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四川诗人（大约写于2003年）

曾蒙 · 发表于 2025-1-15 10:07:09

四川诗人侧影

文 /曾蒙

凸凹

凸凹，又名成都凸凹，本名魏平。1962年春天生于四川都江堰。诗人、小说家、编剧。成都文学院终身特约作家。1999年曾参加诗刊社第15届青春诗会。出版著作20余部。现居成都龙泉驿。

我在高中（大概在1991或1992年）与他通过信。那时他还在四川万源白沙工农区，我记得那时他一再鼓励我写诗。在我古难的少年时代，在那艰难的岁月里，这种鼓励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无尚的光荣了。在我的故乡，“凸凹”两个字便意味着诗歌。须知，那时，家人认为我唯一的途径只有考学。但那时我狂热地热爱诗歌，到目前为止，这种热情还在我的心中回荡，我十分缅怀那时的单纯、敏感和富于幻想的激情时代。我那时写抒情诗歌。我不记得凸凹与我缘于什么而通信，因为那时他相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很出名的了。好像我哥曾对我说过，我发表在《诗歌报》月刊上那首《爱你，孩子》，受到了他的关注。现在看来，凸凹和他所关注的事物或事件，其实是非常细小和琐碎的，我不知道1米80多的高个，为什么会关照在那时我认为不屑一顾的东西。多年来，凸凹一直没有改变这种风格，尽管他现在于题材上有所变化，我还是认为他保存了自己最本质的特性，那就是对细小事物的诗性关照和内心激情的巧妙压抑。1993年5月27日我收到西南师大的特招录取通知书，我是最早一批告诉的凸凹，以便用这种方式来感谢多年他像大哥一样对我的关心（我想，我没有理由不让他分享这种喜悦，何况在我的同龄人为我写的报告文学里还多次提到有关他对我的鼓励和帮助）。1994年吧，我和在川大念书的女友一起去拜访了他，那时凸凹已经调到了成都。那天，我，凸凹，还有他的朋友，我们三个人喝了很多白酒。这是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见面。我们都非常高兴。那时我营养不良，可想而知，回到九眼桥我便醉了。但我认为这是一次愉快的旅程，一次诗歌之旅。直到2000年5月，在四川省作协召开的青年作家创作会上，我们再次见面，这次我发现他明显地老了。我在心里感到非常悲哀，因为我想有一天当我老了，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一点也不知道。而凸凹仍然在写诗，我想，这就够了，不管是好是坏（谁是诗歌的裁判？——我冒昧地回答，是内心，是内心的需要），只要是出自内心的需要，这何尝不是一种诗意的生活，一种诗意的存在。你说呢，凸凹？

哑石

哑石，四川广安人，现居成都，供职于某高校经济数学学院。1990年开始新诗创作。作品集册有《哑石诗选》（2007）、《雕虫》（2010）、《丝绒地道》（2011）、《风顺着自己的意思吹》（2013）、《如诗》（2015）、《火花旅馆》（2015）、《从彤云的悬崖团身坠入镜海》（2017）等。

我觉得哑石首先是一位逻辑家，然后才是一位诗人。这对他来说毫无贬义，因为这是我多年来的一种猜想，直到我们见面，他说他毕业于北大数学系，这种猜想才得以被抑止。而我最早读到哑石的作品是他的一篇诗歌随笔，大概是1991年的《诗歌报》月刊，严格地说这时他才刚刚开始写诗。哑石是那种智商极高的诗人，他敏锐、细微、善于明辩事理，像触须在血液中游走，一出手就不同凡响。1994--1995年，我读到他寄来的大量前期作品，我好像看到一个惶惶不安、神情紧张、匆匆忙忙地赶路的套中人，非常具有戏剧性。从接受美学来说，这时他的诗很难进入，这并不能确定哑石的作品具有非诗性，相反，这时的哑石非常独特，于官方或民间来说，哑石都是一个异数，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一个具有革命气质的异端。因此，他的作品只能在朋友圈中传递。哑石很会接受意见，这似乎与他的十分温和的性格有关。我曾经建议哑石关照一下日常生活，体念一下世俗关怀，我以为他那种精神场面的写作对生命是一种威胁，我们为什么不能珍惜生命呢？从《门楣的三种版本》开始，后来他的诗有了一些变化，但仍保持了他的一贯的细密的写作方式，精于思考和深刻，雕作于诗的“微观技艺”（引自哑石《语言的良知及其它》），包括后来他发表在《大家》杂志上的《十首诗及其副本》，都是他一贯的风格，比起他的前期作品稍稍不同的是趋于明朗和知识化。哑石的真正变化是《青城诗章》，在这些由十四行短诗所组成的长诗中，我们看到一个现代版的王维，那种悠远、开阔、宁静和神秘已取代了套中人对我的恐惧。在我看来，哑石的这种变化是一种进步，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分娩所带来的阵痛后的愉悦，是完全符合想像的。哑石的这种成功给我的启示是，多种写作方式的训练是必需的，也是可能的。在这种意义上说，哑石不愧是一个精于心计的逻辑家，一个老奸巨滑的数学家，一个出色而又勤奋的诗歌天才。在以后的岁月里，我相信哑石会越来越出色，不管是诗歌写作还是在诗歌理论上面，哑石都不会辜负我们的期待。我相信这种期待会一直得以延续，就像我自己的诗歌得以不断延续一样。

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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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倍，教授，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博士，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电影历史与理论、视听媒介与文化研究、艺术哲学与当代诗学等。

我与范倍的交往完全因为“第四代”的诗歌建设。他1997年与朋友一起创办《终点》民间杂志，我在1999年才知道。我们从3月开始通信。记得我非常激烈地批评了《终点》的泛抒情倾向，我在给范倍的信中呼吁《终点》要真正团结70年代出生的诗人，使《终点》成为“第四代诗人”的阵地。范倍接受了这种批评，并且非常诚恳地与我交换了对“第四代”诗人的看法和如何办好《终点》。在我的想像中，范倍一定是一个四川胖子，质朴而又乐观。直到2000年5月与他见面才否定了我的想像。范倍在大学读的是工科，可以称得上是半个计算机专家，《终点》的网络建设是他业余生活的全部，也是他行动的寄托和唯一的欢乐。范倍用他的虔诚和认真，正一点一点地回击我对《终点》的夸夸其谈，一层一层地加固他有关诗歌建设的信心。在这一点上，范倍是充分值得信任的。很显然，范倍是一位抒情诗人，正如哑石所言，在如此叙事化的时代，承认自己是抒情诗人确实需要勇气，确实也值得感谢。范倍自己却想尝试一种新的突破，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成功，在他的新作诞生之前，我们完全有沉默的权利，就像范倍对待许多朋友的诗歌和小说一样。因为他没有说话的欲望，也没有准备发言的时间，时间对一个搞计算机的诗人来说，不仅仅意味着珍贵，还意味着节约。这样，对《终点》来说无疑是幸福的，对范倍未来的诗歌和小说写作无疑是必需的。因为这是范倍一贯的严禁作风和朴素品质。我相信是的。

雨田

雨田，当代诗人。1956年生于四川绵阳，中学毕业后到军队服兵役。已出诗集《秋天里的独白》、《最后的花朵与纯洁的诗》、《雪地中的回忆》、《雨田长诗选集》、《乌鸦帝国》、《纪念：乌鸦与雪》《东南西北风》等。诗作入选国内外400多种选本，部分诗作译成多国文字。曾获台湾创世纪40年诗歌奖，刘丽安诗歌奖、四川文学奖等。

“我的心灵空白得可怕”。多年前当我面对雨田的诗歌时，我对我自己惭愧地说。那时，我还不知道雨田和他的诗歌对我意味着什么。今天，当我们成为朋友时，当我略略知晓他的一些身世，知晓一些他为了诗歌所做的一切，我才明白雨田和他万分热爱的诗歌写作已经与他的血液溶为一体。说实在的，阅读雨田是需要耐心的，他的操作方式与南方诗人大相径庭，至少在四川诗人中是个异数。他的诗歌语言独特而又怪异，就像聊斋之于红楼梦，一个在天上一个在民间。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雨田使用那种长句子，就显得罗嗦、零碎、粗制滥造、毫无诗意。相反，在我10来年的阅读中逐渐懂得，雨田似乎在为自己堆砌一座华丽而又高贵的宫殿，他想用这种臆想的诗之天国来收留自己矮小的身躯、自己在生活中的不幸、属于诗歌的庞大的哀伤。从外表来看，雨田在诗中延续着这种不幸和哀伤，似乎在与生活抵抗，在与自己的灵魂搏斗，但从内心来说，雨田恰恰是在反拨这一切，恰恰是在勇敢地消解这一切，他的书写、他的激情仅仅是书写和激情，是他庞大的诗歌帝国的一个符号，一个外部世界的象征。我说过阅读雨田的作品需要长久的耐心，就像我们阅读于坚的诗歌一样。但于坚和雨田在本质上是有明显的区别的，从写作手段上来说，于坚是在对日常事件周而复始地描述，而雨田则是在对灵魂底层的挖掘，于坚像一个建筑工人，而雨田则更像一个盗墓者。当然这是一种不恰当的对比。这无碍我们去阅读雨田的诗歌，一点也不。从身体状况来看，雨田一点也不高大，这与在照片上看到的他区别很大，照片上是他的侧影，长发荏苒，像卡尔·马克思，深邃而又敏睿。然而，当我们认真地阅读了雨田哪怕一首诗歌，我们就会取消这种联想，我们就会确定雨田是一个固执甚至有些天真的诗人。雨田在诗中似乎要发泄完他对虚无和虚拟的事理的不满，对潜在消解激情的生活的无尽的诅咒，对黑暗的死亡的灰心和焦虑，一种真实中的虚无、虚无中的真实，在现实之中变得分外恍惚，不知身在何处，就像蒲松龄笔下的《聊斋志异》里面的鬼怪，让我对生存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雨田写作的高明，一种策略，当我们为他的诗歌感到惊慌失措、毛骨悚然的时候，他却在充满阳光的绵阳暗暗窃笑。在这种时候，“我的心灵空白得可怕”不再是一个虚拟的命题了，而是值得我们用心去体会、去挖掘，像掘墓者那样去工作，像卡尔·马克思对待共产主义一样对待我们的诗歌事业，毫无畏惧地工作，而不是为了名声或美酒。虽然我们都喜欢美酒，但在工作中我们要说“不”！

廖亦武

廖亦武

我现在还没有与廖亦武见过面，但我相信这种遗憾不会持续得太长久。在我的少年时代，我热爱过廖亦武的诗，可以说到了崇拜的地步，我记得他写的《橄榄树·三毛·及梦幻之羊》（《星星》87.7），曾深深地感动过我，直到目前我依然相信，这种感动曾深深地触及我们——70年代，并为我们埋下诗歌的种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感谢廖亦武，他是一个时代精神的象征。后来，他的《黯夜，母亲或肖邦奏鸣曲》、《大盆地》都在记忆中留下了痕迹。再后来，他的“三城”横空出世，给诗坛一个不小的下马威，这时的廖亦武在自己的诗中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声音，也确立了独特的自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廖亦武的长诗《幻城》确立了中国汉诗在80年代的地位，也因此成为众多诗评家失语的对象。95年我在重庆诗人邱正伦那里有幸拿到廖亦武的一盘磁带，是他自编、自导、自己配乐、自己朗诵的，在那样充满绝望和恐惧的呻吟中，我看到了投江自尽的屈原，看到了在乌江自刎的项羽，我感到背脊一阵一阵地发冷，我想，这就是力透纸背的廖亦武，这就是廖亦武不可抵挡的力量，这就是我们四川的廖亦武，极具道家之气度，极尽仙风道骨之能事。其实，在廖亦武身上有一组有趣的矛盾现象，他的诗在气质上秉承金斯伯格（金斯伯格：别把疯狂藏起来），具有无政府主义的反抗性和消极心理，虽是嚎叫却被公众认为是个傻帽，他过高地估计了文明进化的速度了。另一方面，廖亦武更多的是纯粹中国的东西，比如他喜欢吹萧，读《二十四史》，喜欢中国南方的民间古乐，喜欢像梁山好汉一样的主持公道。95年左右，我在重庆一家文化报纸上看到廖亦武一篇文章，他谈到海子当年到成都求师拜艺，在所谓的成都名诗人面前胆怯地掏出诗稿，却被这一批混帐好端端地骂个正着。“海子沿街的哭泣传至今宵的秘室”（引自拙诗《南行调查手记》）。但当海子自杀以后，这帮人却在全国各地掀起纪念海子的热潮，他们的文章连篇累椟地占居着版面。廖亦武痛斥他们的虚伪。这是廖大胡子的一贯风格，君子般坦荡荡，光明正大。在这一点上，廖亦武聚集了中西好汉气概于一身。正因为如此，他现在显得有些茕茕独吊，他的正气吓跑了那些胆小的投机者。或许，在某种意义上说，廖亦武既是成功者又是失败者，他在自己的身上寻找着父亲，却用锋利的剑刺死了父亲，成为一个在神的意志左右下孤独的远行的王，那个可怜而又聪明的俄狄浦斯。在廖亦武身上，那个曾经虐待自己的父亲、那个被自己亲手杀掉的父亲就是我们现在有幸读到的他的诗歌。是的，我们非常有幸。

我

自己谈论自己是一件尴尬的事情，况且我还没有认真地对待过自己的诗歌。我手头刚好有一篇叶橹先生批评我的文章，现贴于下，贻笑大方。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对当下诗坛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叶橹先生不愧为大家风范，对我很有启发。我的诗歌观点是，介乎“终极关怀”和“世俗关怀”之间，进行一种平面化、客观性的准确书写，至少在1998年以来，我努力地在向这方面靠近。写作其实就是一种可贵的努力，一种达不到终点的靠近，只要在这阶段我获得了在写作之中的愉悦，那我就可以暂时不管深度和精神。关注生活就是关注诗歌，我们要在生活中去创造精神，而不是在虚无中去假想激情，客观是诗歌赖以成长的摇蓝，真实是诗歌长寿的秘诀，是诗歌的整个生命。老调重谈，毫无新意。这些话，也可以算做对叶橹先生的善意批评的回答。

现实和处境

——谈曾蒙的诗

叶橹

曾蒙曾经是比较活跃的“校园诗人”之一。如今他已经踏入社会，在这个人生道路的转折点上，他将会面临种种新的考验。写诗自然还会是他生活的重要内容，但是比起在校园里那种相对要单纯得多的生活来，五光十色的社会现实正以一种难以抵御的力量入侵他的“诗的王国”，能不能在斑驳陆离的社会现实中重新调整自己的诗思，将是他今后能否继续沿着诗之路前行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我在读了一些他最近所写的诗之后，隐隐地感觉到他似乎面临着某种危机。试略述一二。

作为诗人，曾蒙无疑是具有某种感受力的优势的。但是他的感受力并不表现在想像与玄思上，而是表现为对具体事物的切入和联想上。他的诗，大抵都是属于陈述性的居多，说明他对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物的关注。这种关注在体现为某种诗意场景的描述时，常常会令读者产生一种十分亲切和亲近的阅读愉悦，这正是他的诗具有吸引力的一面。像他的《工地》一诗，把颇具诗意感受的诗句同繁华喧闹的恶俗场景相对比，形成一种特别的艺术效果，无疑具有一定的戏剧性因素。

曾蒙的这种对具体事物的感受，不仅表现在他对具体的日常生活场景的观察之细致，而且还表现在他对某种细节的极富表现力的语言描述。如《和谐》中的这一节：

镇上的老人差不多都坐在茶馆，
用年老消磨着留在牙缝中的记忆。
那或许便是青苔上流走的水声，
带着小心翼翼的礼貌原则，
献给在厨房里忙碌晚餐的儿媳妇。
房间里当然没有花草的香味，
在橱窗下面，一只摇晃而至的
脑袋，将硕大的书包扔到凉椅上，
随之而来的是一双大皮鞋。

在这些极富特征的细节描述里，其间所蕴涵的某种意味，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生活中一些亲切和亲近的事物。十来年前曾经流行过的所谓“生活流”诗，无疑在曾蒙的诗中留下了投影。

为什么“生活流”日渐失去了它的魅力呢？我想是与一些人把它引入琐屑与平庸有关的。所以在面对杂乱无章的生活场景时，如何选择攫取那些富有意味的特征性场景和细节入诗，无疑是一切有志于此的诗人所必需关注的。曾蒙因为正处在所谓“眼花缭乱”的环境里，对于社会和人生的认知和理解还有待深化，如果不能把许多杂沓的东西过滤，必然会给诗造成一些损害。我读他的诗常为一些很有特色并表现了他的才情和机智的诗句所动，但是却很难回忆起一首诗的完整的印象。我不知道这是我对诗的阅读深入不够，还是他的诗的表现的杂乱所致。

我还注意到曾蒙在《周末愉快》一诗中所表现出的意识深处一种矛盾。正是这首诗，使我想到了这篇短文的题目。这首诗有如下几句：

而城市和乡村之间，距离变得模糊，
外省的乡音使人沉睡，现实
离开了自身的处境，
但终点站还有几十公里。
如今，当我坐在另一辆驶向市区的车上，
仿佛身处其他星球，恍若隔世。
似曾相识只是另外的车站。
夜色弥漫在峰峦叠嶂的山中，
别担心，抓紧休息，
什么也不会发生，还是从前的自己。

正是“现实离开了自身的处境”一句，引发了我对他的精神状态的某种联想。这首诗无疑蕴含着一些象征意味，但也隐现出曾蒙在现实和处境中呈现的两难困境。作为一个曾经是“校园诗人”的曾蒙，在进入社会时所面临的种种繁复的思绪，自然是可以揣测得到的。但是不应当由此而损害诗情诗思的孕育。两难的困境对于诗人来说，或许将是困扰其终生的西绪弗斯情结，问题只是如何面对罢了。

就写诗而言，我以为曾蒙无疑是受到于坚的一些影响的，但是细读其诗，我以为他缺乏于坚那种专注于对某一事物的耐心而细密的艺术观察和剖析。于坚写一件事情乃至一个物象，总是竭尽其力地加以描述和铺陈，有时甚至使读者失去耐心，但是细读下去，你会获得极深的印象。而曾蒙有时则会显出缺乏耐心与韧性，给人以蜻蜓点水之感。当然，我只是作一种比较，绝不是要曾蒙去学于坚。曾蒙所需要的，显然不是去摹仿谁，而是要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诗人的自我。

作为一个有着清醒的创作意识的诗人，曾蒙在对待诗艺的认真与执著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读了他的一些诗以后，我始终感觉到他好像缺失些什么。这种缺失，也许不是能够用三言两语说清楚的。生活在我们时代的诗人，除了要抵御灯红酒绿的诱惑之外，我以为还需要具备一种穿透力。这种穿透力是指能够洞悉那些掩藏在生活假象后面的东西。我怀疑曾蒙有时候是不是过分地沉溺在一些细微末节的事物上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东西了。作为一个创作主体，深入地体察某些具体的事物固然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在溶入客观事物的同时失去了自我的清醒意识。我想起了荣格在评论《尤利西斯》时说过的一句话：“要想从一整套禁锢着精神的体系和制度中解放出来，唯一的办法便是对自己的世界和自己的本性作‘客观’的承认。”他在这里所说的“客观”，照我的理解，应当是指能够跳出那些禁锢自我或溶化自我的环境来认识和审视周围的一切。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处理一些生活素材时，对具体事物的揭示也许会深入到人性的深度和社会现实的深层底蕴。不知道我的这些要求是不是太苛刻了？但愿曾蒙能对此作善意的理解。

曾蒙 · 发表于 2025-1-15 10:11:44

本帖最后由曾蒙于 2025-1-15 10:34 编辑

我认识的四川诗人可能有几百位。四川一个小县城都有一大把诗人，喝酒的话，一桌来了又来一桌，诗人是越来越多，读诗的越来越少。

2003年左右，本想写一系列四川诗人的，结果到现在就写过这几个。惭愧。可能不能用一个字：懒，能敷衍过去的。

曾蒙 · 发表于 2025-1-15 10:14:33

叶橹先生的评论，应该是2000左右的了。兄弟席云舒当时在扬州师院任教，把我的诗歌给了叶先生，便有了这些文字。当时我的写作处于艰难的时期，谢谢先生的鼓励，看得出来，先生对我的习作是不满意的。

曾蒙 · 发表于 2025-1-15 12:09:13

凸凹兄说，咱俩有2个硬件：一、我给你写过一个诗评。二、2001年，在牛放支持、曾蒙协助下，凸凹主持了《草地》2001年5、6合期特大专号“汉诗·新世纪实力方阵检阅展”。[微笑]

曾蒙 · 发表于 2025-1-15 12:12:22

第一次见凸凹兄应该是92还是93年，我从贵阳参加完少年人生杂志社的夏令营，到龙泉驿找到他家，见面他就扔给我一包红塔山。

小你 · 发表于 2025-1-17 11:25:51

应该写下去

曾蒙 · 发表于 2025-1-17 16:19:42

没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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