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安度晚年或偷渡晚年或抢渡晚年（上）

王西平

默默：安度晚年或偷渡晚年或抢渡晚年（上）

诗人诗生活系列访谈（二十四）默默篇






默默：安度晚年或偷渡晚年或抢渡晚年








提问：王西平，1980年生，诗人，记者，《核》诗歌主编。


回答：默默， 1964年7月14号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上海冶金工业学校。1979年开始诗歌创作至今。1999年创办默默工作室，现任《撒娇》诗刊主编。



1981与王小龙、张毅伟、蓝色创办《实验》诗刊；



1982年与海子创办《牺牲》诗刊，后更名《城市的孩子》诗刊；



1985年与刘漫流、孟浪等创办《海上》诗刊；



1985年与郁郁、孙放等创办《大陆》诗刊；



1985年与京不特、胖山等创办《撒娇》诗刊；



1987年与郭吟，俞惠健、胖山等创办《劳动界》诗报；



1987年与刘漫流创办《诗经》诗刊；



1988年与冰释之创办《上海诗歌报》；



1991年与芒克、唐晓渡等创办《现代汉诗》；



2001年创办撒娇诗院，藏书30000册；



著有史诗《在中国长大》、系列小说《我们中国的梦》、长篇小说《四十大惑》等12部诗集。











遥想与记忆






问：“我爷爷拾荒拾到了上海，垃圾筐在肩上，叉子往筐里一扔，财宝进来了。我父亲也是这样……”这是说您的先辈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族史，讲讲属于您自己的吧。



答：我是上海第三代民工的后代。抗日战争后，在乡村教私塾的爷爷，上世纪40年代来上海打工，解放后留在了上海。



父亲朱明成也是个工人，在一家橡胶机械厂当车工，年轻时也喜欢诗歌，据父亲回忆，结婚前他有许多藏书，新婚之夜放在阳台上，全部给一个雅贼洗劫一空，为此父亲常常扼腕叹息。



曾祖父朱步鉴是乡里的落魄文人，1967年江苏大寒之日，流着泪，一页页撕着康熙字典烧火取暖冻死的。



93年随父亲回老家苏北盐城阜宁祭祖，翻阅了朱氏家谱，看到了朱氏家族的“紫阳堂”堂号。2006年结识了聂圣哲，一日与圣哲在苏州相会，言谈中圣哲说到他有紫阳堂的全本家谱，宋代理学家朱熹是紫阳堂的第八代后裔，方才知道自己原来业算朱熹的后裔。



外公也是1967年去世的，印象中外公戴着一付玳瑁眼镜，儒雅，斯文，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能把肉丝切得像绿豆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66年后被强迫每天清扫街道，他觉得斯文扫地，每天凌晨1点他就起床去清扫，扫完后赶紧溜回家。不久，就气出了胃癌，去世了。不过，外公留下的家训多我的影响甚深：对人应慷慨，对己要节俭。这现在也是我为人处世的一个重要原则






问：7月14日，这一天，中国文艺界掀起一股大批判的浪潮，一大批小说、电影、戏剧、美术、音乐作品被否定。这一天，香港影星林黛自杀辞世。这一天，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中苏两党开始公开论战。同时在这一天，撒娇大师默默出生，在这样一个特殊气息混杂的环境下出生，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答：1964年7月14日我出生于上海，就因为7月14日是法国大革命的纪念日，从80年代起，上海的诗友们习惯一到这天，就上我家，过两个生日，一个是“人权提出日”的生日，一个是我的生日。其实，我出生的那一天，可能还发生了很多事，大地上的稻穗沉甸甸地垂下了，一座雕像裂缝了，一个男子失去了心爱的女子，一只蚂蚁被一只路人的脚踩死了。母亲告诉我，那天上海奇热，出生后我就哭个不停，好像不愿来到这个世界上似的。






问：像您这一代人接触到最多名词就是“世界观”，人生一路，不是大人，就是上级。有了问题，就是世界观改造不好，需要认真改造。有了成绩，则是世界观改造好的结果。“世界观”既是一个帽子又是一个筐子，那么您小时候，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形成，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有多大？



答：我们是在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鞭笞下的年代里成长的。我如今已形成一个平凡的世界观，那就是“诸恶莫施，众善奉行”，父母亲都是善良的人，我的这一世界观都是受父母亲的熏陶。






问：人一过二十六岁就难得再有机会打架了。有人对打架的总结是：15岁左右的打架是缺乏艺术性与传奇性的。从20岁开始，真正的打架生涯才算到来，指导思想也从“想把对方打趴下”上升到“把对方打残”甚至“打死”，因此这一时期的打架既凶残也好看。想必您也有过打架的经历吧，能记得最后一次打架的情景吗？您打架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手段或方式呢？



答：打一个无耻的撒谎的画家。在酒桌上忍无可忍，先用杯中的酒泼了他一脸，然后挥拳而去。记得那天扭打一团，把朋友家的书橱玻璃都打碎了。人的问题最终还是以动物的方式解决。这就是打架的哲学意义。






问：穷人如何做到“诗意的栖居”？您最最穷的时候会穷到什么程度？



答：依靠一个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穷人也能做到“诗意的栖居”，我始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按劳分配。我最穷的时候的是1992年，穷到回不起一个朋友的电话。当时上海公用电话的传呼费是3分钱，回话费是4分钱，而我裤袋里只有6分钱。






问：张清华曾在专论中称六七十年代地下诗歌的启蒙为“黑夜深处的火光”，我要问的是，您学的是会计，怎么后来迷上了诗歌呢？说说您的诗歌写作是怎么开始的？



答：79年开始写诗。第一首象样的诗是《夜色》，一边洗脚，一边望玻璃窗。倒掉洗脚水，赶紧草就在课文本上。当时也写诗，在日记本里填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七律五言，不知所云地责备老师，抒发无病呻吟的恋情。只有《夜色》还可以，抄录于此：






明月下



抬头望



夜色青溶溶






黑屋里



眺窗外



夜色白橙橙？






噢，原来隔了一层玻璃






这是我十五岁的作品，如果十一岁那些语焉不详的小情诗都不算，那么这首诗就该是我现存的第一首诗。非常遗憾，一点都不像一个大师少年的手笔。81年初，开始如火如荼地写。上学路上写，上课时写，课间10分钟休息时写，放学后回家就写。每天诗意蓬勃，写得昏天黑地。上衣口袋是诗篇，裤袋里也是诗篇。写到81年6月，高考时凭尚可的数学分数，勉强考入了上海冶金工业学校财会班。照旧是每日每夜地写。幸亏是写诗，不是作爱。如果是作爱的话，现在我早就命归黄泉了。不但自己写，还号召全班写。在我的鼓动下，后来全班都开始写。班主任指责我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把财会班自由成诗歌班。









问：我手头有两本2004年由您主编的《撒娇》，一红一黄，黄的上面刊发了不少“撒娇新秀”，用您的话说“编这期夏季号，一下子发现了很多天才，使我有点措不及防”，这些天才有不少是80后诗人，而且有些已经成为中国诗坛的新锐力量，那么自2004年以来，您还发现了哪些天才？



答：后来又编了一期“撒娇·钝一代”专号，收入了上海的黯黯，梅花落，杭州的方石英，湖北的辛酉，厦门的二号车厢、稻菽，北京的然墨，河北的天岚，他们都出生于80后。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西宁的西原，海口的马飞剑，广州的黄忠，我认为，不久的将来，他们都将会是中国诗坛的扛鼎人物，其实他们的一些诗章已经为当代诗坛添光溢彩了。今年5月在黄山诗会上，与会的第三代诗人们都还谐称梅花落为“80后的梅老大”。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诗歌与观点






问：《矛盾颂》写的是您远离诗歌11年来痛苦的心路历程，对于这次回归，您的解释是，钱够花了，应该回到诗歌上来。如果这11年您的钱还不够花，那是不是意味着要推迟你的“重返”计划？假设经济上永远达不到您所预期的那样，这辈子是不是要在诗歌上阵亡了？



答：呵呵，天助我也。本世纪初我开房地产顾问公司时，挣了不少钱，也买了许多上海公寓，现在依靠这些公寓的租金，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鲁迅先生说过，写作在需要闲。重返诗歌界以后，我写了两本本诗集，一本是《长颈鹿看到我们的未来》，一本是《全世界女孩》，其实，我的另外十本诗集是在1986年全部完成了。






问：
张爱玲在《到底是上海人》中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甚许是不健康的，但是这里面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显然，上海人的特征，是一种文化特征。那么您的身上，有哪些典型的“上海元素”？



答：张爱玲的上海是个假上海。上海是个复杂的多元构成，有东北角产业工人居住为主的杨浦区，有解放前白领后代居住的静安区、黄浦区，有解放后外来迁移进来的新产业工人居住的徐汇区、闵行区，有改革开放后迁徙在浦东的新上海人。我身上的上海人特质是“讲信用”，说话算话，一言九鼎。这也是大部分上海人身上都有的品质。这与上海是几百年的商业社会有关系，你知道，商业交易最重要的一条是讲信用。张爱玲小说里的上海只是上海的一个撮耳小角，小资想象的一个伪上海。欢迎你以后来上海入住上海撒娇诗院，化时间体验一个完整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