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浅析陈丹青出走之根源

小你 · 发表于 2006-1-5 11:3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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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陈丹青出走之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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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螺旋结构 　　 　　摘　要：本文从陈丹青出走清华一事入手，分析得出其出走的原因是其与现行教育体制的格格不入以及既得利益集团与受害者谈判力量相差悬殊；教育体制的改革必须全方位的开展并辅以相应的政治、经济体制。 　　关键词：教育体制，谈判力量，集体行动。 　　 　　一、引言 　　 　　前一段时间，媒体对清华大学美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丹青愤然辞职一事炒得沸沸洋洋。陈丹青首先感到荒谬和气愤的是，众多投考他的学生中，有许多学生艺术气质、修养和专业成绩都很不错，但他们因为政治和英语成绩不及格而落选，有的因为只差一分而与心爱的专业无缘。由于政治、外语关卡，陈丹青长达4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他很快就明白了，这种把优秀学生拒之门外的制度，20多年来全国艺术院校千万名老师早已司空见惯。 　　对于陈丹青的出走，众多媒体极为关注。出走的原因更是耐人寻问，众说纷纭:有人首先想到的是待遇问题,但作为清华的特聘教授，其收入还是颇为可观。“年薪五万，教学启动费三十万……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 但并不是生计不成问题的人都能作出这样的选择。不满这种体制又有绝技在身的教授并不少，但站出来说不的只有陈丹青一个。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陈丹青作出如此决策呢？ 　　 　　二、陈丹青的人生经历及行为选择 　　 　　从陈丹青出走清华这一行为表现,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极具反判精神的人,或许我们能从他的人生经历看出一点。 　　（一）陈丹青独特的人生经历 　　陈丹青，1953年出生于上海一知识分子家庭。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陈丹青的父母都被打成右派，但他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1968年，“文革”乱世，陈丹青15岁，趁乱学起油画。当举国上下都在忙着画毛主席的“红宝像”，高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曲调时，他的第一次油画风景写生却以求实的精神描绘出“16世纪的穷乡僻壤”，他差点因如此严肃的“修正主义”灰调子被人带走。在当年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他却已经暗暗决心当一名艺术家，尽管同时他知道一个艺术家会被枪毙。种种迹象表明陈丹青有判逆的偏好。1969年，他毕业于上海静安区第六十一中学，1970年落户于江西省宁都县黄石公社石子头大队竹山生产队，1975年流窜到江苏省江浦县石桥公社双山大队寺脚生产队落户，1978年，以同等学历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生班。当他投考“文革”后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究生时，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外语考卷上写下“我是知青，没有上过学，不懂外语”。随即交卷，离开了考场。但当时的教育方针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切实贯彻“择优录取”的招生政策。那年，他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 　　陈丹青独特的人生经历表明，在与现行制度不相适应时，他选择的不是“委曲求全”，而是力图改变，只要条件允许，他便会站出来以实际行动充当反对体制的先行者。但这一条尚不能够成陈丹青出走清华的充分条件，下面将继续探讨其它原因。 　　（二）、陈丹青出走的成本收益分析 　　1980年，陈丹青因其作品《西藏组画》而一举成名，同年留校任教，但不足两年时间便赴纽约定居，此后，他便成为中国艺术青年遥远的楷模。2000年，受聘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归国任教以来，他就一直生活在众人羡慕的环境中，可以说此时的他已是功成名就，享受着丰厚的薪水与清华“特聘教授”的社会地位。 　　1.出走的成本。陈丹青出走清华所承担的成本是一种机会成本，如果他继续留任清华，那么他因此而能获得的收益包括货币收益（）及非货币收益（）。其中货币收益包括清华大学支付给他个人的薪水以及陈丹青本人依据其在清华任职的便利条件所能申请到的各种课题经费，这一部分是可以量化的；非货币收益则包括清华“特聘教授”这一头衔以及由此头衔所能带来的各种便利，这一部分是难以量化的，它主要取决于陈丹青本人的主观判断及个人偏好。因此，陈丹青出走的机会成本为，就陈丹青目前的生活境况来看，对于部分的机会成本他完全有能力承受，而从上面对陈丹青个人经历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艺术家，其主要的偏好并不在于一时的得失及荣耀，因此对于部分，在他看来是比一般人小的。 　　2．收益。由于与现行教育体制的格格不入，陈丹青无奈之下，选择退出这一体制，这一方面为他赢得了充足的时间，另一方面也唤起了一大批有识之士的共鸣。在清华任职期间,由于现行研究生招生制度的不合理,他招不到自已满意的学生,这使得他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拓展自己的艺术事业,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现行教育体制的不合理,他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置力于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等所谓的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而所有的这些,在陈丹青看来是对艺术的轻蔑，无益于人文艺术的发展。因此，辞职以后，他将有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继续自己的事业（这一收益记为）。现行教育体制存在诸多弊端，许多人深受其害，这是不争的事实，陈丹青的出走，赢来众人的理解与支持。正是由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及在艺术界的名望，他的出走所能产生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清华“特聘教授”这一光环所能赋予他的影响力（这一收益记为）。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现行教育体制的受害者，就算以其生命的代表来发泄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不满，所能赢得的只不过是一些同情心，并不能产生如陈丹青出走清华行为这么大的影响，因此，R2的取值较大。 　　鉴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由于陈丹青的出走才有可能，换言之，陈丹青出走的前提条件至少包括（1）独特的个人偏好；（2）较高的社会地位及影响力。但不等式成立并不必然导致陈丹青的出走，若其能通过其它途径在体制内获得更高的收益，则不会选择此行为。这一假设将被以下的分析所否决。 　　 　　三、博弈主体的力量对比 　　 　　陈丹青出走事实的形成是一个多方博弈的结果,参与此博弈的决策主体包括三大部分:陈丹青，现行教育体制的受益者(既得利益集团)；现行教育体制的受害者。下面将分别分析作为博弈参与人的既得利益集团与现行教育体制的受害者。 　　（一）、既得利益集团。 　　任何一种制度的存在都与其既得利益集团的维护努力分不开，尽管现行教育体制存在诸多的弊端，但维护它的仍大有人在。作为现行教育体制的受益者，至少包括两大部分：（1）教育体制内的群体；（2）虽不在教育体制内但直接或间接受益现行教育体制群体。 　　我们首先设想，如果研究生招生制度按照陈丹青的意思进行改革，那么将有哪部分人的既得利益益或潜在利益受到损害？研究生招生取消对英语，政治等公共课程的要求，其带来的可能结果有： 　　第一，高校中处于英语，政治课教学第一线的职员就不得不为他们的生计担扰。因为高校取消了对英语，政治课程的硬性要求，学生学习英语，政治课程热情骤跌，对英语，政治课程教学的需求下降，这就必然导致这些课程教学服务市场价格的下降，作为教学服务供给者，与这些课程教学相关的高校职员的收入就会降低。特别是高校的政治授课老师，许多都是除了会照本宣科教材以外，几乎啥都干不了。因此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点启发：我们必须在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解决这部分人的再就业问题。 　　第二，高校中擅长于在英语，政治考试中得高分的学生的利益将会大受影响。目前许多高校的奖学金评定都与英语成绩息息相关，英语成绩几乎拥有了奖学金获得与否的一票否决权，一旦高校降低了对英语要求，相当一部分的奖学金获得者的利益必然受损，而这其中不乏有专靠奖学金维持学业的贫困生。因此在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需建立起相应的福利制度，以解决贫困地区上学难的问题。 　　第三，部分政府部门，企业的利益会因此受损。诸多政府部门，企业都益于现行教育体制，一旦现行教育体制发生改革，他们的既得利益就荡然无存。因此这一部分人是现行教育体制的忠实捍卫者，而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赋予了他们极为有利的谈判地位，如果仅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不能从根本切断他们的力量之源，教育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遥遥无期，很可能成为一纸空文。 　　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及其对教育体制改革进行的直接或间接阻挠让陈丹青的教育体制思想不能顺利成为现实，从而他只有选择退出现行体制以表达对它的不满。当然如果现行教育体制的受害能够凝聚成一个具有强大谈判力量的集团与既得利益集团分庭抗争，陈丹青就不会选择出走，但有这种可能吗？ 　　（二）、教育体制受害者的种种顾虑。 　　陈丹青的同事虽然同意他痛切指出的体制弊病，个别领导甚至还鼓励他把想法讲出来，但是却没有领导和他站在一起，为改变现存的不合理状况而据理力争。尽管他们都知道体制弊病所在，也许也曾是这一体制的受害者，但他们却能对这一事实熟视无睹，这是因为他们更多的是得益于现行的教育体制。这种利益上的千丝万缕关系让他们无法与陈丹青一道与现行的教育体制进行彻底的斗争。 　　但更多纯粹的体制受害者为什么不能像陈丹青那样以最坚决的行为来表示对现行体制的不满呢？如集体罢课，罢考等。相反，近年来的高考，考研热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一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如果放弃高考，面临目前严竣的就业形势，那么他能做些什么？如果不能顺利进入大学，那么前期的教育投资则成为沉淀成本，因此虽然他对高考制度不满，但既然处在这一体制内，也就只能继续做它的受害者。同样，一名准备考研的本科毕业生虽然对现行的研究招生制度极为不满，但也只能“循规蹈矩”，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才是当前的最佳选择。因此陈丹青所倡导研究招生制度的改革不能孤立的进行，必须以基础教育的改革为先导。 　　由于受害群体存在着种种顾虑，这必然削弱其与现行教育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的谈判能力，对比之下，现行教育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与受害群体的谈判力量相差悬殊，陈丹青的种种改革主张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其在体制内的改革努力不能给他带来预期的收益，于是出走便成为必然。 　　 　　四、结论 　　 　　陈丹青是在他作出诸多努力后达不到预定目标而出走的，总结起来，其出走原因有三：第一，独特的人生经历与性格决定了他与现行教育体制的格格不入；第二，力量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对其改革主张的极力阻挠；第三，现行教育体制的受害者未能形成统一的集体行动给陈丹青以强有力的支持。 　　分析表明，教育体制的改革不能独立的进行，纵向看，不能仅对某一阶段的体制进行改革，而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下至学前班教育，上至博士后教育。横向看，教育体质的改革必须辅以相应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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