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均小说：《像一把刀子》

刘成渝 · 发表于 2008-9-25 17:46:33

像一把刀子朱均  序章现在来讲一讲我穿着军裤、拿砖头拍别人脑袋的故事。我们那儿荒凉偏僻，阳光猛烈，而我们一帮小子，就穿着黄泥巴裤子，成群结队地在厂区钻来钻去，烟囱冒出的烟子从我们头顶飞过，有如科幻电影的天空。当时我茫然若失，心存疑惑，现在长大了，看了一部美国动画片，才知道我所在的地方就是美国人的科幻场景。我是说我总在相同的地方钻来钻去，哪怕是美国人拍出来的东西，你看了之后就会恍然大悟，其实我们钻来钻去，重复的都是我们已经走过的道路。比如那个穿黄泥巴裤子的小子从时空隧道里钻出来跳到我的面前，我不会觉得奇怪。反正周围的一切都没变。一切如我从前所见。假如你在这拍一部百年之后的电影，想必没人会对场景反对。所谓物是人非，大概我们这儿最符合了。你要是拿起一块砖头，都能闻到十年前我在上面撒的尿的味道。十年之前，我们就是这样到处撒尿，阳光把我的屁股晒得跟小黑炭似的。十年之前，在轨梁厂下面，有一块大水潭，从前我们在此啸傲聚集，在炎炎夏日里，无数蜻蜓掠过水潭，拍打水面；搞不懂这些蜻蜓为什么一点也不长脑子。我们杀蜻蜓无数，可这些蜻蜓前赴后继，围着我们飞来飞去，让我们杀；那一年我们挥网霍霍，杀得附近的蜻蜓简直绝了种。其中有一种蜻蜓个头大，翅膀长，头绿眼突，我们管它叫大绿豆，我们不杀它，我们慢慢折磨它，我们捉了它，把它绑住，先让他飞，反正有绳子牵着呢；玩腻了，我们就拆了它的翅膀，让它爬，看着它蠕动的身体，我们就露出了残忍的笑容。最后我们摘下它的头，了结它的性命。恩，杀蜻蜓的事算是深刻的记忆之一。搞不懂那时我们为何把残忍分得这样仔细。现在我已然成人，可我已失去从前的野性和敏感；现在我看到蜻蜓都要发抖。那可不是忏悔什么的，那和时间有关。时间让我明白事理，恐惧一切，让我变得柔软和湿润。  许多年后，风流云散，我来到成都去看我的好朋友何家明，在路上，透过车窗，我看见许多小孩卷着裤腿，踏青青草地；成群结队的蜻蜓在他们头顶盘旋，嗡嗡乱响，五颜六色的阳光透过蜻蜓翅膀滤下来，一派田园风光。我看到孩子和蜻蜓其乐融融的样子，很是惊诧，想，现在的小孩子被消磨得这样没有脾气。汽车开得很慢，我也看得很清楚——一只蜻蜓突然转过身，向我狠狠扑来。我没由来地一阵惊慌，赶忙拉上车窗；那蜻蜓两只眼睛里残留着我的身影——我看得见。我知道它是找我报仇来了，这小杂种，千里迢迢，漫漫岁月，从攀枝花飞到成都来找我。  在旅馆里，我们聊了许多往事。我问何家明，班长现在在那里。他懒洋洋地回答我说谁知道。他眨眼看着我，我想起来了，他说；我说你想起什么了，他拍拍我的肩膀。我抖了抖，那些往事在我不经意的时候溜了进来。他一骨碌地爬到床上，解开衣服，说，别理我，我睡了。我在他身边坐下，推推他，但他翻个身，用背对着我，我只好回床上躺下。窗外是破絮般的夜色，低沉的大地里沉淀着、溶解着生机，我感到自己也正逐渐地被溶解着——像一滴水消失于床单。我努力睁开双眼，在想，一些片段飞过，清楚的和模糊的，总是交替闪烁，某些东西让我突然焦虑，悚然一惊；有如一家无人电影院，放映机在转动，屏幕在跳荡，而我一个人坐在电影院里。小时侯的我总以为世界之精彩，只应由我一人来欣赏。小时候的我就是那个看电影的我，我会慢慢转过头来，你会看到那张脸很恐怖。你看到的、现在的这个躺在旅馆床上的何家明和那个傻乎乎的孩子何家明是一个人。无论他变化怎样大，无论他现在怎样发达，当年他就是傻乎乎的小孩子。当年他穿一件红色的小背心，一条刚遮住屁股的黑裤衩，胳膊、大腿又黑又瘦，骨节突出得象非洲黑人。学校之一秋天里，有一种景象我必须描述一下，虽然有些人可能会对我的说法嗤之以鼻。但在攀枝花，我以为不会有什么比这更再有诗意了。我以为现在有的人建议用芒果树换掉凤凰树是等于扼杀了攀枝花最好的一道风景。秋天里，凤凰树黄了，树叶——那些麦穗般的树叶纷纷扬扬，从空而降，落在我们的肩上，落在阳光和尘土里，落在黄澄澄的金沙江里，一瓣一瓣，是一个一个逝去的音符，一瓣一瓣，把阳光渲染得有情绪；你如果看过电影《秋日的传说》，就会对我的说法很有印象。在音乐里，秋叶从苏珊娜的脸上滑落，一片一片，我说的就是这个景象。在那个秋天里，苏珊娜哭了。在我们的秋天里，学校开学了。我们一大帮小孩站在操场上，浩浩荡荡的风迎着我们吹来。我们望着前方，前方——一个扎红领巾女同学面向我们，很漂亮的一个领操的女同学。我们在等广播。秋天里，落叶飘落，阳光在荡漾，广播响了，一二三四，伸展运动，我记得很清楚；我最喜欢做第四节踢腿运动，因为我可以踢何家明的屁股。他是我的前排，每次踢腿运动，我最使劲，照着他的屁股踢上去。大多数的时候没人管我们，但有时候广播里会有一个傻极了的声音说：“那位同学，注意你的腿！”这时候广播戛然而止，同学们东张西望，我也伸长了脖子，东望望西望望。  我和何家明，是一条绳上的两个蚂蚱。他是个瘦小子，现在也长不胖，天生的甲亢病似的，肌肉少骨头突出，一张脸象是被别从两边拍扁，整个身躯是一个感叹号；从背后看他，你会为他感到难过，他屁股小得要把肠子堵死，打个屁都要比别人更用劲才行；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是这样撅着屁股对着我。他在推垃圾桶。脸涨得通红。旁边站着一个扫大街的四十来岁的娘们，用草帽煽风，屁股很大，是何家明的十几倍；这个胖女人，她不推垃圾桶，倒弄一个傻小子来推。这还不算，胖女人看到我，就喊，小朋友，过来帮帮同学。大概她以为小孩子都跟何家明似的，以为喊两声小朋友，就会屁颠屁颠地扫大街，倒垃圾。恩，她想得挺美。她叫我，我就这样回答她：我推你老母。  我们的学校的是一栋灰头灰脑的楼房，四方块，没什么好讲的；学校门口有两棵大树，一棵凤凰树，一棵酸枣树，不过那树上既没有什么凤凰叶，也没什么酸枣，全让我们这帮小子给拔光了。那树长得高大威猛，盘根虬错，躲得下两三个小孩；树枝向上，一直伸到二楼，伸只脚过来，就可以从窗户钻进二楼。教室里坐着一大帮小同学，都仰头听老师讲课。其中靠墙第三排的小孩又黑又瘦，一边听课，一边吃零食，弄出老鼠啄米的声音，两条腿还在椅子上荡来荡去，全班就数他弄出的声音大。这时候，老师就会瞪他一眼，说，何家明，你又在吃零食。在他身后的小孩则埋头苦写，你如果靠近了，会看见他在画画，画些大将、军官还有姑娘什么的。课桌上，书本上，到处都是乱糟糟的小人。这是我。我喜欢画画。我喜欢到处涂鸦。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画我们班长，我刚才提到过，那个红领巾领操的女同学。她红彤彤的脸蛋像朝霞般可爱。小时侯班长梳短发，齐耳根，江姐那种打扮，脸上的表情也像江姐那般严肃；不过进入中学之后，班长蓄长发了，披肩，各种姿势渐渐妩媚，大概女性荷尔蒙蓬勃发展的缘故。有一年，落英缤纷的季节，我们去郊游，我和班长去拾柴，班长突然回头，一本正经地说，田亮同学，你为什么老画我。不准抵赖！别人都告诉我了。  我大吃一惊。我结结巴巴。我差点从山坡上滚落。  老实说，我对我们的学校没什么好感。玻璃是花的，墙面是脏的，教室外的走廊是黑的，黑得就像记忆里的噩梦。我得说，要是蝙蝠来到这儿，准以为到了老家。课间休息，女同学们都不敢出教室，一大帮坏小子在黑暗中等着呢。不过我在黑暗中只想着一件事。我老想着把走廊上的铃铛给摘下来，然后扔进金沙江。那是一个又圆又大的铃铛，锈迹斑斑，它要是响起来，保准你会魂飞魄散。那个大铃铛，算是我小时侯的仇人之一。我们学校楼梯的栏杆是用铁管焊接的，很光滑，从五楼到一楼，一圈一圈地转，屁股坐上去，你一点都不觉得格得慌。从五楼望下去，你会看见一帮小子，一个串着一个，从栏杆往下滑，一直滑到一楼；我的教室本来在二楼，放了学，我偏要跑到五楼，从五楼滑到一楼，最后跳下栏杆，拍屁股走人。要是没人的时候，我就往栏杆上吐口水，扔鼻涕，然后拍屁股走人。这是我放学回家的方式之一。有时候我也翻墙攀树。刚才我提到过，门口那两株大树，树枝伸到教室窗边，我伸手就够得到。我把书包斜背，三跳两跳，猴似的，从树上滑下来，然后拍屁股走人。所以我的裤子总是比别人烂得快。我妈给缝好之后我又把它给弄烂，她缝裤子的速度总是比不上我弄烂裤子的速度。有一回，妈妈生我的气，不给缝裤子，我只好穿着烂裤子来到学校，男同学哈哈大笑，女同学则骂我流氓。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讲一大堆做人的道理。我在办公室，弱小的身躯陷在巨大的藤椅里，突然起了奇怪的感觉；我看到一大帮男老师和女老师口沫飞溅之时，我的手指尖突然很痒，微微有气流抚摩，我很想抓住，我不是说抓住某种东西，铅笔或者什么的，我是指此刻这些老师的神态，我很想抓住，时间也许就此打住。那天下午阳光明媚，我记得很清楚，窗外落英缤纷，微风拂面，我呢，软绵绵地坐在藤椅里，清清楚楚地听到大脑里、身体传来成长的骨骼碰撞声。需要补充的是那时候我对死的恐惧并非来自奇怪的感觉。在我更小的时候，当我被放进摇篮里，一只柔软的手掌拍着我的身体时，我所记得的一切，就是一张摇摇欲坠的羽毛从那时一直坠到现在，牵动着我意识深处的脆弱神经。那一年，我说过，落英缤纷的季节，我们班上一个女生死了。那是一个脸色苍白、皮肤黝黑的女生，上课的时候总是要死不活地趴在桌子上。大家都说她要死，至于怎么死，不知道。谁也不跟她说话，就当她已经死掉。有一天，正在上课，她低下头，吐了很多鲜血。鲜血溅到我脚尖，吓得我说不出话。她是我同桌，我从没跟她说过话，直到死。                三种死亡的叙述过去大桥下面有许多棚户，从金沙江到公路边上，层楼叠栋，倚坡悬空，有点湘西吊脚楼的意思；站在这边望那边，全是五颜六色的衣物，女人泼脏水，鸡、鸭和猪们嗷嗷乱叫。从桥头到南村那条路本来不宽，受地理位置影响，路面坑坑洼洼；这还不算，桥下的难民们用木板把公路加宽，在下面修猪圈，每天我经过的时候，都要忍受恶臭的折磨。眼神不好的司机会把车开到木板上来，压死一大堆猪。那时候攀枝花交通混乱，栏杆有一截没一截的，发生这种事情是常有的。放了学，我和何家明在木板上跺脚，吓得猪们嗷嗷乱叫。有一回，一个中年汉子穿着裤衩冲出来，说：小兔崽子，看老子弄你们去喂猪。那时候我们读小人书，看过伍子胥鞭尸的故事，知道有仇不报非君子。我们两个在桥头等到天黑，我握着水果刀，何家明握着钢板尺，我们准备捅猪两刀；一条破烂的楼梯是通往江边的道路，天太黑，月亮是最弯的时候，洒不下来什么月光，我们慢慢从楼梯上滑下来。我们猫着腰，在一大堆破烂绕来绕去，我踩到两堆鸡屎，何家明摔进垃圾堆。棚户没有电灯，家家户户点着蜡烛，星星点点，我看见不远处的门口，坐着一个女孩，一动不动，那个患了白血病的女同学，我的同桌；她是我们班上的穷孩子。    一大堆的姑姑、婶婶什么的，都在这里住。她大概在望星星。小女生都是这么多愁善感的。我们两个摸近猪圈，手里的刀尺寒光闪闪；天太黑，看不清猪们是在睡觉还是怕的颤抖。不过猪圈里真是臭得要命，下面是一个大粪坑，掉下去我们保准淹死。不，是熏死。我们两个向猪招手。猪圈是用木板做的，空隙倒是很宽，伸只手进去没有问题。我们俩正乱找呢，突然一个猪头在我眼前闪现。敖的一声，朝我大叫；我吓得大跳。身后，何家明冲上去，捅了猪一下。我们俩从山坡上滚下去，满猪圈的猪都在叫，我意思是说要是一只猪在叫，就是一只猪在叫，可满猪圈的猪都在叫，感觉就是猪要造反了。我们俩滚下山坡，一直滚到女生的家门口，戛然而止；我拍屁股站起来，把衣服上的狗屎狠狠扔到地上。当然我这么说可能太过戏剧，但如果把人的一生浓缩到几十分钟，那么什么都有可能发生。那个女生望着我们。我们顿时有些不自在。我问：这是你家？她点头。我顺着她的目光也伸长脖子望天空。天上没什么星星，简直可以说漆黑一片。何家明贼头贼脑地乱看。她的家人呢，我们俩都很纳闷。女生则坐在门槛上不动，她的目光里有一种东西，怎么说呢，总之当她望着我时，我突然感觉很安静，好象那些猪叫、风声和说话声已被这寂静抹得干干净净。一时间我有些发呆。我听见了她匀致、繁密和低低的呼吸声。她的呼吸像一瓣羽毛，在我耳边轻飞燕舞。我本来想说点什么好打破这可怕的寂静，可我无法开腔。她望着星空，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规矩得就像挨老师骂一样。她的脸色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何家明拉了拉我衣角，低声对我说，别理她，我们快走。于是我们灰溜溜地走了。我们被她弄得很没有情绪。本来杀猪是件兴高采烈的事儿，但一想到她，我们便垂头丧气，好象沾惹了什么晦气。那时侯不明白星空的秘密，现在回想，就明白了她坐在门槛上其实再悲哀不过。也许每天她都在乞求天空给她一个奇迹。可最终她还是死了。就像一粒尘消失于沙漠，一滴水消失于大海一样。  其实对于何家明，我也有很多疑问。比如他上课吃零食，睡觉，下课和我厮混，可考试却总拿第一。又比如他老爸早死，他从不说，参加工作后，有一次他喝醉了，才讲起他的老爸。小时侯我去他家，他妈总是满脸微笑，说，来拉；他妈手里沾着菜叶、葱花，要不就是肥皂泡沫，反正不会空着手。我一溜烟跑进何家明的屋子。在我印象中，他妈就是一支风中之烛，在那里摇来摇去，总是不倒。他的母亲跟他一样瘦弱，病怏怏的，满脸皱纹，是那种典型的中国妇女脸孔。小时侯我去他家，何家明总是拿出一大堆零食招待我，我们躺在地板上，一边吃零食一边看电视；很奇怪这小子吃了这么多年，一点也没有长胖。有一天我们正在凉席上打闹，他妈阴沉着脸走进来，叫我们起来；他妈换一张凉席给我们，把刚才那张收进小屋里。那时侯小，不知道凉席的故事，只晓得那间小屋里总是散出一股阴凉之气。所以那里我是从来不去的。小时侯我去他家，他哥总是在里屋学习。他哥不苟言笑，印象里那张桌子是他身体的一部分。里屋光线不好，他哥总是开着台灯，光芒把他的影子投到墙上，寂静无声，我从不打扰他。他屋子里的那张床静静地躺在光芒中，让我感到些许害怕。那时侯不知道——原来他爸死的时候就躺在那张席子上。  夏天是放风筝的季节。夏天里，风从峡谷、从金沙江上空吹来，吹过弄弄坪广大的厂区，吹过被工业烟雾包围的天空，吹得我们心痒痒。我们做王字形风筝。找来四跟竹条，削薄，三长一短，用线捆成王，用报纸糊上，不能露出竹条；尾巴用报纸粘上，或者作业本的纸张就很合适。这些都不算复杂，做风筝讲究的是上线，那种粗线，三点，留巴掌那么长，然后合拢，前短后长，这样有利于风筝在空中跑。夏天，我们一帮小孩，就在楼房底下、公路上放风筝。风筝忽忽拉拉从楼房上空飘过，景象蔚为壮观。最厉害的一次是我把风筝放到了金沙江的上空，引来一堆人围观。不过话又说回来，攀枝花是山城，到处爬坡上坎，没有什么大片的平地；空中电线又极多，稍不留神，风筝就会断线，让我们无法尽兴。后来我们跑到金沙江边放风筝，光着脚丫，顶着烈日在沙滩上跑。不过那也不算好。金沙江边有许多棚户，风筝要是掉进去保准不见。再后来我们跑到厂房顶去放风筝。不知道是谁出的点子。那厂房大约有十层楼高，爬上去四下望，一切如蝼蚁般大小。真是怕得要命。不过看到这么一大片空地，我又欢喜得要命。我们撒开脚丫在厂房顶上跑，浩浩东风从肋下刮过，风筝在阳光中飞舞，感觉真是好极了。坐在厂房顶望风筝也是一件惬意的事情。有人问登山运动员为什么去登山，他回答——因为山在那里；你要问我为什么爬房顶，我回答——因为厂房顶在那里。坐在厂房顶看风景，看着蒸汽机拖着黑烟从脚下驶去，看着高炉顶出山顶的小脑袋，看着工人们忙来忙去，我就备感骄傲。坏一点的小子就使劲向下吐吐沫，向他们甩中指。起风了，我们开始放风筝。有一个小子，我早忘了他名字，记不得他的模样，那一天在我记忆真是恐怖。你知道放风筝的时候总要回头看看，总要知道风筝飞到哪儿去了，要是风不够大，飞得不够高，就得使劲跑。升上空了当然好办，但风筝要是做得不够好，或者没有吃上风，你就得使劲跑。那一天万里无云，空中只有风的茬子，那小子拽着风筝使劲跑，两只眼睛一直使劲盯着风筝。跑到厂房边他都不知道。我们喊他时已经不及。我们看着他摔下去。他摔成了一堆肉泥。我们趴在厂房顶向下看，害怕得忘了一切。那风筝飘来飘去，很久不落地，像被他的灵魂托着一般。打那以后，厂区里再也不准小孩来放风筝。                     学校之二有一回上语文课，老师出的作文题目叫《我的理想》。当然这种大众化的题目相信每个人都做过。小孩子的理想往往都志向远大，不切实际，老师看了之后不过是一笑置之。可小孩不这么想。小孩子们写我的理想都认真得要命，都拼命地想，咬笔杆子，然后拼命地写。小孩子写我的理想五花八门，单说我们班。女生都好办，无非是当什么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人民教师，伟大的救死扶伤的医生，伟大的人民艺术家，凡此种种，诸如此类。不过有一个女生写的是当一名伟大的母亲。老师把她叫起来，问她怎样当伟大的母亲，他转着眼珠，望着天花板，咬着手指头，说，当朱德他妈。全班同学不免要哄堂大笑。我是知道她意思的。课本里有一篇朱德的文章，叫我的母亲，讲她母亲如何含辛茹苦把他养大，恩，她是想当朱德他妈那样的妈，生下一个朱德来。男生则大都没什么出息。当某某家的不多，倒是有不少人写当伟大的工人、伟大的农民等等。主要是因为那时侯我们所见到的钞票上全都印着工人和农民。大票子我们没见过——估计也是工人和农民。也有写当邱少云、黄继光的，不怕火烧，不怕堵枪眼，写得跟世界末日似的；写得最好的是学习委员，理想是当雷峰，给老人小孩让座，扶瞎子过马路，写得最糟的坏小子青皮，他的理想是带红领巾，当少先队大队长。老师只好骂他没出息。其实我的理想是娶班长做老婆，每天摸她红彤彤的小脸蛋——我早熟。不过我没好意思往上写。那时候年纪小，没看过金庸的《鹿鼎记》，不知道韦小宝的名言——你就是嫁十八次，第十九次还得嫁给我。否则我一定写上装信封里寄给她。我写的是当一名伟大的人民艺术家。写的时候老想着班长，结果多写了一个伟大，被老师打了一个大叉，课堂上，老师叫我站起来，说，田亮同学，别人都只有个伟大，你以为多一个伟大，就会很伟大吗。小时候我不喜欢班主任。那些个班主任，你忽然看去，都一个模子，江姐的头发，灰暗的衣服，一双平低布鞋，走路的样子像是地下工作者，总以为到处都是坏人；其实我们胆子再大，也不至于给她拍砖头。那些班主任最爱做两件事，一是训人，吓唬我们这些小孩子，二是家访，讲我们的坏话。一年级的班主任我没印象，二年级的班主任我还是没印象，三年级的班主任是一个凶巴巴的女人，有一回把没交作业的小子绑在凳子上；四年级的班主任是一个找不到对象的老姑娘，皮肤黑得像锅底；五年级的班主任总是把我叫到办公室里训我，警告我别打班长的主意。这个老女人最可怕，学过小孩心理学，自以为是如来佛，谁谁想什么，她全知道。全班四十多个小孩她挨个谈话，记了一本的记录，分类归档；那本子我偷看过，我是属于A类的，A类是什么我搞不懂，这老女人也不注明一下；何家明属于B类，班长属于C类。不知道这ABCD和血型有关系没有，不然的话，我可以看一看我和班长合不合适，有没有缘分。我跟班长的故事大体是这样：秋天里，我们在操场上做课间操，班长在前面领操，我望着她，我望着她一本正经的样子，就觉得很有必要和她交个朋友。秋天里，落叶在飞舞，阳光在荡漾，我的心也在荡漾。我设计了很多跟班长交朋友的方式：第一，我走到她面前，说，班长，我要和你交朋友。但随后我看了一部电影阿Q，觉得这句话和阿Q说“吴妈，我要和你困觉”很相象，太过下流。第二，我给她写信。但后来知道给她写信的小子一大帮，我夹在里头算不上有什么特别。第三，拜托何家明。可后来我知道何家明竟也想那个。第四，叫两个小子冒充流氓，我来救美。可谁会相信两个十一二岁的小孩要劫十一二女孩的色？抢钱还差不多。问题是没人响应我的建议。他们的建议是我抢劫，他们救美。我靠。第七，还没有想好。  我们学校外是一个灯光球场，灯光球场离学校有十层楼那么高，用一大堆楼梯连着，楼梯又高又大，小孩子得爬着上去，大人用还差不多；楼梯长得很，站在灯光球场向上望，我们的学校如金銮殿，立于楼梯尽头，一大堆绿色的云绕来绕去，那是树；楼梯两边是楼房，叠罗汉似的，不知道住在里面的人会不会压抑。傍晚时分，楼梯上到处是乘凉的人，小孩则在球场里打球。小孩子打篮球踢足球都凶狠异常，大人们吓得都要躲。每逢星期六，灯光球场就放电影，都是些老电影，小兵张噶、红日之类的，有时候有意思，有时候没意思。这要看心情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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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渝 · 发表于 2008-9-25 17:47:43

班长就住在楼梯边的楼房里。每天早上，她神采奕奕地出门，背着洗白的书包，红领巾迎风飘扬；每天下午，她蹦蹦跳跳，哼着小曲回家，小脸蛋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看得我心里一闪一闪。我和何家明趴在栏杆上看她放学。栏杆断了一截。我们俩小心翼翼，栏杆离地面可是有点高的。班长一抬头，看见了我们，田亮，你干什么呢，班长说。我赶紧伸出手来给她打招呼。我打招呼属于手忙脚乱那种，不小心就推了何家明一把。结果何家明就从这坏掉的一截栏杆里掉了下去。啪的一声，摔得我心里跟着疼。班长跳了起来，吓得大叫。何家明伸出颤抖的手，指着我说，你，你。 后来何家明打着厚厚的绷带来上学。很长一段时间他不理我，不给我糖吃；那不要紧，下了课，放了学，我就死皮赖脸往他那儿凑。他只好长叹一声，说，田亮啊，认识你真是我最大的不幸。这话是他长大以后说的，小时候他只叹气，不说话。 有一天，我正在书上乱画，班长突然走到我面前，说，田亮。很大声。爆炸似的，吓得我连笔带书都摔到地上。我结结巴巴地问她什么事。平时我不是这样的。平时我能说会道，能窜能跳，可我一看到班长就哑巴，就慌里慌张。我这人早熟，知道恋爱首先从手忙脚乱开始。班长白我一眼，说，你欺负小同学。我一惊。她怎么知道？我刚想狡辩，她一指我，说，你还想抵赖。我都知道。没有啊，我抗辩说，没有，反正我打死不承认。 其实我有的。其实昨天我们几个小子只是拉住一个小女生的书包，不让她往前走。那也不能怪我。我们几个小子坐在栏杆上，看见一个模样可爱的低年级小女生背着书包兴冲冲地回家，好笑的是，书包快有她上身那么大。于是我就赶忙从她背后勾住她的书包。小女生扯不脱，就恶狠狠地对我说，回家告我姐姐。我说，你姐姐？我扔她进金沙江，看你告谁去！我狠狠地吓唬了她一番，末了我还自报家门，告诉你姐姐，老子是田亮，现在先收拾你，然后收拾你姐姐，你们两个都跑不脱。我一笑，露出白牙。小女生大哭回家。没想到小女生的姐姐是班长。但这也不能怪我。她们姐妹俩长得没半分相似的地方。哪怕是只有三分之一分，在那些坏小子欺负她的时候，我也会挺身而出，大喝：都给老子滚！然后护送她回家。那样的话，不定别人怎样羡慕我呢。可现在的结果却是老师叫我去办公室，让八点才回家。晚上做梦都是老师的模样，耳边一个恶狠狠的声音：不准欺负小同学。上体育课，我们先要做操。我们两手平举，比完前后比左右；我最喜欢比左右。那样的话，我会使劲伸长手臂，手指尖有时候会轻轻触到班长的手指尖——她刚好在我身侧。她的手指在阳光照耀下，有句古话怎么说来着——五指如葱，她的手指比大葱要好看。我的手指尖触到她的手指尖，有点光滑，有点热度，有一点颤动，总之怪怪的。后来她感觉到了，冲我大瞪眼，睁成有史以来之最圆的眼。手掌变成了拳头。上体育课，我们前半节做操，后半节自由活动。一到自由活动，男生们拉开架势，土匪似的在操场上踢球，女生们则躲在角落里踢沙包，跳橡皮筋。什么“小皮球，架小鸡，马兰开花二十一”之类的口诀，软绵绵的没味道；再看我们男生，一个个脱得小黑炭似的，你一脚我一脚，满操场的狼奔豕突。快下课了，青皮就把皮球向女生堆里踢去，他脚劲大，皮球又快又狠，吓得女生们惊叫一团。我们哈哈大笑。可班长总要怪我。她总认为干什么坏事，我都是主谋。结果老师又叫我去办公室，在笔记本上又记上一笔：欺负女同学。欺负女同学的上面是欺负小同学。 我的学习成绩不好。也不能说不好。应该这么说：我的成绩平时不好，可期末考试成绩挺好。每一年我都是班上的留级大热门，可每一年我都让他们大失所望。平时我的作业本上全是X，考试的时候我的卷子上全是√。老师认为我是怪胎，收了我的书本去研究，结果发现上面尽是我画的小人。那时候画工不够，班长画得像稻草人，老师认不出来。我最擅长的是画大将，照三国演义的模样画，赵云、关羽，同学们看了没一个说不神气的。快到升学考试了，我们班搞起了帮教。先进同学帮助后进同学；独独我最让老师头疼，搞不懂我究竟属于哪一类。老师让我站起来讲讲我是先进还是后进，我说，报告老师，我是属于后进同学，需要帮教。老师恼怒地看我一眼，要我坐下，我又添上一句：班长帮助我最合适。每天上课之前，班长挨个把作业本发给同学们，发到我面前，我就抬头，冲她微笑；她却是面无表情，好象当我不在。我看到满篇的X，很是高兴，把作业本翻得哗啦哗啦地响，瞧，我说，我是后进呢；这个时候，何家明就回过头来，说，田亮，把你嘴巴闭上。我们俩正闹别扭，我不理他。做作业，我极讨厌钻山洞、灌水池的计算题。一会儿是一列火车开过来，一会儿是两列火车开过去，一会儿是两列回车对面开过来，问：钻山洞要多久，或者，速度是多少，或者，这列火车何时赶上那列火车，两列火车何时相撞。要么就是摆一个大池子，一边灌水一边抽水，问：这池子多久灌满或者抽干。照我说，出这类题的人不是神经病，就是虐待狂。照我说，该让火车把他撞死，让池子把他淹死，他转世投胎，就不再蹂躏火车和池子。做这类题常让我满头大汗。班长在我斜对面，走笔如龙。我伸长脖子要看，她脑后长了眼睛，赶忙捂住作业本。我问她算出来没有，她冷冷地回答我：你去爬火车，钻山洞，不就知道答案了。这个小女孩，说的话真能冲死人。上语文课也是如此。小时侯就叫我们抄字，一抄一大本，满篇都是一模一样的字，我敢说，把这本子放到一个又黑又暗的大屋子里，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要是你看到光秃秃的桌子上全是这些一篇又一篇的字，密密麻麻，一模一样，保准要吓死。那时侯我们体质好，不像现在的小孩子，抄字抄得昏死过去。等到五年级，我们改为背诵课文，写读后感；我读后感写得多，没有千把字打不住。老师不相信我有如此的领悟能力，经常叫我起来谈感想，我回答：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个人要诚实，品德好，学习好，将来建设四化；或者这篇讲的是万恶的旧社会，水深火热，比如我，就有可能在街上饿死，被汽车扎死，被警察打死，被地主弄死，但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就不会在街上饿死，不会被汽车撞死，不会……我还要说，老师赶忙叫我坐下。上语文课，老师们都要朗诵课文；这又是一件痛苦的事儿。我们学校的语文老师哪儿地方的都有，独独没有北方人。四年级的语文老师是湖南人，第一次听她讲课我硬是没有一句听懂。她读起文章来像刀子在玻璃上划，嗓子尖不说，还爱拖长声音，生怕我们没听见。同学们都讲的是普通话，可她嫌我们不够标准，课堂上一字一腔地纠正我们。她信得过的是班长，认为她讲的是标准的普通话。可我琢磨半天，也没觉得我和班长讲话有哪点差别。 树叶、刀子和拳头有一种树，我叫不出名字，现在也不知道——树叶是粘粘乎乎的，狭长型，手指那么长，那么宽，贴在墙上、衣服上不会掉。树叶纹路很顺，贴在衣服的肩上、领口上像是肩章和领章。并不是什么样的衣服都能贴树叶，我们是有规定的——只有穿瓦尔特衣服的时候才能贴树叶。可能你知道，也可能你不知道，我就来讲讲瓦尔特衣服。那是灰色的，也或者咖啡色，翻领，领口要尖，胸前、背后都有一排小褶子，衣服下摆不收腰。一般是用拉练，但也有用扣子的，扣子最好是铜扣，塑料扣子穿出去会被其他小孩笑话。我一般在瓦尔特衣服上贴三道树叶。贴四道树叶的是大头，他可以贴，我不能。他是小孩头。贴上树叶去上学，回家，威风得很。小同学见到我都要躲得远远的。接下来我们要做弹弓枪。弹弓枪有两种，一种可以连发，一种不可以连发，连发的我不会做。弹弓枪用八号铁丝做，越粗越好，太粗了我弄不动。枪膛用橡皮筋做，勒紧绷直了，就是一把待命的弹子枪。子弹用胶皮管来做，石头太硬，不规则，纸太软，胶皮管最合适，用剪刀剪成一小块一小块，打人不伤皮，疼在心里，我喜欢。有了瓦尔特衣服和弹子枪，我们就摆开战场。楼区是我们的战场。我们一帮小孩在此冲锋陷阵。橡皮子弹在空中嗖嗖乱飞，我常被打得呲牙裂嘴。我们最爱去烧碱厂那一带，有很多装满石灰的沙包堆在地上，像电影里的阵地，很有杀戮气息。我们在此撕杀，学着电影里的对白，冲啊，杀啊什么的，在白茫茫的石灰粉中，小子们滚来滚去，只恨不是真刀真枪。回到家，妈妈见到我的模样不免要大怒，不肯在屋子里打我，怕我身上的石灰粉弄脏屋子——拉我进楼洞里，用扫把使劲打我。第二天我一瘸一拐地出门玩的时候，看见楼下都是一帮一瘸一拐的小孩。到后来，我们那一带的胶皮管全让我们扒光了，大人们见到我们要追着打。班上有个女生，家里有很多胶皮管，一般我是不会理她的，因为她很丑。那时候我们的审美观很传统，认为江姐、韩英一类圆脸、浓眉的，算是美人，她个子高瘦，瓜子脸，不合我们胃口——但现在回想，也许这才是个美人。那时侯我找个借口放学和她同路。我乘机聊到了胶皮管，她很慷慨地答应给胶皮管。我怕她反悔，同她勾手，逼着她说，谁骗谁是王八蛋。我跟她勾手的时候是在我们家楼下，被那帮小子看见了，认为我和女生拉拉扯扯，就到处去散布，说我跟她搞破鞋。我靠，恨不得做一把冲锋枪，谁说我扫谁。 星期六晚上，灯光球场放电影。天没黑我就去站位置。我用粉笔画一个很大的框，写上大大的两个字：有人。那时侯我们规矩得像什么似的，谁要是写上有人，即使电影演完，你放心，你写有人的地方一直都没人。我写有人的时候已经算晚的了，到处都已经写上了有人。我写有人的时候正巧班长也在写有人。我在这边写，她在那边写，她还带着她的妹妹。我写完有人，拍拍手，赶紧去跟班长打招呼，班长没想到会有巧遇，很不高兴，不理我；她的小妹妹紧紧地抱着她姐姐的大腿——她大概认出我来了。我很无趣，只好捏捏她妹妹的小脸蛋，真乖，我讨好地说。她的小妹妹恐惧地看我，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握紧拳头，放声大哭。寂静立刻诀堤了一般。我大惊失色，刚想逃，班长拉住我，小手狠狠地拉住我的衣领，勒得我要翻白眼。我怎么也拽不脱。我刚要抬腿，没想到她的小妹妹过来抱住我的大腿，而且一边更凶地哭。我和班长两个气喘吁吁，不说话。大人们见到这架势，赶忙说小孩子不要打架。我乘机溜走，班长则大声的说：田亮，我要告老师——。总之，小时侯我和班长的事儿是一塌糊涂。 在小说的一开始，我提到了杀蜻蜓的事情，提到了大水潭。水潭的水呈绿色，远远看去如绿宝石；但这绿是脏绿，水里长着水草，水草之间游动着很多蚂蝗。水面散发着恶臭。水潭的水要是沾到皮肤上，就痒得要命。肥皂都洗不掉。要是哪个小子不小心沾了水，他就挠个不停，一路走，一路挠。离水潭没多远，一条铁路向西蜿蜒而去，一座铁路桥架在小峡谷上，小峡谷从远处看不高，但站在铁路桥上就觉得很高。峡谷里杂草丛生，乱石横卧，许多刀削斧斫的崖壁砍着我们的视线。峡谷深处一条溪流弯曲着流进金沙江。夏天里，站在桥上，我们望得见金沙江里一个一个的旋涡。铁路桥下横着一根煤气管道，架在桥墩之间，两个小孩都抱不拢。一般我们杀完蜻蜓之后就到桥墩上玩。我们顺着铁栏杆翻下去，凉风吹在我的脸上，我害怕，但我不说，在桥墩周围拦着栏杆呢，想必不会有事。坐在桥墩上，当我们的屁股微微发抖时，我们就知道火车来了。我们捂住耳朵。坐在桥墩上，你就知道火车辗过头顶是什么滋味。火车撞击铁轨的声音，就像一根铁棒从你的头顶落下来。第一次坐在桥墩上感受火车时，那种巨大的呼啸，简直把我撕开了两半。不过我们才不害怕。我们就是要这种撕裂的感觉。大头胆子最是大。他可以从煤气管道上走到另外一个桥墩。他慢慢地在桥墩上移动时，我吓得要闭眼，我估摸着要是他掉下去，估计在空中坠落都要花不少时间。当我向下看时，我连阳光照在他身上的影子都看不见。峡谷里阴森可怕着呢。有一次，我们一帮小孩打架，我们被打得七零八落，四散而逃，我呢，就被堵在这桥上，两头都是虎视眈眈的小子。我一咬牙，下到桥墩，爬到煤气管道上，爬了大约十来米，然后停下来，在管道上打哆嗦。那帮小子全挤在桥墩上，没一个敢上来抓我。他们乱七八糟地嚷什么我听不见，我耳朵边全是风声。冷风像一只大手，想要把我拧走。我心里害怕，可嘴巴不能服软。他们叫得凶，我比他们还嚣张：我操你们奶奶的，有种就上来。他们不敢上来。回想当年，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那个爬到煤气管道上大喊大叫的小孩就是我。那个小孩威风凛凛地趴在煤气管道上破口大骂，一直到太阳下山。所谓东风吹，战鼓擂，看咱们谁怕谁。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 过去更早的年份，灯光球场不只放电影，还演戏。那些北京来的京戏团隔三差五就来到攀枝花演出，叫做慰问三线职工。盛夏的晚上，灯光球场坐满了男女老少，一边嗑瓜子一边摇扇子，一边看戏。几个长胡子唱来唱去没意思，我最喜欢看花脸翻跟头，孙悟空舞金箍棒。反正唱戏我就打瞌睡，翻跟斗我就来精神。又过些年，电影开始盛行了；那时侯电影质量低劣，一部电影要断三四次。本来一个半小时的电影要放两个多小时。电影一断，四下里漆黑一团，有吵闹声，笑声，打闹声，口哨声，和小孩的哭声。我们几十个小孩坐在背面看电影。背面也没什么不好，只不过左手换右手、左眼换右眼而已。小孩子一边看电影一边打闹，你要是正在看电影，就会听见屏幕背后传来嘻嘻哈哈的打闹，哪怕电影里的人正在哭泣。看完电影我们四处逛。有一次我们溜进了厂区，猫在厂区食堂附近。大头叫我把风，他们推开窗子，进了食堂。星空灿烂，明月皎洁，带着树叶的辛辣的气息扑到我脸上。有时候我要打哆嗦，有时候我感觉对面的树林在慢慢移动，我正在远离。灯光让我的影子长而巨大，我看着它，时而又觉得它模糊不见。我回头看灯泡，发现它时大时小。四周布满了箭镞一样的光线。正是那一刻，我的眼睛近视了——那时侯不知道，还以为自己病了。那些戴安全帽的工人路过食堂时，看见一个呆呆的小孩站在窗户下，正望着灯泡发呆。他们很久没有出来。于是我爬进食堂，跑到厨房里看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正在狼吞虎咽。 上五年级那会，我的书包里装着刀子，有两个巴掌长，金属把；不过我的刀子从没砍过人。我手上有伤，那是鞭炮给炸的，跟打架没关，我书包里放刀子是起一种威慑作用。通常我是把刀子把露在外面，哪怕你隔个百八十米远，也能看到我书包里的光芒，嗅到一团杀气。一般我是这样打扮的：上身瓦尔特衣服，下边黄泥巴裤子，一双平底布鞋，斜挎着发白的书包，就是学校里最酷的打扮。小孩子见到像我这样打扮的人，都要躲得远远的。女同学也要躲得远远的。她们见到我，都要捂住胸口，疾步快跑。我知道这全是胶皮管给害的。那帮小子到处散播的流言还没散去。 学校下午上课是在两点半，我一般一点多就来了。我从不睡午觉。我青皮、大头等在学校外的坝子里吹牛。我们背靠栏杆吹牛，阳光暖洋洋或凶猛地抽打在我们身上。盛夏季节，我们就像坐在玻璃堆里，晃眼之间，人都增大了许多似的。有一回，学校外围了大堆人，乱糟糟的，分不清谁跟谁，好多人个子都比我高；人群一会儿向这涌，一会儿向那边挤，我力气不大，被他们夹得要死不活。我一咬牙，从书包里抽出刀子，刀子很快，差点割了我自己一刀。别人见到我握刀的凶狠样子，无不闪躲，我挥舞着小刀，杀进圈子里——大头和青皮正跟另外两个小子纠缠。那两个小子块头都比我大，剃着光头，自以为很酷；我停了一会儿，目光四下里看去。我从地上拣起一块砖头，我一撇嘴巴，把刀子放进书包，用尽全身的力量，跳起一长高，说，我操你奶奶的。一砖头拍在一个光头上。 后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挨打的人身体受折磨，打人的人心里被折磨。很久我都忘不了这事。我老是想起砖头四分五裂的瞬间，砖头碰撞脑壳的响声；有时候觉这声音响个不停，像鞭炮声，在记忆里燃放。还有鲜血。我看见自己的鲜血无所谓，看见别人的鲜血也无所谓，看看见砖头上染着鲜血就很害怕。比如电影里，你看到浴缸里，海水里，屋缝里渗漏的鲜血，你没法不害怕。我父亲领着我，买一堆罐头和水果去医院看望被我打伤的光头。他的脑袋上缠着绷带，身躯被白色的床单裹着。我走过去想瞧瞧他脑袋的伤势怎么样，我爸说，怎么，还想再给一下么。 但无论如何，我中午坐在学校的栏杆下吹牛，这习惯是改不了的。我说话之时总是口沫飞溅；而楼梯下总是人来人往。我说过，人生浓缩到几十分钟，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我说到兴奋时就要回头吐口水。后来何家明推推我，说，那小子是在骂咱们吧。我回过头，看见楼梯上站着一个凶神恶煞的小孩，叉着手，正破口大骂，骂得很是难听。我听了一会儿才明白，原来刚才我的口水正好落到他的头上。我理亏，但我口上从来不服输，我说你骂谁呢，那小孩说就骂你们两个龟儿子。我说有种你上来。他说老子就上来。他一上来，就被我和何家明按住。我说你再骂。他使劲破口大骂，我没见过哪个小孩嘴巴有这么脏的。我叫他住嘴，那小孩回答：你不弄死我，老子弄你全家。我说老子叫你骂，一拳头打他脸。他鼻血长流。他更加凶，满嘴操你妈骂个不停。后来来了个中年妇女，手里伶个黑包。见到小孩打架，赶忙劝架，说，小孩子不要打架。她的手劲倒是很大，我一拳头挥出去，被她给抓回来。那小孩躺在地上，仍然在骂。我和何家明被她一手抓一个，硬是扯不脱。我只好抬头看她。她的表情奇怪之极。双眼眯成了缝。她松开了我们，弯下腰，把小孩鼻子上的血擦掉，说，我的儿，怎么是你。我和何家明撒丫就开跑。我们一路狂奔，跑到偏僻的地方，喘完气，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越想，我就觉得越好笑。 礼堂·记忆从灯光球场往东走，又是一片楼区；这片区比别处都要幽暗，阳光射不进来。那些楼房也不是很高，楼房之间的空隙也挺大，但全被一棵一棵的树木给填充了；片区后面是山坡，山坡上杂草丛生，像一个张开手的巨人，把阳光全给挡了。山坡顶上是我们的学校和另外一大片楼区。从厂区升起来的各种颜色的烟雾在天空飘过。站在楼区里，有一种说不来的感受，比如你在烈日下奔跑，来到这儿就觉得很奇怪，这里永远都像刚刚下过雨的样子，永远都有一种大堂深处的味道。从楼区又往东，是我们学校的礼堂。一栋有苏联风格的建筑物。过去墙面上有不少语录，比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天天向上的旁边是计划生育，人人有责。这是因为我们学校的礼堂是在二楼，一楼是计划生育办。每年秋天，学校里的同学们手拉手从楼梯上走下来，穿过楼区，然后去学校礼堂。同学们都穿着的确良衬衣，扎红领巾。走进楼区的时候，有些坏小子乘老师不注意，就把人家晾在绳上的衣服扯下来给扔了。这是一种情形。一年级的小同学个子小很多，他们下楼梯的时候就得小心翼翼。那些楼梯都是大号的，我说过，小孩子得蹲着下楼梯，脚才能够到地。我是说刚出学校门口时他们挺神气，这会儿却吓得要哭。要是谁摔倒了，谁踩了谁一下，我们这些大孩就高兴得很。搞不懂学校礼堂和学校非要隔那么远。每年开大会，我们都要排队走，走到楼房片区里时，那些扫大街的妇女总要停下来，对着我们这些小孩指指点点，品头论足，说，瞧那小孩，好乖。班长不列队走，她就像电影里红军行军时那些个当官的，主要任务是一会儿望望前面，一会儿望望后面。她是大队长，肩上有三根红杠。小时侯我总是在想，假如生在古代，班长就是花木兰；生在旧社会，她就是刘湖兰，假如攀枝花遭受到敌人袭击，她就是那个背着鸡毛信去求援的小孩。总之，小时候我没少把她跟革命壮举联系到一块儿。那时侯我的偶像是江姐，做梦都江姐唱红梅赞的场面。因此我一见到班长，就觉得她有如是江姐的转世。

刘成渝 · 发表于 2008-9-25 17:48:29

礼堂布置很不合我胃口。首先是光线。本来挺大的一个礼堂，偏偏只有那么几扇窗户，而且尽用厚厚的窗帘蒙上，黑色，怎么看怎么丧气。要是谁把窗帘拉上，我们进来都得带手电筒，像参加黑社会会议。小孩子进来开会，得一个一个爬上凳子，身手不好的，就得反复爬凳子。总之这些凳子真的是大得要命，我坐上去都不知道怎么下来。小孩子开大会都怎么乱动。望前看，是一个一个人头。我们只听声音，反正是这个讲完那个讲，说的话都是那么高深莫测。讲完话就表演节目，合唱和舞蹈，唱完歌跳舞，跳完舞又唱歌，很能折腾人；不管是跳舞或者唱歌的，脸上都敷着粉，嘴巴也涂着红，像刚喝过血，很是吓人。小孩子跳舞都面无表情，一个拉一个的裙子或裤子，作长龙状，一会弯腰，一会踢腿；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要是前面的小孩转得快，后面的小孩就有可能跟不上——逼急了小孩子就抓前面小孩的裙子，结果裙子被拉破，小孩也摔倒。小女孩都挺勇敢，摔倒不哭，爬起来继续跑。接下来是大合唱。男生在前女生在后，女生唱歌都手拉手，男生唱歌都背手。我一边唱歌一边去扯何家明裤子。何家明一边唱歌一边紧紧提裤子。我一边唱歌一边扯何家明裤子一边细细思量，我想起我参加少先队是在这里，刚刚上学是在这里，每一年的秋天，我都要呼哧呼哧地爬凳子。我想起我第一天来到学校，一间大屋子里，一个慈祥和睦的女人问我一加一等于几，我一时紧张，张口无言。她又让我数数，我紧张了半天，才说个二字。那女人小声地问我父亲他没事吧，我父亲说没事。于是女人转身面对我，问我哪只是左手哪只是右手，我不吭声。她又举起两个手指问我这是几，我不吭声。她轻风细雨般问我，怎么，不想上学吗。不是，我摇摇头说，我只是不想和你说话。我想起我第一天来到学校，看到许多小孩子扎着红领巾，神气活现的，我就很羡慕。小时侯老师讲红领巾是用鲜血染成的，我就以为每一根红领巾之所以那么红，是因为都浸泡了鲜血；老师问我有何感想，我就站起来发问，那是谁的血。老师点点头，让一个小女生来回答我的疑惑。那是一个扎马尾的小女孩，从坐位站起来，马尾一抖一抖的；那是班长，念一年级的时候她留着长发。她说，那时革命先辈的鲜血，是他们用生命换来了红领巾。我听了之后就很害怕。老师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想说是否每一根红领巾都染了真正的鲜血，然后拿个小孩子带，如果那样的话，总要摆一个很大的缸子来染红领巾才行啊。那得需要很多鲜血。不过我没好再问，以免老师要犯嘀咕，以为我真是弱智。我参加少先队那天，班长给我带红领巾。我们十来个小孩，并排站在礼堂的台子上，对红旗宣誓；台上站十来了老少先队员，正等来给我们带红领巾。我静静地等待，班长慢慢地来到我面前。看到我，她当然不高兴。我就冲她微笑，把脖子伸得老长。我听到细细的声音时，感到很温暖。班长隔我很近，全神贯注地给我戴红领巾，我则目不转睛。她的脸很红，大眼睛忽闪忽闪，我清楚地感受到她一双小手在我的领口上动来动去，像一头小鹿用角顶着我的脖子。我的脖子痒痒的，酥酥的，还有紧紧的。班长用力把红领巾往上一拉，好啦，他说，松开手，瞪我一眼。最开始我很珍惜红领巾。每天上学我对着镜子扎红领巾要折腾好半天。我不喜欢它一边高一边低，或者一头大一头小，我还要把红领巾勒得死死的，每天上学，生怕别人看不见我的红领巾，因此走路总是趾高气扬的。那是三年级的事。再后来，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写字上面。我特别羡慕何家明能写粗带弯的字。我是说那种横竖撇捺都带勾的字，我也能写出勾来，但我的勾又长又大，写出来像是长腿的蜈蚣。我看他怎样写，他的手抖来抖去，像中了风一样；我的手也抖来抖去，但写出来的字也抖来抖去。班长写字也很好看，不过小女孩写字都没什么特点，一笔一划像是拼图。虽然我的字写的不怎么样，不过的文具盒最大，笔很多，我常换着写；比如我作文，就一会用油珠笔，一会儿用纯蓝墨水，一会儿用蓝黑墨水，总之，我作文的第一要点是要颜色好看。老师问我换来换去的用笔是为何，我回答：用纯蓝墨水的是重点，用蓝黑墨水的是一般，用油珠笔的是中心思想。老师问我到底谁是老师，要你指点，我只好不说话。 小时侯我们开大会是一个不动到动的过程。一年级我们开大会不动，二年级我们稍微动，三年级我们要动不动，四年级我开始乱动。如果你坐在主席台上，就可以看见下面的学生从前到后，是越来越吵。我说过学校礼堂下面是计划生育办。我们不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来开计划生育会。他们开会一般走后门，礼堂北侧的小门，这个门总是开着，就算没有一丝风，它也总是摇来摇去，好象一个监视我们的人走来走去。有时候我就乘机溜出去。小时侯我的记忆不好。比如我的手里要是捏着钱，我从家走到学校准丢。我玩到高兴时候准忘了学校还在开大会。第二天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要叫你来，我说不知道。老师哼了一声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我没搞懂，以为她要讲故事，就向她请教和尚和庙子是哪个朝代的故事。老师大怒，走到窗户边关好窗子，走到门边关好门，说，你就是和尚，学校就是你的庙。她声音很大，我估计门和窗是关不住她的声音的。不过我还是没搞懂。比如我的头发很长，用和尚这个比喻就不怎么恰当。再说我们的学校一半都是女生，庙子里有这么多女生准要乱套。我不好说老师乱用比喻句，只能老老实实听她乱讲。我估计何家明听到庙子和和尚的比喻句也会很不高兴。 何家明和他母亲的故事有关何家明，我还有很多补充的地方。学习方面我没法跟他比，只好跟他比玩。比如弹玻璃球，吹大将，扔鞋头子。我们弹玻璃球，他尽是输，他问我借，我说，你不是有副玻璃跳棋吗——其实我早就瞄准他的跳棋了。他拿出来，再和我比，结果用不了多久，他要下跳棋只好到我家来。那副亮晶晶的跳棋，是我小时侯最珍爱的东西之一，要是玻璃球掉地上，我就心痛不已，拣起来擦了又擦，然后放进大柜子锁起来。何家明是上海人。攀枝花是移民城，有上海人也不奇怪。上海人是怎样的我不清楚，我只单单说我们班上的上海人。有一个女生，白白净净，从小就婀娜多姿，每天到学校把桌子凳子擦了又擦，她的口头禅是这个算谁的啊；一般跟她说话之前我要掂量又掂量。上中学之后，她给体育老师写了情书，内容是这样的：王老师：我觉得你好有精神，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和你共进步。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她把情书交给王老师，王老师交给班主任，班主任在课堂上大声念。上海女生大概跟我一样，都是属于早熟的。还有一个男生，也是白白净净，老爱穿花格子衬衣和牛皮鞋，皮鞋头贼亮。这个上海小孩小气得很，你要是坐了他座位，他就恨你好久。有一回我们正在踢足球，突然听见一个女人在山坡上破口大骂，她说的是上海话，没一句听懂的，上海小子灰溜溜地走上山坡，跟那个女人走了。我问这个凶女人是谁，他们说，他妈。相比之下，何家明算是上海人的变种。虽然他也爱干净，可你要是把鼻涕擦到他身上，他只是骂，不恨。一般我晚上叫他出来玩，他还是很乐意的。可让我们不自在的是她母亲要在窗口上看着她的儿子，用不了多久，她就会把他喊回去，教育他说，不好好学习，将来怎么上大学，你就得跟这些人一样。在这方面，他们上海人最厉害，把人生罗列得跟钟表一样。假如钟表走错了点，痛苦的不是儿女，而是他们的父母——我想大概是这样的。上初中的那一年，何家明没有考第一，她母亲也没说话，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凄然泪下。在灯光中，泪珠一颗一颗浸透着成绩单。何家明吓得大气也不敢出。那天晚上他没睡觉，翻开书本看了一夜，翻来覆去的做题。沉重、疲倦和某种痛苦，他不敢睡觉。两点多，他母亲擦干眼泪，走出房间，给他做了一碗鸡蛋面。上初三，我们去偷铁，被警卫逮住，通知家长领人。我妈顶多就骂我不要脸，我也就低头不说话。可何家明他妈没有来。他孤独地、可怜地坐在长椅子里，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天色，看着暮霭的弥漫，阴影遮住大地，晚霞渐渐失去血色；他抱紧了肩头。天黑了，警卫领他回家。到了门口，他们闻到了煤气味。警卫慌忙撞门。何家明呆呆地站着。邻居取出斧头，警卫轮起大斧头，把门砸烂，冲进去。屋子里尽是煤气。他母亲躺在床头，已经昏迷。 在旅馆里，我和何家明聊了诸多往事，最后说到他母亲。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妈是个完美主义者。她争强好胜，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就像一把剑一样。他说，我妈是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本来有很大的抱负，可文革开始了，上山下乡，我妈的命运就此改变。小时侯我妈不止自杀过一次——70年，她投河自尽，救我妈的人是我爸。我爸是当地的农民，没文化，心眼好。后来他们结婚了，后来，就迁到了攀枝花。我两岁那年，我爸死了，那时侯我太小，对于我爸，我没有印象。我所记得的是我妈一年一年地操持家务，至于她心里的阴影，我隐约能够猜得到。怎么说呢，她要是不骂我，我反而更害怕。那样子好象出错的不是我，而是他。现在呢，我问。现在，他耸耸肩膀，说，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雨，我想她也想开了，其实人的一生，大都是差不多的。 毕业照小学毕业那一年，我送了一只大蜻蜓给班长。拍毕业照，大家乱糟糟挤在操场上；先是一班照，一班照完了二照。操场上用长条凳子排了三行，前面矮后面高，男女各占一边；照相师是个蹩脚的家伙，大家要等很久，他才摁快门。同学们都穿白衬衣，扎红领巾，本来我要穿瓦尔特衣服，可刚走到学校门口，就被别人报告老师。老师没收了我的瓦尔特衣服，叫我拍完照去拿。该我们班照了，我咚咚跑到板凳中央站好，老师大喊：田亮，你个子矮，到边上去。我不管，反正要挨着班长。班长来到我身边站好，我结结巴巴说，班长。班长说：不要讲话。我轻轻敲了敲我咚咚跳的心，说，班长，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于是我把蜻蜓取出来送给班长。那是一只绿豆蜻蜓。用线绑着，线的另一头在我手里。我没有摘去它的翅膀，我想把这个任务留给班长。可我一取出蜻蜓，它就嗡嗡飞个不停，最后飞到班长肩膀上停下。班长没看清楚，不知道什么东西骚扰她，很恐怖的嗡嗡声，吓的大叫一声，跳了起来。她失去平衡，我要去扶她，结果也失去平衡，我们两个人一起滚倒，滚倒的时候推倒不少同学，结果大家你压我，我挤你，在操场上乱做一团。那时侯操场是泥巴地，尘土飞扬，像西部片里的混乱场面。我死死地拽着线，爬起来四处找班长。待灰尘散去，原来班长正站在我面前。指着我，手指在颤抖。我正要说话，突然跨下一疼，先有疼痛后有声音，很是清楚；于是我直挺挺地倒下。我没想到，在小学毕业典礼上，班长狠狠踢了我一脚，算是报了仇。                    学校之三再把时间推后。那一年秋高气爽，我们班去郊游。我坐大客车的后排，班长坐前排，长发披肩，可以拿去作飘柔的广告。我和班长仍然是这故事的主角。汽车在峡谷穿行。从车窗望出去，金沙江呈连带状，阳光四落，江面金光点点，假如风平浪静，你可以乘一艘渔船，在船头唱洪湖水浪打浪。汽车在峡谷里穿行时，有时候我备感孤独。我看到路边裸露的石头和大片的荒篙野艾，就很沮丧。我是说路上很长一段路看不到一个人影，全是不长树的荒山；那些山都是没希望的山，许多年后，它们还是荒山，没人会在意和留意它，有的山峰壁立直上，我就想，要是我爬到顶上，肯定在上面修个茅屋，迎着浩浩东风，对着白云苍狗，大喊，老子今天归隐了。所以一想到归隐，我就备感孤独。那一年我十五岁。某种变化正改变着我。比如我以前只看班长的脸，而现在我不只看她的脸，还有看她身体其他部位。而班长呢，以前只有一个字——凶，但有一次当我看她的时候，她居然脸红了。我十五岁那年，班长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很是惹人喜欢，追她的男生一大把。其中也包括何家明这小子。比如我们现在去郊游，何家明他不跟我一起坐后排，他要往前挤，去跟班长讨论学习问题。不过我也只能干瞪眼，他们学习都好，有共同语言，可以讨论万有引力定律和勾股定律哪一个更厉害。我们去郊游，喜欢把录音机的音量开得大大的，然后同学们跟着一起乱吼。那时候流行台湾校园民谣，同学都唱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从笼上走过什么的。可我不。我只唱沙家棒，而且我一个人的嗓门还要盖过他们的合唱。“……老子的队伍才开张，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我还要一边唱一边吐痰，吐完继续唱。那些浓痰飞出抛物线，污染着大地，或者落在别的车子上面。那些来往的车辆，有不少也是出来郊游的；三四个男女，挤在一个吉普车里，很是亲密的模样。于是我又胡思乱想，我们去郊游，其实就是去郊游，大人们去郊游，其实是去交媾。我想着，就冲那车里的人恶毒地笑。他们看到我的笑容，把车窗关上，不理我。我只好一个人继续唱。 我们的汽车在山下停住。山下一个湖泊，湖泊上有几艘剥漆游艇。湖边许多落叶。正是深秋时分，落叶一片一片在湖边飞舞。恩，那是一个落叶的季节。 我十五岁时情绪很不稳定。要么特高兴，要么特悲伤。我看见落叶很高兴，看见班长很悲伤——因为她跟何家明有说有笑。我恨得咬牙切齿。我四处没目的的乱走，回头，他们还是有说有笑。我只好去游船——眼不见心不烦。上午大家在山脚，一拨人划船，一拨人在岸上踏青，还有一拨人四处乱窜。我们划的是独木舟，屁股翘得老高的那种。每条船四个人，男生拿浆女生不拿。男生用力划，湖面剪开一道道水波。我们几条小船在湖面来回游荡，时不时传来歌声。那是我，我坐在船头高唱让我们荡起双浆。女生们格格乱笑，男生们叫我闭嘴。我觉得没意思，几条船划来划去，隔得老远，湖面难道非要我们踏平吗。于是我努力向另外一条船靠拢。两条船擦肩而过时，我伸出一条腿来，狠狠地蹬向另一艘船。那独木舟该叫沉木舟才对，我一脚蹬去，它没一点骨气，居然就翻了。船上的四个人惊叫着落水，扑通扑通，水花溅到我脸上。我哈哈大笑。可我只笑了两声就住口。因为四个人全部都沉到湖里不见。过一会儿，湖面才伸出脑袋，几只手乱舞，大呼救命。我紧紧地拽着木浆，大声地一本正经的说：我不会游泳。后来中午野炊，同学们开我的批斗会。最后老师说，田亮，你去拣柴，就当做将功补过。我正要灰溜溜离开，班长站起来，说，我跟你一块去。于是事情就是这么展开的。 现在小说又回到刚才我说过的地方。 在树林深处，静寂无声的地方，班长突然回头，说，田亮，你为什么画我，不准抵赖，别人都告诉我了。我结结巴巴。大吃一惊。她把手伸出来，说，把那些画都撕了，听见没有。我说不出话来。我四处看看。掉下来的落叶刮过我的脸。第二张落叶刮过班长的脸。起风了，林子里有些幽暗。我突然想到，这样的场景是有一些暗示的。我匆匆往前。不回答。我们默默地走。林子里落叶极多，踩上去扑哧扑哧地响。我在前班长在后，我听见班长气喘吁吁。走了一会儿，我停下来，问是这条路吗。她说不知道。歇会儿吧。于是我们坐在林子里，四处静悄悄的。她说我们不会迷路吧，我不说话，一根一根拔地上的草。班长转过头，说，田亮，你为什么老跟我过不去。我笑了笑，还是拔草。四处幽咽的风声，起初不起眼，但接着风声渐大，像一头怪兽向我们靠拢。我看得出她有些害怕。我说我们家楼下有个乞丐，平常我是要送给他一些钱的。班长皱着眉头，什么乞丐。我说，别打岔，我说的是真事。有一天晚上我回家，见楼下围了一堆人，议论纷纷。我问，原来那乞丐给人杀了，而且更恐怖的是他的头被割了，只剩下个身体。地上有鲜血，像是夜晚残留的阳光。我挤在人群里，听他们讲，这时候有人在背后敲了敲我。我回头看，吓了一跳，没想到是一颗人头，悬在半空。班长说：吹牛，声音却颤了。我说，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哑巴。我问，你还没死啊，谁杀了你。那颗头颅突然会说话了，张开嘴，热气扑到我的脸上，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那个人就是你。班长跳了起来，田亮！我再也不理你了。说完，气鼓鼓地就走。走出两步，她停下来，说，田亮，你这辈子也休想。好半天，我才明白她指的是什么。不过我狠狠地一跺脚，对着她背影，大声说，你就是嫁鸡嫁狗，可嫁完鸡嫁完狗之后——你还得嫁给我——这是我一生中说过的最无赖的话。恩，小时侯的事情就是这样的。

刘成渝 · 发表于 2008-9-25 17:50:51

欢迎朱均小说进入论坛！！

刘成渝 · 发表于 2008-9-28 20:56:46

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小说，作者讲述的是童年时代的东西．读着它，你似乎进入了时光隧道，或许田亮就是你童年的影子！

曾蒙 · 发表于 2008-10-2 00:35:19

欢迎，慢慢读来。

游太平 · 发表于 2008-10-2 16:52:26

喜欢这篇小说

王子俊 · 发表于 2008-10-13 00:45:25

呵呵朱均来了，欢迎下！！！！攀枝花写小说的我就喜欢朱均了！！[em01][em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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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均小说：《像一把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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