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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杰:作为导师的王元化先生

2020-12-18 09:58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傅杰 阅读

今天是王元化先生诞辰一百周年(1920年11月30日-2008年5月9日),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多位学者参加的“古典资源的再发现与现代重建:纪念王元化先生百岁诞辰学术研讨会”。本文是傅杰教授在会上的发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王元化

王元化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元化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主席、也是我的师兄胡晓明教授让我作为学生代表致辞。从1985年受聘兼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招收第一届研究生蒋述卓与陆晓光,到1995年我作为他最后一届研究生毕业,元化师共带了四届五位博士生。先生一生经历丰富,著作多种,受沾溉者不计其数,作为及门弟子,我们自然有更多难以尽言的回忆与感受。古人有言: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我想我们最深的感受,就是先生不仅是经师,更是人师。

1992年9月我入学时,元化师已七十二岁,名满天下,事务繁多。但他对我以及已经毕业工作的师兄的学业都不放松。先生1992年10月18日的日记载:“午后晓明、傅杰、萧华荣来。我曾提出每两周举行一次读书心得的交流,这是第一次。”11月1日的日记载:“午后是约定双周读书交流的时间,晓光、傅杰来,晓明缺席。”我忝列于先生门墙之前受的是文献学训练,在杭州大学教过训诂学课,先生不止一次向人表扬我文献基础好。但当我在读书会上以两位近代思想家用语相近,认为后一位承袭了前一位的观点,先生又提醒我注意思想史与学术史研究的复杂性,告诫我不能根据训诂学常用的归纳与对比方式来轻易裁定思想家之间的相互影响。

先生教我们读书,重视根坻也重视思辨。他早年反复研读黑格尔《小逻辑》,从不知所云到兴味盎然,自觉受益无穷,写下十一本笔记,这就是后来出版的《论黑格尔》的主体。他也要我学《小逻辑》,可惜我实在不具备这样的资质,终于半途而废,未能达到他的要求。所以我曾开玩笑说:元化师战胜了黑格尔,黑格尔战胜了我,我战胜了元化师。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先生虽然对我们关怀备至,鼓励有加,但我们其实都不可能完全传承先生的所思所学,这是我们实在不能不感到惭愧的。

先生心胸坦荡,跟我们无话不谈,喜怒皆形于色,既会因受到称颂而高兴,也不掩饰自己的短处与受到的批评。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朱维铮教授在外扬言:上海只有王元化还可以谈谈。先生给我转述时说:“这个朱维铮!我说你爱怎么得罪人我不管,你别把我扯进去啊!”但从先生的灿烂笑容中我就可知他的得意!而当时华师大为每位博导配备了副导师,我们的副导师是陈谦豫教授与前引先生日记里提到的跟我们一起参加读书会的萧华荣教授。萧先生是山东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元化师告诉我:萧先生有一次进门就说:“王先生,我几次来您都在看电视,我们山大的那些老先生非常用功,他们都不看电视的。”先生笑称:“我当时很气,但想想他是对我好才这么直言的。我是不如老前辈们用功。”

王元化先生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徐中玉先生(左)与钱谷融先生(中)合影

王元化先生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徐中玉先生(左)与钱谷融先生(中)合影

程千帆先生1994年在跟莫砺锋、张宏生、张伯伟、程章灿四位博士生谈话时,要求他们既立足于传统,又“与外来文化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结合起来,不是生搬硬套,是融解,渗透,这里面有非常严格的界限,这可以以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后一辈的朱光潜,现在还在从事学术活动的王元化等人为代表,这些人把传统文化与外来的文学文化相渗透,相结合,无论在文献学本身,或者在文学历史或文艺学美学的研究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元化师看到这篇1995年发表的谈话录自然也是高兴的。而1996年我陪他到南京大学参会时去拜晤程先生,出门来在路上元化师则又笑称:“跟程先生谈话,我是一句古诗都不敢提的。程先生、钱仲联先生这些老辈肚子里的诗都以千计,我这点底子是完全不能跟他们对话的。”

不仅在学期间,即使就业以后,元化师也时刻关注指导着我们的学习工作。我进门最晚,入学时后来任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多年的大师兄蒋述卓已去暨大执教,担负起了领导工作。先生跟我说他曾要求大师兄不必做更显赫的官,就安心呆在学校里为同学们老师们好好做些事。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副系主任期间,协助系主任陈思和教授从北京大学引进了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及其学术团队。元化师一直很尊重裘先生,曾在他主编的《学术集林丛书》中收入过裘先生的论文集《文史丛稿》,听到消息非常高兴,突然又皱眉说:“复旦能不能一直保证支持裘先生的工作啊?别来了以后弄得不好,你就对不住裘先生了。”那种真切的又是欢喜又是忧虑的神情,至今历历如在目前。

身为上海文化界的领袖,元化师本就难得空闲。兼任博士生导师后自更忙碌。除了指导我们,他又到北京、杭州、苏州等地,主持过黄药眠、姜亮夫、钱仲联等教授的博士生的答辩。而他晚年更揽下三件事:一是主编《学术集林》丛刊与丛书,二是组织《古文字诂林》的编纂,三是推动《王国维全集》的整理。后面这两大项目都是由华东师范大学承担的。我在博士生时代就开始参与这三项工作,跟着去北京看他召集《古文字诂林》专家座谈会,跟着去杭州看他主持《王国维全集》编纂工作会。至于《学术集林》,从约稿到审稿,到与出版社的种种交涉,先生全都亲力亲为。1994年5月28日先生的日记载:“上午傅杰来,修改他为丛刊写的《经眼录》。傅读书很多,但不大写文章,文字较涩。我改好,交他誊抄,以便发排。”《经眼录》是我写的书评《新书经眼录》。元化师的文章语言考究,每每精益求精,一改再改,对我的行文颇不以为然,于是动手逐句加工。到了博士阶段,他都是这么手把手教我们的。

清代学术大师钱大昕曾感慨师道之废已久,“古之所谓师者,曰经师,曰人师;今之所谓师者,曰童子之师,曰乡会试之师,曰投拜之师”。我们何其有幸,能在青年时代受到即是经师更是人师的先生的点拨。我们自以能成为元化师的学生为光荣,也常常能感受到这种光荣。犹记在读期间,我随今天也在座的友人陆灏出差北京时去谒见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开门之后陆灏介绍:这是傅杰,是王元化先生的博士生。汪先生点点头,神情淡漠。聊了会儿汪先生问我:“刚才我没听清,他说你是谁的学生?”我重复了元化师的名字,汪先生忽然就兴奋起来:“哦,王元化啊!我不认识王先生,但非常佩服他。李一氓、李锐、王元化,都是共产党中真正的读书人。”元化师的教导,元化师的著作,都是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养料。为此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永远感激母校,也永远怀念我们敬爱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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