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雪花飞满水田衣<br/>胡桑</p><p><br/> 我对雪充满记忆。童年的故乡每年会静下来迎接一场自己的雪。<br/> 自从我离开新市，去外面上学，雪就见得少了。或者，见到的已经不是我想见的雪。西安的雪很多，很大。我在西安待了四年，如今努力在记忆的丛林里搜索关于雪的印迹，几乎没有。只是到西安第一年的冬天，下雪了。我、晓亮、秀丽、王伟四人在书院门一家面馆商量去郊外的田野看雪——最后终于没有去成，原因已经想不起来。于是，在西安没有看到过一片美好的雪地。毕业那年，秀丽在一个雪天来找我。我们走在校园里的雪上。雪早已被众人践踏得面目全非。想跑起来，发现手脚僵硬，完全缺少疯狂的动力。也许我记忆中的雪太顽固了，拒绝一切新的元素进来。其实，何止是雪，各种事物最美好的光泽都停留在了过去。这似乎是一种疾病，它在我身上发作了。以至于我每年冬天回一趟家，似乎是为了找回丢失在新市的往事和旧物，或者简直就是去“疗救”。而时间似春水东流，事和物以及人慢慢地面目全非。记忆中的节日、亲人、田埂、树木、桥梁似乎都不在了——雪，一年比一年小，以至于快要绝迹，就像那些濒危动物。小时候，母亲为我描述过故乡的鹿、竹叶青、一肘长的鲫鱼、翠鸟、刺猬、青蛇、大螯河蟹、啄木鸟已经一去不复返。所以，我绝不是怀旧主义者。我是在悼念一个世界的死掉。<br/> 泰国是一个热带国家。汉语是一种静穆的语言。而我此刻在普吉岛教汉语。这几个句子组合在一起，立刻让我想到郜元宝先生的一本书：开本很小，很薄，文章不多。文字没有学术热潮带给汉语的火气。保持着鲁迅式的简洁与力量。书的印刷包装和文字气质很好地辅佐了它的名字：《为热带人语冰》。虽然不是语“雪”，但“冰雪”的共同质地已经被郜元宝抓住了，他把它上升为一种中国人的气度，或者称之为道路。这种清醒的头脑使郜元宝成为我尊敬的少数学者之一。<br/> 而正是童年时故乡的雪，浩瀚的白雪，在我内心沉淀为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我的记忆深处总有一片漫无边际、宁静肃穆的雪铺展着。我不断回去。在文字里，在梦境中。它让我静下来、慢下来。让我“活”下去。<br/>帕慕克的一本小说叫做《雪》。小说一开始，就走出一个短语：“雪的沉寂”。这是一种内心的感受。他敏锐地把这种感受和诗联系在了一起。我喜欢这样的雪。<br/> 在普吉岛上，我被两次问及雪，都是学生问的。林尊问我：你家乡有风吗？我莫名其妙。折腾了很久，才知道他说的“风”就是“雪”。他贪玩，汉语学得不是很好。“风霜雨雪”这几个词，在他头脑里大概只有声音的差异，而意义混沌一片。另一次，田怡问：浙江有冰雪吗？第一时间还是没有反应过来。在语境之外学习一种语言，书面语和口语势必混淆不清。“冰雪”从书面语窜入了口语。他们关心雪。雪是热带缺少的事物。在中国却很繁盛。最近，整个中国都在下雪。我看新闻联播，雪不再是一种“沉寂”的事物。它变得异常残酷。它堵塞交通、毁灭草场、牺牲畜牧、夺人生命。我们的现代生活方式已经不可能去领略“雪的沉寂”。喧嚣与快速迅速淹没了雪的静和慢。我看到巨大的橡胶车轮在雪地里拼命挣扎。<br/> 这一年，我翻来覆去阅读俞陛云的《诗境浅说》。书名朴素得有些寒碜。书却很好。语言隽永，睿智干净。选诗眼光独到。不再像《唐诗三百首》那么标准混乱、主旋律。俞陛云是俞平伯的父亲。我的德清同乡。这越发增加了我对此书的喜爱。奇怪的是，每次合上这本书，我总会思念里面一句唐诗：“雪花飞满水田衣”。作者熊孺登，并非唐代诗坛的牛人。我奇怪这句诗为什么如同前世姻缘一样让我一见钟情。似乎是为了成就我这篇文章，没有这句诗，再过许多年，我可能也不会用一整篇文字来写雪。诗句里出现了“雪”和“水田”，几乎就是我记忆中的雪。<br/> 一旦为内心找到合适的词，一种气候就如期降临。此时，雪的记忆雪花般飘落下来。可这和如今飘满整个中国的雪没有什么关系。<br/> 我的童年永远留在了八十年代。我时常庆幸出生在这么美好的年代。八十年代，一种旧的生活尚未逝去，一种新的生活刚刚到来。我有幸攀上了一个时代的尾巴。据父亲说，浙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出生的那一年才开始。而在家乡这个偏僻的小村子，一切进行得更慢。我心目中的完美世界几乎全部留在了八十年代和那个村子。<br/> 有一些事物，我是亲身经历过的。现在故乡的孩子大概没有机会了。一望无际的金黄的油菜花，蜜蜂嗡嗡乱飞，泥墙上满是蜜蜂眼；孩子们在尚未被春水浸软的水田里奔跑，手里攥着风筝；或者提着篮子到菜花地中间剪一种叫“棉絮头”的草，用来做清明节的麦芽圆子；到浩瀚的对孩子来说犹如森林的桑树地里，摘桑椹，吃得一嘴紫红；到湖里（它的名字叫“东升浜”）看蟾蜍成群成群地交配，看从水上远道而来的捕鱼者，把巨大的网伸向水草底下，敲打水草，然后抽出来——一堆活跃的鱼：鲫鱼、差鱼（逆鱼）、黄钉、鲶鱼、螃蟹；或者，放学后甩下书包去钓龙虾，只需在绳子上拴一条蚯蚓，龙虾就疯狂地上“钩”；端午节，家家户户飘来粽子的香味；阴历七月三十，地藏王菩萨生日，老人们在自家门前把冬青树叶架在一捆桑树枝上，烧香念佛，孩子们则拿了大把大把的地藏香，把家门前凡有泥土的地方插遍，让谷场变作星空，第二天还要比赛起早，去搜集粉红色的地藏香棍——这是孩子的宝贝，一种“挑签”游戏的工具；过年前几天，村里就要“打年糕”，灶火的地点每年轮一户人家，我们就在旁边看住灶火，急切地等着大人们割年糕，吃多出来的“年糕头”；大年三十，到各家观看各异的烟花，然后在谷场上做游戏；雪会如期降临。一夜大雪加上一夜北风，会让泥泞的路便于行走——大家都步行去做客。<br/> 这一切都没有了。如今的小孩放学回家是好几个小时的稀奇古怪的家庭作业。桑树地几乎全被平整，剩下了小桑苗，一目了然。麦芽饼没人做了。大家都去看“小燕子”，不知道风筝的做法。油菜地只剩下零星的小块。上海的超市覆盖了新市镇，超市里什么都是现成的，况且已经没有几个年轻媳妇会做麦芽饼、包粽子了。除了“春光灿烂猪八戒”，极少有人听过地藏王这个名字了。年糕不打了，当时的“大人们”快成老人了，现在的“大人们”忙碌地反复在去乡镇企业的路上。每次回家，我总要看几眼如今埋没在草丛里的那只打年糕的石臼，青苔早已爬上它额头。过年，已经没有人串门了——都围在“春晚”前共享天伦之乐。雪已很少下了。好几年没看到“雪花飞满水田衣”的场面了。<br/> 不好意思，在这里用了这么多“了”。我的小学老师一定不会原谅我，这是种典型的语病。可我还是要再说一遍：雪已很少下了。我说“了”的时候，又一次感觉到了这些事物的逝去。在我说这话的时候，南方普降大雪。此时的雪，已经不是“瑞雪兆丰年”的雪，而是阻碍交通的滞留民工的雪。盛大的雪试图让世界静下来。世界挣扎着要继续飞速前进。<br/> 我目睹过的雪，真好。从小就喜欢看雪。在老房子的屋檐下，仰望。雪是灰黑色的。像灰尘。一般是从晚上下起。父亲老早就会起床做早饭，会在我的睡梦中喊一句：“落雪了，很好看。”家乡的方言里依然保持着某些古汉语词汇，比如把“下”说成“落”。此时，我突然感觉到被窝口多出一股清凉的冷。雪的感觉。往窗口望去。外面银装素裹。零星的雪继续飘着。家里的房子到我十八的时候终于被拆除，变成了时下流行的长方形楼房，优美的倾斜屋顶被一种叫做“稻桶圈”的山墙掩藏起来。我却时刻惦念着老房子。典型的江南水乡白墙青瓦的房子。二楼的窗户下是一楼的屋檐——青瓦的屋檐。我时常在这个窗子眺望远处的桑树林和村庄，或者俯视谷场上走来走去的乡亲，他们赤着脚，或者挑谷子，或者扛出头，或者背箩筐，或者洗菜淘米——见面时空气里飘着吴侬软语。通常是玩笑话，很多时候带着隐讳的色情。我一度经常画素描，把这些古老的房子请到纸上来，我怕它们消失，如今事实证明，我的恐惧果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些素描早就离我而去。人们还是喜欢新的实际的东西。用江离的话说，“毕竟人们富足了”。我对“现代化”却不那么乐观。<br/> 我就从这扇无漆松木窗棱的窗子望见了雪——几块玻璃已经残缺，风漏进来。每年一次。雪安静地躺在窗口。十分懒散。我会坐上窗口的桌子——桌子这半边是我的写字台，那半边是母亲的缝补台兼茶几，中间放着一台14寸西湖牌黑白电视机——推开窗，更大更冷的风袭面而来。这时，摸摸自己的脸已经有些轻微的龟裂。母亲会让我抹雪花膏——现在已经都成为“霜”和“露”了，前面缀着一些出口转内销的不知所云的音译词。“雪花”这样好听的词，不见了。可“雪花膏”的白就是我眼前这片连夜而降的雪的白。词和事物之间那么友好。我喜欢雪花膏这样的词。家乡还有一种养蚕用的桃花纸，名字同样好听。<br/> 我还会开启北面的门。一扇竹子编排的透光的门，上面蒙了一张尼龙纸。依然很透光。风可以从周围轻松地撇进来。这扇竹门让我通向另一个世界。竹门外是一个属于我的平台（最原始的实物意义上的，方言里就这么叫）。雪在这里积得更厚。我抓起一把，揉成团，融化的水从指间滴落，然后掷向北方。雪从北方来，和冬天的风一样。我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告诉我，雪是北方的事物，跟随北风一起来到南方。北方是一个叫“西伯利亚”的地方。<br/> “西伯利亚”——在中央台新闻联播之后的天气预报里，总是遇到这个词。我并不太清楚它到底在哪里。可是它很早就住在我的头脑里了。后来，读《日瓦戈医生》，一下子被这本小说捕获。当时，北方对我来说完全是虚构物。在德清一中的教室里读这本小说。书是从武康买来的——安安就住在武康。但我不知道她的家具体的位置。后来才得知买《日瓦戈医生》的那家小书店后面，穿过德清高级中学，就是她家。这本书里，有我喜欢的全部幻象——写诗的尤里、深情的女人娜娜、最北的北方西伯利亚瓦雷金诺村、寂静的雪、雪的平原和雪里的苦难。我不止一次幻想坐火车到瓦雷金诺，看雪。我顺着被称为第二欧亚大陆桥的“连云港——鹿特丹”铁路线（这种连接本身就很有意思）寻找这个村子。瓦雷金诺躲起来了。它太渺小了。只适合在幻想里待着。这注定只是一场虚幻的旅行。瓦雷金诺只在小说里，和时间一起存在。<br/> 然后，我就要去故乡的雪地里旅行了。去寻找传说中的野兔和黄鼠狼。母亲早就取出藏了一年的棉衣。把我塞到厚厚的棉衣里，让我变得异常笨拙。听母亲说，她小时候经常遇见野兔。雪地里，动物的脚印很多。鸡、老鼠、鸭子、羊。还有人的脚印。兔子的脚印很特别，梅花形的。但我从没有捕到过野兔。通常顺着一串梅花形的脚印一直走，雪地卡擦卡擦作响，最后，脚印要么无缘无故地消失——兔子会飞吗？要么，进入一个深邃的洞穴——我不敢探手进去。只看到身后空留着自己的脚印。我看过别人捉黄鼠狼。它的皮毛很值钱，我一直幻想着能捕到一头黄鼠狼。大人把铁夹子放在鼠洞口，它出来觅食，就被夹到，第二天去取，已经死去，所以，我一直没有见过活的黄鼠狼。后来去韩晔家里：陕西乾县，武则天安放自己身体的地方，看到路边的黄鼠狼在荒野上到处奔走，旁若无人，我实在太兴奋了。而我的同学对这些早就熟视无睹。<br/> 有一年，雪大得惊人。当然这是在南方，放在北方可能很普通。小时候的雪一般能没到膝盖——大人的膝盖。这一年的雪，在墙边的堆积到几乎淹没我整个人。父亲担心厚雪一旦融化，漏雨的平台下会一片汪洋，我们连忙铲雪。我把温度计放在了屋外。零下七度。这在没有什么大型取暖设备的南方已是很冷的温度了。父子俩热火朝天铲雪的场面像是电视里的某个落雪的北方农村。<br/> 九十年代初，全国正在热播《雪山飞狐》，我刚过十岁。那时候的电视剧比现在的要认真得多，好看得多，尽管技术落后。电视里的雪山肃穆得令人神往。十多年后，我们看事物的方式完全变了。如今的电视剧就像它们的别名一样，是肥皂的泡沫，那么脆弱。转瞬即逝。<br/> 张岱的《陶庵梦忆》里有一段“湖心亭看雪”，这是杭州的雪。杭州是和我家距离最近的一个大都市。大雪三日。张岱拿一小舟，拥毳衣火炉，湖中人鸟俱绝，只有湖心亭、堤坝和寂静的湖水，以及湖心亭里两人在对饮。我后来去杭州，碰巧遇上下雪。可是，“旅游城市”杭州这个时候依然被众人“旅游”着。断桥残雪，只有桥，积不起雪，人与车都纷至沓来。断桥连同白堤被修成柏油公路。天然的事物——比如雪丝毫不能驻留。杭州，已是一个人大于天的城市。一年四季，游人如织。八十年代的生活已经过时，更何况古人的。<br/> 我第一次领略到雪的沉寂，依然是在故乡。这一年冬天，我上一年级，虚岁八岁。这一天是星期六，下起大雪。那时尚未实行双休日。星期六照旧上课。孟溪小学的校舍还不是现在的两层现代建筑，而是古朴的庙宇式的单层房屋。教室里抬头可以看到房梁、椽子、瓦片和以及绕梁的蛛网。年久失修。外面大雪，里面是小雪，犹如杨花乱飞。下课后，我们疯了。在雪地里撒野。我还跳起舞来，使劲扭腰，双手在两侧划圈。同学们像看马戏一样看我。甚至没听到上课铃。只能偷偷溜进教室，继续看头顶杨花般的雪。<br/> 那一天，谷门一家远房亲戚结婚。谷门——我们熟悉的地方，新联乡最大的小学谷门小学就在这里。小学里有一位会甲骨文的老师。我去那里参加过全乡的拼音比赛。拿了第一。父母抛下我去赴宴。叮嘱我到外婆家吃午饭。邱国芳的外婆家也在和睦桥。我们的母亲从小是结拜的姐妹，都嫁在运河这边。她约我一起去和睦桥。自然是步行。中间要爬过一座十分高大的五龙桥。和睦桥就在五龙桥村。并且约好午饭后一起去上学。结果午饭后回到学校，学校空荡荡，阒寂无声。除了一大片安静的雪。碰到顾老师（是她吗？），她说今天下午放假。我和国芳面面相觑。两个人都没有听到老师上课时说放假的事。大概是屋外的雪已经偷走了我们全部注意力。我们两人来到京杭运河边的渡口。渡船停在对岸，在雪里一身不吭。从孟溪这边到我家那边，必须坐渡船。渡船主要是为学生开设的。前两年，渡船被迫停运。因为被来往的大船撞了。学生都改到镇上读书。这一天下午放假，渡船也就放假了。我们面对运河对岸清晰的村庄，不知道该怎么办。小时候，很不愿意在外面过夜。我怎么也不想回到不远的外婆家。心里顿时一阵寒冷。和雪的寒冷呼应。感觉被这世界抛弃了。最后谁把我们载到了对岸，我已完全忘却。更让人绝望的是，回到家里，大门紧锁，父母还没有回来。本以为他们晚上就结束宴席。外面是大雪。我已完全手足无措。最后在邻居建伟家吃晚饭。说起来，我们俩家同宗。他们自然对我很好。我却颇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很不自在。我从小就是一个害怕成人世界的孩子。我坐在建伟家的八仙桌旁，望见了窗外的雪，夜幕降临，雪更加沉寂。我感觉到人的脆弱和孤独。<br/> 这种脆弱和孤独的感觉对我起了作用。它从反方向上增加了我对事物的热爱和敏感。我又把恐惧转移给了这个成人世界，越来越害怕和成年人说话，尤其是陌生的成年人，即使是亲戚。我能平静地向一个姨父、两个姑父、两个舅舅（我发现了，他们都是男人）问好，要到初中快要毕业的时候了。与人交往一直是我的一个难题。我转向无声的事物。我把热情全部给与了这些沉默而亲切的东西。我写桑树地、运河、地理学、天文学，都是不会说话的事物，在他们面前我可以不用语言交流——我顺畅地掌握口语已是十几岁了。之前尤其是十几岁的一段时间，我简直不能完整地说一句话，不能很好地组织一个正常的句子，一旦开口，各种词语就混乱了，相互窜位。我也写过人，却是疯子、乞丐和商贩，他们或者和我一样语言混乱，或者只要几个简单的词就可以完成交流。我写不了故乡的其他人，尽管我那么想写，因为害怕成人，不敢靠近他们，一直在老家二楼的破窗子口，俯瞰他们的生活，我不能深入了解他们。<br/> 后来我喜欢阅读。因为阅读时，可以不用说话。意义的声音不会咄咄逼人。我喜欢写作。混乱的词语可以在减速的写作中得到延迟的安排和纠正。而小时候与那些沉默的事物长久的相处，慢慢生效了。我的阅读开始得很晚，要到我能够比较顺畅地说话的时候，即初中毕业的那年。我庆幸自己没有让过早的阅读弄得神经麻木。<br/> 每年下雪，我总会按照母亲的嘱咐，用水果罐头瓶子塞满一瓶雪。然后密封，放在水缸旁的阴凉处。等到来年夏天，涂抹在痱子上，痱子就会被“烧”死。“烧”，这是母亲使用的独特词汇。和我的口拙相反，母亲伶牙俐齿，方圆都是有名的“尖刀嘴”，没几个人能说得过她。她的词汇丰富，语流迅速。而且总是冒出一些外婆家的特有词汇，在东升浜边上盛开。东升和和睦桥之间只隔了一条运河，但两个村子的语言无论在发音还是词汇上已经有很多差别。母亲语言中的这种差别，让我很小就注意起“语言”这个东西。她优美的口语，最早教会了我如何使用语言，不过，不是在嘴上，而是在纸上。<br/> 我很讨厌夏天。讨厌夏天的炎热潮湿。正是这每年一瓶过冬的雪水，让我一想起童年的夏天，总会涌出一丝清凉。就像现在我浮躁的时候，总会想起记忆里的那片大雪。它永远地降落在故乡。不会死去。即使一个旧的世界死去了，那场阴凉依然匍匐在我心头。让我冷却下来，并且幸福。<br/> 终于记起来，我和晓亮几人计划去野外看雪的那个冬天，雪持续了很多天。晓亮在陕师大组织了一场诗歌朗诵会。应邀参加的有伊沙、李震、刘亚丽、李岩、秦巴子、王琪、黄海等等。朗诵进行到伊沙，他用自称可以与黑大春匹敌的嗓音念他的长诗（什么名字？），里面充满大便、妓女这样的词，我无法忍受。当面走掉。徘徊在雪夜里。然后写了一首诗，里面有一句：“在三百年后，我的诗歌会被西伯利亚的风雪传唱。”我依然固执地停留在纯净的世界里，虽然多年后这个世界被我做了大面积的修改。但在当时，我的美学受到激烈的挑战，以至于忍无可忍而“出走”。两三年后，轮到我在师大组织朗诵会，我也遇到同样的场景：好几个听众夺门而走。这中间就有如今的王彦明。面对自己信奉的世界被挑战，我们都采取了激烈的方式，出于对那个世界的忠诚。<br/> 我走出朗诵大厅，来到雪夜里。这雪似乎是为我准备的。尽管这次出走后来被我否定。可是雪对我的意义又一次被我加强。它可以“烧”灭我的狂热。<br/> 想起这些，雪再一次降临了。飞满水田。落在故乡。寂静。<br/>2008年1月 普吉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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