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儿坝记事之方志明的故事

谁拾丝帕

方志明的故事

    生产队长方志明那时是一个三十来岁正当年的精壮汉子，个子大约有1·7米高，大大的双眼皮眼睛，有着常年干活的农村人都有的粗壮的四肢，脸上总是带着对什么都看穿了的那种微笑，也总是随身带着猫儿坝的男人们都有的铜烟锅，一有空就会拿出来抽上一锅兰花烟，但他的脸色却带有那么一点菜色，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病或者营养不良。他是四清后上台的村干部，在这之前他是春风2队的民兵排长。原来的生产队长龙文育据说是因为有经济问题被四清工作组给撸了下来，方志明就这样接替了上来。

    方志明是农村那种什么都会，什么都懂的能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小学都没有毕业，但却十分聪明，他除了干农活是一把好手以外，什么木工活、砖瓦匠活、篾匠活、泥工活他都会，就是做粉丝、铁匠活他也约懂一二，无师自通。不过，那个时候在农村的那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下谁要想过的好一些，就得什么都会一点，什么都懂一点。我在猫儿坝插队时用的粪桶和装粮食用的囤子、背篓等就是方志明亲手给做的。

    方志明有两个女儿，在生第二个女儿时他老婆因大出血而切掉了子宫，再也不能怀孕了。没有儿子，这在农村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也是方志明的一块心病。由于方志明敢于管事情，除了他自己从不多吃多占、干工作、做活路都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以外，对一些损害集体利益的人也从不徇私情，因此得罪了一些人，有一些不满他的人在背后常拿他没有儿子这事骂他，说他是什么“断子绝孙”，但我却从来也没有见到有人敢当面骂他。我插队时，方志明的大女儿已经读小学3年级了，小女儿刚刚上小学，她们两人都在位于春风1队的村小读书。

    我与生产队长方志明是因为一次争执以后才慢慢结成了很好的朋友，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的。

    那时的春风2队实行的是支部书记叶宜富参观大寨后带回来的大寨式计工法。就是由自己报评多少分，然后再由社员们评议应该得多少分，最后以大家评议为最终结果，即所谓的自报公议式计分法。一般都是3个月甚至半年才评一次工分。而计工员每天记录每个人的出工情况，一般是早上出早工算“一气”，既是歇了一口气的意思，上、下午分别算两气，因为中间都要歇一次气，这样全天就是5气，如果某人在一天中没有干完5气，那就有多少气算多少气。工分最高是10分，一般都是青壮劳力和技术非常好的人才会评上10分，就是青壮劳力也不一定都会评10分，这就要看你在劳动时干的怎么样和别人认为你干的怎么样了。而10分是按照出工4气计算的，如果加上早上出的工，你每天就出了5气工，你的工分就是12．5分，其余以此类推。一般像半大劳力最多评8·5分，而妇女就只能评8分甚至更少了，像放牛娃这一类辅助劳力就只能评5分以下了。一般的男知青在生产队干得再好，最多也就是评9分左右。

    由于我干活时从不吝惜力气，基本上是比照着壮劳力干活，也就是说生产队里最棒的小伙子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在第一次评工分时，大伙一致同意给我评9．5分。而在这以后我已经渐渐地熟悉了各种农活，不管是在体力上还是在能力上我与一般的壮劳力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了。争执就发生在我插队半年后的那一次评工分会上，也是我插队后的第二次评工分会上。

    那天吃过晚饭后，生产队的人都集中到了保管室前的打谷场上评那一年的第二次工分。轮到我时，我自己报9．8分，话音刚落就听本队劳力最好的季真金说：“我认为他应该评10分，这段时间小廖都是跟我们干的完全一样的活路，我同意他评10分。”

    季真金说完后，几个本队的壮劳力七嘴八舌都纷纷附和。“同意，同意。我们都没有意见。”

    这时，方志明把他的叶子烟锅一磕。“我说两句。小廖到我们队以后，确实干的不错，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月，他也确实是跟你们这几个壮劳力干的一样。但是，他毕竟才下来不久，还有好多技术活他不会干。我建议评9．6分。”

    方队长说完以后，我觉得有些委屈，当时我认为自己这段时间干的不错，已经基本上与那些全劳力平起平坐了，而且在刚才生产队的全劳力们都一致认可了我的努力，而方队长你凭什么要否认我的努力？我能够得到生产队的全劳力们的一致认可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可以说没有那个知识青年能像我这样在短短几个月里就得到农民们这样认可的，而且我认为多或者少那么0·几分在价值上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对你的认可，就是说有一个荣誉问题，一个面子问题，而我从小就是一个比较好面子的人，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因此，我当时的心态非常不平衡，有些冲动地站起来说道：“难道你会所有的技术活吗？你会技术活，那为什么你把生产队才买的新打米机弄坏了还要评10分呢？”

    我的话音刚落就听见有压低了的笑声。这一下弄得方志明队长很难堪，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好一会儿都说不出话来。

    这是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由于那时猫儿坝还没有通电，像米面这些人们天天都要食用的粮食都只好用人工推磨或者舂碓窝来加工。为了减轻劳动，生产队在小溪刚流进猫儿坝的地方利用小溪的落差修了一个水磨坊，磨坊里安装了一台打米机和一台磨面机。在安装调试时方志明没有按照说明书的要求调整，而是凭自己的经验调整，结果弄坏了打米机，这件事队里很多人都有意见。其实，在当时的农村，机械是非常少的，人们在机械方面的常识当然就不会多，再加上生产机械的厂家的售后服务也很不到位，出一点差错是在所难免的。买来了新东西，都不会用，又都不敢去用，新东西不就成了摆设了吗？而要用，就难免有时候会出一点差错，一出了差错就东怪西怪，那以后谁还敢去第一个尝“螃蟹”？

    再说了，俗话说，‘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年青气盛并且不谙人情世故的我那情绪化的话一出口，就有一些平时不满方队长的人在会场下小声叫好。其实，我的话一出口我就感到了后悔，但话一出口就已经收不回来了。这时，季真金的父亲，生产队副队长季长甲出来打圆场。“哎，哎，我说两句，小廖这段时间确实干的不错，很卖力，像他这样的知青我们应该多鼓励。不过，方队长的意见也有道理，农村里的技术活小廖以后要多学习，这也是给小廖指出的方向嘛。我看这样，小廖这次就评9．9分，大家说行不行。”

    季队长这样一说，全体社员都说：“同意，同意。就这样，我们没有意见了。”

    从这以后我每次评分就再也没有评10分以下了。

    不过，从这天以后方队长和我之间就有那么一点隔阂了，我见了他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觉得好像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实际上，那天晚上我的话一出口自己就觉得不应该那样说，但是面子却阻碍我先向方队长赔不是。而方队长似乎也不像以前那样跟我有说有笑，话也好像要少了许多，也不怎么到我住的吊脚楼来了。直到有一次我们一起到公社供销社去卖木耳。

    当时生产队的副业之一就是卖黑木耳。从山上采摘来的黑木耳晾晒干以后就背到离猫儿坝有10多里路的公社供销社去卖。当时由于不通公路，要卖什么或者买什么东西都只能由人沿着铁路背上10多里路。那天我和另两位社员跟着方志明队长每人背了100多斤木耳（木耳是泡货，100多斤木耳背在背上就像是背了一座小山）上路了。在供销社卖完木耳后，我们几个分别在供销社买了一些自己要用的东西正准备回家时，我看见前面围了一大群人，有人正在高声训斥着什么。我挤进人群一看，是公社的一位姓李的副书记正在训斥一位老实巴交的50来岁的农民。只听得李副书记高声骂道：“你他妈的是干什么吃的？我早就交代过，要你昨天就把东西准备好，结果你他妈的到今天都还没有准备好，你是干什么吃的？是不是不把我这个公社副书记放在眼里？是不是我说的话不着数？难道你他妈的就是这样对待领导交给你的任务？你还想不想在公社干了？你这个老瘟丧。”

    这时，我从围观的人们那儿得知，这位老农民是公社食堂的炊事员，前天李副书记要他回去抓几条娃娃鱼来，但是他今天才回来，而且没有把娃娃鱼抓来，耽误了李副书记宴请县上下来的官员。而老农民误事的原因是他的老伴突发急病，老农民连夜送他老伴去县上医院了。

    这时，李副书记还在那儿日妈倒娘地大骂老农民，老农民蹲在地上眼泪汪汪的一声不吭，只顾吧嗒吧嗒地抽着闷烟，而围观的人们也都是敢怒不敢言。

    这时候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一下子冲进人堆，指着李副书记说：“你有什么权利骂贫下中农？再说他的年纪也比你大得多嘛，就算是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可以好好说嘛，为什么要这样日妈倒娘的骂人？你还像不像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我看你简直就是解放前国民党的保长！”

    李副书记见居然有人敢当面指责他，他的怒火马上就转移到了我的身上。他指着我问：“你、你、你是干什么的？是哪个生产队的？你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呢。”

    “我是春风2队的知青，你敢把我什么样？比你大的官我都见过的，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要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当时我的语言中也充满了文革中的那些慷慨激昂的革命辞藻，大有文革中红卫兵的那种打到一切害人虫，改天换地的历史责任感和骄傲感，痛批了那位李副书记，那位李副书记一下子就哑口无言了。围观的人们也高声叫起好来了，弄得那个李副书记很是有些尴尬。

    但是那位老农民并没有因此感激我，相反他还给李副书记说起了好话，他对我说：“你不要管闲事了，这件事情都是我的错，李副书记骂我骂得对。”

    这时方志明队长拨开人群，一把拉住我说：“走，跟我走。”

    老农民如此态度，我倒被弄得有些下不了台，方队长拉我走正好下了台阶。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我们迈着小碎步走在不那么合步的铁路枕木上，一开始大家都默不作声，好像都还在想刚才发生的那一幕。走着走着，方志明突然对我说：“你以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