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正确,新观念构想与格调主义

李建春

<  align=center>江湖正确，新观念构想与格调主义<o:p></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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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gn=center>李建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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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象在身后喧嚣，渴望被命名。现象已被命名，但是离题万里，它的多重本质早已逃逸。下半身、垃圾派的出现可以说是当代诗学单向思维的终点。当然决不会是生活和写作的终点。所谓单向思维，就是偏重于从知识权力的考量，袭用福科、马尔库塞和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维习惯，以性、身体隐喻政治，把语言策略划分为官方和民间，把谋生方式和发表渠道划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官方和体制内可耻，民间和体制外光荣，用这些简单的指责混淆视听，遮蔽了真正的诗学问题。“知识分子派”和“民间派”的区别就是这种思维的产物，空洞无物的身体诗学，乃至下半身、垃圾派也是这种思维的产物。解不开的政治情结固然可以归罪于精神气候的高压，但又何尝不是作者和论者在文本、精神内部的建设上敷衍了事，不能深入。这些年也有过一些冲破单向思维的努力，“完整性写作”从文本和精神价值的角度、“草根性写作”从地域性生活资源的角度分别提出了一些构想或命名。“完整性写作”意识到当代写作意识的分离和非经典化，从经典作家的阅读中提炼出一些主张，呼吁写作者保持精神价值或形式的完整，应该说这是近年来从诗歌界内部发出的独立清醒的主张之一，当然也呼应了一部分论者对当代诗歌的批评，可惜这个想法与当代写作的实际趋向背道而驰，倡导者空有一腔热血，在具体的理念阐述上既缺乏操作性，在现实中也难以找到理想的文本。当然提法本身已对写作者的想象具有启发性，因为说到底，理想、成熟的文本是超越理论和构想的，当某些作品一旦成为理想的文本，任何理论、话语都是太局限的解说。相比之下，“草根性写作”对一些被诗坛忽略的现象进行了命名，为当代诗歌的观念化倾向推出一个对立面，在重新洗牌的功利动机下得到了广泛响应。就李少君已经注意到的当代诗歌太浓的观念化倾向而言，从<FONT face="Times New Roman">1986</FONT>年现代主义诗潮大展到现在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20</FONT>年中，当代汉语诗歌最具有实质性的这个方面也并非一成不变，甚至可以说，观念主义在<FONT face="Times New Roman">1990</FONT>年代被知识分子写作的某些文本气质冲淡以后，到现在已有相当的复兴趋势。</P>
< >在我看来，观念主义的一些有待描述的新动向是对叙述性写作的超越，也是现代汉语诗歌的一个主要特征――抽象性最近在写作实践中的一次延伸。由于复杂的现实处境和文化气候，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主流的儒家关怀精神、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批判性在<FONT face="Times New Roman">1990</FONT>年代以来受到阻碍，使得写作明朗化的一个必要因素――空间性得不到伸展。空间性要求精神畅通无滞，时间与地点的对应感明确，不晦涩，无难言之隐，然后才有生活感受的透明性，使空间得到敞亮。这些条件都不可能获得满足了。关怀须以隐语来兴寄，批判转化为对自我的质疑，于是写作者从空间转向时间，叙述正是与时间性相称的语言策略。以叙述重拾失去的时间，这是从现代主义精神危机中发展出来的世界性的文学潮流。<FONT face="Times New Roman">1990</FONT>年代的当代汉语诗人不过是把小说的手法挪用为诗歌的主要技巧，这也是当诗歌抒情面临危机时的一种代用模式。正宗的诗歌抒情实际上也要求空间的明朗感，强烈的时间性是抒情诗难忍的重负，物和印象的累积必然使抒情降低声调或者大量采用复调，变异为叙述，以获得对时间深度的满足。深度和线性是叙述体诗的两个对应特征，线性未必是单线，也有迂回、中断和纠结，但是叙述本身要求时间或者说时间对应物的线性品质必不可少。深度是在对时间的线性深入中体现出来的。</P>
< >为什么在当代诗歌中又开始出现观念化的动向呢？首先，是高度个人性和独语特征使叙述（请注意此文中的叙述应局限于中国当代诗评中的语境，是<FONT face="Times New Roman">1990</FONT>年代以来当代汉语诗歌的一种特殊技巧和倾向，不可视作一般文学理论中的叙述）显得狭隘，叙述过分强调写作者对时间的生命体验，这本来不是坏事，但处理得不好时容易陷入封闭，缺乏敞亮感，难以应对生活中更多的浮光掠影的方面，这毕竟也是发生在生活中的现实，当一种方法对大量现实无力处理时就可以宣告失败了；其次，是叙述已在当代诗学中获得合法地位，成了公认的主流，而写作的本性是不断地偏离主流，合法保证使写作行动不那么富于挑战性，缺乏刺激。实际上近些年来，叙述诗早已趋向琐碎和贫乏，有自尊心的作者不屑为之，或者尽管暂时为之也要把叙述转向更富于挑战性的内容，使叙述逼近边界，以复合手段冲破限制。观念化倾向本是当代诗的一个主要特征，在第三代诗歌中，非非主义、零度写作、“他们”等群体的写作实验早已是观念化的了，关于这个阶段的诗歌流变和得失，评论界已有相当多的论述。观念化写作较早的成功文本当属于坚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0</FONT>档案》《飞行》等作品，杨黎和韩东等人的写作如果纳入观念范畴来考察思路就很清晰，针对性也不难得到理解，下半身、垃圾派等实际上都是观念性的行为艺术。上述类型的文本都是非经典性文本，但是这一脉走向被称称为“知识分子写作”的经典化努力（叙述性是其诉求点之一）冲断了。知识分子写作的文本质量已得到广泛认可，加之在诗学建设和评论上的天然优势，该派话语在学术层面已取得优势地位，然而在被新的愤怒驱动的潮流中，这种类型的写作如今已显得像孤岛。</P>
< >从大的方面考量，民间性或叛逆性当然是当代汉语诗歌精神气质的内核，观念化、非经典、口语等口号不过是包装叛逆精神的诗学手段（其实知识分子派的动机又何尝不是），按照典型的民间派观点，知识分子写作实际上是与真正的“主流”相对立的该被诅咒的逆流，是对反叛的反叛。实际上知识分子派与民间派只是在气质和语感取向上有所不同，前者似乎更钟情于写作本身，并不掩饰任何写作者固有的经典化冲动，通过绵延的语感获得经验综合的能力；后者相信反叛是实验精神的永动机，这固然抓住了现代性的主脉，但是也使叛逆概念化，为反叛而反叛，其文本因此也缺乏一种积聚能力。反叛已取得某种事实上的合法地位――根据当代文化生态的实情，“江湖正确”也是一种政治正确。几年前的两派争吵看来好像在同一个方向上的竞争，因为天生具有叛逆精神的当代诗人们实际上只有一个立身扬名的地方：江湖，换一个说法也叫“民间”。民间派的立论逻辑固然混乱，但他们决不放松的这个立场可谓抓住了要害。在具体写作中，非经典化的方向当然是刺激活力的一个来源，以叙述为标志性策略的经典化如果不暗中从民间派的开放性汲取能量，就有陷入保守狭隘的危险。上述判断皆在实践中得到证实。近年来，随着叙述的可能性被耗竭，前知识分子派的主要诗人臧棣、孙文波等人的观念化特征已越来越强，较早前臧棣开始了写元诗，这已是观念性写作的学院路数，大约从<FONT face="Times New Roman">2005</FONT>年开始，臧棣的“协会”和“丛书”系列，孙文波的“无关”系列，以及桑克的颇具口语特色的大量写作等已表明，相当一部分前知识分子派诗人已放弃了经典化的建树，与民间派再度合流。而民间派的主要诗人则已如其所愿地登上庙堂（这些人的信条是：只要成功了就可以成为经典），如今的一些该派诗人仅仅在某些作风上还刻意保留了一贯的机械反叛的特色。</P>
< >如果说这个广被垢议的知识分子派和民间派的区分在世纪之交的论争中由于一小部分话题的严肃性还有一点意义的话，那么时至今日，除了写作者个人交往、谱系、当年卷入争吵者残余恩怨的影响和两大品牌达成妥协共同瓜分文学市场的价值外，两派的差异实际上早已消失。事实上追求独立性成了诗坛的主流，尽管有相当多的后起诗人因气质和背景原因被“自然地”纳入了两大阵营。两派的实际界限自分立之初就模糊不清，现在更呈现出交叉影响的趋势。最希望两派的提法保持下去的是那些靠运动和争吵出名，然而文本相当成问题的民间派的一些既得利益者。如我所见，相当一部分具有语言敏感的前知识分子派诗人已走上了非经典化的路子，而在个人交往上主要限于泛民间派的年轻诗人们在经历了口语诗和所谓的身体写作之后，也开始脱出他们前辈的思维定向，综合性明显加强，语感和形式均接近于学院派。在年经诗人小引、槐树的近作中我已看到了新的观念气质的苗头。而以诗人、艺术活动家周瑟瑟为首的“卡丘主义”者竟在一个主义的兴趣早已被耗竭的消费时代公然树起一面旗帜，这当然是观念主义复兴的一个重要信号。</P>
<P >上世纪末和延续至今的一部分“旧观念写作”主要属于前述的政治隐喻模式。如果说非非主义、下半身和垃圾派是一种行为艺术，“他们”的“诗到语言为止”和于坚从语言中剃除隐喻的可疑主张可以类比于极简主义和概念艺术，叙述和中型诗的写法如果也要在现代艺术找到类比，那么波普艺术和抽象表现主义可以说是其对应物。为什么这样说呢？属于行为艺术的那一部分诗歌的对抗和表演性大家知道，不用分析。韩东和于坚等剃除象征、隐喻实际上是企图剃除语言中与政治历史文化相关的部分，以直接陈述、口语，反正是尽可能干巴巴的语言为生活或者不如说是为肉体性的生存去蔽，通过模拟单调无味的感受，表达一种孤傲和抗拒的意志，这与极简主义以线条获得丰富张力的思想有相似之处。叙述诗复合地拼贴生活印象的手法与波普艺术相似，但是一部分写作的即兴性、动作感受和蕴含在语感内的速度控制则与抽象表现主义的作画过程可以作一番比较。观念之新旧在于观念和落实观念的语言方式是否跟得上生活环境的改变。上世纪末的诗人们面临八九后稳定的政治现实和<FONT face="Times New Roman">1992</FONT>年后的高速商业化，对抗和自救实际上就是他们的主题：或者以个人生命时间的实在感和封闭性抗拒差异现实的挑战，或者通过精心选择的政治符号和生存臆想的堆积策略地表现一种反讽意识，以语言谋求反对和个人自治的幻觉，或者把政治失败感转嫁为对诗人身份、生活态度和理想落伍的蔑视，恨其不能同流合污，通过自渎和自咒安全、乖巧地把愤怒渲泻出来，或者干脆转向对人性的自弃，强调堕落是生活唯一的快感，或者以自溺于垃圾现实的方式企图弄污假想敌，弃绝和解和拯救的可能性。</P>
<P >新世纪的基本现实依然超稳态地延续着，压力和沉闷感丝毫没有减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在加强。但是由于商业社会已相对成熟和网络的出现，丰富的资讯、交往和游乐机会为生活留出了一块飞地，做涸泽之鲋相濡以沫地活着还是有一定的快乐的，毕竟文人的要求不高，所以在心态上与上一个十年相比要安定得多，不大有被陌生的商业化所抛弃的焦虑感。所以在我所看到的一部分新的观念性文本中，冷傲和自信并存，颓废和温情共有。基本底色是理性的，沉思的。从家园幻觉中重新出走一部分前知识分子派诗人原本可贵的关怀意识在我们可悲的“江湖正确”中已很难找到定位了。一度被聚集在“知识分子”旗号下的诗人如王家新、张曙光、萧开愚、陈东东、西川、桑克和西渡等事实上采取了更加独立的态度，从各自的一贯性中向前推进，与生活境遇和视野变化平行。在“江湖正确”的压力下，另一部分团队意识较强的该派诗人则明显地与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立场划清了界线，变成纯粹的学院派，学院格调、享乐主义、犬儒情绪、雾化现实的絮语和复古主义的词语怪趣等是臧棣、孙文波和一批青年诗人如森子、姜涛、胡续冬、林木、蒋浩等共有或分享的几个可指认的标记。近年来，这一部分前知识分子派诗人已越来越自信地集体放遂了以政治反抗和现实主义人道关怀为主要内涵的沉重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或许现在已到了把“知识分子写作”和“格调主义写作”区分开来的时候了（“格调”来自臧棣点评蒋浩一首诗的短文《独特的辩认》）。</P>
<P >作为“格调派”的主要发言人，臧棣主张，诗并不以反映、批判或见证为目的，诗发生于语言内部，特定的家族传统决定了特定的写作。就文学与生活这一对常常被反映论者提及的关系来说，极而言之，不是文学模仿了生活，而是生活模仿了文学。诗人必须尊重语言的自律性，历史、政治、批判、正义等外在因素的压力如果对写作还具有重要性的话，也必须内化为诗性的语言，以近于隐语的方式进行回应。“新纯诗”和“历史个人化”等概念就是这样提出的。这个观念有强大的背景。她的近亲从象征主义、唯美主义，到曼德尔斯塔姆“《神曲》从一个词开始自动生成”的伟大论断，再到罗兰·巴特、德里达。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们在“甩脱了思想的歌声”中见证了那个时代的苦难。从最好的方面说，诗的尊严即在于此。事实上，臧棣更倾心于为当代汉语建立一种超越了见证焦虑的范式。对于他来说，语言，与其说是表达的工具，不如说是享乐的器官。这个观念帮助他成为一个多产的作家，但是也使他在诗坛内外成了一个批评的靶子，“伪诗术”、“缺乏生活”、“与体制共谋”等等指责声不绝于耳。的确，如果把“格调主义写作”放到“政治正确”的新左派话语中，“异质性”已突显到让人难以下咽的硬度。我满意于用“格调”这个表面上只是被臧棣偶然提及的词汇命名与中国知识分子主流传统有着显著差异的这一类写作倾向：唯美、享乐、犬儒主义（注意：布罗茨基曾为犬儒主义辩护）、对现实、政治、历史事实上的冷淡和疏离。就写作并不必然地应该承担历史重负和道德使命来说，显然他是对的。就已被某些哲学传统赋予了崇高内涵的这个有“格调”的活动竟发生于一个有着沉重的历史和现实苦难背景的国家来说，游戏，或者说自治性的语言生活又不得不是过分严肃、清高的。尽管有强大的学术背景作支持，作为假想的整体，“格调主义写作”在新诗史中仍然是一个孤异的范例。<o:p></o:p></P>
<P >在某些场合，臧棣似乎持一种自然主义的语言观（注意：本文中提到的“臧棣”的一些思想很可能并不全是臧棣的，为了讨论方便，我举臧棣为代表，因而不可避免地把别人的想法或者我个人的理解也说成是臧棣的，这篇文章是为了写作而写的，不能算严格的学术论文。臧棣的确是一个能刺激言说兴趣的诗人和理论家），认为即使没有任何道德律令强加的压力，在语言游戏中，诗歌也会自动地、合目的地到达与之对称的另一极：生活、真实、正义等等。有时，臧棣更以“异质性”的名义，抗拒写作应该合目的的“同一性”。简而言之，即使诗人有强烈的道德诉求，在实际写作中也应该先把道德悬置起来。“技术地”看，这种主张是错误的吗？不，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可行的操作方式。但是又有极大的迷惑性。因为他以语言的逻辑取代了生活的逻辑，道德律令的先验性如果不转化为经验的自觉性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道德感。这个如果说不是错误地表述至少也是被阉割地表述的语言观是造成当代诗歌许多恶劣倾向的认识论根源。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由于他的诗论在知识分子中得到广泛认同，即使事实上有不同类型的写作存在，比如王家新、桑克、蓝蓝、杨键、杜涯和我本人（甚至萧开愚和西渡），却都没有作出清晰的表述，将“道德”这个在中国现代传统中一直占主流地位的、极为严肃的课题从批判现实主义、人道主义和空泛的人文关怀话语中剥离出来，融入虽然潜藏在现代主义以来的文本内部、但是被臧棣的表述边缘化的现代性诗学。尽管臧棣经常含糊地声称他的写作当然具有道德感和历史感，但我从未见他从理论上进行明确的描述（是“历史个人化”吗）。我想即使有，也被他更响亮的反面措辞“道德论”等抵消了。当然，具体地分析任何一首成功的诗并指出作者缺乏道德感或现实感是困难的（就像某些直观批评家试图做的，即使缺乏真正的说服力，但是如果此类批评拥有持续不断的低语声的应和，就值得认真对待），这并不妨碍我批评上述观念已经事实上造成一种道德缺席的氛围。我不认为臧棣本人应该对以下忧虑负责，尽管这些已经在现状中得到了印证：那么，一种真正地道德缺席的语言游戏能够给阅读提供道德感的愉悦吗？道德感从何而来？是从生活或语言游戏的严肃性中，诗人在成长过程中越来越体验到道德地生活和写作的必要，意识到道德感受是生命和幸福的真实根基，也就是说，他已成长到这一步，自觉地接受了道德律令的支配。生活的快乐源于此，语言的快乐亦源于此。或许你这样假设，写作的愉悦并不等于思想或道德的愉悦（这太“上半身”、太“知识”了），把写作的动力当建基于欲望，即生命感觉的丰盈中（这已经是道德的愉悦），然而，如果没有合道德感为内心体验清除阴影，肉体感受就不可能是纯真或丰盈的（汉语诗人早已失落了这种想象能力）。那么“身体叙述”或性隐喻总可以吧？那不过是采用了道德感的异化形式。我不认为那种不具备真正的精神纯洁性的身体叙述能达到反讽的目的。而由于难得生命感觉的丰盈，叙述激情被没有意识到的罪性腐蚀（恰恰因为一种基于基督信仰的罪感的缺乏），要么枯竭在半途，得到一些勉力为之的东西，要么偏离精神目标，得到纯色情的、甚至暴力的文本（这是当代作家写不出力作的真正原因）。没有道德感或思想力量的制衡，情欲之诗也就成了真正的堕落，没有丝毫复杂性可言。那些以反叛之名行堕落之实的“写作”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o:p></o:p></P>
<P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为诗歌写作的认识论基础，自然主义语言观是如何使道德的缺席成为可能，并且与看似最不相关的某些写作群体的非道德倾向暗通款曲。把现实过分内化、过分追求复杂性的结果如果说不是摧生了、至少也使与之针锋相对的另一种写作模型“口语诗”即非复杂获得了成立的理由：释放出被虚假的复杂性室息的活力。在为《诗合集》写的一篇短评中，我曾乐观地想象，九十年代诗歌在“语感”上取得的成就，使当代诗在融涵了现代性之后与古今中外任何一种类型的诗歌都找到了平坦地沟通的渠道，只须再跨出一步，就可以到达让伟大事物回归的边缘。基于此，或许我们真的有资格、也有必要再提一提“精神”这样的字眼。哲学家张志扬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为什么汉语在承担苦难时失重？”这个问题到今天是否已经失效了？我们真的进入了一个喜剧的时代、解构的时代吗？这个判断是否太直观、太缺乏想象力了？</P>
<P >所谓针对性的写作其实也就是观念化的写作。循此思路，不妨再“观念地”提出一个问题：在今天这个只有赚钱、消费和向上爬的自由，虚拟世界把人消耗得筋疲力尽的时代，罪恶、暴力、受苦者的呻吟、成功人士的狂喜已远远超出了最狂热的幻想家的想象，就是诗人们看令人尊敬的同行的诗时也只用鼠标一拖而过并马上发言。这个阴险的网络后现代正在引诱人们变得更加冷漠，引诱即使最矜持的君子培养恶德以适应生态。在这种全方位的透明中，如果一位诗人足够自觉，甚至他的沉默、缺陷、发表渠道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观念表达方式。那么，在“诗人传统”（臧棣在回答《诗歌月刊》编辑韩少君时提出这个有趣的概念，在我看来，其内涵还有进一步阐述的价值）中作为抵抗政治化和道德论的武器而获得了核心地位的这种语言意识还有效吗<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那些策略，那些博学的隐语和性暗示真的是太怯懦、太诡谲了。诡异的是，使这种语言观获得支持的写作暗中自信起来的恰恰是所谓的现实，是“当代已进入了一个喧闹的、喜剧性的时代”的学究式的观察和机会主义跟从心理。在此意义上，“格调主义写作”才是真正的“新观念写作”，它那么具有针对性，可惜只看准了一堆现实的稻草，使写作成了不必塞入哪怕一束稻穗就可以有意味地运转的打谷机。如果仅仅基于现实感，如果我可以冒犯地再作一番比较，“格调主义”或许并不比另一种可以与其它零散写作一起归纳为“玩世前卫”的新观念构想“卡丘主义”把现实看得更清楚：“卡丘必须是有趣的和有意义的，主要功能是让有趣消解无知和无聊，因为无知和无聊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因为今天的人们不再愿意相信一点什么。”为数有限的、博学的理论包装起来的真实动机被我的朋友周瑟瑟天真地泄露出来。</P>
<P >新的生活现实已使九十年代沿续至今的词语伦理学（“词的伦理”语出诗人一行）矮化为技术问题。在当代，“格调派”以智性享乐和词的喜剧所推动的可贵的语言实验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一个诗歌群体走得更远，以至于其原本具备的强烈的针对性成了深藏于腹中的剌，在采集语言花粉时收得紧紧的，并不时地发出一些现实的嗡嗡声。我看不出其它同样以现实针对性的名义已进入实际操作的新的观念化动向比我在此举例分析的“格调主义者”在让“词的技术”返回到“词的伦理”方面做得更好。道德地看，这些都只为当代真正的现实即无处不在、无微不入的可怕的冷漠提供了一张张自拍照。要寻找真正的原因，仅仅从一些被过度使用到诡辩程度的“现实”、“生活”、“批判”等概念出发已经失效了。事实上只有从自然主义语言观对“道德论”的贬低中才可以看出问题，由于道德、精神等超验之物在诗歌写作的技术性中找不到位置，这个决不可缺少的向度被当作赘物一劳永逸地割除了，造成真正的道德亏空和精神贫乏。语言的自治性如果不以经验的自觉性为辅导必然会迷失方向，变成来源于现实又返回到现实的呓语，徒劳无功的循环。汉语作家从来就不缺少现实感，或许恰恰因为针对性过强，无论哪一种观念模型都带上了僵硬的特征，与精神王国的自由相距甚远。我想象这样一种写作：根本不必在乎什么时代特性又落在我们身边，那些流行的思想、现状等等不过是在不可避免的对比性观照中由时代强加给我们的材料，并成为不得不用以表达感情的媒介。现实的凹陷在我心中烙出一个马槽，那是唯一的渴慕：用我灵巧的语言，与自天空俯身的火焰般的舌头接吻。<o:p></o:p></P>
<P ><o:p><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o:p></P>
<P ><FONT face="Times New Roman">2007</FONT>年<FONT face="Times New Roman">1</FONT>月<FONT face="Times New Roman">19</FONT>日完成定稿</P>

<>试试</P>

杨明通2006

----不错哦,学习

小你

<>提！</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