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执廷:《中国新诗年鉴》的运作及其影响

杨克

《中国新诗年鉴》的运作及其影响

罗执廷*

（中文系，暨南大学，广州，510632）



    中国历来就有非常强大的文选传统，各种文学选本层出不穷，汗牛充栋，它们在文化传承、文学运作（文学思潮与运动、文学批评）等方面居功至伟。因此中国自古就很重视选本的研究，围绕着《文选》就产生了一门“文选学”，还有“桐城选学”等等。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选本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出现了年选、年鉴、文选期刊（如《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各种即时性的选本，它们身处文学现场，及时介入文学发展过程之中，成为文学运作的一种重要方式。这其中，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系列就是非常重要的代表性选本。

    1999年初，由杨克主编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甫一推出就引发轩然大波，它以鲜明的“民间立场”和对“知识分子写作”的抨击，引发了一场“自朦胧诗争论以后”“中国诗坛关于诗歌发展方向的最大一次争论”[①]。此后十余年间，《年鉴》持续推出，以其强有力的运作介入诗歌发展现场，发挥着不小的影响力。如今回顾与总结，我们不难发现《年鉴》对于1999年以后的诗歌发展潮流和诗坛格局，对于此后方兴未艾的诗选运作，甚至对于许多诗学命题或论争都发生着强有力的影响。而研究这种影响也将有助于我们搞清当代文学的某些生产机制。

一、《年鉴》与1999后的诗歌潮流和诗坛格局

    1998年初，由程光炜编选的诗歌选本《岁月的遗照》出版。这个选本在总结90年代诗歌时带有明显的偏向性，在大力推举“知识分子写作”的同时，对于坚、韩东、伊沙这样的90年代重要诗人作了淡化处理。作为对这种偏向的反拨，杨克、于坚、韩东等人策划并编选了《1998中国新诗年鉴》（花城出版社1999年2月版）。这本《年鉴》对《岁月的遗照》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趣味大加抨击，并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民间立场”，提出了“好诗在民间”的论点。《年鉴》推出后开展了签名售书等一系列宣传推广活动，其编委于坚、谢有顺等继续在全国有影响的媒体上宣传《年鉴》的立场和观点。在1999年4月于北京召开的 “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简称“盘峰诗会”）上，杨克发言大谈《年鉴》的销售业绩，在郑州书市上的良好走势，有得意洋洋之嫌，引起了“知识分子”诗人们的不满情绪。[②]于是，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臧棣等“知识分子写作”派与于坚、韩东、伊沙、徐江等“民间”派之间在会议上爆发直接的争吵与交锋，史称“盘峰论剑”。

    盘峰论剑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两方的对立和论争继续发展。从1999年到2001年，双方相继在一些重要文学刊物发生笔战，同时，双方也加紧巩固原已占据的“势力范围”，各自按照心目中的标准编选诗歌选本，培养“后备力量”。“知识分子”一方有孙文波、臧棣、肖开愚编选的数辑《中国诗歌评论》，推介了一些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诗作。此外，程光炜、肖茗主编的《时间的钻石之歌——中国新锐诗人诗选》也成为壮大“知识分子”声势的一个选本。“民间”一方，杨克等人继续操作《中国新诗年鉴》，杨黎和何小竹则编选了《1999中国诗年选》，为“民间”派壮大声势。

    可以说，《1998中国新诗年鉴》及其运作作为导火索，引发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的大论争。这场搅动整个诗歌界的大论争，影响颇为深远，人们普遍认为它“给新世纪诗歌注入了无法廓清的活力”[③]，“引发了新一轮的诗歌写作与出版热……推动了新世纪诗歌多元化局面的形成。”[④]诗评家荣光启甚至不吝赞词地称：“《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出版，‘诗坛一夜之间失去了平静’，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的明争暗战从此在中国诗坛展开……‘论争’本身，它开启了一个诗歌走向‘自由’和多元的时代，一个各类诗歌选本极为繁盛的时代，这个情形，夸张一点，类似于现代物理学上说大爆炸带来宇宙的生成。”[⑤]

    论争的直接后果是由此形成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两派的长期分边和对峙，导致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诗坛分化发展的格局。诗评家张清华就发现“盘峰论争”所包含着的美学分化的后果：“2001年的诗歌写作格局是由1999年的‘盘峰诗会’之后形成的格局的一个延伸”[⑥]。人们日益看到，“‘论争’作为历史事件虽已远去，但诗人们在意识深处对诗歌本体认识的分野和一种早已存在的简单的写作方式却在继续强化、影响广泛。”[⑦] 十余年来，这种分边与对立导致“知识分子”一方发展出胡续冬、姜涛等70后“学院派”诗歌传人，“民间”一方则有沈浩波及“下半身诗歌”等后继者，并催生出了众多的诗歌民刊、社团和网络诗歌群体。

“知识分子”与“民间”两派并峙诗坛也刺激了其他势力的崛起，形成了新世纪诗坛诸侯林立的热闹景观。一些不愿“归顺”“民间”或“知识分子”这两大阵营的诗人联合起来，组成了“第三条道路”派，试图分庭抗礼。一些受到冷落的60年代生诗人则试图在“第四代”或“中间代”等名目下集结起来，形成声势。更年轻的一代诗人则不甘心生活在“民间”与“知识分子”的阴影下，急切地亮出“70后”的招牌，试图在诸侯争霸的诗坛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年鉴》所挑起的论争，“导致产生了分化和‘圈子’，但也打破了原来的一些圈子与秩序，特别是给一群更年轻的诗人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会。”[⑧]这方面，“70后”、“80后”诗人群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70后”的代表诗人沈浩波就指出：“可以说，盘峰论争真正成就了‘70后’。”[⑨]

   《年鉴》不仅以其挑起的论争和导致的诗坛分化格局在刺激新诗人群体的涌现，而且以其选本的编选实践和示范效应，“对其后‘70后’诗歌一代的冒出、网络诗歌的兴起与兴旺起到了刺激与促进作用。”[⑩]《年鉴》一开始就把重心放在推出诗歌新人上面，其第一卷（“新人卷”）一直是年鉴的主要特色之一和品牌。如《1999中国新诗年鉴》在第一卷“年度推荐”中，集中推出吕约、沈浩波、李红旗、朵渔、巫昂、盛兴、李建春、颜峻、世宾等8位“70后”，每人选诗3~5首。这一举措“使‘70后’的整体轮廓初步清晰起来”[11]，而且对日后活跃在诗坛的“70后”诗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激励作用。《2000中国新诗年鉴》在第一卷“年度诗人”中推出了尹丽川、杨邪、朱剑等“70后”诗人和阿斐这位“80后”诗人。《2001中国新诗年鉴》的“年度推荐”推出了很多日后在诗坛产生影响的重要诗人，如宇向、宋烈毅、胡续冬、庞余亮、汗漫、沈娟蕾、轩辕轼轲等。《2002—2003中国新诗年鉴》的第一卷“年度推荐”中，除了曹五木、盛可以等“70后”，还有溜溜、水晶珠琏、许琳琳、莫小邪、春树、巫水琴丝等多位“80后”诗人；这本年鉴的附录中还用较大的篇幅推出了“e时代：‘80后’诗人诗选”专辑。而《2004—2005中国新诗年鉴》中，“80”后诗人阿斐一跃成为年度执行主编，在“年度潜力诗人”卷中推出了六位“80后”诗人：郑小琼、木桦、冷眼、丁成、弥赛亚、小抄。《年鉴》上述推举新人的大胆举措引发积极响应，众多诗歌选本和诗歌批评及时跟进，使得大批年轻诗人受到关注，得以脱颖而出。

   《年鉴》也刺激了民间诗歌刊物的勃兴，并促成了正统诗歌传媒的转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诗的传播格局。在《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代序”中，于坚对民间诗刊大加赞赏对官方诗歌刊物则大加抨击，认为：“二十年来，杰出的诗人无不出自民间刊物。另一方面，读者从公开刊物中获得的关于诗歌的印象是，它已成了一个必须抛弃的废话和垃圾的收容站。……（民间刊物）前赴后继，成为我们时代真正的文学标志。”于坚的这番褒贬对当时的诗歌民刊与正规诗歌刊物无疑都产生了强烈触动。在《年鉴》“好诗在民间”口号的影响之下，诗坛又兴起了一股民刊热，《诗歌与人》等民刊，“诗生活”、“诗江湖”等诗歌网站或论坛集中出现，与正规诗歌刊物分庭抗礼，甚至一度风头盖过后者。而《年鉴》的民间立场与推重新人显然也对正式诗歌刊物的办刊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诗刊》、《星星》等原本保守、正统的诗歌刊物也开始大量从民刊上选稿，也开始注重推出诗歌新人。“为了加强对诗坛新人的培养和扶植”，《诗刊》还从2002年起改版创办了下半月刊，下半月刊“以青年诗坛为主”，“推出中国诗坛新人，介绍重要诗歌社团”[12]。

二、《年鉴》与1999后的诗选运作

    《1998中国新诗年鉴》无疑是成功的，它发行销售了近两万册，“这对于九十年代末低迷的诗歌图书市场来说，的确是一个极富刺激性的事件。”[13]而且，《年鉴》的出版及其引发的论争，使得诗歌一时间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带来了同类诗歌图书的热销。“正是经由这次争论，许多人的读诗热情被挑旺，各类的诗选也以过去难以想象的数量热销读书界”[14]。

   《年鉴》的运作，引发整个诗界对诗选运作的关注与重视，带动了大批诗歌选本的操作，形成了经久不息的诗歌选本热。2000年时诗人伊沙就明确指出：“中国诗坛两年来的‘年选热’（包括更大范围的‘选本热’）起自杨克主编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花城版）。”[15]因为“盘峰论争”导致的诗坛喧闹，“嗅觉灵敏的策划家和出版商也看到了诗歌行当‘人气’的骤增所带来的市场前景，所以也纷纷推出了各种诗歌选本，仅是关于‘90年代诗选’就已经有了几个选本，甚至在几种‘70后诗人诗选’之类的选本问世后，还跟着出现了‘60年代’、‘50年代’诗人的诗选。除了当代诗人作品的出版比往常更加看好以外，连现代的诗人也似乎跟着沾了光。”[16]如果不是夸大的话，可以说由于《年鉴》的带动作用，“诗年选的出版渐渐发展成了小小的‘产业’”[17]。诗歌年选的热销也催生了诗歌类的选刊的出现。2000年初，河北的《诗神》杂志由原创型诗歌刊物改版为《诗选刊》，力图在诗选热潮中分一杯羹。《诗选刊》在办刊运作上也多方借鉴《年鉴》的思路，诸如民间立场、推重新人等，使得这份选刊十余年来越办越红火。更重要的是，《年鉴》在引发诗选热的同时还有助于促进诗选运作的多样化，《年鉴》以其“民间立场”的鲜明性和灵活的编选方式，刺激了各种各具特色的诗歌年选本的出现，其结果是“出现了标准完全不同的风格鲜明的诗歌选本”，“中国诗歌提供给读者的选本丰富了，好看了。”[18]

   《年鉴》不仅带动了形形色色的诗歌年选的生产，更是以其确立的编选模式、体例和理念，对其它选本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比如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也打出的是“民间立场”、“民间态度”、“民间选本”的旗号。不仅“民间立场”常常成为许多选本的标榜，《年鉴》的体例也影响深广。《年鉴》系列所形成的“年度推荐诗人”、“年度优秀诗选”、“诗论”、“年度诗歌大事记”这些栏目、板块为许多同类选本所效仿。由罗晖主编的《中国诗歌选》就是一个“准”年鉴风格的选本，它宣称坚持“民间立场”，希望诗歌来自生活，回到生活中去。这个选本共分6卷：第一卷为特别推荐卷，推荐年轻诗人；第二卷为作品选；第三卷为长诗卷；第四卷为海外卷；第五卷为诗词卷；第六卷为理论卷。这种体例几乎就是照搬《年鉴》。又如小鱼儿等人主编的《中国网络诗歌年鉴2007—2009》在体例上也是四大板块：一、推荐诗人，二、年度网络优秀诗选，三、网络诗论，四、年度大事记。近年来风头正健的《诗选刊》杂志在栏目设置上也有“青年诗人”、“民间精神”、“诗理论”等栏目，从中明显可看出《年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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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克

《年鉴》最突出的一个特色就是重视对诗歌新人的发掘，“每年都把最醒目的位置给予新的一代”，编者认为：“长期以来，最能体现诗歌正在发生的革命性变化的新人如果没有某种渊源，却很难被收进格局偏于固定狭窄的诗歌选本。”为此《年鉴》在体例编排上将第一卷设立为新人卷，加以突出，“企盼通过这种努力使该卷成为年鉴的主要特色之一和品牌，以吸引年轻人源源不断参与竞争”[19]。由于持之以恒的努力，《年鉴》系列确实推举出了一大批卓有实力的青年诗人，如黄金明、宇向、郑小琼等，以至《年鉴》的主编杨克敢于自豪地宣称：“我敢说……没有一个选本推出过如此众多杰出的诗歌新秀。”[20]《年鉴》这种突出新人的做法产生了明显的示范作用。比如由《诗刊》图书编辑中心编选的《中国诗选·春之风》、《中国诗选·水仙卷》等选本就将第一部分设置为“特别推荐”卷，专门推举新人。宗仁发自2001年起编选诗歌年选本，“每一年都要先检测一下有多少新鲜血液加入了诗歌的大循环……这个选本一直延续着让他们打头阵的体例”[21]。

    注重从民刊、网络上选择诗歌也是《年鉴》的一大特色，这也为许多诗歌选本所效法。杨克指出：“收入民刊和手稿以及网络上的好诗是《中国新诗年鉴》首创，先前几十年里作为公开出版物的年度诗歌选本，均只收国家认定的“正式”出版报刊上的诗作，在‘年鉴’其后出现的选本，也是几年后才开始收入民刊、网络诗歌并力推新人的。”[22]这种说法大体成立。在拓宽选诗的视野，关注诗歌民刊等方面，持民间立场的《年鉴》确实开风气之先，并对后来者多有启发。这方面受影响最深的就是《诗选刊》，它自2000年创刊始就偏向民间立场和诗歌新人，并因此赢得不少读者。有人就认为，《诗选刊》虽是公开出版的刊物，立场却相当民间，可以说比大部分民刊更有活力，也更“大胆”。[23]又如诗刊社推出的年选本系列（漓江版），最初选诗范围仅局限于全国正式公开出版的刊物，到了《2002中国年度最佳诗歌》则“同时对近几年比较活跃的，办得较好的社团期刊也适当进行了筛选”。[24]张清华编选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年度诗歌选本受《年鉴》的影响也颇深，其选诗视野也较广，其《2003年诗歌》中选自民刊的数量最多，约占一半，其他一半基本是由公开刊物、个人作品集和诗歌网站三分秋色；《2004年诗歌》则涉及民刊13种，公开刊物12种，个人诗集、合集（含自印集）6种，诗歌网站4种。在2001年选本序里张清华抛出“盘峰论争”之后的民间写作立场和“70后”崛起论；在2002年选本序里，他又提出了民间阵营的合流导致诗人个性的消弭问题；在2006年选本序里他再次申言狂欢时代民间诗写作的“去中心化”、“去等级化”的意义。可以看出，“民间立场”和民刊一直是张清华选本的关注重心，这显然脱不了《年鉴》的影响。

三、《年鉴》与1999后的诗歌批评话语

    《1998中国新诗年鉴》提出了一系列的诗学命题，如“民间立场”、“日常性写作”、“本土资源”、“中国经验”、“好诗在民间”等等，这些诗学命题或话语对十余年来的诗学批评和理论探讨都产生着持续的影响。

《中国新诗年鉴》“强调诗歌的直接性、感性及其直指人心的力量，它主张诗与当下人的生存的真实性息息相关，恢复诗歌对诗人遭遇的世界的命名能力”，“《年鉴》希望通过对更为广泛的民间写作群体的关注，通过对他们的作品的推介，发掘他们对当下生存的看法，对人性的态度”，“同时，我们需要警惕另一种倾向，以为随随便便写几句琐屑的‘自然生活’就叫诗歌……”[25]《年鉴》的编委谢有顺更是在《1999中国新诗年鉴》的序文中指出了诗人在“与时代的关系”上容易跌落的陷阱，即一部分诗人只是抒写个人微不足道的经验，而完全忽视了与时代的交流、沟通，这样的诗歌最容易陷入自我小圈子化的困境。《年鉴》上述的思想在张清华后来提出的“中产阶级趣味”等诗歌批评话语中得到了吸收和深化。2004年前后张清华提出并批评了诗歌写作中的“中产阶级趣味”问题，2006年上半年《星星》诗刊围绕张清华的文章《关于现今写作中的中产阶级趣味问题》，连续组织了几期名为“诗歌是否已成为中产阶级的下午茶”的讨论，吸引了陈仲义、陈超、徐敬亚、李少君等多位诗评家参与讨论，使得这一话题迅速升温。张清华所谓的“中产阶级趣味”其表现是：首先是冷漠，一种假象的成熟和虚伪的超脱。……其实质则是空洞、飘浮，是拒绝和无所作为，是物质的富有带来的相应的精神贫困。……无力和无能地书写着支离破碎的‘个人化’细节，表达着浅薄的优越感，逃避对生存的尖锐触摸，对公共领域的思考与判断……其二是完全的畸形的“自恋式”写作的充斥。个人经历、生活细节、狭小的社会关系、亲情与性爱经验、书斋中的个人事件……基本上是这样一些东西，构成了日益狭隘而贫乏的写作资源……是完全“自我中心主义”的幻觉的写作……它刻意放大和病态式地美化毫无意义的个人细节……其三是无节制的所谓“叙事”……某些人正是利用了将“叙事”作为了一个高雅的诗学概念的名义，包装起自己毫无意义的鸡零狗碎，来硬塞给读者的。[26]从张清华的上述表述中不难见出这一概念与《年鉴》的渊源关系。

    《年鉴》提出的“民间立场”等概念及其精神内涵在张清华的“外省诗歌”等命题中也得到了回响。在《1999中国新诗年鉴》的序文中，谢有顺就对“以北京为主导的诗歌秩序”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认为北京秩序不过是“知识分子写作”在幻觉中建立起来的权威，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富有活力的民间立场。而张清华也吸收了类似的说法，并发展为“诗歌中的文化地理”说。他说：“如果说外省的诗人可能更注重抒情或者写作的道义性担当，那么北京的诗人在我看来则最注重形式的实验与探求；如果说外省的诗人们有更多‘前现代的焦虑’与精神性追求的话，那么北京的诗人则有更多‘后现代的智性’与技术趣味。”[27]张清华称他所谓的“外省”“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应是一些相应的文化概念，它的基本含义即是‘边缘’。”“‘外省的诗歌’——我愿意在今天使用这样一个词语，把它当做一个诗学的概念。它使我们通过诗歌这种形式，触摸到现今中国社会的底部，最真实的细节部分，最分裂复杂的人性的现实，就像我们在文学史上看到的诗歌的基本面貌——国风、乐府、曲词、民歌——那样，‘现实’在哪里？就在诗人的作品中……当我们使用这样一个命名的时候，实际上更合乎现今诗歌的道德、价值与美学趣味方面的普遍状况。”[28]类似的话杨克也早就说过，他说：“打个也许不很恰当的比喻，《诗经》的精髓‘国风’，就是我们所编的年鉴区别于其他诗选的最重要的品质。”[29]仅从“国风”这一类同的说法，就可看出“外省”说与《年鉴》的渊源关系。

    李少君近年来提出的“草根性”诗歌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由《年鉴》的“原创性”、“中国经验”和“本土资源”等概念发展、演化而来。于坚在《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序言中曾说到：“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是对诗歌精神的彻底背叛，其要害在于使汉语诗歌成为西方‘语言资源’、‘知识体系’的附庸，在这里，诗歌的独立品质和创造活力被视为‘非诗’。……这种写作是侏儒化的、丧失汉语诗歌的尊严、毫无天才、毫无灵性、耍小聪明、用味同嚼蜡的‘知识’吓唬盲目的读者。”杨克在《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工作手记”中也曾写道：“我一直相信真正的艺术必须具有原创性，生存之外无诗。汉语诗歌的资源，最根本的还是‘中国经验’，是当下日常具体的生活。”而李少君的“草根性”意思是：“所谓草根性’就是，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二，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三、针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四、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其实，一言以蔽之，它强调‘根’，强调来自‘灵魂’的原始的活生生的切身感受、感觉。”[30]两相对照不难看出“草根性”概念正是从《年鉴》所主张的“本土性”、“原创性”、“日常生活经验”等理念发展而来。

    总之，杨克等人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以其丰富的带有原创性的理论批评话语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力，它所贡献的诗学概念和话语不仅成为新诗批评的有力武器，也提供了许多可以挖掘的理论资源，也必将有助于促进当下新诗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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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执廷，1975—，男，湖北荆门人，暨南大学中文系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

本文系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文选运作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项目批号：09YJC75103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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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沈奇：《中国诗歌：世纪末的论证与反思》，《诗探索》2000 年第1—2辑 。

[②] 伊沙：《世纪末：诗人为何要打仗》，杨克主编《1999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

[③] 宗仁发：《序：新世纪诗歌的疑与惑》，宗仁发主编《2005年中国最佳诗歌》，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④] 张清华：《序：近三十年的诗歌》，张清华主编《1978—2008中国优秀诗歌》，现代出版社2009年版。

[⑤] 荣光启：《“选本时代”的诗歌问题》，《汉诗》2008年第4辑，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209页。

[⑥] 张清华主编：《2001年最佳诗歌·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⑦] 荣光启：《“选本时代”的诗歌问题》，《汉诗》2008年第4辑。

[⑧] 张清华主编：《2001年最佳诗歌·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⑨] 沈浩波：《诗歌的“70后”与我》，《诗选刊》2001年第7期。

[⑩] 杨克：《中国诗歌现场———以〈中国新诗年鉴〉为例证分析》，《南方文坛》2007年第3期。

[11] 沈浩波：《诗歌的“70后”与我》，《诗选刊》2001年第7期。

[12] 《一个重要的通告》，《诗刊》2001年第7期。

[13] 刘波：《代序：在独立坚守中求新求变》，杨克主编《中国新诗年鉴十年精选》，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

[14] 谢有顺：《序》，杨克主编《1999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

[15] 伊沙：《现场直击：2000年中国新诗关键词》，伊沙主编《被遗忘的经典诗歌》（下卷），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17页。

[16] 张清华主编：《2001年最佳诗歌·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17] 杨克：《〈中国新诗年鉴〉2002—2003工作手记》，杨克主编《2002—2003中国新诗年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18] 于坚：《答〈诗选刊〉问》，《诗选刊》2001年第5期。

[19] 杨克：《〈中国新诗年鉴〉99工作手记》，杨克主编《1999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

[20] 杨克：《〈中国新诗年鉴〉2002—2003工作手记》，杨克主编《2002—2003中国新诗年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21] 宗仁发：《序：搜集意蕴和精华》，宗仁发主编《2004年中国最佳诗歌》，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2] 杨克：《中国诗歌现场———以〈中国新诗年鉴〉为例证分析》，《南方文坛》2007年第3期。

[23] 刘春：《刊物：哪一个更正规》，刘春主编《朦胧诗以后：1986—2007中国诗坛地图》，昆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6页。

[24] 《编者的话》，《2002中国年度最佳诗歌》，漓江出版社2003年版。

[25] 杨克：《〈中国新诗年鉴〉2000工作手记》，杨克主编《2000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

[26] 张清华：《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3年诗歌·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7] 张清华：《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7年诗歌·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28] 张清华：《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诗歌·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29] 杨克：《〈中国新诗年鉴〉99工作手记》，杨克主编《1999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654页。

[30] 李少君：《诗歌与诗人的归来》，《新京报》2005年5月26日。

杨克

再没有比这个论坛点击率高的文学艺术类论坛了！相见恨晚呵呵

桑眉

呵呵。不晚。
您去台湾前代曾蒙向您约请的专栏稿件仍在期待中，sangmeier@sina.com
或直接发与网站邮箱。

杨克

请问是什么稿约？久了 ，有些糊涂。

杨克

是在网站做个专辑？？

曾蒙

对头，克兄。想念你的微笑。漳州一别，10 多年啦。

杨克

如何交稿？

曾蒙

作品（多多益善，不论体裁），照片，简介。发我邮箱：
zengmeng72@163.com
曾蒙这厢有礼啦。
论坛已有的作品就不发了，我到时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桑眉

周末好!
接上头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