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好《何谓近代》第三章：问题：政治与文学（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I）

胡桑

<>《何谓近代》<BR>竹内好 著</P>
<>胡  桑 译<BR></P>
<>第二章：何为近代——以日本和中国为例</P>
<>    本章已由赵京华先生翻译，并收入《近代的超克》（孙歌编选，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一书。本人自以为不能超过赵先生的翻译水平，故暂且不译。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近代的超克》一书。<BR>    在本章中竹内好作重要讨论的是“东洋的近代”。他认为东洋的近代是欧洲强制的结果。而东洋的主体性的丧失是主体并不具备自我所造成的。主体不具备自我，是因为主体放弃了成为自我的可能，也就是放弃了抵抗。竹内好认为他所谓的“东洋的抵抗”存在鲁迅那里，而日本是没有的。借此他想探索的是东亚的出路问题。<BR>    本章写于1948年4月。</P>
<>第三章：问题：政治与文学（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I）</P>
<>    如果把日本文学定义为孩童文学，那么中国文学就可以被看作成年文学。<BR>孩童文学与成年文学之间并无优劣之分，孩童拥有自己良好的品质和特定的成长状态。确切地说，孩童与成年仅仅拥有不同的世界：撇开年龄不论，孩童依然是孩童。孩童文学与成年文学之间没有连续性。孩童不能理解成年，犹如成年无法理解孩童。<BR>    但是，在那些将文学观念奉若圭臬的人看来，孩童文学与成年文学之间的这样一个区分（这区分并不从我开始）肯定是门外汉的痴人说梦。但那对我来说却妙不可言。我并不信仰文学，只是把自己交给它们，如果它们不背弃我。<BR>    某一天，我在《文学评论》第四期上读到一个名为“论中国文学”的圆桌讨论。参与者包括诗人、记者李瘦◎1（我从未听说过此人，但对他的发言印象深刻），新日本文学会◎2的宫本百合子和佐多稻子◎3，以及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学学者。时下的诸多问题得到广泛讨论，我从中获益匪浅。让我惊讶的是与会者说的并非同一语言。对话者（李瘦）对提给他的问题回答得十分机智，日本与会者却丝毫抓不住他发言背后的微言大义。尽管如此，他们不断首肯李的观点，看起来却似乎一窍不通。他们也不曾怀疑过自己缺乏领悟。这暴露出日本作家一开始就不打算理解中国文学。他们对这一专业主题的兴趣仅仅是出于礼貌。他们顾左右而言他，无视对话者的发言。抱着对中国文学的先入之见，他们只是搜寻那些对这一框架比较合适的回应。面对这位对话者，他们无一人感到不安，他们实在缺乏再如此场合感到不安的质朴心灵。作家们聚到一处谈论文学，彼此却没有哪怕一瞬间的接触或交流，这如何可能？极端地说，离开这场讨论，我所能想起的唯有大东亚文学者大会。<BR>    圆桌会议的记录自然有别于现场的实际氛围，所以，我的印象很可能有误。但在这残缺不齐的记录或草稿中，李瘦的发言中有些东西越过他们的激动压迫着我，我理解李内心的沉思。他强烈体察到了这一沉思，通过这一感觉我理解了他，虽然我尚未读过他的著作。我确信李关于中国文学的观点是对的，因为他依据自己经验把我了它的精神。相反，日本作家从来不会真正依据李瘦所经验到的（如中国文学）去关注自己，仅仅语言的细枝末节。李用自经验而来的语言深度去谈论中国文学，对此日本作家无动于衷，唯等闲视之。日本诗人丧失诗歌语言久矣，而如今他们如此顽固不化，以至不可能意识到这点？一个人一旦失去毫无偏见地看待事物的能力。他就不再是作家。他不值一提，无论他的语言运用得如何精湛。但日本作家因某种特定的偏见而如此盲目，他们已不能对事物有所触动，这与他们写作中的那种脆弱与贫乏相关。让我惊讶的是日本文学中弥漫着空洞。简单地说，在他们那里简单的事物消失了，只剩下怪异的技巧和扭曲的事物。当日本文学遭遇到那些葆有本真之粗糙的事物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上述特点。<BR>对其他人，我不敢肯定，但我觉得宫本百合子是少数能够理解中国文学的日本作家之一。她的这一理解并非天然浑成（不像中野重治），可她补之以才智和勤奋。我十分赞赏她在这方面的几篇短文。在某些特定的方面，宫本对中国文学的洞察十分犀利。但与此同时，她的阅读中尚有盲点，使其理解难以抵达本质。就是说，她低估了中国文学。此种态度也许亦与她的写作态度有关，不过这与作为整体的日本文学的实际天性有些出入。中国文学中确乎存在着一些鼓励她这一态度的东西，但毫无疑问也有一些拒绝这种态度的东西。对前一方面的强调，就暴露出日本文学自身的弱点。<BR>    一般而言，日本作家最感兴趣的是，中国作家均是人道主义者。这里，我要提到“新日本文学会”，因为这些作家扎根于普罗文学运动，并从资产阶级性质的白桦派那里继承人道主义。他们出于自负而移情于中国文学，这一点可以历史地去理解。相反，那些更为风雅的日本作家则兴趣索然。其原由同样是自负。我觉得，所有这些都天经地义，但此种关注听起来恰似孤立地从人道主义来理解中国文学之倾向。进一步说：日本人道主义以自我的视角对中国文学作如是观，以至中国文学与人道主义的严格相似被强调。这种误解可部分归结于日本研究中国的学者的缺陷，我应该记得，日本在外国文学方面的学问是与事实发生的作为整体的文学运动相脱节的。因此，我们在介绍中国文学的著作中看到的瑕疵与日本文学之本性并无瓜葛。此种情形在战后有所改观，但日本作家接受中国文学的态度——即，他们从这种相近的文学类型中发掘自己的人道主义的那种意识——依然完好如初。（这一现象无疑与从战前到战后日本文学自身的本性难改有关。）无论如何，在日本文学中发现的人道主义中国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绝非同一事物。整个中国文学的基础确实是人道主义，但与日本今天的人道主义如此悬殊。所以很难将它们统一于同一术语之下。以日本人道主义的视角观察中国文学，谬之远矣。<BR>    讨论期间，李瘦的发言中有几点值得记录。在描述对日本文学的印象时（如日本人的感觉和情感），他使用了“感伤”一词。他说，这种感伤源于日本精神中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这里，我发现自己被这位诗人的直觉领悟所震惊，但参与讨论的日本人对此则心不在焉。他们可能赞同李，却只是猜疑这是来自圈外的作家的批评而已。或者他们会说自己已洞悉这感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兴起了自己的文学运动。事实上，李是将日本文学当作整体看待的，但这并没有让他觉得新日本文学会有什么新异之处。这里，有人可以看出演讲者和听众之间产生的裂隙。如果日本的与会者能够较好地领悟李的语言，他们将有机会邂逅思想的高度。即使这并不能让人理解别人的处境，起码让人承认这样的领悟所需的共通语言是不存在的。不幸的是，讨论终究未能沿着这一路线前进。日本与会者只想听到其对话者的表面解释，可以转而用可行而简易的方法阐释之。<BR>    这根本差异的要害在于文学的观念。作为诗人，李瘦的立足点是民族情感，这种情感形成了他的语言。相反，日本与会者的立足点只是作为作家的专业意识，他们所言说的语言仅仅属于其自己的团体或圈子。日本作家并没有李一样的关注点。他们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李所表达的文学核心或主旨对日本作家来说是无关痛痒的，而日本作家看重的问题在李看来仅仅是技巧问题。通过中国文学的观察，作家们确信自己是民族情感的履践者或代言人。判断一个作家就要以民族情感为基准，例如，民族情感怎样和在什么范围内被表达。但对于日本文学来说，事情就有天壤之别。一个作家是否表达民族情感的问题与民族情感是否被真正表达的问题毫无干系，因此需要采取额外的策略来将两者连结起来。这里有了提出“政治与文学”这个典型问题的基础。日本作家认为，文学与政治的一致是根植于近代文学的意识带来的结果，我不敢苟同。我宁可赞同李瘦，说这是日本文学中封建天性的征兆。这样一种区分并非近代意识之过剩与不足的节点。这么看来，《新日本文学》杂志是个例外。相反，作为整体的日本文学只能被看作孩童文学。<BR>    从作家团体和组织概念的相异，也能看出中日文学的这一差别。在圆桌讨论期间，我确信，就是壶井繁治◎4问道，中国是否存在新日本文学会这样的组织，李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不敢肯定壶井是否满意这一回答（可能不满意），但这个问题没有得到任何深入的探讨。在沟通中，我们可以看见这两位作家情感的裂隙。一般来说，在日本有一种超出《新日本文学》之上的清晰可辨的心理倾向，为此文学组织自信地被组建起来——我们无法想像产生这样的组织的土壤是存在的。中国人对此觉得不可思议。中国作家把自己的公民团结意识当作文学的基础或支撑（少了这个，他们就不再是作家），这使他们无须从外部寻找组织。真实的情形是，成立文学组织是为纠集新文学运动的各种力量，当运动达到某一个发展阶段时，组织会自行解散。文学团体或组织仅仅被当作这样的运动的手段；然而，文学运动也并非最终目的。成立文学组织只是权宜之计。其最终的目的时文学（民族文学）的进步。在中国文学心目中，当文学组织成为宗派或小集团时其固有的本性就会让它走向末路（例如新日本文学会）。这种宗派主义乃是日本文学封建式偏狭的标志。<BR>    文学组织是日本文学的情结，而且与民族的社会结构相关。日本普罗文学运动背后的组织当然不是以自身为目的的，而是以破除宗派主义为中心目标而建立的。当他竭尽所能彻底摆脱普罗文学，我们可以看到隐藏在日本社会结构和整个社会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唯当让全部事物颓废才会自行消停。当文学组织以自身为目的时，就伴随着这个组织的颓废。这种面目模糊的颓废转而指示着日本文学的颓废。通过拒绝颓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普罗文学使自己成为人道主义的合法继承人。它将自身献身于民族的文学解放。在其早期阶段，普洛文学洋溢着这种诞生于人道主义的健康情感。但这种健康消失了，人道主义变得颓废，普罗文学的颓废导致了我们当今的事态。日本的封建主义如此根深蒂固，日本开始想要从封建主义解脱出来的文学运动最后总要被其吞吃。确实，特定的颓废文学组织或运动在中国同样存在，但无论如何必须指出，在中国这样的颓废总是被排斥的，因为正是这些组织内部催生出了新文学运动。在中国，事物不会在颓废中灭亡，但在日本却是如此。在普罗文学早期阶段。中日能通过一种共通的语言交流。但日进，两国之间的沟壑如此宽阔，以至日本作家甚至并未察觉已经丢失了这种共通的语言。<BR>    如果一个日本作家问我有关新日本文学会的问题，我将无言以对。如果，我解释说，日本并存着民主文学和非民主文学，新日本文学会属于前者，我的对话者将放声大笑。为了说服他，我将迫不得已用日本文学中潜在的封建主义来做挡箭牌。圆桌会议上，那些与李瘦争论的日本作家会为他们自己的封建主义而自惭形秽，并奇怪地发现，李并没有这种品性。得知当今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的敌对，日本作家毫无疑问会猜测所有中国作家肯定属于其中某一个阵营。这样的幼稚思想不可能是唯一束缚日本作家的东西，这里它部分地取代了一个普遍而十分迷人的问题。（这与这个国家将中国人分为不是亲日就是反日的那个传统有关。）换句话说，问题的症结是日本将自己的区分强压给别人。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共产党和国民党正在进行战争。但这一超出友谊的战争完全是民族统一为基础的。这一直以来就是智力或意识形态的对抗，从未助长民族情感的分裂。相反，这种民族情感（如今遭受了战争）代表中国文学的母体。虽然结果是作家的自由自然与他从属哪个政党所从事的政治行为休戚相关，但政党关系与作为作家的观点是两回事。中国文学从不如此幼稚，以这些标签为基础来判断文学的价值或实质，因为文学具有一股生长性的力量可以降低对政党派系的需求。事实上，中国文学拥有一种传统的品格或气质，可以拒绝他诉求于令人蒙羞的外部力量，而总是反对从外面拿来的文学。李瘦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品格，我们可以在他的言论中看到，他说：“最优秀的作家都是批判性的。”尽管如此，中国作家可以自由地选择参与政治的特定方式，这同样体现在他们作为作家的自杀权。鉴于此，这些作家不能原谅那些背弃民族情感而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作家。<BR>    所有中国作家都懂得，他们是作为整体的民族情感的履践者或代言人，据此，他们的行为是被规定的。他们无法容忍仅仅表现了民族的一部分的那些概念，作为一名作家是不能以这样的方式思考的。在中国诸如阶级地位和社会意识这样的概念是永恒的情结，为此，作家的个性形态各异。无论如何，中国作家始终与整体相联。文学运动和论争伴随着含糊的理解而产生，但这些现象是作为整体被讨论的。在名目繁多的文学协会瓜分这一空间时，作家们是很难从中得到满足的。当中国作家讨论日本文学，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这种文学作为整体的天性。他们看到贯穿于个人支配空间中的封建专制，在他们看来，日本文学仅仅在处理领土的问题。在讨论中国时，日本作家看重的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领土划分。对于中国作家来说，这个问题与文学风马牛不相及。这里我们看到两国作家之间情感上决定性的分歧。<BR>    历史地看，日本的普罗文学运动在早期阶段与中国文学十分相似。这个运动刚开始并不会去分享美妙的资产阶级文学，相反，要把一切从它那里抢夺过来。它那般努力地改变日本文学的天性。在这早期阶段，对顾影自怜的颓废精神避之唯恐不及。它竭尽全力地献身于整个日本文学传统，实际上是否定了整个传统。日本文学精神曾经沐浴在这一阶段的健康之中，因此它能用一种共通的语言与中国交流。由于种种原因，日本文学变得颓废，而中国文学没有。这些原因无需任何简单的解释，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提出以下的疑点，作为理解这一现象的钥匙：在中国，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功能界限分明，但在日本两者的边界是含混的。两国之间的这个差别是与近代和前近代社会结构的分殊联系在一起的。（对此，我将在其他地方论述。）<BR>    我在本文中的主要关注点是日本文学的颓废，而不是新日本文学会各成员。我的主要观点是，这个组织业已丧失革命热情，而具有宗派和小集团倾向这一转变乃日本文学精神衰弱的征兆。任何丧失革命热情的文学组织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无所事事，只有变得宗派主义。近代日本文学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例子。日本的近代性代表着颓废的历史，作家们别无选择，要么获得名声而堕入颓废，要么拒绝颓废而承认失败。在两者的交替轮换中，没有第三条出路。中国的情形与之反差强烈，那里，拒绝颓废恰恰被视作一个作家成长的途径。通过检查中国文学在战争发展的程度，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我惊讶于自己所发现的它在此阶段取得的成果，它在各方面的进步出乎我的意外。（这就是说，我无力预测这些转变，这证明我也是属于日本的颓废。）我原来很害怕战争将导致中国文学的荒芜，因为中国遭受的破坏要数倍于日本。但中国文学在战后显得生气蓬勃，精美得令人瞠目，这让我认识到，战争会意外地让人的灵魂更加深邃。（极其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法国。）之后，我震惊于日本文学的颓废。当然，赞叹中国文学的成就为时尚早，尽管如此，我认为它们已经远远胜过整个日本文学传统。当然我会期待对这种成就的正当分析，但至少可在李瘦的圆桌会议发言中略窥一斑。有些日本批评家早已将战争对中国和日本的不同影响归结于两国在战争上的不同经历。如果一位中国作家要我解释一下现在日本文学的颓废，我将羞于说，这源于日本的侵略战争。这样的回答太可卑。相反，如果反过来回答，则更是轻而易举，即，事实上是日本文学精神中的颓废让侵略战争变得十分可能。<BR>    有些作家意识到日本文学的发展程度，就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挽救它。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日文学之间的差别。从大方面说，日本作家曾求救于政治，也曾从外国引进新流派（以灌输的方式）。换言之，他们就是想方设法使用外部力量。这方法已为时间证明并再一次失败。尽管事实是，这些使用外部力量的作家带来了颓废。他们却又一再地从外部寻求正确事物。这里我们能感觉到日本深层的奴隶天性。日本文学如此薄弱，而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成长。这像足了孩童，持续不断地依赖外部力量，从来不曾想要解决由二叶亭四迷以怀疑的态度提出的问题。以至事到如今，它依然提出各种关于政治和文学的问题，看起来却与其自身风马牛不相及。<BR>    日本文学对于李瘦那样的人来说是感伤的，这观点并非空穴来风。（李曾提到过日本文学缺少创造力。）在他作为作家的观察看来，日本文学的问题似乎无药可就——或者以更坏的方式说，这只是殖民文学的一个例子。相反，中国文学一开始就通过弃绝这样的前近代性或殖民性来建设自己。自最初开始，中国文学就已摈弃政治，从而使自己成为完全的近代文学。它不带来与政治相关的含混之物。它完全拒绝全部外在于自身的东西，包括人道主义。因此，中国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具有独立性，并排斥全部过时的人道主义。（对此，我将在其他地方论述。）它从不依附自身意外的事物。当然，中国文学确实持续不断地从外部汲取养料，但它的根是自己的。大家应该还记得，日本文学也试图扎根（如自然主义），但所有这些终究颓败。日本社会中有种毒素导致所有的事情颓败。<BR>    在前面提到的圆桌会议上，从李瘦与日本与会的作家之间明显的情感沟壑可以看出作为文学的中国文学之纯洁（这是战时的进步之条件）和日本文学类似的不纯（导致了它持续不断的感伤）。但这也揭示出：中国政治保持了作为政治的纯洁，与日本政治有着天壤之别。文学的纯洁与政治的纯洁是相互平等的。中国文学与政治力量——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脱尽了干系。同样地，中国政治也不会为自己的目的而寻找合适的文学。（国民党曾尝试过这样做，但找到严厉的指责。）在中国，从政府接受资助的文学总是短命。中国政党不利用文学，却拥有了自立的力量。换句话说，它们能取得精神自治。政治与文学功能上的相互独立是建立近代社会的前提，中国成功地做到了。那里，政治与文学光明正大地存在，不被任何神秘力量遮蔽。与此形成鲜明差异的是日本的神权政治（虽然它表面上取消了神权政治）。日本经常笼罩着阴影，混淆政治与文学的边界。我们可以看到两者的共谋：文学依靠政治或者政治要求文学的适应。这种共谋的结果是：文学作为文学孱弱不堪，而政治的精神也总是捉襟见肘。要害总是不能被清晰地表达，这在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之间的比较时可以生动地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毫不妥协的精神自治(实际上类似于虔诚和信仰)是日共领导人身上所没有的。我感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害怕变得颓废，这种害怕迫使他保持自身的革命热情。总的来说，我在日共领导人身上看不到这样的东西。我不想把这些领导人称为颓废的，但他们似乎并不害怕自己有可能变得颓废，或者至少不会像他们在中国的同伴那般害怕。虽然我这里的观察大多得自于日本普罗文学运动的颓废。我有点担心地想到，1940年代的日本无产者该不会像1840年代的德国资产者那样堕入颓废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不会的，正如一本书《死而复生》所写，而日共领导人却会。但是，即使有那么一本书，中国共产党还是肯定会在精神上正直，而拒绝这样的自恋，这自恋仅仅是精英的、幼稚的以及错误的英雄主义的。这不可能是自我指涉的问题，它毫无疑问与文学休戚相关。</P>
<>译注：<BR>◎1：李瘦（Li Shou）：不详。我和竹内好一样也从未听说过此人。查找各种资料而不得。“李瘦”也只是一个音译。</P>
<>◎2：新日本文学会：1945年，根据当时日共中央提出的重建党和斗争方针，克服战前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 由藏原惟人、中野重治、壶井繁治、秋田雨雀、江口涣、洼川鹤次郎、藤森成吉、宫本百合子、德永直等人发起、建立的日本革命文学组织。日本“民主主义文学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翌年出版机关刊物《新日本文学》，并宣布 5条纲领：①创作和普及民主主义文学；②发扬和集结人民大众的创造性文学力量；③同反动文学和文化进行斗争；④争取进步文学活动的完全自由；⑤同国内国际进步文学和文化运动联合与合作。</P>
<>◎3：佐多稻子（1904－1998）：日本著名女作家。参加左翼文学运动。著有《我的东京地图》(1949)，《绿色的林荫路》(1951～1952)，自传体三部曲《齿轮》(1959)、《灰色的下午》(1960)和《溪流》（1963）以及《树影》（1972）等长篇小说。</P>
<>◎4： 壶井繁治（1897－1975）：日本左翼诗人。他的诗风格沉郁含蓄。主要诗集有《壶井繁治诗集》（1942）、《果实》(1946)。中国出版有《壶井繁治诗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