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非主义创立二十周年出版盛事

袁勇 · 发表于 2006-10-27 10: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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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非主义创立二十周年出版盛事<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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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勇董辑 <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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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非主义创立二十年之际，西藏人民出版社隆重出版《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二十年图志史》、《刀锋上站立的鸟群/后非非写作：从理论到作品》两部大著。<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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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非主义是中国当代最大的先锋文学流派，自1986年创立至今，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0年来，《非非》的每一次出刊都成为汉语诗歌界——乃至整个汉语文学界的一件大事。非非主义的横空出世和一往无前的推进，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基本格局和习惯用语；评论界加之于非非主义的评语，诸如：“前所未有的冲击”、“七十年新诗史的第一次”（知名诗论家徐敬亚语），“惊世骇俗的反文化、反价值姿态”（（知名评论家唐晓渡语）， “抵达绝境的语言实验”（知名学者王一川语），“中国新诗史上的丰碑”（知名学者陈良运语），“展示了人类文化新的可能性”（知名评论家陈仲义语），“震聋发聩”（前卫画家丁方语），等等，可以间接地证明非非主义对主流文学秩序造成的冲击是何等巨大！<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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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非主义的二十年，是艰难而辉煌的二十年，也是充满传奇和异端之美的二十年。从1986-2006年，横跨两个世纪的这个自由精神之火燎原的大时代，注定了非非主义必须同时承担起文学先锋和思想先锋的双重使命。著名诗学理论家周伦佑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说过：非非主义远远高于那些什么第三代、第四代……第一百代；也远远高于那些什么这个潮流、那个潮流。非非主义应该——也完全能够在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诗歌之外单独成史。今天，这一预言正在成为现实。<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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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许多读者，非非主义至今仍是一个谜：“非非”是什么？“非非”要非什么？非非主义是怎样诞生和扩展的，经历过什么样的坎坷与风暴？非非主义为什么会在国内外激起如此广泛、持久的不安和震惊？<o:p></o:p>
这两部书正是为回答这些问题而隆重出版的。<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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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二十年图志史》，由著名诗学理论家、非非主义创始人周伦佑先生撰著，前后历时三年，是国内外第一部权威的非非主义编年史著。配有300幅珍贵的非非历史资料图片和作者照片；许多史料为第一次对外披露。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又有很强的可读性。有关非非主义横空出世、艰难成长的神奇过程，有关非非主义内部斗争、背叛与分裂的内幕细节，有关“非非之谜”的一切真相，都将在这部图文互证的《非非图志史》中首次向外部公布和坦示。而那些因非非而起的种种争议，那些善意或恶意的猜想，那些一贯从内部对非非主义进行破坏，却又打着非非主义的旗号招摇骗市者的暧昧嘴脸，都将在事实的烛照下逐一澄清，最终尘埃落地。<o:p></o:p>
《刀锋上站立的鸟群/后非非写作：从理论到作品》，由著名诗学理论家、非非主义主要代表周伦佑、青年先锋诗人孟原共同主编。所选作品始于1989年12月，终止于2005年12月，作品主要创作于社会转型、经济勃兴、价值溃灭的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开端5年，基本涵括了非非主义1989年以后的所有重要作品和理论文本。同时配有100余幅珍贵的非非历史资料图片和作者照片；是国内第一部权威的后非非写作选本。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对于了解1989年以后非非主义的写作转型和中国先锋诗歌在后集权条件下的真实处境，都是必备的读物。<o:p></o:p>
两书均为大16开本，装帧及配图十分考究，内文用80克进口轻型纸、封面用250克进口珠光纸，前后大红陶纹双环衬。印刷精美，同时具备极高的收藏价值。<o:p></o:p>
★《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二十年图志史》，周伦佑主编，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45万字，配图及照片300余幅。定价42元；<o:p></o:p>
★《刀锋上站立的鸟群/后非非写作：从理论到作品》，周伦佑、孟原主编，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42万字，配图及照片100余幅。定价40元。<o:p></o:p>
邮购咨询电话：13980863736<o:p></o:p>
邮购联系：成都市实业街九号陈小蘩 邮政编码：610031<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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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非主义：不可抗拒的先锋<o:p></o:p>
——《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二十年图志史》序言<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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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伦佑<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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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非主义是中国当代最大的先锋文学流派，自1986年创立至今，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0年来，《非非》的每一次出刊都成为汉语诗歌界，乃至整个汉语文学界的一件大事。非非主义的横空出世和一往无前的推进，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基本格局和习惯用语；评论界加之于非非主义的评语，诸如：“前所未有的冲击”、“七十年新诗史的第一次”（著名诗论家徐敬亚语），“惊世骇俗的反文化、反价值姿态”（著名评论家唐晓渡语），“抵达绝境的语言实验”（著名学者王一川语），“中国新诗史上的丰碑”（著名学者陈良运语），“展示了人类文化新的可能性”（著名评论家陈仲义语），“震聋发聩”（前卫画家丁方语），等等，可以间接地证明非非主义对主流文学秩序造成的冲击是何等巨大！与此有关的诸多情况，我曾在1994年为《打开肉体之门／非非主义：从理论到作品》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做过大而化之的描述：“在文学的轰动效应普遍失去的年代里，‘非非’创造了一个奇迹：使批评的聚光灯持久地照在它的身上。‘非非’释放出的魅力，激起广泛的不安和震惊，热烈的肯定与更热烈的否定把‘非非’撕扯得鲜血淋淋……。”尽管如此，‘非非’仍以它变构艺术的执着精神和巨大的感召力，在汉语文学的当代进程中造就了一个诗歌艺术的非非主义时代！<o:p></o:p>
非非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历时发展的，其成员的加盟有先后之别。按时间顺序，先后加盟非非主义的有：1986年：周伦佑、蓝马、杨黎、尚仲敏、梁晓明、余刚、敬晓东、刘涛、陈小蘩、何小竹、万夏、李瑶、小安、邵春光、吉木狼格；1987年：陈亚平、李亚伟、二毛、海男、叶舟、京不特、杜乔、朱鹰、喻强、程小蓓、谢崇明、文康、李石、杨萍；1988年：刘翔、南野、龚盖雄、郎毛、山杉、维色、韵钟；1992年：雨田、邱正伦、潘维、胡途、大踏、文群；1993年：曾宏、杨春光； 2000年：蒋蓝、孟原；2001年：袁勇、杨平、张凤歧、张修林；2002年：童若雯、董辑、黄懿；2003年：二丫、蒋晓韵等。<o:p></o:p>
非非主义从创立开始，便受到国内评论界和世界汉学界的广泛关注。早在1986年10月，香港《大拇指》杂志便发表了署名林迥的评论专文——《非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全面介绍了非非主义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并据此预言：“一种适合中国社会境况的新诗潮——极可能是企图超越现代主义的诗潮，已经在不同层次酝酿着一个新秩序的雏形。”紧接着，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上，非非主义受到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1986年11月18日，香港《文汇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该报记者姚欣保采访报道“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的特稿——《“朦胧诗”面临挑战》。重点报道了以非非主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歌在此次会议上受到关注的情况。1993年6月，欧洲汉学会主席、著名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今天》杂志发表了论述中国20世纪诗歌的文章——《预言家的终结》，作者将20世纪中国诗歌划分为以朦胧诗和以非非主义为标志的前后两个阶段，并以极大的热情论述了以非非主义为标志的新诗歌浪潮对朦胧诗的超越和取代；认为非非主义具有世界性的意义。1996年6月，美国M.E.Shatpt出版了由Jonathan Unger主编、由西方十一位知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撰写的《中国的民族主义》（Chinese Nationalism）一书。在该书中，西方学者评价了非非主义提出的“红色写作”和“红色纯粹”理论，将非非诗人周伦佑和崔健、张承志、张艺谋等一起列为中国“前卫民族文化”的代表。<o:p></o:p>
非非主义在国内的影响更是持久而深入。继1991年12月济南出版社出版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吴开晋主编的国家教委“七·五”重点社科项目——《新时期诗潮论》，以专门的章节重点介绍和评价了非非主义之后，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都将非非主义纳入了他们的研究范围，并分别在《诗的哗变》（陈仲义著，鹭江出版社，1994年）、《季节轮换》（李振声著，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中国形象诗学》（王一川著，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先锋实验》（尹国均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985：延伸与转折》（尹昌龙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等专著中，以专门的章节介绍和评介了非非主义的理论和创作。20年后的今天，非非主义更以先锋的姿态堂堂正正地进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进入了大学和中学文科教程，成为国内外近百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和文学史论专著的研究对象。20世纪90年代起始，非非主义作为20世纪的重要文学现象被写入了《中国当代新诗史》（洪子诚、刘登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苏光文、胡国强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年》（丁帆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中国现当代文学》（丁帆、朱晓进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研究》（洪子诚主编，周亚琴、萨支山著，北京出版社，2001年）、《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金汉总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中华文学发展史》（从上古至近世，三卷本，张炯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中国当代诗歌史》（程光炜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20世纪中国文学》（李平、陈林群著，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中国当代文学史》（孟繁华、程光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等数十部现当代文学史专著。<o:p></o:p>
根据写作理念的变化，非非主义又可划分为“前非非写作”和“后非非写作”两个时期。1986~1989年为“前非非写作“时期，主要理论标志为反文化、反价值和语言变构，作品一般具有非文化、非崇高、非修辞的特点；1989年以后为 “后非非写作”时期，其写作基点是：“从逃避转向介入，从书本转向现实，从模仿转向创造，从天空转向大地，从阅读大师的作品转向阅读自己的生命——以血的浓度检验诗的纯度”；以《红色写作》、《拒绝的姿态》、《宣布西方话语中心价值尺度无效》、《高扬非非主义精神，继续非非》以及《体制外写作对话》等五篇文章为主要理论文献，全力倡导“大拒绝、大介入，深入骨头与制度”的体制外写作，在绝不降低艺术标准的前提下，更强调作品的真实性、见证性和文献价值。 <o:p></o:p>
但是，这难道就是全部吗？当我抚卷回看，笼罩在非非主义周围的迷雾仍然坚厚而深重，久久不散。迄今为止，对于许多人（包括国内外的大多数研究者）非非主义仍然是一个谜。继“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的反文化、反价值之后，非非主义还准备做什么？还能做什么？其实，我们一直在回答这些问题，过去的每一卷《非非》都在回答这些问题；1989年至今，非非主义更以它艰难而辉煌的写作转型，以连续7卷《非非》的宏大篇幅，全面的回答了这些问题。如果还有人不理解，我愿意在这里重复一遍非非主义的艺术使命：非非主义源于诗，成于诗，但高于诗，大于诗。它的更高目标是文化和价值——即通过语言变构和艺术变构以期最终实现的对文化和价值的彻底变构。 <o:p></o:p>
非非主义的二十年，是艰难而辉煌的的二十年，也是充满传奇和异端之美的二十年。从1986~2006年，横跨两个世纪的这个自由精神之火燎原的大时代，注定了非非主义必须同时担负起文学先锋和思想先锋的双重使命。我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说过：非非主义远远高于那些什么第三代、第四代……第一百代；也远远高于那些什么这个潮流、那个潮流。非非主义应该——也完全能够在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诗歌之外单独成史。我们正在走向这一天。有关非非主义横空出世、艰难成长的神奇过程，有关非非主义内部斗争、背叛与分裂的内幕细节，有关“非非之谜”的一切真相，都将在这部图文互证的《非非图志史》中首次向外部公布和坦示。而那些因非非而起的种种争议，那些善意或恶意的猜想，那些一贯从内部对非非主义进行破坏，却又打着非非主义的旗号招摇骗市者的暧昧嘴脸，都将在事实的烛照下逐一澄清，最终尘埃落地。而撰著者的全部愿望只有一个：还原历史的真实。<o:p></o:p>
圣殿在前方。我们正走在去往天空的路上。<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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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6日于重庆北碚西南大学桃花山寓所<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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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非非写作的诗性历程<o:p></o:p>
——《刀锋上站立的鸟群/后非非写作：从理论到作品》序言<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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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伦佑<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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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1月，敦煌文艺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非非主义诗选：《打开肉体之门——非非主义：从理论到作品》，该书是我应敦煌文艺出版社之约编选的，所选作品止于1988年12月。这表明了它是一部非非主义的“八十年代诗选”，也就是说，是一部“前非非写作”诗选。而本书所选作品是从上部书截止之处开始的——时间起始于1989年12月，终止于2005年12月，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后非非写作”诗选。前非非写作诗选《打开肉体之门》涵括的时间只有三年（1986~1988）；而本书所选非非诗人的作品涵括的时间达16年之久（1989~2005）。《打开肉体之门》中的诗主要创作于思想大解放的80年代中晚期，本书所选作品则主要创作于社会转型、经济勃兴、价值溃灭的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开端5年。这两点，使前后两本非非主义诗选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两种精神面貌。<o:p></o:p>
“前非非写作”与“后非非写作”并非某一位批评家的人为划分，而是非非主义自身呈现出来的阶段性写作特征，它是非非主义历史逻辑的自我说明。根据写作理念的转换，以1989年为界，之前的非非主义（1986~1988）为非非主义的第一阶段，可称之为“前非非写作”时期，主要理论标志为反文化、反价值和语言变构，作品一般具有非文化、非崇高、非修辞的特点；1989年以后，以《非非》复刊号（1992）的出版为标志，一直到现在，为非非主义的“后非非写作”时期，其写作基点是：“从逃避转向介入，从书本转向现实，从模仿转向创造，从天空转向大地，从阅读大师的作品转向阅读自己的生命——以血的浓度检验诗的纯度”。强调对当下现实的关注，全力倡导“大拒绝、大介入，深入骨头与制度”的体制外写作，在绝不降低艺术标准的前提下，更强调作品的真实性、见证性和文献价值。<o:p></o:p>
这里所说的“后”，不是后现代主义的“现代主义之后”意义上的那个“后”（Post——），而是“后期”的“后”，相当于中国古代史划分上的“前汉”、“后汉”的那个“后”。后非非写作时期的非非主义，就是后期非非主义，或非非主义的新时期、后政治条件下的非非主义，等等，也不完全排除后现代主义的那个“后”字所包含的某种“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自我变构”的语义外延。后非非写作时期的非非主义，在纠正前非非写作时期的谵妄、迷狂、偏激、自悖的同时，继续坚持和高扬以变构语言和文化为宗旨的非非主义精神，以《红色写作》、《拒绝的姿态》、《宣布西方话语中心价值尺度无效》、《高扬非非主义精神，继续非非》以及《体制外写作：命名与正名》等五篇文章为主要理论文献，承传艺术变构论、非非主义诗歌方法、反价值理论、红色写作、拒绝的姿态、体制外写作理论中绵延不断，贯彻始终的体制外写作思想，坚持决不妥协的体制外写作。本书所选的诗歌作品和诗学文论都程度不同地体现了这种精神特质。<o:p></o:p>
在1989之后非非主义的写作转型中，有两个重要的事件是应该被提及的，这就是1992年《非非》的第一次复刊和2000年《非非》的第二次复刊。对《非非》第一次复刊提供帮助的有胡途、叶舟、文群、张松荣、周细平诸位，这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就对《非非》第二次复刊的作用而言，陈亚平的贡献是首位的，他不仅是《非非》第二次复刊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而且承担了《非非》第二次复刊的主要费用。还有孟原、陈小蘩、蒋蓝、雨田、董辑、袁勇、童若雯、龚盖雄等几位朋友，也都对后非非写作的推进，做出了各自的贡献。<o:p></o:p>
在作品方面，陈小蘩的《精神镜像》（大型组诗）、《黑暗的正午》（大型组诗），陈亚平的《诗人公社》（大型组诗）、《网体的语言制度》（组诗），孟原的《怀抱白银的抒情者》（组诗），童若雯的《拯救》（组诗），袁勇的《造反》（组诗），蒋蓝的《酷刑及其他》（组诗），龚盖雄的《小康社会的花朵》（组诗），雨田的《国家的阴影》（组诗），邱正论的《冷兵器时代》（组诗），董辑的《头朝下的生活》（组诗），黄懿的《一个人的修道院》（组诗），蒋晓韵的《山流水的玉》（组诗），余刚的《思想史的后方》（组诗）、《超越语言的派别》（组诗），周伦佑的《刀锋二十首》（组诗）、《变形蛋》（长诗）、《象形虎》（长诗），以及周雷的诗学理论、龚盖雄、袁勇、董辑、二丫的诗歌评论，蒋蓝的随笔、共同构成了后非非写作的创作实绩。<o:p></o:p>
非非主义之所以为非非主义，其绵远的生命力及充沛的创造活力不是来自它的群体性和异端性，而是来自它的成员所共有和共享的某种本质性的理念：非非主义精神。这是作为诗歌艺术运动的非非主义区别于其他诗歌流派的最根本的东西。非非主义精神的要点有三：<o:p></o:p>
第一是它的革命性。在与传统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既有文化的关系方面，它不是对传统的依附与归顺，而是彻底的反叛与解构。主流意识形态的震怒，某些对非非主义持保留意见的论者对非非主义所下的评语，诸如：“惊世骇俗”、“震聋发聩”、“前所未有的冲击”、“极端的语言方式”、“最急进的探索”、“抵达绝境的语言实验……”等等，皆是这种革命性影响的直接反应。然后是自我变构意识。如果一个诗歌艺术运动以一次性的爆炸同时宣告了自己的诞生和死亡，那是不值得称道的，因为它没有能延伸和展开自己，故而是没有生命力的。非非不是流星主义，从一开始它就提出了自我变构的不断革命思想，并以此为自己的精神推进器。从创立之初的“语言变构”（“艺术变构”论，1986，周伦佑）、“反文化”（“前文化”论，1986，蓝马），紧接着的“价值变构”（“反价值”论，1988，周伦佑），再到第二阶段的“红色写作”（“红色写作”论，1992，周伦佑），以及最近的“体制外写作”理论（“体制外写作对话”，2002，周伦佐、周伦佑、龚盖雄）。这种变构性，即是非非主义的革命性与原创精神的强势延伸，也是非非主义在变构当代艺术的同时自我变构的展开过程。非非主义源于诗、包含诗，但高于诗，大于诗，它的更高目标是文化与价值——即通过语言变构和艺术变构以期最终实现的文化与价值的彻底变构！最后是开放性和包容性。非非无门，任何人都可以随时进来和出去。在非非主义的不同时期，一些人走了，而一些原先并不属于非非主义的诗写者，因为认同非非主义精神并通过其作品而成为新的非非诗人——前非非写作时期的大部分诗人和后非非写作的主体诗人都是通过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而进入非非的。这便是贯穿“前非非写作”和“后非非写作”两个不同时期的非非主义精神。所有的非非主义诗歌作品，都是在这一精神路向上获得意义并确立其艺术价值的。背离这一精神，便是背离非非主义。任何一位非非主义写作者，只要他背离了非非主义精神，他便不再享有非非主义诗人的荣誉。1989年以后，前非非写作时期的几位成员杨黎、何小竹、蓝马、吉木狼格等集体“下海”经商，打着诗歌的旗号，以“九十年代诗丛”、“梦想者文学网络”、“梦幻之旅”、等等名目设局圈钱，“把‘非非’大旗变成了柜台布和广告招贴”（诗歌评论家杨远宏语）,以自己的行为背离非非主义精神，肆意践踏和损害非非主义的声誉；进入21世纪，杨黎、何小竹经商失败，滑入“下半身写作”，继而正式宣布退出非非主义，提倡“废话写作”，自称“废话诗人”。更从行为到精神两个方面彻底脱离了非非主义。至于他们中的个别人至今仍以“非非主义代表诗人”自命，只能视为人类价值异化者中缺乏知耻心的一个特殊个案——看他能硬绷到几时？<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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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开端以来的中国诗歌是忙碌的。在尖锐对立的假相多元中，有两种集体化写作模式是为非非所反对的：一种是十几年一贯制的“唯口语”写作，不知疲倦的自我重复和集体重复，近于机械式复制和复印的陈旧形式和语言，不是对“第三代诗”革命性的继承和延续，而是背离和才尽。目前，此一模式已完全沦为纯粹表现商业消费心态和下半身慰安的自娱性写作，已不具有任何一点可评价值！更大的腐蚀来自于醉心于西方文化语境的“翻译体”写作——以西方人名、地名为诗题，与西方大师的幽灵对话，大量充斥于每一首诗中的外国场景与人物，扭捏作态的刻意断句和转行，不时插入诗中的对话和引语（一定要加引号），拖沓，漫涣的节奏……等等。这种由几个懂得点英语并翻译过几首外国诗的诗歌写作者“引进”的“翻译体”写作，竟然得到了个别靠西学混饭的学者和几位审美鉴赏力并未钝化的诗歌评论家的认同和推波助澜，而使其一度泛滥成灾！如果放任这种醉心于西方文化语境的“翻译体”写作泛滥，当代汉语诗歌将在“与西方接轨”的鼓噪声中丧失它独立的审美品质。非非主张有方向的写作，但反对任何集体化的、可以复制的写作模式。<o:p></o:p>
关于“口语”与“唯口语”的界限，有必要再说几句。<o:p></o:p>
新诗一开始就叫“白话诗”，“白话”就是口语，所以，“口语”作为新诗语体之一种，既不是什么专利，也不构成任何问题。但从“口语”变成“唯口语”就很可笑了！“唯口语”的唯，包括四个方面：<o:p></o:p>
１）诗只能用口语写；２）只有口语写的诗才是好诗；３）凡是口语诗都是好诗；４）进而用口语划分阵线——凡是写口语诗的都是战友，凡是不用口语写诗的都是敌人！真是：“千好万好不如口语诗好”、“爹亲娘亲不如口语诗亲”，如此质朴、坚硬的贫下中农感情，恰好体现了马尔库塞所论证的那种“单面人”的人格特征。<o:p></o:p>
写诗用什么语体本来是每个诗写者的个人选择，并不构成任何问题。但“口语”一旦成为一种尺度和不能触犯的东西，它就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唯口语写作”也就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写作。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吗？<o:p></o:p>
今年是非非主义20周年。自1989年算起，后非非写作也已延展16年了。在这样一个可纪念的时刻，对后非非诗人的艺术探索做一个总结，既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在编选这本“后非非写作诗选”时，使我感奋的不仅是朋友们的精彩诗思，还有他们坚韧不拔的艺术探索精神。中国是个很古怪的国度，一方面是群体意识统摄一切，一方面是个体自我的病态膨胀。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自五四以来，新文学发端、发展的前30年，在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得以完全实现的情况下，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学群体和流派一般都只坚持了三五年便四分五裂，难以为继了。而非非主义在缺乏基本的创作和栖存保证的条件下，坚持至今已整整20年了。中国新文学史上有过这样坚韧、严肃而又一直保持着充沛创造激情的创作群体吗？仅就这一点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个大奇迹！我不期望非非主义还有一个20年，但我希望每一个非非同仁能认清自己肩负的艺术使命，在如期展开的后非非写作中，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o:p></o:p>
前进中的非非主义，以诗为旗，继续非非！<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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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5日于重庆北碚西南大学桃花<o:p></o:p>
山寓所<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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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购地址:全套定价82元,款汇四川阆中市三陈街1号工商联2楼1号(邮编:637400)袁勇收,免邮费,款到立即寄出.<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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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非主义创立二十周年出版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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