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align="center"><b><font style="FONT-SIZE: 20px;">批评要对症下药</font></b></p><p align="center">-------对耿纪朋美术批评方法的批评</p><p align="center">田敬红</p><p align="center"> </p><p> 初读耿纪朋《如何看待中国油画及其它----就中国油画的几个问题与马一丹先生商榷》一文,颇被作者激昂的情绪和严正的学术立场所打动。本人近段时间也在为中国油画担忧,其关切之心,情不自禁。耿先生称自己“读完”马一丹先生《关于中国油画的重新思考》(2005.4《美术观察》)感触很深,于是我便也找来马一丹先生的原作细读。结果有些失望,印象中耿纪朋掩卷沉思的形象轰然倒塌。耿先生竟然在没有读懂马一丹先生文章的情况下,便开始了他疾风暴雨般的评论。这类言行让我心生厌倦,于是便发表点自己的观点,就批评方法与耿纪朋共勉。</p><p> 一.了解对方在讨论什么,是批评得以展开的前提。</p><p> 我不赞成“下车伊始,咿哩哇啦”的行为。耿纪朋漫山遍野找问题,振振有辞谈问题。然而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其原因是根本没弄明白马一丹在说什么。马一丹用较长篇幅提及中国当代美术史,自始自终围绕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油画表现中的人文精神。而耿纪朋则迷失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不知道“这些历史说明些什么”,提不出论点,看不出什么是有价值的材料。耿纪朋于是循着马一丹的思路,把凡是马先生列举的问题都抓出来,非常愤怒地批了一通,搞得读者有些诧异。</p><p> 大凡“商榷”,我认为应是对某一共同问题进行有关讨论。耿纪朋自提出油画“穷途末路”的原因不是“中国当代油画整体人精神失落”这一观点后就没有了自己的主张,只是将马先生的原始材料加上两句愤世嫉俗的表白,复述一遍,就绝然不提人文精神了。这种形式上的“商榷”于是变成了一次无意义的组合,因为没有共同的主题而且不在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上。耿纪朋这样断章取义、自语自话地发表言论,根本没有形成对话的可能,商榷二字更是无从谈起。我个人认为最多只能叫“请问”或“请教”罢了。</p><p> 耿纪朋言论中对人文精神的回避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对人文精神不理解;二是对中国油画不理解。人文精神是马一丹文中的主线,马先生正是紧抓这一脉络,站在历史的高点上剖析问题,行文看似形散而实则神聚。耿纪朋则眉毛胡子一把抓,从他对“个性又消解到整体的无意识中去了”这一句话含糊其词的应付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油画中的人文精神不仅不理解,而且理解错误。</p><p> 可能有人认为,熟读中国美术史就了解中国油画了。我认为中国当代油画并不只是从教科书上看来,因为美术现象一旦变成书写的美术史就必然打下了特定时期个人的主观态度和情感倾向,你还得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脑袋去思考、分析和判断,人云亦云是不会真正懂得历史的。光从网络上收集一点材料还远远不够,只有结合油画发展的具体历史语境,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看待问题,才可能有忧虑意识和责任感,才不会变成无病呻吟的愤青。</p><p> 二.批评要有的放矢,要具有强烈的针对性。</p><p> 我反感批评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马一丹将批评矛头指向中国油画的“光鲜表象”,是为了揭露深藏其中的危机和问题,揭露危机和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找寻中国油画的自信与自尊,并没有丝毫抵毁或否定中国油画在探索中取得的成就的意思。但耿纪朋却并不这样认为,在开篇的时候耿纪朋便强行对马先生进行分析,以图发现什么毛病。马一丹提到李小山的中国画“穷途末路”说,只不过想表达一下对现阶段中国油画的感觉罢了,一点看不出有对两个画种进行比较的倾向。耿纪朋却对这种感觉问题也产生质疑,认为“不妥”,并由此揭开了夸夸其谈的序幕。其实批评一个人并不是把这个人放在完全对立的位置上进行审视,甚至对言行举止都进行声讨,不然艺术批评就失去了它的本来意义。</p><p> 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马一丹先生之所以“回忆”不同时期的美术现象,是因为中国油画的问题一直藏于美术史中,这也是立论的论据,是论证的需要,并不是耿纪朋所理解的只是为了图解一下中国油画成长的探索之路。离开历史进行批评是可悲的,而且也是行不通的,更何况一段美术史本身就是思想发展史,就是批评的历史。耿先生将美术史片面地理解为对美术现象、美术家及美术作品的描述和阐释,不仅忽视了美术史的活性特质,而且抛弃了美术史的评价功能。</p><p> 耿纪朋信马由缰,仿佛翻着美术史的教科书证明着他对美术史分期的权威性,并从85’美术新潮带来的表面繁荣里得出“中国油画在中国大地上有了更为普遍基础”的结论,文中“‘油画民族化’在80年代提出没有必要性”的观点更是如雷贯耳。尽管耿先生有“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样一个前提,但意思分明是认为油画无论在“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上,已然完成了本土化的过渡,认为重视艺术家“以生活、生命的思考和艺术表现的最佳契合点”就是油画本土化的法宝。耿先生初生牛犊不怕虎,但却割断了艺术语言与民族文化背景之间的紧密联系,取消了审美标准和审美价值的民族特性和民族差异。中国油画的本土化和民族化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并非只是注重“自我的生活经验和内心体验”的艺术家的一厢情愿。时至今日,“他者的眼光”与中国当代艺术“现代化”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油画本土化问题仍然任重道远。“世界的才是民族的”并不是要让我们抹杀民族艺术之间的界限而走向大同,拿来主义也不是纯粹掩耳盗铃的行径。</p><p> 不管是政治和权力的影响、艺术市场的混乱、批评家的失职还是艺术教育的怪现状,马一丹无非是它们看作造成中国油画人文精神失落的重要原因。耿纪朋批评的底气越来越虚弱,最后困在了自己的话语中,找不到中国油画的病症所在,只好针对各种问题教训一通草草收场,徒留一串猜测给读者:这人到底要批评什么?</p><p> 三.批评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医救人”。</p><p> 进行艺术批评不是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纯粹渲泻的快感,批评家是艺术家的朋友而不是“敌人”。我们通过艺术批评的方式来发现和分析艺术创作及欣赏中的问题,并加以总结和提升,及时给艺术家和观众以启示,以推动艺术的向前发展。因此艺术批评的意义要符合对艺术家有所帮助、对审美方法的认识和提高有所裨益两大原则。</p><p> 如果雕塑家创作的时候去笑话他的手脏、油画家创作的时候去笑话他脸上的油彩,那么这个人一定会被当成白痴的。偏偏马一丹在陷入中国油画沉重思考的时候,耿纪朋跳出来“纠错”。早在中国古代,《庄子·外物》篇就提出了“得意而忘言”这个哲学命题,意思是说“言”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意”,“意”清楚后,“言”往往被忽略甚至舍弃。马一丹先生对油画进入中国的背景描述晓畅明白,倒是经过耿先生这一斧正,思路全被搅乱了。油画也许的确是在明朝传入中国的,但那也能叫“中国油画”?站在传统中国的视角上,就是叫“油画”都不行,只能算是一种新奇的绘画技法,我国“油画”之名始见于《后汉书》,远比西洋传来的“雕虫末技”冠名早得多。更何况耿先生“冒昧”纠正的也只是艺术史上有争论的问题,这从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著述:“明万历七年(1579年),意大利天主教士罗明尔坚来华,带来了‘圣像’。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传教士利玛窦到南京、北京时又带来了西洋的绘画、雕刻等”可以得到印证。到了清朝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洋画家郎世宁、艾启蒙、安德烈等已经被强大的中国传统美术所改造和同化,绘画作品几乎收起了“阴阳脸”和西洋透视的表现方法而显得不伦不类,即便是十九世纪最与西洋绘画接近的画也只叫“洋风画”。 耿纪朋纠错的兴趣再次表现出来是对句子进行一丝不苟地分析,认为“‘中国油画’改成‘油画’语句要通顺些”。马先生在这一遣词造句上的确存在着值得推敲的地方,但凡有点中国美术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马先生文中想表述的就是“中国油画”,就是西方传统油画引入中国后的绘画形态。耿纪朋揪住这不是问题的问题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让马一丹先生增长知识?为了吹毛求疵的学术态度?为了“惩前毖后”引以为戒?还是出于“治病救人”的学术良知?</p><p> 古话说得好:大行不顾细节,大礼不辞小让。艺术批评一定要找准批评对象的问题所在,把重心放到对本质问题的探讨上。</p><p> 2007/9/27</p><p> </p><p>1.<font style="FONT-SIZE: 12px;">马一丹《关于中国油画的重新思考》 </font></p><p><a href="http://www.zgshyjy.net/bencandy.php?fid=12&id=32"><font face="宋体" color="#000033">http://www.zgshyjy.net/bencandy.php?fid=12&id=32</font></a></p><p>2.<font style="FONT-SIZE: 12px;">耿纪朋《如何看待中国油画及其它----就中国油画的几个问题与马一丹先生商榷》</font></p><p><font face="宋体">http://www.art-here.net/html/av/4023.html</fo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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