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卡：看电影随笔3篇

赵卡

教宗是个屁

    某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赴乌拉圭访问的消息传遍了乌拉圭边境的一个小镇，这是个天大的利好消息，小镇居民倾家荡产摆了300多个摊位做小买卖等待那一天的到来。毕竟，教宗来访的同时汹涌而至的巴西人将会来此消费。贫穷的小镇居民绞尽脑汁，有做自制手工肠的，有做美味点心的，有贩卖饮料的，还有人打算摆烧烤的，但谁的创意也赶不上贝托，人有三急，他异想天开要建一个有抽水马桶的厕所。为此，他和家人孤注一掷，甚至不惜越境走私厕所备品。激动人心的日子来了，教宗在某个地方扯了一会儿蛋后，像个屁一样消失了，可怜的贝托一家还等着消费者到他那个厕所里撒尿拉屎呢。
    这是由法国、巴西、乌拉圭三国联合制作，Fernando Meirelles执导的角逐2008年奥斯卡外语片的《教宗的洗手间》，从整个叙事格调来看，有点伊朗电影的味道，质朴、粗陋，但很温暖。在这部片子里，我们看到的乌拉圭连日常生活所需都得靠从巴西“偷渡”，但边境把关的制服男无非流氓样的货色，就像那个烂巡警一样，利用职权肆意搜刮没收如贝托们携带的货品，和这帮恶烂之人打交道的唯一办法就是任他们像抽取佣金那样敲骨榨髓。乌拉圭的政治是不义的，它对带给当地百姓的悲惨日子视而不见，这似乎又是全世界贫穷国家的共相。
　  虽然我们看到了负债累累的不止贝托一家人，但电影镜头却传递出了欢快的气息，贝托跟蹬单车伙伴的如手足一般的感情，和妻女们温馨无间的亲情直接使银幕温暖起来。这个时候再看看那个装腔作势的教宗和满嘴谎言的市长，不由心底生出一股厌恶感来。教宗他其实就是一个屁，放出来散发到乌拉圭的嘈杂的空气中，有人竟为了这个屁却要搭建一个临时厕所，我认为何止有点荒唐，简直就是别有用心。

2010-8-26

斯大林时代的几粒草芥

     1949年，斯大林70大寿，替独裁者祝寿几乎是全苏联境内每一个人的最重要的生活，苏联的官僚们筹备的是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而被迫与父母分离的小男孩萨博则希望献出自己最喜爱的小白羊，他的愿望无非以这个微薄的礼物把遭到当局流放的父母换到自己的身边。这个简陋的故事出自鲁斯特姆•阿布德拉什托夫做的电影《给斯大林的礼物》。
     看了这个片名，你能够想到什么，肃反、流放、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原子弹，还是仁慈的斯大林？不，其实不过几粒卑微的草芥。沦为婊子的薇拉，软腿亚齐，善良的萨博和铁路工人哈树等等，《给斯大林的礼物》不是一部让你愤怒而是让你难过的电影。在斯大林时代的无边黑夜里，小人物的光辉总是照亮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就像一开始片中混乱的情境中，哈萨克铁路工人哈树救起了尚有微弱气息的犹太小男孩。正应了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中那一句，“即使是在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
什么是暴政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在暴政下生活。斯大林时代的“莫须有”罪名残忍到了无以复加的的地步，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作为曼德里斯塔姆或索尔仁尼琴，“那里去死亡的，读者，如像你我之辈，唯一的必经之路，就是通过逮捕”。“罪名”是自动找上门来的，被逮捕的地点可以是寒风中的街道上，胆战心惊的被窝里，或百无聊赖的无所事事中，无论你身在何处，契卡、肃反委员会的“专政机关”都会如影随形的跟踪、盘查、审问，任何一个人都像孤零零的草芥一般，随时会被无情的践踏在脚底下。在《给斯大林的礼物》片中，你能看到的荒谬是，作为人民，居然是有罪的。人身被限制，财产被剥夺，人不再是人，像赶牲口一样被驱赶、鞭笞、流放到遍布西伯利亚、高加索荒原上各处的“古拉格群岛”里，人的名字被置换成了数字，如“7具尸体”而不是“7个死者”。然后就是服漫长的苦役，一直到被冻死、饿死、病死、枪决的时候，人的肉体消灭了，可灵魂自由了，这些被侮辱和被损害也将被永久遗忘的孤魂，将像俄罗斯黑寡妇的哭声凄苦地游荡在冰冷大地上。
　　哈树、薇拉、亚齐、萨博就是汉娜-阿伦特发现的那点“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这里每个人的身份都很可疑，连同可疑的还有他们的罪名，薇拉是一个“通敌分子的家属”，片区治安员博加拜自然会管教她的，而且次次都是从身体上入手的；亚齐，一个波兰人，罪名不详，他穿着西装，戴着眼镜，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斯大林既然能下令在卡廷森林里枪杀一万多个波兰战俘，难道亚齐不应该是个“该死的波兰人”？在“权力狂妄症”的作祟下，博加拜不愧一个训练有素的讹诈高手，他非常善于治理那些从心底里不服从者，无论哈树、薇拉、亚齐，还是小孩子萨博。
    失去了两任丈夫的薇拉，像悲愤的约伯一样曾质问上帝：作为一个虔诚的信者,为什么要遭受如此深重的苦难？即使是在苦难的日子里，她对上帝祈祷的多么虔诚啊！每天都在革命歌曲的聒噪下坚持做礼拜的哈树是一个穆斯林，以阿訇们的标准看，他也许不是十分虔诚的。但他们忘了，共产主义是主张无神论的，如果有一尊神，那也是斯大林。所以，在小女孩祝寿的歌声里，原子弹将哈萨克斯坦草原上的某个村庄的无辜者瞬间从地球上抹去了，抹去的还有上帝也无法庇佑的穆斯林或基督徒，这些斯大林时代的微不足道的草芥。
　　影片的结尾流露出了浓浓的温暖和善意，宽容精神弥漫了哈萨克斯坦草原的无边空旷，风格近似于艾托玛托夫的小说。若干年后从耶路撒冷流浪回来的萨博以一个犹太教徒的身份认了穆斯林哈树为父，他献上祷告的是，“愿他的名被称颂，愿那圣者的名永被称颂，被高举、颂扬和赞美，愿他的名高于世上所有的赞美，高于世上所有尊崇与安慰，让我们说阿门！”。
　　

2010-8-29

在残忍的时间里活成一卷卫生纸

    怎么说呢？如同纳博科夫对库布里克的复杂感受，“我最初看到影片的反应既有恼怒、失望，也有勉强感受到的愉快。”张艺谋最成功的电影无不仰仗原著的力量，譬如之于莫言的《红高粱》，之于的苏童《大红灯笼高高挂》，之于余华的《活着》。当然，话这么一说就难免绝对，当《洛丽塔》遇上了库布里克，纳博科夫就不能完全任着自己的性子来。《活着》，应该说是张艺谋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片子，但它却在严重的歪曲了余华的原著精神。就像纳博科夫对库布里克的抱怨，“他从一个方面去理解我的小说，而我从另一个方面去理解——就是这么回事。”小说《活着》叙述的是徐福贵对活着这一事实的最朴素的态度，那就是呈现忍受苦难生活的神奇一面，喜剧性的用草芥般的生命对抗时间的残忍，但在电影里却变成了对荒诞现实的道德控诉，貌似尖锐的揭示了人与社会变迁的某种紧张关系而忽略了人忍受苦难生活的巨大力量。当余华用第一人称叙述时，他感到“福贵的讲述里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讲述的是生活。如果用第三人称来叙述，如果有了旁人的看法，那么福贵在读者的眼中就会是一个苦难中的幸存者。”应该说，张艺谋并没有完全读透了小说《活着》，但这并不妨碍张艺谋以他的老谋深算用影像来理解小说。
    为什么这样说呢？注意，余华的小说《活着》是以徐福贵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自己的生活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的感受，而张艺谋的影像语言则是敞开式的第三人称的叙述，角度发生了变化，人的命运遭际也就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福贵变成了舞台上的幸存者。在小说里，余华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人在一种极端的环境里怎样廓清生活和幸存之间的轻微的分界。余华谈到的生活和幸存是，“在中国，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生活和幸存就是一枚分币的两面，它们之间轻微的分界在于方向的不同。对《活着》而言，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己经历的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观者对别人经历的看法。《活着》中的福贵虽然历经苦难，但是他是在讲述自己故事。”即便如此，余华也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旁观者。
    打开电影和打开小说的感觉如此的不同，就像《日瓦戈医生》一样。但这个片子的叙事顺着张艺谋的想法不乏手法老到的进行下去了。生活是悲喜交加的，电影却像一张斑斓的纸，地主的儿子福贵沉湎于赌场，他的志趣在于享受那种软绵绵的舒适感（赌完钱喜欢骑着一个肥胖的妓女回家），但更多的时候是虽有妻女却夜不归宿，且傲慢粗鲁，终把徐老地主全部家产输给了作局的皮影戏班主龙二。妻子家珍携女儿凤霞挺了肚子离他而去，老地主则被不肖儿子气死。从此，一个顿失荣华的福贵走上街头，租间破房子，设摊变卖些母亲的首饰类微薄财物度日。直到一年后，家珍手拉着女儿凤霞怀抱刚出世的儿子有庆回到家中，福贵才痛改前非，开始靠演皮影戏过起安份守己的日子。哪知多舛的命运突然急转而下，人生际遇戏剧般的跌宕起伏，福贵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是一段比荒唐还荒唐的日子。当福贵辗转回家和家人团圆后，他发现凤霞因病变成哑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他在接二连三的运动中虽历练成精，逆境却总是与他如影随形。儿子有庆为领导老婆输血过量而死，女儿凤霞难产不治身亡，如果说有庆的死预言了大跃进的破产，凤霞的大出血则直接宣告了一个时代的不义和残忍；还有家珍，二喜，如同川端康成的接踵而来的不幸，一岁丧父，二岁失母，七岁祖母身亡，十一岁姐姐离世，十六岁祖父逝世，福贵差不多就在他有限的时光里接二连三地为亲人送葬。所以你得在这部电影（余华则在小说里）需要看到川端的苦难影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只有读懂余华的人才知道这句话的意义。苦难，是文本的材料，而非噱头。
    葛优演的福贵简直就是余华笔下的那个地主不肖子，看那派头，即使在残忍的时间里活成一卷卫生纸，也要将屁股擦净，将命运擦出味道来。他是地主的儿子，赌徒，破落户，壮丁，俘虏，农民，皮影戏演员，丈夫，父亲，老丈人，姥爷……无论他的命运如何像一面四处漏风的墙，一条四处漏水的船，无论他活成什么，他依然执拗地活着，他充满希望。他和他的外孙小馒头重复着他和儿子有庆说过的那些听起来很实惠的话：“小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当小馒头像有庆那样问他“牛长大了呢？”他记得他对有庆说过：“牛长大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了。”这一次，福贵说的是：“那时馒头也长大了。”
     这简直就是喜剧，比余华的小说温和多了，张艺谋妥协了那么多，差点就没给改成小品了，还是遭禁，要说冤哪，其实一点不为过。


2010-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