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儿坝记事之烧坊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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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坊的人们

    我们三个男知青是在1970年初从李家坝的吊脚楼搬到烧坊来住的。由于在李家坝时我们三个男知青是挤在一张床上睡的，所以生产队在进山伐做船的木料时给我们三个每人也各采伐了一付床枋料，床做好后我们终于告别了居住了差不多有一年的吊脚楼搬到了烧坊。

    在我们几个搬到烧坊前，烧坊一共有6户人，而且大多数的成分都不太好。猫儿坝唯一的一个地主就住在这儿，另外还有一户富农，这个富农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已结婚分家单过，他的大儿子及年已17～18岁还未婚配的女儿住在一起，富农自己一人单过，还有一户是中农，他有一个20多岁的大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只有6岁的小儿子。他的大儿子是猫儿坝唯一一个在文革前就考起高等医学专科学校的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在攀枝花一个国有大厂的医院工作，算是猫儿坝飞出的第一个“金凤凰”了。中农的女儿只有16岁，待字闺中。烧坊只有唯一的一户贫农，他们老两口均已50岁左右，儿子早就参加工作离开猫儿坝了，女儿也早就出嫁，只剩老两口在家。

    烧坊的这户地主是猫儿坝唯一的一户地主，解放前，他除了土地多一点以外，还经营烤酒，烧坊就因此而得名，在猫儿坝及其周围地区他都算得上是比较富裕的。他的名字叫龙云福，辈分比较高，是比文字辈还要高一辈的云字辈。龙云福虽然是地主成分，但他的儿子龙文尧却是一个复员军人。龙文尧在解放前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后又参加了解放军，再后来他又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并且还参加了惨烈的汉江战役，腿上负伤后还一直留有美军的弹片，走路一瘸一瘸的，是一个二级乙等残废军人，1955年才复员回到了猫儿坝。

    龙文尧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在她还不到17岁时就嫁给了城里来到猫儿坝的第一个知青李进成。那是在1962年，当时全国掀起了第一次知识青年下农村的浪潮，邢燕子、董家耕就是那一次浪潮的代表人物。李进成就是在那个时候来到猫儿坝的第一个知青。李进成当时已经读高中二年级，再有一年就要参加高考了，但是由于他家的成分比较高，就是考上了也不一定读得成，再加上家里的子女比较多，又在困难时期，为了减少家庭负担，不得已响应了号召，只身一人来到了猫儿坝。到猫儿坝不久他就与龙文尧的女儿结了婚。我到猫儿坝插队时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儿。

    龙文尧的父亲，就是那个老地主，当时已经快有70岁了，仍然是跟龙文尧住在一起，但是为了表示划清界限，他家单独给龙云福在院子外搭了一个偏房住，但吃饭还是在一起的。

    我们几个住在烧坊的左厢房，一间约20多平米的住房，还有一间大约40 多平米的大灶房。我们住房的隔壁是中农龙文灿的住房，灶房的隔壁是龙文灿的女儿龙志珍的住房。我们住房的上面还有一层楼，上面可以放粮食和一些杂物。我们住的房子的房东叫龙文玉，她嫁给了一个地质队的工人，几年前就已经随他老公进了城，生产队就把她家的房子代租了给我们住。

    本来当时知青插队国家是有一笔“安家经费”的，但是猫儿坝的4个队除了4队用这笔钱给知青修了房子以外，其他3个队都没有给知青修房子。有一次我们就这个问题问方队长为什么不给我们修房子时，精明的方队长这样回答：“你们知青在我们这儿不会呆多久的，要不了两三年就会调回去，修来干什么？难道你们还想在我们这儿住一辈子吗？”就这样，我们三个男知青就在烧坊住了下来，我们有了较以前好得多的居住条件，生产队也落得了一笔我们的“安家经费”，双方都各得其所。后来我们都走后，这个地方又成了下一批知青的“家”，直到全部知青都返城。

    搬到烧坊后，居住条件好了许多，我们再也不用闻楼下猪圈的臭气了，也再不用怕吊脚楼那四面透风冷得像冰窖的冬天了，并且还有了一个大灶房，灶房里锅碗瓢盆一应俱全，最为可心的是灶房里有一个大案板和一个在猫儿坝每家每户都有的火塘。这样，我们自己要擀面条就方便得多了，也用不着到别家去蹭火烤了，只不过是我们三个要每天自己做饭吃了。

    龙文鼎，就是那个富农，他是一个差不多有1米85的大高个，黝黑的大脸盘子上的皱纹如刀刻一般，缺了一颗牙的大嘴时常叼着一根烟袋，粗大的双手青筋毕露，手上的老茧显示他是一个干活的好手，他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双腿和双脚，他的双腿犹如一对铁柱，一双脚趾分得很开的长满了老茧的一年四季都穿着一双草鞋的大脚牢牢地抓住地面。那时，他还只有40多岁，但是他的体力仍然非常好，在生产队还算得上是一个一等的全劳力，就是在那时他背铝矿都还可以轻轻松松地背300斤以上，听说在年青时他最多还背过500多斤！不过，他却没有读过书，是一个睁眼瞎。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都长得高高大大，一表人才，儿子们都是生产队里的一等一的全劳力，女儿也是漂漂亮亮的，干起活来也是一把好手。

    听老辈人讲，解放前有一次抓壮丁的人想抓龙文鼎的壮丁，结果龙文鼎隔着一条小溪拿着锄头一声大吼。“哪个狗日的敢过来抓我的壮丁，我就打断他的脚杆！”结果那几个抓壮丁的人愣是都不敢过来抓他，龙文鼎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有个性脾气暴躁的人。

    龙文鼎的富农分子帽子戴得有点冤枉，解放前他苦吃苦做，攒下的几个钱全都买了地，不过，他那点地在土改时还只是被评了个上中农。但是在1964年的四清时，四清工作队的胡队长说：“你们春风2队怎么才一户地主，一户富农？太少了嘛！我看龙文鼎就是一个漏网的，这次应该给他把富农帽子戴起。”就这样，四清工作队队长的一句话龙文鼎就从上中农变成了漏划富农，成了专政对象，文化大革命初期又成了批斗的靶子，就是在我们插队后他也会时不时地被揪出来斗上一番。

    少不更事且年青气盛的我与龙文鼎曾经发生过一次激烈的冲突。那次冲突造成了对龙文鼎的身体伤害和我对他的深深的内疚。

    那是在我有一次进城后回来时，当时差不多是下午2点多钟，这个时候，出工的人们应该早已经出工去了。我刚一进烧坊的院子就看见龙文鼎正躺在一把躺椅上一边抽烟一边晒太阳，我顺口就问了一句。“你今天还安逸呢，没有出工嗦？”

    龙文鼎也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你们都可以到城里去耍几天，我今天休息一天又咋个不可以呢？”

    我一听他这样回答，火就不打一处来，他这不是把我们知青等同于他这个富农分子了吗？再加上那时有一股风说对知青也要加强管理，换句话说就是要像对管理五类分子那样管理我们知青，对我们进城或者到什么地方去都要先打报告，经批准后才能行动。知青们的心里本来就窝了一股火，再听龙文鼎这样一说，当时我就火冒三丈。我走过去一脚踢翻了龙文鼎坐的椅子，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拉起来问：“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们不像你，你是富农分子，是专政对象，你先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再说，你再胡说八道看我怎么收拾你！”

    本来这个时候龙文鼎如果不再说什么，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不知道龙文鼎是那股水发了，他又不知深浅地又说了一句。“本来就是嘛，你们知青下来就是应该好好接受再教育，你们还三天两头往城里跑。你们耍得，我为什么耍不得？”

    这时候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我扬起手就狠狠地给了龙文鼎几巴掌，把他打倒在地上。当然，龙文鼎也是一个脾气暴躁，很有个性的人，龙文鼎从地上爬起来后抄起一把锄头就向我扑过来，我也顺手抓起一根扁担迎了上去，毕竟龙文鼎的年纪大了一些，反映慢了一点，没几下我就将他的锄头夺了下来，然后几扁担把他打倒在地，有几扁担打在他的腰上，龙文鼎倒地后半天爬不起来，躺在地上直呻唤。后来龙文鼎在床上躺了好几天才又能出工。

    这件事发生后，龙文鼎的两个儿子和女儿虽然当着我的面没有说什么，但是看得出他们对我的意见是非常大的，住在一个院子的他们平时经常到我们的住处来串门，还时常送我们这样那样的东西，这件事发生后就来得很少了，直到很久以后才又慢慢恢复。就是生产队的其他的社员也对我产生了看法，有一次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叶宜富就私下跟我说：“你晓得龙文鼎是咋个当上富农的？”

    我当时并不知道龙文鼎戴富农分子帽子的由来，我感到有些奇怪。“他这个富农分子不就是在解放初土改时给戴的帽子吗？”

    叶宜富把龙文鼎怎样戴帽子的经过讲给了我听后又说：“农村里、社会上的情况很复杂，像这样的冤枉事还有很多，三两句话也说不清楚，以后你就会慢慢清楚的。再说龙文鼎这个人平时也是老老实实的，做活路也很卖力。只是他没有文化，也不会说话，那天他也有得罪你的地方，你们以后不要再那样对他了。好不好？”

    “哦，原来是这样。我根本不知道龙文鼎的帽子是这样得来的，这样说来他还真是有些冤枉了。四清工作组怎么能这样乱整？那我以后一定想办法跟他缓和，给他赔个不是。”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其实，那天与龙文鼎发生矛盾后我就有些后悔，我当时是后悔下手太重，实际上我还是怕他留下什么后遗症，怕负什么责任。好在龙文鼎没几天就好了，见他好了我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但是听叶宜富这样说以后，我又产生了深深的自责，其实还不光是知道了龙文鼎的富农帽子戴的有些冤枉，我却把他当富农分子那样打了的那种自责，而且还有我这样打一个比我年纪大的人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的自责，就算是一个真正的地主、富农分子我又有什么权利去打他呢？他们就算是有什么过错也不能打呀，他们不也是人吗？实际上，就是从这件事以后我在这个问题上才开始成熟了。后来，在春节从城里回来时我特意给龙文鼎买了一瓶治跌打损伤的药酒，算是给他赔礼道歉，我们之间的关系才恢复正常。

    中农龙文灿那时只有40多岁，是一个高高大大，面皮白净的有些不像农民的十分精明的汉子。要说他精明首先是他对农活十分在行，什么活路都拿得起，放得下，属于农村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