人从政府到个人都不介入别人的个人生活和隐私。你痛苦时他感同身受，你喜悦时同你分享。我以为，贵阳市政府何不可以主动向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碧眼金发”族伸出友谊和交流之手？车在崇山峻岭、云封雾锁中，转来转去，都在高山上，转不出黑雾，绕半天才下到山下。高山上的黑瓦白墙、红瓦瓷砖代替了往日的泥墙茅顶，从高山上流下来的飞泉随处可见。此处属印江、松桃、江口三县环饶的梵净山区，梵净山为天下闻名的佛道景观，山上有金丝猴，泉中有娃娃鱼。它从贵州一直延伸到湖南张家界，象个老祖父，张家界为子孙。见休闲山庄、山水山庄依次出现。感觉出座落贵州铜仁地域的梵净山为贵州铜仁地区的品牌。在铜仁市广场上见层岩垒筑、堆砌的景观，象征梵净山层岩的“万卷书”。车子在贵州高原之巅转得我晕头转向。现在是凯里市区，大街上一家菩提树餐饮店，商标广告为“饮和食德”。广场上“苗侗风雨长廊”<chmetcnv wst="on" unitname="米" sourcevalue="858" hasspace="False" negative="False" numbertype="1" tcsc="0">858米</chmetcnv>，为全世界长廊之最，也许，在这里将为活在当下的苗侗儿女在身后留下多少“长廊遗梦”？长廊为园形、环绕一周，内为类似“古罗马斗技场”式的广场，四周有台阶座位。苗侗长廊独具民族风格和个性建筑风格。大建筑的脚手架上有大幅标语垂挂：“楼高更觉境界高，家大乃知天下大。”国大也如此。“时代品牌成就梦想，奥运火炬点燃激情。”大国崛起引人注目也引人嫉妒和不安，其中因素复杂，也许存在有“距离感”，也许纯属“不了解”。美国人爱美国，中国人爱中国，这丝毫无碍于任何国家的公民同时拥有“世界公民”的宽广胸襟。举凡面对全球舆论一律的时刻，更应作剖析、重实证、明是非，世界永远多元纷呈，绝非“不黑即白”，由一方手持“判决是非”的尚方宝剑。在极少数中国人率先反中国人中，我听见中国大陆普通老百姓发出的呼声：“中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海外和全球中华儿女大团结”！高原上的凯里市广场上，除风雨长廊外，也有侗族巨型侗鼓，正建筑和已完成的侗族鼓楼，两只巨大的正在角斗的黑色野牛。东西方文化也如人类视野辽阔的精神原野上的两头牛，在文化的竞争和角逐中作精神拼搏。在较劲中相互丰富和比较而存在，而绝非任何一方的自我湮灭、荡然无存。终于抵达鳯凰，沱江清澈得如沈从文年代“边城”人的本心。两岸的吊脚楼，烟雨迷蒙中转动的水车，使人有怀旧之情。好个沈从文，生前人人避之如瘟疫、唯恐避之不及。死后，大办“精神盛宴”，这名字本身就等同于商机。人人吃“沈从文”，个个趋之若鹜。生前呢，被诋毁、被歪曲，谁理你、谁管你、谁给你说一句公道话？！这就是中国文化和文化人的双重悲剧！在鳯凰，文化人品出一份清幽；俗人贪求一份热闹；真人见出一份阴气。中国文化至今未见它由来已久缺少的阳刚之气和使整个民族精神提升的东西，缺少冲击力、颠覆力和火爆力。鳯凰城是“沈从文”的另一个名字，反之也如此。整个鳯凰城都是沈从文的尸体腐烂。街巷让人想起威尼斯，但早已不寂静，人多喧闹、一片尘嚣。“在水一方”宾馆很惬意，也许少了个现代的“小翠”；让人想在这儿住一生一世，也随时想着逃之夭夭。沈从文故居之外，还有个熊希龄故居，厅堂正中长胡子照片两边题的是：“意气销磨群动里，形骸变化百年中。”从鳯凰城归来，在安顺<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张嘉谚">张嘉谚</personname>教授家小憩两日，就一起返贵阳，与“野鸭”哑默、“大雁”嘉谚“隐身”百花湖桃花岛“渡假村”，继续我们的“三老会”。先我返回美国纽泽西的秋潇雨兰一直担心我在国内的安危，戏问我们是否“养在玻璃缸里的三条金鱼”？我说我把“百花湖”视为我的梭罗式的“瓦尔登湖”，每日同岸边与湖心的两类不同的“大雁”与“野鸭”会话。这如同过去在贵阳市郊花溪帮人看渔塘把河边的建筑视为自己的“别墅”；把四周的岛屿、河流、房舍、山丘视为自己的“庄园”；把整个周遭当成“瞬间人生”的“梦巢”、而把孤骛、游鱼、狼狗视为伴我和秋潇雨兰“隐逸人生”的伴侣、常客或访客。有老友作伴，新的《阳谋时代对话录》的续篇继续进行。感觉到“百花湖”桃花岛主人对话的善意和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愿景。以阳光心境坦然面对。我们所住的地方叫百花湖桃花岛观云楼。每日，人旁观大地上微如尘粒的我；我观看天顶上稍纵即逝的云。我回到中国、走近中国，以为面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仅仅有台湾诗人商禽式的“用脚思想”的观念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每个探访者都“留下脚印”供“后来人”阅读、参照和比较。个人如此。国家如此。必须重新解读中国；包括它的社会政治体制建构和选择，体制的形成是岁月的积淀。西方基督教人文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民主”意识，中国传统人文的人本主义确立一个民族自身的人文意识和文化观念，两者各决定其体制，也可互为参照和取舍。西方崇尚神学本体论，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美国式的民主制，有其神学的背景。对于中国人，“神”是人的升华和净化；“魔”是人的下坠和堕落。人就是人，非神非魔、亦神亦魔。人的精神可与神魔相通，又互为区别，却不可与神魔同为一体或两者完全互为置换。人，就是天空下、大地上的一头“两脚兽”！中国当前正处于一个人文建设的空档期，它在整个转型过程中，需要的不是打着各类旗幡作为精神掩体的形形色色的政客，需要的是“社会知识菁英阶层的康复和重建”（岳建一先生语），社会健全的人文精神意识的铺垫，和广泛普及正常的社会“常识”！！！社会不需要出现在菁英阶层中仅以一己“利益”为转移的“白眼狼”；与此同时，人们更厌恶人群中只顾双眼死盯“权势”而不言其他的“红眼狼”！百花湖期间，礼遇有加，不要求表态，不要求改变观点，不要求写“交待”文字，什么“悔罪”、“承诺”更是无稽之谈，也许正是那些小人自己曾有过的切身经历和体验，而我无此“幸运”和丑行记录。一切都是自然的沟通和寻常的对话，感觉得到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和解，感觉不到“政治斗争”和“敌我对峙”的险恶策划和阴影笼罩。始终与我作陪的是我的亲人和两位老友及其眷属。在北京也如此，未见任何机心、鸡肠狗肚、而是坦然容纳的民族和人文情怀。这个社会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也让人感觉到较前开拓的人文容纳量。本人不从属于执政党、也不介入反对党。此文主旨是个人表达却绝不囿于任何狭义的党派意识，也非世俗功利追逐和政治运作谋划，在本人心目中力求做到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无论过去、现在、将来个人始终坚守和维护“个体生命的自由”、特别是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和“世界公民”个人言论表达的自由。在任何时候个人“自由意志”绝不为任何人所驾驭、任何外在压力所左右，也不以权力意志为转移。所思所想、一言一行以东方文化和转型中与世界接轨的中国为背景。在人文意义上种族尊严和人性尊严高于一切！这是一个多元的世界，也是一个各自互为表述的世界。个人的思想观点纯属个人的事，与别人无关。但不同的思想视野和精神层次有境界高低之别，孰是孰非，由时间沉淀、由历史结论。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独立的思考，绝不人云亦云、附和众议而是永远超前。这样的文章不适宜于人文心理上与中国相隔十万八千里的老外写；也不适宜于任何一个“陷身”人为框架思考的知识菁英写；更不适宜于已丧失理想主义和对一个国家持非乐观、自信态度者来阐述和解读。我只是刚好“碰”上了，由此以一个遍体历史伤痛者提笔表达重返中国的一份感念。如果一个社会不好，我们需要帮助它改好；若一个社会坚持不改，我们有责任推动它。它不走，我们拉着它朝前走！而不是永远的舆论“一边倒”，永远的“斗争”和“敌意”。如果政客与政客之间存有“政敌”，诗人没有“敌人”，何况生命之根须臾不离的母亲中国、中国母亲！其实，这个社会早已开始改变，我正巧“碰”上它的巨变、并且碰上一场大地震！对我而言，这不仅是一场大地上的地震，而是一场心灵的“地震”。今天中国天灾人祸、问题成堆、远非完善。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它变化时，不袖手旁观；在它面临重重灾难时，不幸灾乐祸。它已经不是一片绝对黑暗的空间，其中安置有电源、也有开关，只是庸常之辈毫无感知，没有发现，就指自己仍然置身“与历史同一”的黑暗之中。今天的中国社会，总体上让我感到的是和解、是善意、是人性、是爱心，并不是那种阴暗心理，那类阴阳怪气的防范、监控、隔阂和猜疑。在特殊情况下此类事例也仍然有，我以为发生在别人身上也就是发生在我身上。“体制友人”在同我沟通和理解的过程中，并没有对我怎样，我也未有任何不自由、受人强行牵制的感觉。什么也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她从我的人身上读“书”、也从我的“书”中读人。在读完秋潇雨兰《荆棘桂冠》一书后，作为同龄人（对方与秋潇雨兰同年同月、仅年长10天），也作为同一个大学的校友，了解了秋潇雨兰的命运和遭遇后，她曾面对面地向秋潇雨兰表示同情。我们希望此类事情不仅仅属于我们个人的特例，而应带有普遍性，使每一个公民都感受到社会的公正。中国已经发生变化，正在发生变化，并将继续发生变化。必须用一双发展的眼光审视中国；全世界也必须用一双全新的眼光向中国投以关注。

yibiliaocao · 发表于 2008-8-16 14:48:30

[em01]黄翔大诗人的体魄与心跳，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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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黄翔 中华民族的体魄与心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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