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5月4日早晨7点，我们坐在院子里的八仙桌上，就着泡菜，“希溜希溜”喝着酸菜稀饭。我一抬头，就看见爷爷的胡须上挑着一点米汤，在早晨的太阳下闪着微光。爷爷的胡须恰如一个小小的摇篮；随着摇篮在咀嚼肌的牵引下产生的颤动，那点米汤犹如一只乳白色的虫子，酷似多年后我在显微镜下看到的精虫。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觉得那个景象相当好玩。所以，在1976年5月4日早晨7点，我就禁不住笑了起来。爷爷很严肃地说：“你要去念书呢，笑什么？快吃！”但我还是不依不饶，快速地做着各种各样的怪脸，故意死看着他笑个不停，最后把他也给逗笑了。奶奶鄙夷地白了我一眼，骂了一句：“二流子。”坐在奶奶旁边的麦子鹦鹉学舌，克隆了一次奶奶对我的侮辱性言论：“就是嘛，二流子。”
和日子一样，我们的早餐始终没有太大变化。唯一的差别，可能就是这两天的酸菜比以往更多了。在酸菜的掩盖下，米粒需要耐心搜索才能出现，比寻找阶级敌人还要困难。我当然没有那么多耐心，满腔清肠寡肚的怨气没处发泄，只好狠命用筷子搅拌饭碗，直搞得碗内火星四溅。
奶奶知道我对她整整一早上的劳动成果没有一点好感，就恨恨地看着我，把一双昏花的老眼盯得牛大。我知道，她老人家又要骂人了，现在的沉默只是爆发的前奏。五一节前最后一堂语文课上，我们学过一个成语，那个成语的意思正好可以很贴切地用在这里。我们的老师杨善民在解词时，就是这么说的。可能是那个成语的涵义完全超过了我们矮小的理解力，杨善民看到满教室的孩子都茫然无措，就口锋一转，把话题落实到了我们的榆木脑袋上：“五一节放假后最好是规矩一点，别以为放了假，就可以到河里洗澡、撒野！特别是不准下河洗澡，去年就淹死一个了！现在我暂时不修理你们的榆木脑壳，等我爆发的时候再说！”听杨老师这么一讲，那个成语的意思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所以爷爷总是夸我很聪明。私下里，还很是发表过诸如“聪明有种，富贵有根”一类的反动言论。
在五一节前最后一堂语文课上，和我同桌的水平肯定没有弄懂成语的意思，也没搞醒豁杨善民的威胁究竟和那个成语有什么关联。他扯了扯我的衣角，结结巴巴地要我给他“解……解……解释解释”。见我不予理睬，他就万恶地捅了我一肘。我呲牙裂嘴地对他说：“放手！别等我爆发了！”可能是我的声音稍微大了一点，在“爆发”前还夸张地“哎哟”了一声，结果我和水平让杨善民逮了个“现行”，双双被“抓将起来，甩将出去”，站了整整一节课。把腓肠肌都站酸了。
1976年5月4日早晨7点，我半蹲在凳子上，像往常一样故意一摇一晃，夹着放在八仙桌中间的泡菜喝稀饭，把凳子搞得“唧唧唧唧”直叫唤，也把泡菜嚼得“嘎嘣嘎嘣”。声音甚是夸张。奶奶用筷子头敲了我的脑袋一下：“二流子，你是个二流子呀。”好哇，她现在终于爆发了。反正我已经被她骂惯，就摇晃得更加卖劲，也咀嚼得更加有力。声音当然也空前高涨。
奶奶瞪了爷爷一眼，来了个一咏三叹：“咳，老头子，我说你个老头子！你究竟管不管你孙子？他还不满八岁，就已经是个二流子！”爷爷表情怪异地笑着，不说话，只顾埋头吃饭。胡须上的米汤，也被他苍老的舌头无意间舔去了。这让我颇感失落：整整一个早上，就这么一点快乐，还眨眼就不见了。我甚至连它死亡的过程都没有看清楚。于是摇晃得更加卖力，二流子的神态也做得更加标准。
看到我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的样子，麦子率先笑了起来，接着是爷爷笑了起来，当然我也跟着笑了起来——在这种关头还不笑，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奶奶没办法，知道我有爷爷撑腰，于是怒火转嫁，敲了麦子一筷子头：“还有你！尽跟他学坏！”麦子嘟着小嘴说：“我又不是二流子，我在吃饭。又是稀饭！又是酸菜！”奶奶放下筷子，叹了一口气。她看着院子另一端正在大口吞吃的水平和胡生，又叹了一口气：“我的小祖宗呢，你看人家，吃什么都香。你们娘老子！几个月都没往家里寄票子！生产队给我们两人分的口粮，就这么多呀……”
麦子做了个鬼脸，其效果正好打断了奶奶想望中的一咏三叹。我也趁机放下了准备捂耳朵的双手。奶奶的一咏三叹在我们家非常有名。但我也不是好惹的，早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捂着耳朵对付她。久病成医嘛。麦子躲过了这一劫，也像我一样半蹲在凳子上晃个不停。按奶奶的话说，也颇有些二流子的风度了。但摇晃中的麦子没有理睬奶奶的白眼和欲说还休，只伸长脖子，想夹泡菜碗里的豇豆。
那根只有一寸长的豇豆、满不在乎的豇豆，初看并没有什么希奇；但仔细侦察，就能发觉它的腹部居然还残存着一滴红油，在早晨的阳光下显得格外红润、丰满。这对于我们缺乏油水的肠胃，就确实有那么一点意义非凡的意思了。我一边暗暗佩服麦子的眼力，一边在心里抽打自己的耳光，也一边迅速地从嘴巴里伸出筷子，准备将它据为己有。没想到奶奶抢先一步，把那根豇豆夹到了麦子的碗里。
我沮丧到了极点，没好气地对麦子说：“快点吃！你要是不快点，今天我就不带你去学校了！”麦子用眼睛挖了我一锄，颇有些满不在乎的神情，也很有些一咏三叹的韵致：“我在吃，二流子。你是个二流子呀。”说着说着，她的小嘴里就喷出了一股粘稠的溪流，径直射进了我的饭碗。从她换牙开始，这样的行径已经重复到第五次了。我的火气更加茂盛，把饭碗一推：“不吃了！格老子！不吃了！”
我纵身一跃跳下板凳，提起书包就想开跑。麦子像我的注脚一样，连滚带爬从凳子上跳下来，拉住我的书包说：“哥，我不是故意的，我在换牙嘛。带我去吧。我要去。”事到如今，麦子还以为是那股溪流得罪了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才叫做抓主要矛盾。
我们家住在西河边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离最近有人户的地方，至少也得走二十分钟。小四合院只住了两户人，除了爷爷奶奶再加我和麦子，另一户是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分别叫水平、胡生，比我和麦子稍长。女儿是老大，比我长五岁有半，叫做菊秀。我和水平、胡生在村里上学，菊秀在公社读“假初中”。所谓“假初中”也者，就是半天上课，半天“学工学农又学军”的二杆子初中。麦子不满六岁，没到上学的年龄。我们一走，就剩她一个人在家，所以她最想跟我去学校。比起我们寂寞难耐的四合院，学校里确实是热闹非凡。每当关键时刻，我对付麦子的最后武器就是不带她。这一招很管用。从历史上看，没有哪一回她不举手投降。刚才我要是早点威胁她，豇豆和豇豆身上那滴丰满的红油，现在肯定已经到我的肚皮里边安营扎寨、子孙满堂了。
奶奶迈着小脚走过来，用枯瘦的手，抹去了麦子脸上的灰线。“哎，你咋这么邋遢，这么邋遢。”不要指望正在给麦子擦脸的奶奶会改变主题，她老人家到死都思路清楚。果然，当麦子的脸上只剩下最后一个灰色的质点时，她马上扭过花白的头颅对我说：“马鹏，要听老师的话，不准下河洗澡，谨防那么深的水淹死你！这几天你从早到晚泡在河里，屁股都和你的脸蛋一样黑了。”奶奶揩了一下眼睛，继续唠叨，颇有一咏三叹的效果：“昨晚我又梦见你的娘老子了，他们不要出事才好。几个月都没有音信……”
我拉了麦子一把，向奶奶投以怒目：“知道了，知道了！你哪天不梦见他们！”奶奶腾出给麦子理衣领的右手，弯曲了食指，敲了两下我的脑袋。我摹仿孙悟空在唐僧念紧箍咒时的动作，假装痛苦地大叫起来。奶奶不管不顾地说：“你再不听话，我就让他们回来收拾你！”
所谓“他们”，专指我在遥远的县城工作的父母。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跟着北京城里的毛主席闹革命，我和麦子都快成爷爷奶奶的孩子了。所以我根本就不怕“他们”。奶奶还要拿“他们”威胁我，真是愚不可及。我摸着被敲打过的脑袋，对奶奶大喊：“知道了，知道了，天天你都这么说，他们怎么还不回来？他们就是回来了，我也不怕！”
我叫上水平、胡生上路了。村小学离我们的四合院有十里地，我们得早点出发。雾还没有散尽。我们家的狗——我给它取名“林彪”——追了我们近两里，每天都是在刻有“毛主席语录”的大石碑处，和我们挥手告别。等“林彪”奔出了几十米，结巴崽水平才对我说：“郑马鹏，你的作业做……做好了没有？这几天你整天泡……泡在河里，早忘记……个……球了吧？”
我调整姿势，故意学他说：“你……做了？你做……做得出来吗？你这个笨……笨……笨笨笨笨笨蛋！”我对五一节放假前被杨善民撵出教室一事，还耿耿于怀。
“郑……马鹏，我跟你说，那……也不怪我，”水平再笨，在眼下的语境里，也听出了我的话外音。他结结巴巴地说：“都是……那个……那个杨善民，他看不起你这个地……地……地主儿子。”
我勃然大怒，抡起书包，向他甩去了一句我们老家的著名骂辞：“日你妈！”
“你要日谁的妈？”水平的弟弟胡生可不结巴。他一脸凶相，闻言一下子扑了过来，就像黄继光扑向敌人的碉堡，把我吓了一跳：“你就是地主嘛，谁不知道呀。还不承认，你还不承认。你要日谁的妈？”
一贯反应迟钝的水平仿佛得到了鼓励，顿时怒目圆睁，居然还来了劲。两人挥拳向我逼近。当然，我也做好了迎战准备——在1976年，作为一个经常挨打的地主后代，这样的架势我早就习惯了。但麦子却被这阵仗吓得目瞪口呆。
我一把拉过正准备向反动派投降的麦子：“去！你的脑壳还想挨打是不是？”麦子一听这话，摸了摸前不久被胡生打破的脑袋，委屈地站在一旁。我百炼成钢，当即就决定要抓主要矛盾，就努了努干筋瘦骨的拳头，瞥了一眼水平，只对胡生说：“你的脑壳是不是还想开花？”
“开花”也是我们刚刚学会的词语，是语文课本第四册第十八课里的小英雄雨来对敌人说的话。意思是人民群众迟早都会把敌人的脑壳打破，以便鲜血长流，就像桃树开了花。听杨善民说，脑袋开花和桃树开花不管咋说，还是不一样。它只是个比喻。水平哪里懂得起比喻。比目鱼还差不多。昨天在我准备下河洗澡时，他还对我抱怨，“都是开花，他娘的为啥就不一样。郑马鹏，你说为……为……啥？”
1976年5月4日的早上，当胡生听我说到“开花”时，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发现伤疤居然还在上面。那的确是我的杰作。谁让他把麦子的脑壳弄“开花”的。看到胡生摸脑袋的动作，我估计他俩肯定知道“开花”的准确意思了。水平果然拉了胡生一把，胡生果然也自觉地松弛了拳头。但他还是恨恨地说：“郑马鹏，你今天日了我的妈，等你妈回来了，我也要日她！”
麦子聪明得很，看出胡生有投降的迹象，一下子就来了劲。她把清脆的女童音一下子提拔为女高音：“你敢日我妈，我一会回去就日你的妈！你的妈，干豇豆，她现在就在家！”
村小学在一个四合院里。整个四合院住了四户人，都是些趾高气扬的贫下中农。我们家是这个村唯一的地主，所以每回去学校，我都有一种剥削过他们的羞愧感，就深深地觉得对不起毛主席，也就觉得杨善民不让我加入红小兵，确实是道理大大的。
我们的教室只有一间房。那间充当教室的屋子，被那四户人家公认为“厅房”。厅房，也就是教室后边放了两口大棺材。我们“学校”有二十几个学生，三个年级，老师却只有杨善民一人，还是个“民办”。杨民办上课的方式是这样的：给一年级讲“波坡摸”、“鸡器稀”时，二三年级做作业；给我们二年级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课文时，一三年级做作业；给三年级讲四则运算时，一二年级还是个做作业。十几年后，当我瞎猫碰见死耗子，居然也混成了一名师范教师，正在为培养小学师资当牛做马怒贯长虹时，突然有一天上峰有令，要求我等必须要给学生贯彻落实“复式教学法”，并大讲“复式教学法”的好处一二三四五。刚开始，我还不大清楚这是什么黑话，等弄明白了之后，就对那些发明“复式教学法”的上峰十分瞧不起：早在1976年，我们的老师杨善民，就已经土法上马、因陋就简、无师自通、摸着石头过河地弄起了复式教学。搞明白了这一点后，我才猛然醒悟过来：我一个二流子，居然也混成了培养人民教师的“母机”，原来是我在十几年前就亲自领教了“复式教学法”的威风。这样左想右想，最后还是觉得上峰确实有那么一手，比我等强多了。
我们四个人赶到教室（也就是学校）后，杨善民还没有来。他住在比我们更远的另一条河边，理应迟到。反正又没人敢打他的手掌心。刚到教室门口，我就看见我的座位旁挤满了一大堆脑袋。那些脑袋一见我，从那些脑袋上的某一些肉洞里发出的唧唧喳喳马上就止歇了。我不明就里，一路挨次敲了敲几个一年级同学的脑壳（二三年级同学的脑壳暂时还不大敢敲），径直走到了座位边。我正准备把书包放下去，突然发现桌面上满是口水。那些还在冒泡的白沫，既充满了恶意，又提醒我它的炮制者就在身边。我大喊一声：“哪个杂种干的？”
高我一头的王志军同学应声走了过来，大模大样地说：“老子！”看见是他老人家，我只好就势下了一个软蛋。因为王志军的老爸是我们村（那时叫大队）的贫协主席，所以王志军属于高干子弟。故所以我惹不起他。王志军虽然现在才读第四个一年级，但他既是我们学校的元老，又是班长。也就是说，他是我们学校仅次于杨善民的高干。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我不下软蛋，还能产个什么金宝卵。何况人家杨善民给王志军安排的任务，就是管理全校的纪律，在必要的时候，还拥有体罚我们的权力。在更必要的时候，也拥有给我的桌子吐口水的权力。我只好拿过麦子递来的破布，一言不发地把桌面擦拭干净，然后坐在板凳上，对麦子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去，去，出去！”麦子可能想起了出发前给我定的保证，很识相地嘟哝着走了出去，却把一堆哄堂大笑留在了身后。
杨善民进来时，我们都没有察觉。当背对教室大门的胡生尖叫一声“日你妈”，我们转过头，才看见杨老师已经进来了。于是赶紧各就各位，不敢随便动弹。杨善民扯着胡生的耳朵，把他从桌子上揪到了讲台边：“他娘的，你还敢骂我！”
杨善民一如既往地在衬衣外，披了一件鲜红的运动服。他穿衣裳的方式很古怪。运动服只是披在背部，运动服的两只袖子却系在了脖子上。这显然破坏了衣服的一般穿法。对此我很是仰慕。我对标新立异一贯具有好感，一回到家就开始效法，却被奶奶痛斥为“二流子”。许多年以后，我才惊奇地发现，大城市里的时髦青年也喜欢这么干。有一年我回老家见到水平，向他感叹杨善民的超前意识。养猪专业户暂时把手从他二奶的胸部拿下来，白了我一眼，结结巴巴地说：“他超个……鸡巴前！他那样披衣服，是因为肾虚。那个小单方，还……还是我老爹……教……教他的。他那个样子……披……披衣服，可以固……固肾，好让卵蛋……发……发烫。”这倒很可能是事实。水平的老爸就是我们大队的赤脚医生，懂得土灰可以止经血、狗大肠可以治脱肛、鸡肠子可以补胎儿的脐带松弛一类的高深医学。还免费为我治疗过包皮红肿。但1976年5月4日上午，我还不知道杨善民肾虚，也不知道什么是肾虚，更不明了肾虚对我等的人生运程有何利害。只觉得他左边脸发乌，右边脸发白，配上那件红色运动衣，既威风又有煞气。反正我们确实很怕他。话说回来，有我奶奶一类鼓励他修理我们的人民公社社员，我们也没有理由不怕他。
胡生一站在讲台前，果然就有些筛糠、发抖的意思。这种情况之出现，实在是太正常了。我们全体同学见了杨善民，谁不双腿发软，谁就是超级好汉。即使是王志军，也不能完全免俗。杨善民十分威风地扫视了两遍教室，教室里鸦雀无声的程度当场就提高了两倍。他对此好像很满意，慢吞吞地转过头对胡生说：“他娘的，你爬得很高嘛，胆敢站在桌子上去了。现在就敢爬桌子，将来还不篡党夺权？”胡生吓得浑身发抖，嘴巴张了张，终于一句话也不敢说。
话说1976年5月4日上午8点35分，杨善民在一间摆了两口大棺材的“厅房”里，很轻蔑地看着我们，足足过了十秒钟之久，才向我们庄严宣告：“中央最近又有指示了，要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他扫荡了我们一眼，又隔了大约五秒钟，才继续宣告，“说一千道一万，落实到我们学校，就是要严惩胡生这样的东西！”他的逻辑推理令人口服心服，直到今天也让我仰慕不已，“现在就敢爬桌子，将来肯定敢篡党夺权！你们说，这样的东西要不要修理？”
“要修理！”包括水平在内的所有人都异口同声。但我的声音最大。杨善民很满意我们革命意志的无比坚定，尤其是满意水平同学的大义灭亲。他先向水平伸了伸大拇指（后者的脑壳马上就昂得更高了），又夸了我们一声“好”、“不愧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才车过脑袋，向胡生比了比巴掌，像是在演哑剧。但我们这些早已被他训练为哑剧高手的人都知道，胡生的左手至少在今天晚上端饭碗时，恐怕有些不大方便了。
胡生颤颤抖抖伸出左手并做掌状。杨善民紧接着把教鞭塞到他的右手里：“拿稳当点！十五下，自己打，用劲！”杨善民自称收拾我们有四十八种刑罚，但最常用的一种，也就是眼下这招“自轻自贱”。胡生边打边叫边哭。他打一下自己的左手心，王志军就站在下边报一个数。这是他的权力。每次我们挨打，无一例外总是王志军最快乐的节日。遗憾的是，这家伙虽然已经读到第四个一年级了，数数却只会从一数到十，弄得全校同学都恨他——因为除了王志军，我们每个人都挨过打，而且还不止一次。这一回不知是历史上第多少次轮到胡生了，我没有理由不高兴。尤其是今天。
眼下，胡生已经抽了二十几鞭，王志军却还在十以内徘徊。好在胡生数数的水平和王志军差不多，所以尽管他“哎哟哎哟”叫个不停，还是只好一路照直打下去。虽说打得不够坚决，不够顺畅，简直就像大便干燥。当王志军循环到第四个“一”时，胡生终于哭着喊：“哎哟！我要揭发！我要揭发！哎哟！”他娘的，他也终于要爆发了。只是不知道他要把战火烧向谁。
杨善民恨恨地瞪了王志军一眼，喝了一声“停！”王班长读了四个一年级，数数还老在一到十之间作无限循环科，明摆着是给前初中毕业生的教学成绩抹黑。难怪杨善民的眼神对他有看法。胡生听见杨善民的呵斥声，又打了自己左手两教鞭，才彻底停下来。这是个非常古怪的反应。过了许多年，我才参透其中的微言大义：只有像胡生那样做，才算体现出了“自轻自贱”的精髓——你打自己都成习惯了，突然被人喊“停”，你总觉得天底下哪会有这等好事，非得再追加几鞭不可。于是就真的追加了几鞭。见胡生按照自己的思路在辛勤劳作，杨善民很满意。他假装好奇地问：“你的手掌心怎么样了？还能端饭碗吗？你要揭发谁？想戴罪立功？”
我坐在第三排，很清楚地看见胡生仇恨的目光，知道这家伙肯定听见了我刚才的喊声。我刚才的喊声确实是大了一点，我甚至听见了棺材上反弹过来的回音。我当场就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不幸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胡生果然说：“我要揭发郑马鹏！”
杨善民意味深长地看着我，居然还向我点了点头。我毛骨悚然，正准备对杨善民投来的“意味深长”表示一下，他却对胡生发布了继续揭发的指令：“说！郑马鹏这个狗东西又犯了什么事？”
胡生“哎哟”了一声，把发肿的左手背在屁股上，大声揭发：“郑马鹏天天下河洗澡，一泡就是一整天！今天早上还想日我妈，但我坚决不干！”除了我和水平，所有人都笑了。杨善民也笑了几声。但他可能是觉得那个样子既不严肃，又破坏了皮笑肉不笑生产出的威慑力，就马上止歇了，却对我叫道：“你还坐着喃？”
我连忙站起来，对杨善民说：“他也要日我的妈嘛，不信你问他。”胡生两眼盯着脚尖，当场就反驳了一句：“是你先要日的！”杨善民不说话，只看着我。我吓得浑身发抖，只好一步三回头，走上了讲台。看我站定，杨善民才对我说：“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我没有吱声。
“看来是真的了？”杨善民在我身边先顺时针踱了一圈，然后又逆时针往回踱，阴阳怪气地说，“你小小年纪，咳，就要日人家的妈，将来还了得？你比胡生的狗胆还大！你想想，人家的妈，就是那么好日弄的？你就不怕别人两腿把你夹死个球了？说！”在1976年5月4日上午，我确实弄不懂杨善民在说什么。但老杨同志的问话是一定要回答的，于是我只好支吾着说：“怕……”
杨善民的嘴角立即浮现出一丝笑意。这丝笑意当场就被我捕捉到了。对此我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反应，小奴才的神态暴露无遗。作为挨打惯了的人，我早就学会捕捉打人者隐藏起来的笑意，目的还不是为了卖个乖、讨个好。
杨善民根本没有把我的讨好放在眼里，只自顾自地现场发挥：“别人的妈，你现在也没办法，先不管这个问题。说！怎么洗的澡？你想死呀！”我不得不小声说：“我不想死，我也不会死。我的水性很好。……我是脱了衣服去洗的。”
杨善民是个有名的旱鸭子，见我居然敢王婆卖瓜，当场就想发作，水平却举起了左手。杨善民用右手示意他站起来说话。后者得到了鼓励，于是就张大左边的嘴角大声揭发，只是在兴奋和恐惧中，舌头更加不听使唤，扯得他右边的嘴角不断打滑，就像我前几天读到的某些“黑马”思想家的檄文：“我我让他……别洗，他……他……还说，放假了……老师……也别……想管住我。郑……郑马鹏，你是不是……这么说……说的？”杨善民厉声喝道：“那你下水了没有？”水平浑身一抖，老实巴交地说：“我又不会凫……水，我不敢。不信，你你你……问他。”这就相当于“黑马”思想家把自己的潜意识给说了出来。
杨善民对水平笑了笑，很满意地让他坐下，然后转身对我说：“现在你就把衣服脱了哈，准备下水。”我迟疑了半天，不知道他老人家这一回要干啥，但也只好把背心去掉，露出了泡得黝黑的排骨。
杨善民先嘲笑了我的肤色，顺带论证了一番我的肤色与下河洗澡之间的必然联系，又攻击了一通我只有二两肉的排骨，然后才意犹未尽、怪里怪气地说：“你，你就是这样洗澡的——吗？”
我还是不知道他老人家在说什么。杨善民见我不明白，又打水平的启发：“他是不是穿着裤子下水的？”水平这一回居然最大限度地克服了口吃，斗志昂扬地说：“没有，他脱光了，精鸡巴卵子就下了河，还说真……真……他妈安逸。他还想拉我下水，把我的衣服都打……打湿了。但我很……很……很坚决……”杨善民一挥手止住水平，对我吼道：“听清楚了吗？你就在这里现场洗澡！”我终于明白了杨善民的意思，吓得浑身筛糠。但最后我还是在杨善民的淫威兼帮助下，一丝不挂地站在讲台上。
恍惚间，我听见教室门外传来了笑声。我知道，一定是劳动中途休息的人围在了门槛外。他们是趁着休息来视察自己的孩子在怎样念书，是不是又在捣蛋。从没想过会碰上什么西洋景。这一回他们狗运当头，历史必然性地碰上了活宝。他们人头攒动，把上午的阳光几乎全遮蔽了。教室里顿时暗了下来。可恨的是，投射到我身上的那束阳光，居然没有被挡住。我赤身裸体地罩在阳光里，就像后来我看过的话剧《哈姆雷特》里的哈疯子、哈神经病，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束光把他从头到脚地罩住。哈疯子在舞台上得意极了，我在讲台前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把脑袋埋得更低了。我听见一个女人用清脆的声音说：“杨善民，你这是在耍流氓呢，教室里还有那么多女娃子。”
除了那个声音清脆的女人，抽旱烟的男人们和擦汗的女人们都笑了，纷纷夸奖杨老师教学生就是有一套，看以后哪个狗日的还敢私自下河洗澡。有的人还趁机向他们的儿子挥拳头。那是威胁的意思。一时间“狗娃子”、“牛娃子”、“孬猪”、“孬马”、“板凳”、“桌子”地响成一片，宛若喜鹊唱枝头。还有一个人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惊讶地说：“你们快看，狗日的郑马鹏，只有三堆牛屎高，家伙倒有那么大！”我连忙用手捂将过去，当场就引来了一阵哄堂大笑。另一个家伙明显看不起刚才说话的那个人：“你懂个屁股，人家是地主，棒槌就是应该大一些嘛，要不，人家以后怎么讨两个老婆？”
旁边几个人闻听之下，顿时来了劲，马上随声附和：“对呀，你他妈一个老光棍，知道哪种枪管用？秤砣才能压千斤，好使不好使不在大小上头！一边问你妈去！”从我胯下发现新大陆的人显然被戳到了痛处，于是老羞成怒，大喊一声：“我日你们全体人的妈！”教室门外很快就乱作一团。我偷眼看见新大陆的发现者鼻子已经见红了。他很快就从哥伦布，变成了一个被掀翻在地的超级意淫狂。
我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刚开始只是小声，像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后来逐渐就达到了声震寰宇的境界。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的第一次痛哭。多年以后，我为那次痛哭开了个后门，把它内定为我这一辈子最早的抒情。现在我越来越明白了，那也很可能是我迄今为止最有力的抒情。确实，那天上午，我的抒情就像柏拉图说的神灵附体一样，达到了旁若无人的境地，其后再也没有达到过。我洋洋得意地哭着，我忘我地哭着。透过眼泪，我还看见许多面目不清的笑脸。在我今天看来，只有当年要吞太阳、吞月亮的天狗郭沫若同志的抒情，勉强达到了我那一回的水准。其他人根本没门，不管他叫曹雪芹、卡夫卡还是荷尔德林或者鲁迅。我打败了所有人。我为此要感谢那个杨善民。我准备在合适的时候宴请他，或者在他死后给他送一个花圈，上书“日你妈”三个大字。这三个字是我们老家最有名的土特产。而所谓土特产，在我们老家人的观念中，只能送给自己最重要的人。向毛主席保证，我这是真心感谢杨善民，没有一丝一毫报复的成分。尽管我也承认：在这个说法里边，确实包涵着那么一点矫揉造作的幽默感。
杨善民规定，我们中午必须要在学校睡午觉。五月的天气已经很热了。院子里的鸣蝉肆无忌惮地叫个不停，几只母鸡懒洋洋地歇在树丛中，张大嘴巴吐着热气，昏昏欲睡。看见有机可乘，一只公鸡就暗中偷袭过来。那只不幸被蹂躏的母鸡根本不顾不管，兀自昏沉沉地睡去，一任那只无耻的公鸡实施暴行。最后搞得那只公鸡索然寡味，只好悻悻离去。
五一节后，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半，是中国人民鼾声如雷的时刻。所谓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那天是五一节后的第一个午觉，所以杨善民格外重视。在公鸡刚刚离开母鸡背部的那一瞬，杨善民向王志军下达了要管好我们的作战命令。他盯了一眼“我自岿然不动”的母鸡，微笑着说：“万事开头难。你们要向那只母鸡学习。今天是第一个午觉，无论如何要睡好，要睡出风格，睡出水平！毛主席在看着你们呢。”总而言之一句话，杨老师的意思是：要睡扎实，要睡到位，要让北京城里的毛主席放心。杨善民为此还专门点了我的名：“郑马鹏！你今天上午已经让毛主席担心了，你得给我好好睡，将功补过！”他不等我回答，就把教鞭交给了王志军：“他们要是不听，你可以打。黄荆条下才出好人嘛。”
我们每两人共用一张课桌，一个人睡桌子，另一个人就得睡板凳。我睡不着（我直到今天也没有午睡习惯），但也不敢随意动弹。只好侧身躺在板凳上，假装睡觉——桌子让水平抢去了。看到场面太寂静，不堪权威被藐视的王志军，又吼将起来：“赶快睡，谁不睡！我就把谁的名字记在黑板上！”王志军是个有名的瞌睡虫，走路都能睡着，何况现在背部已经贴在了桌子上。不到一刻钟，王志军果然就开始打鼾。活像个老爷们。
穿上裤子后，仅仅一顿午饭的时间，我就把上午发生的事情忘了个精光，完全成了今天的“黑马”作家所谓没有“耻辱记忆”的典型。听见王志军鼾声震地，我觉得天下终于是我的了。我像还乡团一样，掏出事先准备好的青花椒，往每一个人的嘴巴里塞去。具体位置是两排牙齿之间。数量从三颗到五颗不等。我给胡生和水平嘴里放得最多，都是五颗手雷——谁让他们上午联手修理我的。我像个幽灵，在教室里滑动。最后每个人都塞遍了，但还剩了不少青花椒。我狠狠心，又大江南北巡视了一圈，凡是看不顺眼的就多放一点。来来回回几趟后，结果每个人的嘴巴里都多达十颗以上，远远超过了我的预算。
我本来想给王志军也放一点。但看到他的涎水已经流到了桌子上，就干脆算了。我对想象中的人民群众挥着手，在教室里又东南西北视察了一圈有半，看到熟睡的同学们开始在梦中蠕动嘴巴，知道好事马上就要来了。我精通此道。我就在睡梦中吃过很多大鱼大肉，有一次还把自己的舌头都咬破了。
最先叫起来的果然是胡生，因为这家伙有睡觉磨牙的习惯。从他的叫声中听得出来，他已经咬破了青花椒。1976年，我们老家的土地还没有被污染，所以青花椒非常麻，不把它炒熟退火，很少有人敢吃。所以胡生闭着眼睛哇哇哇地大叫不止，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他声震寰宇，但首先是吓跑了歇在门槛上的母鸡——胡生比那只公鸡确实是强多了。接着，胡生同学的叫声，很快就引起了连锁反应：他先是吵醒了列位贫下中农的后代，列位贫下中农的后代在睡梦中被惊醒后，总是习惯性地张嘴磨牙，张嘴磨牙势必要咬破青花椒，咬破青花椒后势必马上就会大叫起来。整个过程和原子弹的爆炸过程异曲同工，都可以大而化之地归结到链式反应的范畴。不到五分钟，满教室的人都托着腮帮子叫个不停，活像一群缺氧的鱼，拼命把头伸出水面寻找空气。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看到满教室二十几个人被麻得来回走动，我也假装混迹其中，捏着腮帮大叫不止。
王志军最后醒来。他的瞌睡就有那么厉害。此人后来成了个方圆几十里内著名的猪贩子。有一次欺骗了买主，卷款逃亡。但就是因为贪睡，才被人在小旅馆里人脏俱获。据水平告诉我，抓他的时候他正在呼呼大睡，枕头边尽是涎水。1976年五一节后的第一个午睡日，王志军醒来后，也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恰似在小旅馆里面对人民公安。他涎水也来不及揩，就连忙拉着一个人问：“怎么啦？怎么啦？”一连拉了好几个人，连我也有幸被拉了一把。但没有人能够回答他。
同学们都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了口腔和舌头上。我估计他们的舌头这会儿已经麻木得说不出话。剂量确实是大了一点。我甚至有点后怕。王志军搞不清楚究竟是咋回事，只好大喝一声：“不许闹！谁闹！我就把谁记在黑板上！”
他的威胁没人理睬。在麻木的口腔和王志军的威胁之间，我的同学们显然听从了肉体的旨意。王志军哪里明白这一点。因为对这个高深问题的考察，要等到米歇尔·福科的大著问世后才能得到精确的说明。所以他只气得在讲台前打转，把鞭子抽得山响。
王志军眼看威胁毫无用处，就提起教鞭向每人身上敲了一下。我们的叫声更高了，活像一个嘈杂的猪市。眼见权威受到挑战，王志军只好怒气冲冲蹦到黑板前，提起粉笔就想写我们的名字。他冥思苦想了老半天，才歪歪斜斜写出了一个名字。居然是我的大号！居然！不过，“鹏”字对他来说确实是复杂了一点。他写得完全不成个体统，就像杜甫被卷去了三重茅的破屋，四处漏水，摇摇欲坠。我气得不行，但又毫无办法。人家既是高干子弟，本人还是个高干，我又能干什么。等花椒的麻劲过去后，王班长才扭扭捏捏写出了十个左右。水平和胡生的大号也赫然在列。
经过这一折腾，大家都睡不着了。但王志军仍然命令我们躺下。说太阳还没有照到门槛，还不到起床的时候，“继续睡！”他看到大家渐渐安静下来，就提高嗓门问：“是谁日的怪？”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人能够回答。因为除了他，大家都在叫，所以我们一致盯着他。对视了很久，王志军终于有些害怕了：“不是我日的怪啊。我怎么会日怪呢？我是班长！我怎么会日怪。我现在就去叫老师来查！”他的推理完全符合1976年甚至1996年的逻辑。王志军说完就跑出去找杨善民了。
教室里马上呈现出恐怖的气氛。不知道杨善民这回又要如何爆发，如何收拾我等。杨善民的临时住处就在院子里，也就是说，我们的手心很快就要享受鞭子的滋味。虽然那天除了王志军，人人都被麻翻了（我是假装的），但人家王志军是高干，所以凶手肯定是我们中间的人。而对付隐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歹徒，杨善民一贯采取“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策略。还说他那样做，对我等的成长和社会主义的建设都有好处，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双赢”。想到杨善民就住在院子里，随时都可能拍马杀到，那天午睡的后半段，我们人人自危，都禁不住把手掌藏在裤兜里。我做贼心虚，尿都快吓出来了。
过了很久，不但王志军没有出现，杨善民也没有来。真是咄咄怪事。我们稍微安了一点心，随即就像毛主席所谓“你不打他就不倒”并且“亡我之心不死”的阶级敌人，又开始了窃窃私语。很快就达到了喊声震天的境地。我素来对毛主席佩服之至，其原因也在这里：他老人家确实伟大，预先就把我等的花花肠子看了个一清二楚。三天，不，三分钟不打就要翘尾巴。我侧身躺在桌子上——趁水平被麻翻，我重新夺回来了桌子的所有权——，把脑袋向右一偏，悄悄对躺在板凳上的水平说：“嘿，你的名字也在上面呢。”水平一听，呼地站了起来，提高嗓门问：“在哪里？”作势就要冲到黑板前去擦自己的名字。
听水平一喝，大家都坐了起来，纷纷向他鼓掌致意。我们都不敢去擦，惟独水平可以。因为他老爸是大队的赤脚医生，大多数时候不用下地劳动，所以水平在我们眼里也勉强属于高干子弟。王志军虽然凶恶，但据我们观察，也时常让他三分。水平即使是个大猩猩，也看出了这中间的子丑寅卯。我们目送着水平走到了黑板前，目送着他提起了刷子，目送着他对着黑板上的怪味蝌蚪发愣。结果水平很令我们失望，半天都不敢下手。我在心里暗笑，他一定是搞不清楚那些蝌蚪中，究竟是哪几只代表了他的名字。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水平要读到三年级才能认识自己的名字。也就是说，认出自己的大号至少要等到1978年，因为他现在还在读一年级。虽然已经是第二个一年级，但还是个一年级嘛。平心而论，有错的不是水平，而是万恶的时间本身。
大家伙看着水平，纷纷火热起心肠给他出主意。有的喊你的名字是第三个，有的喊第四个。所有的都被喊遍了，就是没人喊第一个——我正在憋尿，不敢喊，怕一喊当场就要闪断尿筋。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做贼心虚。水平站在黑板前，面对下边七嘴八舌的动议，活像一个临阵时还拿不定主意的将军，急得满脸通红，鼻尖上全是汗。胡生提醒他：“快点，王志军要来了！”水平用手指将黑板上的每一个名字都点了点。我知道他这是在从上到下地数数——到底是第三个呢还是第四个？或者是第五个？随着他手指的滑动，每点一个名字，下面都“哦”了一声。那是表示肯定和鼓励的意思。真是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啊。最后，满头大汗的水平终于一咬牙，把第一个名字给擦去了，然后昂首走下讲台。
我们差不多都笑了，但胡生没有笑。因为胡生也不认识自己的名字。他得到1979年才认识。看到水平像个得胜回朝的将军一样大踏步走过来，胡生连忙喊：“还有我的！还有我的！”水平一边坐下一边擦汗，一边没好气地说：“你自己的你自己去！”他的舌头负负得正，终于麻顺畅了。
奇怪的是，整个午睡杨善民都没有来。这样的事情还是第一次发生，我们都很新奇。最后只有王志军气急败坏地跑来了，他边跑边骂“日你妈狗日的”，“狗日的日你妈”。神情甚是愤怒。我们不知道他老人家这回又在发什么神经。大人物的神经一般都有那么点问题，这我们当然知道。但如果我们能预先知道一点大人物发神经的原因，也好防个万一，也好让我们不至于被他弄得大发神经。这当然是后话。现在只说王志军。
当他看见黑板上没有了我的名字，以为是我冒犯了他的虎威，就抡起教鞭抽了我几下——这就是我没有能预先知道大人物发神经的必然结果。我除了对他怒目相向，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只好在心里把他妈和他妈以上的所有女祖宗，狠狠问候了一个遍。我正准备反时针再问候一次，还没有问候到他妈，脑袋上又挨了一鞭子。我那么好使的脑壳也被打懵了，不仅把问候的顺序搞得七零八落，连问候的对象也搞错了，居然问候到了水平的姐姐菊秀那里。
当我歪打正着，当上了培养人民教师的“母机”后，有一次碰见到城里来贩猪的王志军（他那时正在为水平打工）。我向他提起了“花椒事件”，并勇敢地承认是我干的。他想了想，然后脑壳一拍，做恍然大悟科：“我早该想到是你干的！他妈的，我们班就数你最聪明嘛。所以你现在！就当了个！比狗日的杨善民还霸道的教师爷！”我笑了笑，非常理解他为什么要骂杨善民（这个事情下回分解）。我敬了他一杯白干，却没有理会他的感叹。
是的，聪明不聪明我们先不管，何况我现在一点都不觉得自己聪明。我要是真的聪明，现在而今眼目下就不会是一只“母机”了。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明说了吧，王志军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使我有机会为自己当年的举止感到自豪：1976年的第一个午睡日，是我把昏昏霍霍的中国人民从沉睡中唤醒的，工具就是青花椒。虽然我唤醒的只是中国人民中的一小撮，但考虑到我当时还不满八岁，我就有理由自豪。按照杨善民的逻辑，我八岁时就能唤醒一小撮，长大了还不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朋友们，我这样说并不是王婆卖瓜，而是我碰见王志军来城里贩猪的前一天，刚好看过一个洋鬼子攻击我们中国人民的书，当时我的肺都气炸了。更可恶的是，这个叫阿瑟·史密斯（Arthur Smith）的混球，竟然把我们中国人民的睡眠也捎带着攻击了，尤其是攻击了我们最伟大的午睡传统。我把其中比较恶毒的段落摘抄如下，让我们看看洋鬼子亡我之心不死的险恶性。一方面是想提醒中国人民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不要见到白花花的美圆，就放松了警惕，尤其是想提醒提醒我的姑娘们，千万不要裤腰带发软，轻易就和洋鬼子上床。他们和你肌肤相亲，并不是因为爱你，而是想把爱滋病趁机传染给你。另一方面，我三句话不离本行，还是想顺带证明一下我唤醒一小撮中国人民的意义。因为我这辈子事业的顶峰，很可能就是这件事情了：
中国人在哪儿都能睡（放屁！马桶上能睡吗？——郑马鹏注）。使我们觉得难堪的干扰并不能打搅他。以砖作枕，以稻草或泥砖作床，他就可以好梦不惊（所以说中国人民既伟大又吃苦耐劳，你惊讶个鸟。——郑马鹏注）。房间不必暗下来，别人也不用安静（再次放屁，我们有王志军，谁敢不安静！——郑马鹏注）。大家有规律地在夏日午后的头两个小时，不拘地点，依本能睡觉（日你妈！谁又不依本能？纯粹逻辑不通！——郑马鹏注）。在这个季节，午后两点的寂静可比午夜两点。对于劳工阶级和很多其他人而言，睡觉的姿势无关紧要。设想在中国找一百万、一千万的人来做下列考试，是毫无问题的（准备放什么屁？——郑马鹏注）：试验他们躺在三轮推车上，像蜘蛛一样头朝下（你们洋鬼子才朝下。——郑马鹏注），张大了嘴含着苍蝇，是否睡得着（苍蝇算个鸟，我们还有青花椒呢，不信你试试！——郑马鹏注）。
那天，我请卖猪的王志军在“莫愁酒家”吃饭。喝了没几杯，他就有了醉意，再喝了几杯，就有了睡意。为了让他专心致志听我怀旧和控诉，我连忙告诉他阿瑟·史密斯的谬论和我对其谬论的批语。在“解开搞”（即解放、开放与搞活的简称）的年头，依然还保持着旺盛革命斗志的王志军果然回过神来：“外国人？”我说：“当然。”他说：“他娘的，外国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他拍了我一巴掌：“你真的提到了我？”我说：“骗你是孙子。”他又在我头上敲了一巴掌，大吼一声：“哥们，干得好！我要和你干一杯！”他的大嗓门把临桌的食客吓了一跳。这家伙把我打得真狠。在半醉半醒之间，他还以为自己是拿着教鞭呢。
晚上要吃“忆苦饭”。起“床”后，我们全体同学在杨善民和王志军的率领下，浩浩荡荡杀赴广阔天地，在田间、地头、河沟寻找野菜。苦麻菜、车前草、鱼腥草、蒿枝……一切估计可以下咽的东西，只要我们看见，都被我们搂进了背篼。反正当年的地主分子给贫苦农民吃的就是这些玩意。同学们像久旷的驴子一样撒着欢，在广阔天地锻炼红心。随着心脏一点一点地变红，麻翻的舌头早被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要赶紧解释一下，以免今天的年轻朋友以为，“忆苦饭”又是我生造的黑话。所谓忆苦饭也者，就是用各种野菜甚至树皮做成的饭，相当难吃。据说当年的地主分子就是丧心病狂地用这种东西，犒劳被他们剥削了一整天的贫下中农。当地主阶级被打倒多年以后，我们再来吃这种饭，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其意义自然就十分重大：它能使我们一边吃一边回忆自己曾经受过的苦，当然也就更能体会到新社会的甜。所以，“忆苦饭”的全称应该是“忆苦思甜饭”。前者只是后者的简称。
为了达到忆苦思甜的目的，从理论上讲，忆苦饭当然是越苦越好。因此，那天午睡后，我们都比赛着去寻找最苦的野菜。从某种我至今也没本事搞明白的理论上讲，谁最苦的野菜摘得越多，谁无疑从基因处、从分子的水平上看就越是个穷人，当然也就越光荣。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光荣光荣，尤其是我最想光荣，原因是明摆着的。为了能够多、快、好、省地找到最苦的野菜，我每扯一种都要亲自尝一尝。经过多次品尝、反复比较，我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最苦的野菜。心头甚为高兴。只是现在我已经忘记了它的芳名，但事隔多年，我一直记得它的模样：粉嫩、丰满、风骚，活像一条美女蛇。不久前，一位老板朋友在酒店招待我吃饭，特意要了两盘野菜。我一眼就看出，其中一盘就是我当年寻找到的最苦的野菜，但它已经不复当年美貌。看来美女蛇也有年老色衰的时候。我摸着自己正在加速松弛的脸皮，心中满是欣慰。听老板朋友说，这叫绿色植物，价格昂贵。老板朋友虽然是正宗的贫下中农，但自从当上了老板，也就不知道前美女蛇叫做什么了。我于是就自作主张，给它取名“妈的昂贵”。这当然是黑话。
正当我们比赛着寻找最苦的野菜快要达到白热化的阶段时，杨善民特意把王志军叫了过去。俩人窃窃私语了好一阵子，不知又在搞什么阴谋诡计。杨善民向王志军点了一下头，大意是“干得好”，然后就把正在撒欢的我和水平叫了过去：“你们午睡时又在搞什么破坏？往同学嘴巴里撒花椒，是不是你们干的？！”杨善民的口气，听上去没有上午修理我和胡生时那么强硬。不用说，在听音辨色方面我也是个高手。久病成医嘛。我心里暗暗高兴：杨善民只是在讹诈我们。于是我代表水平说：“不是。我们也麻翻了。”
杨善民睡了一觉后，神采奕奕，态度也异常和蔼，最后只是分别把我们的耳朵揪了一圈，也就是麦子对我的小外甥说的“全频道”，实在不算个什么苦难。完成了这道必不可少的伦理学工序，杨善民和颜悦色地命令我和水平，现在就回教室补午觉，等吃忆苦饭时再来叫我们。直到1976年8月，杨善民事发之后我才知道，他那天下午之所以对我等态度和蔼，是因为那天中午他趁王志军的老爸到公社开会，居然太岁爷头上动土，挺着一杆秃头机关枪，扫荡了贫协主席夫人。我们老家有一句名言，我认为，很能为杨善民那天午后为什么会做出和蔼的表情作证：“人要威武，全靠X补。”顺便说一句，王志军那天中午碰巧偷窥到了其中的某些细节，所以后者回来收拾我们时，就把“狗日的日你妈”喊得山响。也就是说，我是挨了王志军的教鞭很久之后，才得知他发神经的原因。
我只好沮丧地放下背篼，和水平一起恋恋不舍地从广阔天地撤离。来到大队部时，我看见几个男男女女正在预备柴火，准备做晚上的忆苦饭。按照国际惯例，他们在百忙中也不忘打情骂俏。男人摸一下女人的波巴，女人摸一把男人的弹药库，在热火朝天的1976年都是常见的事情。水平催我快走，免得杨善民看见我们磨磨蹭蹭，又要向我们施以刑罚。我一边对他喊“不会！”也一边生气地说：“忙个球，都是你！谁叫你擦了我的名字？”水平大怒：“哪个……狗日的擦了你的名字？哪个狗日的希奇你的……名字？”我对水平鬼火乱冒，主要原因是我等了几个月，才等来了这样一个狂欢节，却要去补午觉。
每当吃忆苦饭，都是全村人的节日，尤其是我们这些小孩子的节日。刚才在广阔天地扯野菜只是节日的序幕。可惜大幕刚刚拉开，我就只听得见尾声了。按照我的计划，等会还要和完生等人斗鸡（用一条腿跳动，用盘起来的另一条腿向敌人发起进攻的游戏）。上午课间休息时，完生把我打得落荒而逃，还踩着我的肚子说：“要给没穿衣服的地主分子踏上一只脚。”我想趁这个机会再向他领教领教。看来又泡汤了。
准备柴火的人早已抬来了一口巨大的铁锅，下面已经燃起了熊熊烈火。他们的任务是做好全村老少的晚饭。我看见他们都面带喜色。我当然知道这喜色中所蕴涵的意思：今天晚上我们都有大米饭吃了，甚至还有足够多的清油。这是贫协主席的主意。在我们大队的历史上，贫协主席的肚皮一向最缺乏油水（这也是他能当上主席的前提条件），因此强烈要求在忆苦饭中多放大米和菜油。他的道理很歪。综合起来，内容如下：大米经各种苦菜一浸泡，再加清油那么一裹，以毒攻毒，吃起来更能达到忆苦思甜的目的，还能填饱肚子。也就是说，既批斗了旧社会，又积攒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力气，真可谓一举双得。这也可以大致算在以毒攻毒的范畴之内。不用说，王主席的主张赢得了满堂喝彩。
一个站在铁锅前烧火的家伙看见我和水平，流里流气地对我说：“你精鸡巴卵子站在教室里，很神气嘛。”其他人都笑了。我愤怒地看着他：“日你妈，你的卵子刚才也让人摸了！还是个女的！”他们笑得前仰后合。我知道他们是在嘲笑我的家伙。看到他们狂笑不止，我只有再次大骂：“日你妈！”
“哟，还不好意思呢。”一个尚具七成新的老娘们对烧火的人说，“你们别把小孩子教坏了。”她转过头，向我招了招手。我看得很清楚，那只手是刚从别人的裤裆上收回来的。“郑马鹏，今晚又要斗争你爷爷吧？”我拍了拍胸膛，得意地说：“那当然了。”刚才打趣我的那个家伙，向对我说话的老娘们开玩笑：“人家郑马鹏说你的‘裆’‘燃’了，要不要我救火？”他“当然”挨了一巴掌，裆部也被踢了一脚。我懒得理睬这些老流氓，就向教室和迟到的午睡走去，把装模作样的“哎哟”声，丢在了身后。
我们每学期都要吃两次忆苦饭。我读二年级，也就是说，在已经过去的三个学期里，我已经吃了六次了，马上要吃的是第七次。我爷爷是村里唯一的地主，我没上学时，每次吃忆苦饭之前斗地主都是别人代劳，直斗得贫下中农热泪盈眶，口号阵阵。斗地主最能开胃，所以忆苦饭从来都不够吃。这搞得有关方面直骂人民群众是漏斗。贫协主席在“改革开放”的年头得了食道癌（我们那时叫“梗食病”），见到大鱼大肉虽然两眼放光，却无能为力，最后只好长叹一声：“要是再斗争一盘郑吉南该多好啊。”这当然是春秋大梦兼后话了。
自从我上学，贫协主席灵机一动地改变了主意：命令我去批斗地主分子郑吉南。主席的意思大致是：教育老地主只是手段，教育小地主才是真正的目的。杜勒斯说过：“俺代表美帝国主义，把中国变色的希望，全寄托在你们这些地主分子的后人身上了。”当然，我们大队的贫协主席是否知道杜勒斯，是否知道老杜那句亡我之心不死的反动话，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后来知道的只是，由我参与批斗，更能起到开胃的效果。所以我上学的第一学期，杨善民就秉承贫协主席的旨意，给我写好了批斗稿，教我背熟（我那时还识字有限）。很快我就雄赳赳气昂昂，走上了批斗场。
刚开始我也不愿意，但杨善民又是威逼又是利诱，说只要我去批斗郑吉南，下次发展红小兵我就是第一个。回家给爷爷一说，没想到爷爷极力赞成。他说：“既然对你有好处，你就去批斗嘛。”我说：“你不会记恨我吧，听毛主席说，你们地主分子最喜欢秋后算帐。”爷爷笑了起来，夸了我一句“聪明”，然后不屑地挥挥手，算是否决了我的疑虑，还帮我分析道：“反正要批斗，你去批斗，总比那些没良心的人去批斗好多了。”听他这么一说，我就越发没有顾虑了，而且很快就批斗上瘾，把批斗当成了我的节日。遗憾的是，杨善民说话不算数，我前前后后已经批斗了六次，红小兵的味也没让我闻到。我现在从不轻易相信领导上给我的许诺，直到今天，连个党员都不是，还是一只没毛的“母机”。可见红小兵一事，给我留下的后遗症有多么深刻。
我和水平来到教室，教室里依然很热。院子里鸦雀无声。夕阳照在棺材上，让我感到很恐怖。联想到广阔天地里的同学们，和他们正在一点一点变红的心脏，我就觉得自己是第一个躺进棺材睡觉的人。水平说：“睡！他妈的……睡！”他还在反复琢磨究竟是谁供出了他，并骂骂咧咧地说，等他调查出元凶后，一定要报仇雪恨：“给他踏上一……只脚，让他……翻不了身。”
我没有理睬这个笨蛋，只是沮丧地躺在桌子上，默记着晚上就要露面的批斗稿。——自从杨善民第一次写出来，批斗稿就没有大的改变。所以我早就背得滚瓜烂熟。我一边默记，居然渐渐地睡着了。
很快我就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一个老头对我说：“郑马鹏，听说你的家伙很大，拿来老子看看。”说完，他老人家就把手按在我的工具箱上，还要扯我的裤子。我一边挣扎，一边喊：“老流氓！老流氓！他妈的不！”我死死用手护住自己的裆部。突然我听见了笑声，连忙睁开眼睛，双手还死死按在裤裆上，手中居然是一根热气腾腾的柱子。水平哈哈大笑：“太……太……太骚了，都肿起来个……球了。”我连忙把手拿开。那根柱子立马就弹了起来，居然在裤裆上撑起了一把小小的雨伞。
人们欢天喜地走向大队部，把碗敲得叮当响。我也拿着碗，随人流走向大队部，老远就闻见了忆苦饭的香味。那是令人心醉的香味。火把早就点燃了，从远处看像是鬼火。迫不及待的人们早已站在草坪上，口号阵阵，但听上去都和吃有关。综合分析草坪上的人民群众的呼声，结论如下：他娘的为什么还不开吃，是不是有人故意阻拦我们吃，打倒地主分子郑吉南！——他们开始自己给自己灌开胃酒了。我看见同学们正围着那口铁锅斗鸡，有一个被另一个撞翻了，撞翻的那个马上站起来，盘着一条腿作枪状，用另一条腿跳荡着前进，要去扫荡刚才的胜利者。彼此都把“日你妈”喊得山响。草坪上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女人们互相捶打。因为她们的某一个部位，刚才都被亲切地问候过。我羡慕地看着斗鸡的同学，却只好恋恋不舍地走向临时搭建的小讲台。
王志军的老爸早已等候在此。他看见我，居然向我笑问了一声：“准备好了吗？”我激动得骨头都快酥了，小奴才样一瞬间暴露无遗：“报告主席，准备好了！”他挥了挥手，吐了一口积蓄了很长时间的清口水，说：“社员同志们，咳！我说社员同志们！大家不要闹了！”
他停下来，想等大家安静后，再发表重要讲话。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要那群乌合之众安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贫协主席耐着性子，又吐了一口口水：“日你们的妈，不要闹了！”下边笑得更欢。有人喊：“王主席，到坟墓里去吧！你妈在那里等你呢。”贫协主席也笑了起来：“大家别日急慌忙的，一会有你们吃的，今天的大米下得多！油也放得多！现在先斗地主，凡事都得讲个规矩嘛。”他又吐了一口口水，威风凛凛地喊道：“把地主分子郑吉南押上来！”
两个民兵押着我爷爷走到前台。经过我身边时，爷爷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知道，那是鼓励的意思。而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他的鼓励了。我早就准备好了，早就等不及了。等爷爷在两个民兵身前站定，我大步走到爷爷跟前，面对草坪，把已经背得滚瓜烂熟的批判稿，又背诵了一通。下面的社员同志早就听熟了，尤其是我的同学们。
当我右脚向前一踏，右手的食指同时向我爷爷（现在应该叫郑吉南）一指，大喝一声：“地主分子！”同学们齐声大叫：“郑吉南！”下边像过节一样笑了起来。我也想笑，但还是忍住了。我刚说下一句：“你那时吃的肉——”下边又异口同声地帮我背诵：“有菜刀那么大！”我才说了半句：“你那时吃的馒头——”下边又迫不及待地齐声喝道：“白得像雪！”草坪上又发出一阵啧啧声。连说狗日的，像雪那么白啊。爷爷抬起头看着我，满是赞许的眼神；站在他身后的两个民兵，也跟着台下的人一咏三叹，笑得前仰后合。我也终于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接下来开始吃忆苦饭。我和爷爷、麦子蹲在一起。爷爷说：“你今天的表现不错，红小兵这回是当定了。”我察言观色的功夫马上起了作用，警觉地问：“我刚才批斗你，你有意见？”爷爷笑了：“你不斗，那群龟孙子也要斗。‘树欲静而风不止’嘛。”我爷爷饱读诗书，酷爱抛文兼掉书袋，该习气对我影响至深。我说：“你就是有意见嘛，还不承认。”爷爷不理我的话头，见我有停止吃饭的迹象，连忙喝道：“你赶紧吃，等会就没有了！”他发现有人在往我们这边看，随即又压低声音说：“快点！吃完后再给你奶奶端一碗回去。不要怕，你今天斗了我，他们不会管你。”我连连点头，对爷爷变坏事为好事的点石成金术佩服之至，连忙埋头吃将起来。麦子也喝得希溜希溜，比早上在家里乖巧多了。爷爷笑眯眯地问：“好吃吗？”她连说“好吃好吃”，随即又从嘴巴里喷出了一股粘稠的溪流。不过，这一回的受害者是爷爷的脸部，不是我的饭碗。
晚上打着火把回到家，秉承奶奶的旨意，我开始兴高采烈地给父母写信：“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今天又在大风大浪中成长了一天，请你们放心。一百个放心。一万个放心。我也在干革命。我又批斗了地主分子。我向毛主席保证，我一直很听爷爷奶奶的话，他们都夸我，也夸麦子，但主要是夸我。请你们赶快寄点钱和粮票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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