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论巴蜀画派（一篇至今最具权威的研究文章）

nc54321 · 发表于 2008-1-26 20:26:13

<a href="http://blog.sina.com.cn/nxc1">论巴蜀画派</a>                                        聂勋材寻踪巴蜀画派，情有独钟，向往已久，今得试笔，甚以为幸。 川渝地区的绘画历史，从出土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文物中，说明三四千年前，就发展到一定的水平。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曲直线条的运动，空间构图，立意精巧，从形式到节律都表现出很高的绘画水平。 从中国文化史、美术史，大体可以判定，巴蜀画派孕育于隋唐五代时期。而形成一个被社会认同的艺术流派，则在宋代。 隋唐五代辉煌艺术孕育了巴蜀画派 汉代以后，巴蜀地区受到中原政治、文化影响，两地区文化密切融合。西汉景帝末，文翁为蜀郡太守，兴仁爱，重教化，选择郡县聪颖有材者，赴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学成归来，委以高职。这就开始了有组织的巴蜀地区与北方的艺术交流。到隋唐五代时期，我国的美术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境，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不灭的光辉。至今有文献可查的或有画迹流传下来的著名画家，就有400多人。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唐玄宗幸蜀；后来北方农民起义，僖宗又驾幸成都。据《资治通鉴》载，当时巴蜀地区比较安定，“府库充实，与京师无异，赏赐不乏，士卒所悦。”（卷254）于是随之先后入蜀的北方文人雅士众多，其中名画家有吴道子、卢楞枷、幸澄、赵公佑、范琼、陈皓、彭坚、张南本、刁光胤、贯休和孙位等，使巴蜀地区的绘画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前蜀王建建立蜀国后，又重视文化传统，礼延四方文人，重用或扶助了不少诗书画家。这个时期巴蜀地区实质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势共融的绘画群体。据《五代名画补遗》、《图画见闻志》和《益州名画录》载，五代画家、雕塑家，以四川和江南为最。《图画见闻志》卷二载：五代著名画家92人，四川就有30人之多。蜀主和地方官员对他们礼遇有加，器重推崇；特别是本地画家兼恭礼让，州画派”始祖，乃因他的画魂、画风和作品，受到湖州官民的崇敬；至今仍有“湖州巴蜀画派”一脉联姻的佳话。文同所画之竹，至今仍被湖州很多工艺品摹用。 苏轼（1036－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是我国杰出的诗人、文学家、画家、书法家。他倡导的文人画，即强调诗书画一体化，德才学一体化中出精品佳作。所以后人称他为创立巴蜀画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称其苏氏三父子为巴蜀画派衔师。 在宋代以前，尽管北方、中原大批画家来到巴蜀地区，绘事繁荣，但从理论、指导思想和画风上，仍然是北方院体画派风格和宫廷画派风格为主流，追求细节的真实，审美趣味以“无我之境”为主。而到宋代这个我国古代历史上文化发达的时期，上至皇帝、官僚巨室，下到地方绅士，形成了一个比唐代更加庞大、更加普及、更有创见的一些绘事群体。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之下，巴蜀画派应运而生，苏轼、文同、赵昌成为画派的代表人物。他们以豪放、潇洒的姿态和渊博的学识，以文人戏墨之文人画为先导，在美学思想上提出“有我之境”，倡导诗情入画，把唐代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发展成一个美学标准。这些绘画艺术的理论、技巧的发展创新，和这些代表人物的大批新风新作问世，为巴蜀画派受到社会的认同奠定了雄厚的学术和社会基础。这是巴蜀画派对我国艺坛的一大贡献。 这一发展和创新具有开拓性的意义，特别是推动了以后元明清时代的山水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著名美学家、美术史学家李泽厚说：北宋时，“在皇帝本人倡导下，这种细节真实的追求成了皇家画院的重要审美标准……尽管已开始有与此相对抗的所谓文人戏墨（以苏轼为代表），但整个来说，上行下效，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经常是统治社会的意识，从院内到院外，这种追求细节真实日益成为画坛的重要趋向和趣味。”由此可见，以苏轼为代表的巴蜀画派当时冲破阻力的创新胆识和意义，是何等的高尚和重要。如在“有我”与“无我”相统一这个美学的关节点上的突破，为尔后中国画发展开出了一条新的大道，即形理、形神之得体，皆在于“造化”和“心源”。故苏轼称“余嘗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 这些充满哲理的画论，至今仍启迪着后人。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宗白华由此指出这是一个“中国画之特色”。他说：“东坡之所谓常理，实造化生命中之内部结构，亦不能离生命而存在也。山水人物花鸟中，无往而不寓有浑沦宇宙之常理。宋人尺幅花鸟，于聊聊数笔中，写出一无尽之自然，物理俱足，生趣盎然。故笔法之妙用为中国画之特色，传神写形，流露个性，皆系于此。” 正是这种“无穷出清新”（苏轼语）和“开怀见物理”的巴蜀画派艺术思想的实践，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得到社会的认同。 巴蜀画派特色和优良传统灿烂纷呈 巴蜀画派历史悠久，优良传统中的画理、画技、画趣，在我国画坛和绘画史上占其重要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人格美和自然美相统一的美学思想是巴蜀画派的文化自觉 巴蜀画派从诞生时开始，就把天时地利人和与仁者爱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作为绘画美学和伦理美学的基础，并把它们融合为人格美和自然美相统一的美学思想，以指导画理、画技和画趣，以规范画家的思想、实践。 这个美学思想，既是严谨的艺术境界，又是严厉的人生境界。首先是要画好画，先要修好身；要有人品，无人品则画品行之不远。一代领军人物苏轼，才高而不矜恃，艺高而不失谦恭，心怀天下，关心群众疾苦。至今在杭州西湖的苏堤，仍映照着他的高尚道德情操。他在绘画理论上有不少创新，但他仍虚心学习前辈和同代，赞王维作品“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并从学习中创新出“有我”与“无我”相统一的“常理”。他与王安石在政见上有严重的分歧，然而在人格上仍互相尊重，留下很多传史佳话，道出了他们的人格美！ 一个画家如何处理主观和自然、和社会的关系，是一个常理；而要成就一个著名的画家，人格美则是常理中的至理。人格美的另一个方面则是为现实社会、为国家服务。巴蜀画派在抗日战争中留下了难忘的一页。那时，国难当头，省外很多画家来到四川，巴蜀画派成员同他们亲切合作，对他们关怀备至，一起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战热流之中。著名川籍美学家蒋孔阳教授对此评论说：这种热心认识现实，服务现实的爱国思想的风范，就是巴蜀画派坚持这个美学思想之功。他说，德国美学家康德的功绩就是在于把古典美学当成人类认识现实的一个主要方面来研究，使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使人们认识到审美判断力是沟通自然规律的必然性，是道德和意志自由的一个桥梁。这就是人格美和自然美相统一的美学思想的能动作用。这个美学思想还得到徐悲的诠释和推崇。抗日战争时，徐悲鸿在重庆对学生们说：“抗战改变吾人一切观念，审美观念在中国而得无限止之开拓。”对巴蜀画派坚持这一美学原则起了很大的作用。 巴蜀画派坚持这一美学思想传统，画出了很多传世佳作。一些册水画，大有“澄怀观道”的意趣，能从山水中悟出“可望”、“可行”、“可游”、“可居”的特点。巴蜀画派的很多仕女画，引起人们的发问：“为什么巴蜀画派能画出这么多德才貌皆绝伦的美女画？”，郭沫若的名言，似可回答。他说：“艺术是灵魂和自然的结合”。因为这一美学思想深妙之处即在于主观的灵魂和客观的自然的统一。西方美学中的本体论，只从客观审美。而巴蜀画派把人格美与自然美相统一的美学思想作为审美标准，则“美善相乐”（荀子语）而至。这是巴蜀画派的重大贡献和优良传统！ 这种美学思想又是一种巨大的力量，美即是力量。在巴蜀大地，这类故事甚多，足以印证。《世说新语》中说：“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嘗着斋后。主（温尚明帝女南康公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徐绿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凄惋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于是掷刀前抱之：‘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遂善之。”你看，这不就是这种人格美和形体美产生的力量吗？！到了明代，汤显祖写的《牡丹亭》中女主角杜丽娘，就被作者确认她生长在蜀乡。在巴蜀，画家笔下的美女如云。如张大千的仕女画，美不胜收，至今价值莫之能及，正是巴蜀画派支持的这一美学思想的文化自觉之功。近闻旅居上海的川籍著名画家王仲清和画家吴性清夫妇，因坚持巴蜀画派的美学思想传统，并吸收海派之长，擅画女性人物，如他的工笔画《霓裳羽衣舞》、《胡笳十八拍》、《木兰辞选画》、《长恨歌》等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重视。 二、重视维护良好的艺术生态是巴蜀画派的文明自觉 巴蜀画派从她的孕育期到发展期，一方面从中原战乱而使大批艺术家来巴蜀享受安宁，在和谐环境中创作；另一方面，由于坚持人格美和自然美的统一，感受到“美善相乐”的艺术生态环境的可贵。因此，都比较重视经营良好的艺术生态。在宋代，苏轼就以自身的模范带头作用，一改“文人相轻”为“文人相亲”。他赞美和学习他人，不遗余力。赞扬米芾，把米芾这个泼墨山水之祖的笔法、笔韵，引入巴蜀画派。这种诚信包容的高风亮节，推动了艺术的繁荣，出现了有“苏门四学士”之类的颂扬，即苏轼门下的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来都受到好评，形成了画家群体和谐的艺术生态环境。 巴蜀画派这种艺术生态环境，是一个构成价值体系的群体，也是一个非契约的共生互助群体。包括美术评论家、美术教育家、鉴赏家、篆刻家、收藏家等共同构建成一个核心价值群体，对繁荣艺术起了重要作用。这里，举出两例即可说明其意义和价值。 成都的藏书家、鉴赏家严谷孙（1889－1976年），是一个对艺术生态环境做出贡献的名家。他一生酷爱书画和收藏，对书法、美术、金石和古籍版本有精深研究，对书画赝品、复制品、行画等有独到的鉴别能力。他在成都和平街，建有“贲园”，解放后捐出藏书30万卷，自制木版3万多片，和珍贵书画、碑帖文物多件。谷孙先生的父亲岳蓬先生早年由秦入蜀，他继承父志，辛亥革命后，贲园就成为巴蜀画捎画家、书家的荟萃之地。张大千、张寒杉、谢稚柳、叶浅予和书法家于右作地、谢无量、沈尹默等均为座上常客。“七七事变”后，张大千携家眷到成都，包括弟子、裱画工等共40多人，都被安排在贲园，食宿绘作无忧。张大千在这里画了一生中的不少名画，如丈二宣纸着色成的《西园雅集图》和荷花屏等，严谷孙还资助张大千举办画展。对巴蜀画派经营良好的艺术生态做出了贡献。 另一个有贡献的是李有行（1905－1982年），四川梓潼人，早年就读于北洋美术专门学校，1926年留学法国，1931年回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四川创办四川工艺美术学校，亲任校长达10年之久。他是我国著名的工艺美术家、美术教育家、水粉画大师，有“东方色彩大师”之称。他重视人才，求贤若渴，关心和资助来川的艺术家和学子，热情延聘关良、吴作人、刘开渠等来校任教。他主张发扬巴蜀画派的中西和国内各流派艺术的“兼容并收”，融合贯通，为巴蜀画派培养了很多人才。 在抗日战争时期，大批艺术家来到四川，面临极端困难的环境。巴蜀画派的画家们同外省画家们精诚团结，互相帮助，竭尽全力为外省画家排难解忧，并尊他们为良师益友。张大千、张采芹等巴蜀画家亲自筹谋、推介，为来川画家办展览，作报告，并号召向他们学习。这种思想风格，受到来川画家们的赞扬。徐悲鸿当时就用狄德罗的“美是关系”的哲学、美学思想，赞扬巴蜀画派大度的意义深远。 这种新的人际关系变化，使巴蜀画派在艺术生态结构上发生了新的飞跃。徐悲鸿、吕斯百、齐白石、黄宾虹、赵少昴、关山月、陈之佛、傅抱石、黄君譬、谢稚柳、张书旗、吴作人、艾中信等成为巴蜀画派的良师益友，他们中有著名的画家、美术教育家、评论家、美学家、鉴赏家，使巴蜀画派的艺术结构得到完善，艺术生态环境更加和谐、充实。 巴蜀画派重视经营艺术生态环境的思想和传统，对画家、对国家民族的文化繁茂，对构建和谐社会，都有其重大价值。巴蜀画派的导师郭沫若在传播他的《宇宙的狂歌》、《凤凰涅磐》中，就诠释了各种流派，都是聚在一幅流动不息、变化无穷、充溢着生命感的宇宙图景，而宇宙是一个有情有意的“动”的存在。画家、艺术家融入到这个“动”的艺术生态环境，就必将获得“我与天地是并生，万物与我是一体”的境界。现在，韩国提出的“文化相互主义”，不就是和巴蜀画派奉行的艺术生态和谐同出一辙吗？ 三、“灵秀”、“灵动”创新，是巴蜀画派的自觉追求 岁月对巴蜀画派留下的赞誉，美不胜收。豪放潇洒，厚重精致，简率华丽，空灵深邃等等，特别是公认巴蜀画派的山水画、仕女画达到常人难及的高峰，是为特色。其中精髓乃是“灵秀”和“灵动”。 天时地利是“灵”之一源。如前所说，历史载负着众多的华夏精英来到巴蜀大地，世间何如此等之光彩照人能经世不灭？！而巴蜀山川、人文之壮丽、慧秀，惹人之深情，又何能尽言？！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于公元669年5月从长安出发，观景物于蜀，写了30首传世之诗。他歌颂说，从剑阁一路走来，“采江山之俊势，观天下之奇作”，“丹壑争流，青峰杂起，凌涛鼓怒以伏注，天壁嵯峨而横立，亦宇宙之绝观也！”至于李白、杜甫和唐宋以来的众多诗圣文豪笔下为巴蜀山川留芳，寰宇均为之动容！所以天下有“优游天府，宇宙绝观”之谚。巴蜀画派尽得此天时地利之灵性，是所必然，是为奥秘！ “灵”的更多的奥秘，则在于巴蜀画派的画理、画技和画趣中的艺术结构，也就是时间结构、空间结构和心灵结构。她来源于人格美和自然美相统一的哲学、美学思想基础，来源于艺术生态优良的环境的滋润。 这种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之上形成的艺术结构和机制，使巴蜀画派的艺境和技趣在不断地创新中攀上一峰又一峰。他们师前人，却不拘于故技；师造化，却妙得心源。他们神驰于磅礴恢宏的无际天地，却又精微于毫墨之间。苏轼赞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和徐悲鸿的“有法归于无法，无法归于有法，乃为大成”。从三十年代起，更在巴蜀画派笃行不倦。哲学家、美学家宗白华就从艺术结构上多次予以倡导和评说。如借徐悲鸿之言说“徐君现已趋向大成之道。中国文艺不欲复兴则已；若欲复兴，则舍此无他途矣。” 可见这种艺术的时间结构、空间结构和心灵结构，正是巴蜀画派独特的“大成之道”，是巴蜀画捎理论的核心价值体系。 艺术空间结构理论，其实我国早在隋唐就已有之。王维对峨眉山的撰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就是一个绝妙的艺术空间结构，难怪张大千的山水画，览尽天下之绝秀，得尽人伦的精华。在画技方面，大千世界，无穷无尽之生灵、物状，真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刘熙载曾示之曰：“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这就是艺术空间结构的通俗点睛之笔。 艺术的时间结构和心灵结构，特别是心灵结构，在我国儒道学说和西方都有所述，只是如何应用到画作中的发展问题。梁启超就说过：艺术家、诗人“只有将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了，再用美妙的技巧把它表现出来，这才不辱没了文学的价值。”就是讲的这两种结构，巴蜀画派的画家们把生活和自然变化放在时间结构，即过去、现在、未来的意境中，而画出的艺境，就有千丝万缕的情志，就有斑烂的向往，就有无边无垠爱意。 近代巴蜀画派的领军人物张大千，对艺术空间、艺术时间和艺术心灵结构，有很精辟的体会。他说：“我们画山水画，不能照真样直接描画，在一幅画上，有主次，要熔天地为一炉，铸我笔下的新天地，这就是古人说的‘笔补造化天无功’。在一幅不大的画面上，画整个山势全景，就是中国画理所说的‘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摆数尺体百里之遥’。所以，写生要能摆脱真景的限制。作画要取舍，全凭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真功夫。”张大千既师前人，又妙得心源之功，为总结、发展巴蜀画派艺术空间、艺术时间、艺术心灵结构理论的重大贡献，也是对我国绘画理论发展创新的重大贡献！ 这一理论使巴蜀画派的画家们永远立足于自觉创新的坦途之上，心驰神往地永不停止新的追求，使巴蜀画派新人辈出！ 新巴蜀画派任重道远前景灿烂 上世纪末，川籍著名美学家、评论家王朝闻先生到南京，深情地对我说：“金陵画派，受到省市上下关注，热烙烙的。而我们家乡的巴蜀画派这块金字招牌，似乎‘黄’了（被淡化了），遗憾啊！”他甚至动员我回故乡来传递一点外地“川帮”的信息。 关注巴蜀画派的何止王朝闻先生一人？！ 建国初期，徐悲鸿就多次谈到他很想念巴蜀画派的同仁和成为巴蜀画派成员的他的学生们。1951年初，徐悲鸿大师还亲笔写信给张大千先生，邀请他回大陆，继续弘扬巴蜀画派雄风。2月26日，徐悲鸿写信给陈从周谈到他的殷殷深情，在信里高兴地对陈从周说，他已致函邀请大千先生来京。 这几年来，海外华人朋友，常因闻巴蜀画派的声名掩息而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一个闻名天下的绘画流派，不但是一个地区的文化标志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用现代话来说，也是地区的一张靓丽名片；而且，她也是一所社会美术教育和普及的学校。那么多老艺术家、学者都看重“画派”，岂止是可使成员更加光彩之意，更是为了培养人才，繁荣艺术。徐悲鸿早就说过：“作为一个画家，他画得再好，成就再大，只不过是他一个人的成就。如果把美术教育工作发展起来培养出一大批画家，那就是国家的成就。”画派就有这个功能！ 今天，重整巴蜀画派雄风，绝不是复古。对古今、中西艺术的态度，在抗日战争时期，全国众多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等在四川暨重庆，都很赞同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的论说：“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者融之。”巴蜀画派的领军人物张大千均予赞同、认可，并已成为新巴蜀画派的艺风。如今，巴蜀画派新人辈出，特别可喜的是在油画方面亦有大发展，如罗中立、周春芽、何多苓、张晓刚的作品，受到海内外的欢迎，价值价格均呈升扬之动势。人们评价他们的贡献，并没有说他们搞油而丢弃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中国画的传统，而正是中西融合、创新的结果，是巴蜀画派传统在他们身上放射出的新光芒。 新世纪到来的今天，以中华文化为灵魂的软实力的价值和力度，已引起世人的关注。这种价值和力度，是和文化历史暨其标识分不开的。英国《独立报》2007年2月18日发表的马克•罗的文章中就赞叹中国：“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文化历史的重要”。1亿多巴蜀地区人民都希望在建设和谐巴蜀大地中，巴蜀画派重整雄风，为川渝地区增添光彩。新巴蜀画派同仁，任重道远！ 当2007年春节来临之时，上海、江苏的媒体，都多次介绍了新金陵画派和美术海派的各种活动、动态，此冠名报道并刊登《海派名家贺岁提名展》多幅作品、《新金陵画派写生画展》大幅画作等。借鉴他乡，回望巴蜀，耳边响起了张大千先生的“五洲行遍犹寻胜，万迟归总恋乡。”“寻胜”于巴蜀大地，“寻胜”于巴蜀画派，寻不完雄风迟迟归，明媚亦恋情！原文已刊登在“巴蜀文化研究通讯”2007年第6期（总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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