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苛责郭沫若（下）

黄政钢 · 发表于 2011-1-4 00:40:20

在这里，还应说几桩郭与毛泽东交往的公案。前文说到，郭在内心里，对毛泽东是崇敬、尊重有加的。除了有对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共赋予其在文坛上崇高地位的尊重，也有对毛身为军事统帅、政治大家兼词书大家的伟大气魄、宏韬伟略所折服，有在“个人崇拜”背景下将毛神化，进而有着视毛为封建帝王而将二人关系定格为所谓“君臣”之交的庸俗报效；当然，更有诗人之间的气质心神相通。从诗风的浪漫主义色彩来看，毛泽东与郭沫若在性格上其实是颇为相投的。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后飞赴重庆谈判时，郭与毛相谈甚欢，郭见毛手上没有手表，顺手将自己手上的“欧米茄”表取下赠与毛，结果毛将这块表戴了一辈子；毛临终时，这块表仍在其手上。可以这样说，郭与毛、郭与周之间，既有领袖与下属之交，更有同道、同志之交。说得俗点，郭把毛、周视为“哥们”，有着中国传统的义气之交。为着兄弟，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事都好商量。遇着个事情，只管帮着“哥们”说话；哪怕“哥们”错了，也强词夺理争个赢道理。虽显执拗，但这执拗，其实倒也有几分可爱。建国后，郭在自己作品中有对毛的大量歌颂之辞；但这也与当时大的政治气候是合拍的。其实就是我第一次读到郭的“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机外有着两个太阳。”（《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时，也不禁为郭的文采飞扬而感叹和佩服。诗中所反映地大气魄也只有郭才能写得出来。诗中把毛泽东比作“太阳”，虽显过分；但在那首《东方红》1949年后响彻中华大地的语境下，我个人认为，并不“肉麻”。
至于1965年2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的手迹后，郭沫若写读后感《红旗越过汀江》中说了这么一段话：“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原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心理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下了我们的眼前。”此话，历来为人所垢病。不过，依笔者愚见，除了硬为毛泽东的笔误说项外（郭其实也将毛泽东的错处指出来了），其它话都是有所本的。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时任军委领导的林彪明确地说：“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代思想的顶峰”；而且郭此段话中的“四个第一”，也非郭自创，而是林彪所言。在当时，林彪的“顶峰论”已经是主流话语了，好象现在有些对郭有意见的人，在当时也并无什么反对“意见”吧。在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当代思想的“顶峰”之时，毛泽东的词与字成为诗词和书法的“顶峰”（老实说，毛泽东的字和诗词写得倒真是不错），不过顺理成章而已。郭说出这番话，在当时，大家伙好象也并没觉得有多失格。
至于郭的那首流传甚广的给江青的献诗；那个时候的“江青同志”，可谓红得发紫，炙手可热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一类的话语，可能是不少文艺界人士发自肺脯的喊过的吧！不说江青在当时文艺界的“旗手”地位，也不说当时人们对江青的丑恶嘴脸认识尚不清晰，就冲她是“老毛的婆姨”，依毛泽东当时的巨大声望，恐不足怪吧。但郭这么当众即席说了几句，就当个事了？这对郭来说，也太不公平了吧！
最后，关于对《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出版问题。大家认为，好象是郭为迎合领袖口味而故意抛出的。我倒觉得，毛泽东喜欢李白不假，但也不能说，郭沫若就不能喜欢李白，也不能说，郭就不能非要喜欢杜甫不可啊！要知道，那可是在“文革”时期，杜甫的诗就早列入了应被批判的地主阶级思想之列了。同时，据载，毛泽东对杜甫的态度也是经常发生变化的。1914年毛泽东读书笔记《讲堂录》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著书存者，以其实也。无用而存，以其精。韩柳杜之诗是也。不然，浩然烟海塞天地矣。”其中“韩柳杜之诗”即是指韩愈、柳宗元、杜甫三家之诗。1949年12月，毛泽东与苏联著名作家费德林在开向莫斯科的列车上谈到杜甫时这样评价：“他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人民诗人。他的作品是中国后人艺术欣赏的不朽文献。杜甫的诗，代表了中国人民天才的独特风格，也是给全人类留下的优秀文学遗产”（费德林《在列车上同毛泽东一席谈》）。然而，1957年1月，毛泽东在和诗人臧克家、袁水拍等谈话时说，“杜甫的诗有好的，大多数并不怎么样”，并直截了当地表示对杜甫的诗“不甚喜爱”。1958年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
同样，就郭沫若而言，他在1929年发表的自传《我的童年》中写道：“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但他对杜甫也曾有过高度评价，1953年4月，郭沫若为杜甫纪念馆的题联是：“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在1962年6月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的大会开幕词中，郭沫若称李白与杜甫是“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但也批评了杜甫“每饭不忘君”的“时代残疾”。在同年的3月份，郭沫若在广州放言谈诗，还直言不讳地说：“对杜甫我就不太喜欢，特别讨厌韩愈，喜欢李白、王维。”(冯锡刚：《诗人郭沫若在“文革”后期》) 所以，那种将郭沫若对杜甫评价的变化解读为对毛泽东观点的阿谀奉承是牵强附会，没有直接证据的。
另外，前文也说过，郭习惯以诗人的浪漫和粗率来研究学术，故而其在社会科学如金石、历史和考古方面容易出现硬伤，有些还错得有些离谱（如那个所谓的“坎曼尔诗签”，我在念书中可是写进了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做为唐朝文化交流的佐证，“古来汉人为吾师”、“小子读书不用心”之类）。但学术终归是学术；学术一类的东西，还是回归学术吧。动辄往“品行”上扯，窃以为不妥。
其它还有什么“风流成性”一类，就更为不堪了。男女情事，家常里短，清官尚难断其是非。此就更不值一提，也就不说了。
前文说了这么多，我感到，今人对文化事件和文化人物的评论往往流于浮泛，说是“道德飙车”，倒还轻了；只能说是一种对于历史的无知和轻狂。所谓“宽容”一类，更是不见。这种动辄以泛道德化的标准来衡量死者，动辄将他人用所谓“人格”、“品行”、“道德”来加以褒贬地作法，除了以他人人品的低劣来反证自己的崇高和洗清自己的污垢外，于“学术”无干，于“文学”无干，于“思想”更是南辕北辙。郭是具体的人，不假；但他更是历史的，他的一言一行，要放在历史的背景下加以考量。否则，以今论古，因语境与时势不同，最终为两张皮。要看清，郭的悲剧，其实是民族的悲剧，也是文化的悲剧。其作为，事出有因，更多地是性格（不是人格）缺陷，更多地是形势使然，更多地是无奈（1949年后）。这里面，有不为人所知的痛苦（如“受人冠冕，与人消灾”一类的江湖道德感，如“入了党，就是党的人；就要替党说话”的类似“投名状”一类的原罪，如晚年丧子的悲痛）；有把毛泽东视为封建帝王的所谓君臣报效一类的“愚忠”思维（对毛的此种心态，就连中共元老叶剑英也不否认）；有年老断肠的晚年心境，也更有“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的爱国情绪与理想主义之纠结，但要说他的人格、人品有问题，我则认为有失公道、有失恕道、有失厚道。或者说，郭沫若的身上投影了一个时代，其为人为文，都是一个文化的个案，足以让后人叹息和嗟伤，让人们看到，在那个时代里，人性的扭曲和戕害到了何种程度了！即使如郭沫若，也不能幸免；常人之苦，更甚更剧。姑妄评之，姑且论之，草率“戴帽”一类，都有失公允。而且，有些对着郭吐口水的道德家，其实也并无什么道德崇高感；我之所见，就是这些个人或许艳羡郭之地位吧，“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当然羡慕奴隶。翻翻有些道德家在1949年后所撰之“检讨”、“向毛主席请罪书”、“交代”一类的文本，可能有些“肉麻”得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话语连郭都不好意思说出口。只是，这些个雄文，在那个时代自无发表的园地；除了自己和“专案组”、“军宣队”、“工宣队”、“人保组”一类的组织知道外，要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烧掉销毁，要么被一风吹了——这就给道德家们说话留足了底气。今之论者的许多认知，其实早在郭沫若生前即对此作了预言，“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罪恶十分深。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初五日，零时倾，饬令严。限期交待，如敢抗违罪更添。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朱色看成蓝。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能超过这些的观点，倒还不多见。
郭也许并不伟大，但也并无有些论者所述之不堪。能以待平常之人的平常之心来照观，厚道些，就行了；苛责一类，就免了罢。鲁迅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郭亦应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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