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诗生活系列访谈（二十）莽汉李亚伟的诗（食）色人生

王西平 · 发表于 2010-8-18 15:27:21

诗人诗生活系列访谈（二十）李亚伟篇

莽汉李亚伟的诗（食）色人生

提问：王西平，1980年生，诗人，记者，《核诗歌》主编。现居银川。
回答：李亚伟，1963年生，诗人。出版人。1984年与万夏、胡冬、马松、二毛、胡钰、蔡利华等人创立“莽汉”诗歌流派。作为80年代最有名的地下诗人之一，李亚伟的诗歌最早多以在酒桌上朗诵的方式发表，后以一首《中文系》被传抄遍全国各大学的中文系。李亚伟在诗歌写作中表现出的卓越的语言才能和反文化意义，使他被认为是“第三代”诗歌运动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和中国后现代诗歌的重要代表诗人。诗人现居北京/成都两地。

记忆：

问：据说您祖上是军阀，简单讲讲您的家族史吧。
答：我上小学那年户口簿上家庭成份是军阀，后来奶奶做了居民委员会代表，家庭成份就运作成了小商，要不在当时家里孩子上学和找工作太难。我爷爷原系黔军李孝渊（我爷爷的族祖辈）部师政治部副官，上的军校也很杂牌，苗岭讲武堂什么的，总之只是一小军官，怎么着也算不上军阀，民国时酉阳那个小县城做过国军的不多（做过土匪的到多如牛毛），解放时评家庭成份被拿去充了数。
问：您在诗中曾称“自己给自己接生”，而两岁时“就挽起袖子养活自己”，真这么神奇吗？
答：从我出生到上大学，父母都在外工作，很少见面，见面了还真不自在。我是和爷爷奶奶以及众多的表兄弟们长大的。小时候很野，不断惹出出格的事。上述诗句纯属幽默，我认为儿童最牛逼。
问：据说您的好脾气是有名的，问题是，您又是出了名的“坏小子”！这种混合性的脾性，与小时候生长的环境有关吗？如果再往深远追溯的话，是不是跟您的“贵族”血统有关？
答;家里和贵族无缘。没听说我脾气好啊，而且，脾气好难道不牛逼吗。
问：18岁之前，有没有一些有趣或有意义的事发生？能记得第一次打架和最后一次打架的情景吗？您是如何理解“江湖”的？
答：11岁是因道德品质问题和家庭成份不好，成了全年级唯一一个没能读上初中的人，只得去一个乡村戴帽小学上初中。一个小学里办了一个初中班，这叫戴帽中学。我姐姐在那地儿当知青，我仿佛当了两年小知青，学了很多恶习，比如手淫和抽烟，玩刀和雷管炸药等危险品。但读了很多书，主要是西方一些文学名著，还参加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社会劳动，比如修水库、办农场等，自己也学会了担水、洗衣、做饭等。
男孩子小时候一年要打很多架，记不住了。最后一次有好几年了，是和诗人张晓波、音乐人卢中强在一小店喝酒与邻座发生了冲突，将对方打伤了几个，我也受伤不轻，朝阳区和平里派出所找了我一个星期，要拘我，后来赔钱才没被关。
问：大学毕业后，您到一所镇上的中学当了三年教师，肯定不是教数学吧？当老师，您是如何做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有没有得意门生？
答：我是中文系毕业的，分配后教高三语文，两个班。由于当时很反叛，我是带着一把吉他和一把气枪去教书的，留着很长的头发，所以，传统意义的为人师表肯定做不好。但我当时刚20岁，和学生年龄较接近，所以师生关系很融洽，相互之间像兄弟。我那个学校是非重点，学生也是考不上重点高中的那拨孩子，学校老师读过本科的几乎就我们几个刚分去的小年轻，所以产生不了文化概念上的学生，和我关系好的学生们毕业后大都去当了兵。我觉得当兵非常好，我从小到现在都想当兵，哪怕过了60岁也还愿当兵。
问：后周、隋年间人杜子春自称：“我杜子春天生莽汉”，提到莽汉，我突然想起《醒世恒言》中的这句话，那么“莽汉”诗歌的灵感是不是来源于此？为什么选择“莽汉”这种集体性的标榜方式呢？
答：“莽汉”是我和万夏、马松、胡玉、胡冬、二毛、蔡利华等几个人在当时一个很正常的选择，原因是：今天派已经启蒙了中国诗坛，随后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两个诗歌大景象，一个是将今天派涂改了的朦胧诗的流行玩意儿，这种流行是将今天派的启蒙故意往低级倾斜和消解，以满足落后消费喜欢吃甜食的胃口，其特征是软和肉麻成了大众美学；另一个就是和我们同样情况的年轻诗人们都正在各地像大炼钢铁一样地热火朝天地创造崭新的诗歌，其特征是反文化、反传统和对此前大陆新诗写作的不屑一顾。我们几个则选择了最极端的一种写作和行为。
问：作为80年代最有名的地下诗人之一，您的一首《中文系》曾经被传抄遍全国各大学的中文系，在这首诗中，我看到了一个群体性的“杜子春”的形象，比如诗人胡玉，“是个老油子，就是溜冰不太在行，于是，常常踏着自己的长发溜进女生密集的场所用腮唱一首关于晚风吹了澎湖湾的歌”，而敖歌“已经二十四年都没写诗了，可他本身就是一首诗，常在五公尺外爱一个姑娘”，万夏“每天起床后的问题是继续吃饭还是永远不再吃了，和女朋友一起拍卖完旧衣服后，脑袋常吱吱地发出喝酒的信号”……这诗中的这些人都与“心性浪荡，如脱强野马，平日喜欢在酒馆饮酒作乐，排除孤单与寂寞”有杜子春倒有几份相像。那么《中文系》中描述的一切，是当年您在四川南充师范学院就读时最核心的记忆吗？
答：那时候我们几个在学校年龄是最小的，除当过知青的敖哥外，其余都在20岁以下，身体好、胆子大，修养差、对学院的伪教育不以为然，逃学打架是家常便饭，但自己上图书馆或在茶馆读课外书却很勤奋，我们几个几乎老在一起厮混，就是谈恋爱大家也常约在一堆，团队意识很强。我的《中文系》是很写实的，比如马松、二毛等就没写进去，因为他们学的是数学。
问：自古以来，诗人似乎与美食不分家，人们都知道陆游是南宋著名的诗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精通烹饪的专家，在他的诗词中，咏叹佳肴的足足有上百首，陆游不但会做，而且很懂得烹调技术。他长期在四川为官，对川菜兴味浓厚。在莽汉诗人中，我所知道的您和二毛都开餐厅，这都是为了赶时髦还是给自己找“出路”？当时开餐厅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答：最初开餐馆都是因为好吃好喝酒，属于对吃喝等大学后遗症的自我跟踪医疗。当时没认为餐馆时髦，也没想到出路，就是好玩。开餐馆最大的困难是上管理平台，但我们不能在这上面用上劲儿。
问：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朋友特别能打架，但他就是近视眼，因此每次打架之前，他赶紧先把眼镜摘下来交给旁边的人，即便这样，他还是经常“用胶布缠折断的眼镜腿”，甚至眼角经常被针缝。那么您是什么时候戴上眼镜的？近视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麻烦？戴眼镜，是不是有所折杀您的英雄气概？
答：上高中就带上眼镜了，用橡皮膏贴眼镜是常事，那是因为运动量大，钱少。我从小认识的戴眼镜的力气大的、粗鲁的很多。我们“莽汉”中有一个梁乐，是医科大学儿科系，他们寝室六个人全是眼镜，经常喝酒闹事。眼镜加上青春，惹是生非之后，常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问：在长发飘飘的那个年代，如果头发生得厚重，便可以拿来充当道具，比如用来扮酷，假装先锋，还可以吸引不少女孩子，有道是“长发为君留”。后来您改剃光头了，理由是，不想成为“假先锋”，发现自己跟错风了……从您的“发迁史”我窥视到了这代人的一个集体特征，即虚荣心使得你们只走“最长”和“最短”的极端路，从不走没有个性的“中间路”，包括现在，您觉得呢？
答：青春期臭美的特点是讲究发型，我们大学时蓄分头、烫卷发什么都干过，这个年龄觉得如此很漂亮，因为还没背负社会或文化观念，现在20来岁的青年仍然没变化。但一个人长了“反骨”后，乖乖头型就不过瘾了，对甜蜜蜜的小男生和温柔的小女生美学就视若粪土。80年代的“反骨”只能发展到蓄长发，这和时代、年龄有关，后来剃光头也和时代、年龄有关。
问：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发不再来”已经是一种事实，尤其到了暮年，人人面临秃顶的风险，也许这就是死亡的征兆，您不害怕吗？就算现在您不弥留过去，至少等您到了古稀之后肯定会弥留那个“长发的你”吧？
答：其实一个人很有限，我们知道对任何物事都不服气是很低级的。留恋是生命的一部分，因为消失也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们能做的事情是修改自己，差别是有的人勤于修改、有的人较少修改。这二者难以言说优劣，但我认为一个人如果颇有心得，会经常注意修改自己，而在最看不见的地方留下最固执的一部分。

观点：

问：20世纪80年代末，文学批评界曾对中国现代派文学的真伪问题有过热烈的争辩，在这种“偏颇和混乱”之中，您较早地懂得了在诗中玩现代派，那么哪些书或事件对您的“现代派意识”有直接的影响？
答：记得大学时就看到过一些外国现代派作品。但真正在意识上有感觉，是在尝试了一段时间所谓现代派写作的过程中。阅读是那时很重要的学习过程，在80年代读了很多西方的东西。但我觉得真正的影响是我们的同伴，是80年代一起写诗的朋友，可以说，我们相互之间的影响在后来很快、完全地超过了阅读的影响。
问：您的现代意识，似乎启蒙于艾吕雅的诗，早期的创作几乎都是从艾吕雅的诗歌寻找现代的语言感，青春期的窥视、漠视与不满，但又借艾吕雅式的诗为自己的过失辩护，那个时候为了与朦胧诗决裂，与传统观念对抗，莽汉们或在上升中坠落，或在坠落中上升，就您个体的步调而言，当时是如果与大家“整体划一”的？后来又是以哪方式从莽汉的光环中剥离或试图剥离呢？
答:大学时读了无数的西方古典名著，80年代中期就一页也读不下去了，读现代派的去了，现在现代派的也很难读下去了，转而找很偏僻的杂书读，其实，在西方诗歌阅读中，T.S艾略特对我影响更大。
问：1986年以后，“莽汉”们宣告解散，是不是意味着莽汉诗歌流派的终结？“又瞎搞又幽默”，当时在“外人”看来“莽汉”是不是就是一场由一批玩世不恭的非主流文人发动的“闹剧”？
答：与朦胧诗决裂，反抗传统，终结“莽汉”我建议可以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系列动作，合乎“莽汉”这帮人的个性，就我所知，现在，“莽汉”中没有一个人还想继续当莽汉、写莽汉诗。莽汉们都愿意往别处去，不管是落后的还是先进的方向，只是不想呆在原地，那是坐牢。我们曾经开玩笑说，古人一辈子写一种诗还可以，因为那会儿时空缓慢宁静，幸福和美走得非常慢。而现在还一辈子写一种风格的诗，我们感觉是在诗歌里劳改。不过，莽汉诗在当时虽然主流媒体不敢发表，但没有人认为是闹剧。相反，它非常地吸引人、非常地有冲击力。
问：每一个诗人都会给自己先设定一个写诗的场景，然后将所有的诗歌行为置入到这种场景中，从而形成一个有别于现实场景的虚构体，比如李白的酒，苏轼的宫阙，王小妮的月光等，而您号称在天上“写诗”，在人间生活，您的天上只有两季，即初夏和初冬。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季节写诗呢？这种由您自己构建的“天”，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答：其实，这和你提到的上述诗人一样，我个人认为，很多诗人写作时都会把自己置身于某一场景，至少，你会拒绝掉琐碎和很多非诗歌的东东，你写起来很悠哉，有比写作琐碎诗歌更舒服的写作感觉。这也是莽汉诗人们的一个共同特点，他们认为诗歌是天上的（精神上的），人又不是鸟，用不着天天飞，如果天天飞又飞不起来，那只是很勤劳，勤劳久了觉得自己真是鸟了，也不好啊。人是人间的，多数时候在地上走，但初夏和初冬经常是我不想踏踏实实做人的时候，气候也非常适合飞起来。好像，精神病也最容易在这样的节气里犯，嘿。
问：九十年代后，您开始写有关历史和地理的长诗，题材涉及“厚重”，追求生命原生态的方式也有了变化，看似姿态“回归”传统，骨子里仍带着一股“莽汉”余息，那么您是如何评介“莽汉”之后的诗歌创作的？
答：我对自己和别人的诗歌都只有好诗和差诗两种评价，没有别的说法。你说的“莽汉”余息，可能是藏也藏不住、改也改不了的个人风格，我写作的主要动机常常是希望布局一种新风格，让它成熟，用来灭掉旧的。可能从写诗开始我就是这样，对朋友的写作也是如此希望。老是说，想看新的，不想看老一套。新的不是指刚写出来的，是指样式、内容、风格集合成了某种阵势，正要干掉或已经干掉了前面的写作。
问：您说过，写诗能挽留生命的东西，如果以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第一个10年为单元，将您的诗歌创作分成三个阶段，那么在不同的阶段里，您各自挽留到了什么？
答：80年代是创新，90年代是认识和进入生活，2000年到现在是思考。都各有所得，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王西平 · 发表于 2010-8-18 15:28:43

（接上面）

问：“我返回去看历史，简直太入迷了”，您很相信历史吗？这种“入迷”是源于历史本身的“真”还是“假”呢？
答：人类的大美全在历史里面。
问：现代意义上的好诗标准一直是诗歌界长期争论、纠缠不清的难题，有人认为好诗没有标准，可有人却认为有标准，甚至认为好的和认为不好的，观点截然相反，对此您怎么看待？据说您目前才总共写了不过二三百首诗，可有人一年写的量就超过了您，如果从二者中挑好诗的话，有没有绝对和相对的可能性呢？
答：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但肯定有大范围的共同标准。在我们争论诗歌标准的时候最好让自己挑出小圈子，站远点看，看看当年李白和杜甫，欣赏的人并不多，长安城里大部分诗人确实围着一个个圈子彼此哄抬，诗人讨论标准或强调标准，几乎是不自信时干的力气活。
问：诗人苏非舒曾经与艺术家黄岩策划了“创造在中国／07全球首届中国汉语诗歌诗人作品手稿拍卖”活动，令人吃惊的是您的《中文系》拍得了110万元的高价，于是有人高呼“诗人不再挨饿”，也有人悲观“中国诗歌疯了”，作为当事人，您如何看待这件事？
答：每个行业都有挨饿的人，都太把诗人当回事儿了。民工中了彩票就没媒体去说民工不再挨饿，很多家伙以为诗人就该挨饿，不知是读诗时吃着了什么怪药，也不想想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黄庭坚、穆旦、莎士比亚、普希金这些人是不是真的一边写诗一边饿得东倒西歪的。
问：您是个精明的商人，请以商人的核算手段，为这110万元算一笔账吧，也好让那些有所疑惑的人看到“物有所值”或“不值”的来龙去脉。
问：现在《中文系》的手稿状况怎么样？您希望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比如自家的书柜里，收藏家的手里，或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二楼，您选择哪一个？
答：这是苏菲舒的一个行为，那些议论的人很傻吧？
问：前不久，网上流传着一篇题为《300位当代中国作家诗人的公众形态》，其中对您的描述是：靠一首校园诗吃一辈子的人，对此您怎么看待？
答：这肯定是弄着玩的，谁有兴趣认真看这些啊。
问：您在一次演讲中说到，诗人没必要写一万首诗，但必须行万里路，要去会见最强硬的男人，也要去会见最软弱的女人，要把他的诗歌献给有头脑的敌人和没头没脑的爱人，那么时至今日，“最强硬的男人”“最软弱的女人”您见到了吗？“有头脑的敌人和没头没脑的爱人”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答：生活中太多了，热爱生活是最棒的。
问：有这样一个故事，某兵营流行这样一种游戏：上级军官每年一次召集部下1000人，发给每人一把手枪，并告诉他们，这1000把手枪中只有3把枪装有子弹，要求他们每人朝自己的脑袋上开一枪，就可以在余下的一年里无忧无虑的生活……游戏进行着，每年一次！有人认为您经常在自己的诗歌中会突然“调转枪口朝自己开枪”，假设您是这游戏中的一员，枪口还会朝向自己吗？如果您是这游戏的编写者，最终会设定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
答：不玩这个游戏，违法的。
问：您以男人、诗人、商人三种身份分别说说何以“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像您这个年龄，该经历的都经历了，该得到的都得到了，人从生下来两手空空到死去两手空空，那么您认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答：这个我真不知道，但是他很美。
问：整体而言，您认为当下中国诗人生存的境况是什么样的？您面对什么样的人会去主动施舍？当一个诗人穷图末路的时候，自杀是不是成为了唯一的出口？
答：首先，诗人不会因为自己是诗人玩自杀。就我所知，中国农民阶层自杀的比例一直都是最高的，而在这个阶层中，自杀行为又更多的发生在妇女等最弱势的群体。其实，自杀者是因为他那会儿遇到了难题，而这些难题往往是精神或现实给予他的，他那会儿精神、身体、生活上很弱势。中国的诗歌界常常太把自己当把夜壶了，连自杀都想和诗歌攀上表亲。我认为诗人自杀不能单独列出来炒作，他那会儿的绝对处境和含冤的民工、病痛的农妇以及抑郁症患者是一样的，只恨社会、医学和人性不能解决。
问：您说过，“钱能买自由”，钱能买所有的自由吗？您不怕有人会说这观点太“商人”了？
问：给年轻人点建议吧，比如如何掂量诗歌在生活中的“重”与“轻”？如果现在有人模仿您当年的诗歌行径，您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答：生活重、诗歌轻，但都很美。我当年的行为在其他行业也不少见，教师、军人、商人甚至搞科学的人里面也不少，那些行为和诗歌关系不是充要的，那是性格和年龄，所以，如果现在小伙子们那样干，并不是模仿我，那是因为他们是年龄的花朵。如果年龄老大不小了还那么干，那真得瑟。

生活：

问：您有没有过最困难的时候，主要是指经济上？大钱不说，您的日常中的零用钱是怎么花的？
答：谁都有很困难的时候、有揭不开锅的时候，我们又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经常没钱，也经常有钱。
问：对于物质欲特别强的人来说，金钱越多，他们才会越快乐。有研究表明，电话、电视、电脑等生活便利品会增加人的满足感，但并不会提高幸福感，在您的生活中，哪些事物可以增加您的满足感，哪些可以提高您的幸福感？
答：好菜好酒好朋友，还有远方。
问：您觉得从喝第一口酒开始，截止目前，加起来喝掉了多少总量的酒呢？如果以200L的冷轧铁板构造而成汽油桶来衡量，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量？
答：我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个问题，现摘一点如下：
有一次我和老哥们马辉边喝酒边谈酒，有人问我俩从喝酒到现在总共喝了多少酒，马辉随口就说：“一辆大解放。”也就是说，一辆解放卡车随便乱拉一点就是五吨，一万斤，旁边上有人细算了一下：你马辉15岁开始一天一斤喝到如今20年，也才七千多斤，且你大多数时候还算醒着的，减半，你也就喝了一吨半，一小皮卡。经这一算我们才醒悟，原来以为自己是天大的酒徒，喝的酒至少斗量车载，结果人一生才喝这么一点！在快乐上面我们以为我们快乐的数量老大了，没细想过，快乐跟数量无关，它只论质量。它只论质量吗？
又比如做爱，大色鬼平均每天一次，做爱五十年――也就是可搞的一生――也到不了二万次。但，有时候这厮没女人、有时候这厮没心情，好多时候他没有做爱，他在生活中战斗，在灵魂外瞎逛，在社会上执行任务，在生和死之间写大诗。更有甚：在做爱和不做爱时，他都活得枯燥无味。
比如诗人郭力家，有一段时间，我们天天喝酒，他老是说，他愿意天神助他，把他一生的性行为扒拉成一次，加在一起连续射精一星期，之后精尽而亡、当场死掉。我当时以为他不喜欢零零碎碎的奸情，现在想来不是的，他那时大概感觉不到活着的真实。过一大把瘾，轰隆一声拉到。
现在想来，则更加不是的。郭哥可能是在强调生的质量，我操，以速死为代价。但他错了，射一星期的精――仍然把快活放在了数量上。记得上大学时，大家都是处男，敖歌――我那首《中文系》中的角儿，那会儿纯一个真性情的人，当他喜欢上某一女人――多半是图片上的美人――他总会动情地说：搞一次，完了可以枪毙我。坚决的反数量，实在，浪漫。

问：饮酒使人肠胃昏浊，亦阻滞诗思的清畅，故诗人好以茶“洗诗肠”：“为烹茗碗洗诗肠”，在您来，酒是不是真的“阻滞诗思”？如果用酒和茶来“洗肠”，您认为哪个效果更好？
答：酒和茶都是好东西，看怎么喝。
问：通常意义上，圈子指具有相同爱好、兴趣或者为了某个特定目的而联系在一起的人群。您喜欢“圈子”吗？一个人也许有好几个圈子，从您的圈子里（诗歌圈除外）找出一两个典型的朋友来讲讲吧。
答：圈子就是指朋友，这个我很多，不举例了。
问：据说诗人二毛有绝活，可以用书来当盘子，拿排骨练书法？您在生活中有什么类似的绝活吗？
答：我没有绝活。
问：莽汉诗人们目前的生活状态似乎各不相同，用您自己的话讲就是“各人的命和运在里面”，我想问的是，跟您一起的莽汉胡钰好像没有了消息？
答：有啊，在做房地产。
问：香积厨原是寺庙内僧家私厨之名，取香积佛及香饭之义。僧家之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并不仅限于素食，在佛教进入中国的早期，并无食素戒律，心素即佛。您有信仰吗？您，或您的饭馆是如何践行“无食素戒律，心素即佛”的？
答：我没有西方标准的那类信仰，但我认为人都会在内心有所敬畏和追求。在美食问题上我确实想做到心素即佛，但现在境界低，贪恋肥嫩香鲜。
问：我看到您博客里的那张形象照片，手上拎着一瓶黄酒，昂着首，目光深沉而悠远，像上个世纪初的进步青年，对未来充满憧憬，据说是“赤着脚”，但照片膝盖以下被裁掉了，看不到，这张照片是“香积厨1999”的广告照片吗？如此借本次访谈，给您的香积厨做个广告，您还想说点什么？
答:那张照片放上博客时人太小所以裁剪了。确实是我自己设计的开业广告，但背景是成都宽巷子。
问：“要做菜了，可别失败，你需要的 / 是一只碗，一个深口炸锅，面粉和麦芽酒……”这是英国诗人莫尔的菜谱诗，莫尔是英国第四大连锁超市的“食品桂冠诗人”。为了让菜谱朗朗上口，为了让诗歌深入主妇厨房，您写过这样的菜谱诗吗？或会不会邀请一些诗人担当“香积橱”的“桂冠诗人”？
答：诗歌和餐饮业关系确实很深，但我只是在诗意上欣赏，不想在现实中操作。
问：第二届“明天•额尔古纳诗歌双年奖”您获得了艺术贡献奖，为此您得到了三河马一匹，据说这种马离开了大草原很难养，说说这匹马的近况吧？
答：应该还在额尔古纳草原上吃草，愿所有的好马都在大草原上吃着肥嫩的青草。
问：据说您的行踪不定，在北京当书商，在成都开饭馆，在香格里拉开客栈，而老婆孩子在重庆，比较一下您在成都、重庆、北京、迪庆三地的生活。
答：上述地方都有各自很棒的方面，我都很喜欢，但都呆不久。我常想，我喜爱的地方太多了，活几千岁都不够我去那些地方扎扎实实生活。我常想，如果我真有很多世，我就会挨个儿挑地方稳稳重重地劳动和生活。
问：您觉得自己光宗耀祖了吗？自古有“子承父业”一说，您希望自己的孩子“承”您哪方面的“业”？
答：不觉得自己光宗耀祖，只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希望今后回到祖先那里去后，能见到他们。如今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未来，谁都不能去提前设计。
问：您最近在忙什么？今后有什么打算，比如投资动机啊，写作计划什么的。
答：最近是旅游和写作，也许不久要开一家出版公司。
问：试想一下，如果这辈子不写诗，您还能“上天”谋生吗？如果您不上大学，还会去做干什么？
答：我爷爷做过军人和商人，写诗，我父亲一辈子在银行干，写诗、折腾书法。我也教过书，经过商，也写诗，但如果我不上师范学院，我就可能不会有做教师的人生经历，我会去银行接父亲的班，或者干别的也行，当官从军曾经都是我的理想啊。我不会只写诗而什么都不干，写诗只是我的小部分时间，我愿意干很多事情。
问：假设生命只有24小时了，您将作如何打算？如果下辈子有这些职业供您可挑：皇帝、诗人、杀手、战争犯、摇滚乐手、叫花子。您会选择哪一个？
答：和亲友们喝喝酒。下辈子能当皇帝最强(那是不可能的)，可那个时候恐怕要先找个时空恢复帝制，我喜欢帝制，也愿意在帝国里当老百姓，我不喜欢当今所谓的民主制度，我的浅见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民主制度是一个适合一拨急功近利者折腾的政体，不适合古老的地球，或者说，年迈的地球今后将不适合这类演人的折腾。但你以上列举的这些都不是真正的职业，我认为一个正常人须要较长时间从事一段养家糊口的职业。
问：2007年，您来银川参加了一个诗歌节，谈谈对银川的印象吧，顺便再给宁夏诗歌提点建议。
答：银川是一个值得生活和喜爱的一个地方，整个宁夏都是。生命本质和文化历史都很深厚，这块地方，在我的历史视野中延续了很多内涵，这里不用多说。手抓羊肉一直是我心目中重要的美味，在我心中美食谱里排前几名。在灵武那位周副市长请我们吃的黄河鲤鱼也强烈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贺兰山口是宁夏的大美，是中国最文化的山口，是亚洲最古老的山口，也是世界文明最重要的山口。山口前那位西北美男黄山开的餐馆也给我留下了很棒的印象，记忆里始终不能消失。另外，西夏的那些过去的历史记忆我没去，那是我不敢用匆忙的时间轻率穿过的，那是我有意留着的美景。

试题起草：2010年5月25日星期二晚上19时12分银川中雨转阵雨 11—19℃
交卷时间：2010年8月 14 日星期六成都雨转阴

曾蒙 · 发表于 2010-8-18 22:06:07

做个记号

蔡利华 · 发表于 2010-8-24 08:12:51

问候！。。。。。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