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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 曾国藩:中国式的入世禁欲

曾国藩

曾国藩

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曾国藩可一直是经久不衰的人格偶像。梁启超、蔡锷、青年毛泽东、蒋老先生都曾经崇拜之至。不仅带兵的、为官的、有政治抱负的服膺他,连一般读书人也对他敬佩不已,视之为儒家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完美体现。

“内圣外王”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中,但它一直是儒家义理结构中的核心理念。内圣外王本来有两层含义,社会政治层面的暂且不提,就人格理想层面而言,说的是人的生命具有普遍的内在之善,内在之善通过个人道德上的修身成仁成圣,进而向外扩展治国、兼善天下,是儒家人格发展的终极理想。《大学》中的三纲领、八条目集中地表达了儒家内圣外王理念的内在逻辑。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依次涉及到知识(格物致知)、道德(诚意正心修身)和社会政治(齐家治国平天下)三个层面的问题。它们呈现出体(道德)、用(政治)、文(知识)的等级关系。

先秦的孔子、孟子和荀子已经揭示了内圣外王的荦荦大端,从内圣外王所包含的知识、道德和政治三者关系来看,先秦之儒还比较注重它们之间的圆通和平衡,尽管在孟子和荀子那里已经分别表现出内圣和外王的两歧性指向。以后的各代儒家对内圣外王都有其各自侧重点,以较具典型意义的汉儒、宋儒和清儒来说,分别以立功(政治)、立德(道德)和立言(知识)形成了自己的一代特色。内圣外王的各方面成就实在要求太高,虽然其为各代儒家所心仪,但每一代儒者都不免抱残守阙,“三不朽”之伟业,令一般儒林士子无法三全,终身报憾矣。

偏偏到了中华帝国的末世,在儒家文化大江东去的前夕,却回光返照似地出了一个曾国藩。从他完成的业绩来看,确乎是前无古人,后无追者:作为晚清名臣,统帅湘军、平定叛乱,中兴王朝;又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识大势,顺潮流,办洋务,开中国现代化之滥觞,此为事功之业。作为最后一个理学家,一宗宋儒,又不废汉学,以经世致用之精神,不拘一家一说之定规,博采群学,淹贯众流,义理、训诂、词章、经济均不偏废,各有所得;尤其是得桐城姚 之遗风,在“古文”写作上达到了开宗立派的成就,此为学问之业。作为一代人师,身居一品高位,仍然勤廉为本,慎独、主敬、求仁、习劳,以一己之道德形象凝聚千军万马、百官同僚,成为儒家伦理的人格楷模,此为德性之业。事业、学业和德业,能在一个方面有所成就,就足以留芳百世,何况三业并举,自然令后人仰慕不已了。

我觉得,曾国藩在许多方面颇类似亭林先生。曾本人对明末清初的那批名耆也是推崇备至:他说:“国藩尝采辑国朝诸儒,言行本末,若孙夏峰、顾亭林、黄梨洲、王而农、梅勿庵之徒,皆硕德贞隐,年登耄耋,而皆秉刚直之性。寸衷之所执,万夫非之而不可动,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夺。故常全其至健之质,跻之大寿而神不衰,不似世俗孱懦竖子依违濡忍,偷为一切,不可久长者也。” 亭林先生在明末清初是斥理气性命之玄谈、开经世致用风气之人,他留心经世之学,广抄经史子书。他在江河破碎、士风败坏之世,又高风亮节,以浩然正气撑起一爿天地。正所谓“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也。顾亭林的学业、德业成就之高,是曾国藩难以望其项背的,倘若生逢其时,完全有可能取得彪柄万世的非凡事功。因为他并非冬烘先生,从潜质上说完全是不可多得的治世之才。可惜历史不曾给他这样的机遇。

相形之下,曾国藩是幸运的。他处于王朝末年的乱世之中,太平军的造反、满清贵族的无能,为他提供了在朝廷体制之外充分施展才能的历史空间。乱世出英雄,曾国藩遂得以一举成名。一代晚清重臣为拯救时世所召,重新拾起前朝耆儒的经世致用传统,义理实学并重,以知进德,以德致用,终于成就立功立德立言之伟业。

不过,如此招人眼红的“三不朽”之业,实在说来也多少是后人的溢美之词。旁的不说,即使以儒家内圣外王的自家标准,在理想人格一层当然还算说得过去,但儒者的终极关怀并非止于个人的成圣成王,而是尧舜之世的再现。内圣外王在社会政治层面的意思是说理想的社会乃是合乎伦理原则的人际秩序,这一理想的实现有赖政治精英个人的道德素质,因此由圣人执政是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有效途径。亭林先生在世之时,一直期盼着“正人心,厚风俗”的名教之治,他自己的一举一动无不具有为天下立身的用世之意。曾国藩亦作如此观:“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然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

曾国藩之所以一生慎独,严于律己,不也是希望以此“转移习俗,陶铸人才”么?在他的周围、幕中曾聚集了一批晚清王朝最出色的人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李鸿章、沈葆桢、薛福成、容闳等等。曾国藩能够吸引一时之英豪,除了他标举的事业有号召力和识才擅用之外,还与他人格魅力有关。曾国藩是一个补天型的治世英雄,而非拆天型的乱世豪杰,并非象他的对手洪秀全那样是半神半人般的先知,其魅力从来不诉诸于“奇里斯玛”(Charisma)的宗教迷狂。曾国藩的人格魅力是儒家圣贤型的,以个人跄道德表率和清明的理性涵养成为众人的行为楷模。这样的人格缺乏思想的溺力?改筹换代、称帝为王的气魄(所以秒泽东尽管早年“独服曾文正”,但后来却不屑一提,不要说曾文正,连秦王汉武唐宗宋祖也不在话下了),却被志为“帝王师”的?大夫所景仰。因此晚清帝国士大夫阶层中有心补天的才俊纷纷云集曾的麾下,希望再现远古道德清明的尧舜之世。

然而,曾国藩的忠精报国尽管畸得了所谓的“同治中兴”,但仅是昙花一现而已,内忧外患始终伴随着他。更令人沮丧的是,“中兴”之后反而世风日下,不说紫金城里的颟顸迂腐,即使亲手培植的湘军,攻下南京之后也是腐败丛生,千夫指骂。一生心仪礼教之治的曾国藩临终前肯定是万般无奈,心情惆怅,纵然功成名就,但比较起儒家的终极关怀来说,那些东西只不过区区小事,连长治久安也谈不上!从这一点上说,生于末世的曾国藩又是不幸的,个人的成就并未带来世道的清明,这样的“不朽”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再进一步究之,说是立功立德立言,真正在历史中排得上号的恐怕还是立德。所谓立功立言,仅是差强人意而已。以事功来说,平定洪杨之乱属见仁见智之事,假如不是满清政府,而是汉人当政──即使这个汉人信的不是孔夫子,而是上帝──中国是否会走明治维新式的道路,也尚未可知。在推进政制变革方面,曾国藩也远不及秦之李斯、唐之魏征、宋之王安石和明朝的张居正。当然,曾国藩开洋务运动之先河功不可抹,但论功行赏,洋务的最大功臣不是曾,而是他的弟子李鸿章。再说立言,曾国藩除了在“古文”上别树一帜,于义理、训沽并无原创性的建树。中国历史上向有经师、人师之分,曾国藩应该属于人师一列。他之所以赢得同时代和后人的崇敬,说到底是因为他“德、功、言”全面发展,而且成就皆不俗,实乃儒林中一大景观。更难得的是,他身居一朝重臣之显位,依然不忮不求,以德自重,倘若纯粹以德性论,即使在曾国藩的同代人中亦不乏盖过他之佼佼者。作为一介寒士、在野乡绅或清流党人,要显示君子之德并不算难,因为人性尚未经受功禄名利的逼人诱惑。我们已经见得太多的权力对道德的腐蚀和对名士的戕害,而曾国藩虽然权倾朝野,名盖天下,却仍能恪守儒道,真不失为一个德性中人。

以我个人的感觉,曾国藩德性的先天条件并不算好。天性淳朴的人往往比较单纯,总是天真地相信人性的普遍之善,相信世道应该如希望的那样纯洁美好。而曾国藩过于精明敏感,他太懂人情世故,太擅长洞察人性的阴暗和陷溺,以至于自己的心思无法不周密。一般来说,这样的人最好的也是应对有度,无从进入圣人的境界。偏偏曾国藩以圣人之道自任,所以活得格外心累。要成为有德之人,他之一般天性纯朴之人要付出十倍、乃至几十倍的修炼功夫,他不仅要与外界种种无法避免的功名利禄周旋,而且还要与内心过于洞察世态炎凉、人情世故的魔鬼作斗争,明知善心不一定有善报,也坚持“不问收获,但问耕耘”,追求“仰不愧而俯不怍”的良知自得自乐境界。

曾国藩毕竟不是性情中人,纵然有真性情,处于那样错综复杂的位置,也不敢拿出来随意表露。为了事情的圆妥,他不得不虚与委蛇,以术取胜。曾国藩不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误入官场的儒生,他懂权术,而且日见老道。刚出山时曾国藩还一味迷信“乱世用重典”,得了个“曾剃头”的恶名,以后经过若干挫折,又受黄老之学的启发,他的权术磨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自称:“含刚强于柔弱之中,寓申韩于黄老之中。斯为人为官之佳境”。在曾国藩看来,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德和术两者是不可偏废的,为了在其中保持张力,游刃有余,他费尽了脑筋。比如他总结与人周旋既要有真意又要文饰:“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无文饰以将之,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 不过,如此行事,常常会给外人落下一个城府极深的印象。他的内心除非极亲近之人,一般人无法揣摩悟透。尽管他以“诚”自命,但周旋得太艺术,反而造成了“虚伪”的嫌疑。老友左宗棠就一度作如此误解。这令曾国藩耿耿于怀多时,说别的也罢了,偏偏“虚伪”二字足使他这位以德自律的儒者抱冤终身!当后来左宗棠终于冰释前嫌,重归于好时,曾国藩的兴奋是可以想象的,没有什么比朋友的谅解更重要的了,相比之下,其珍贵甚至超越了浩荡的皇恩!

他的确比一般人更需要别人的谅解。说是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但一旦置身于官场,往往身不由己,不是以“德”只能用“术”来处理辣手问题,以调和义与利的尖锐冲突。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儒家义理的缺陷问题。儒家的政治学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那种以义为唯一诉求的王道哲学所体现的只是信念伦理,而缺乏实际政治操作所必不可少的责任伦理,用牟宗三先生的话说,是只有“政道”,而无“治道”。更确切地说,儒家在中国文化中仅提供了一种高高上悬的、道德化的政治哲学,而可以付诸实践的政治学(包括制度设置、法律规范、权力的操作技术等等)却是由法家、兵家和道家提供的。这就意味着,如果不在其位,仅仅是书生议政,儒家的那套“为帝王师”之高论自然足矣;一旦身居要职,就有一个如何将“为帝王师”之哲学转化为“帝王之学”,既然孔老夫子、孟老夫子不屑言之,就只好到申韩、黄老那里去讨智慧了。但后者是价值中立的技术之学,只讲利害,不论道德的,当一个人权术把玩到登峰造极的臻境,难免要与德性磕磕碰碰,发生冲撞。自然,人们不能以纯粹的伦理标准衡量政治家的行为选择,但行为违背道义毕竟有损于政治家的清望,在曾国藩的从政史中,不是没有留下这样的道德污点,比如杀韦俊、包庇九弟曾国荃等等皆是出自湘军一己之私利,于公德、私德都有大愧。即使象曾国藩这样看重道德的政治家在官场也不能免俗,常常要做违心之事,以至于“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又遑论一般功利之徒!从绝对的意义上说,官场无疑是良知的失乐园。

精明的曾国藩在政治利害关系上当然从来不曾迂腐到“以义害利”,但其难能可贵之处却是只要不涉及“公”的利益(比如王朝和湘军的利害关系),而只是一己私利,便毫不含糊地“舍利取义”。能够握有近乎“绝对的权力”而拒斥哪怕是相对的“腐败”,在中国历史上委实罕见,尤其是到了帝国的末世,更属不易。曾氏晚年,功盖天下,权倾朝野,不少人处于这样的地位早已是利令智昏,刚愎自用,但曾国藩却异常冷静,常作退隐之想,在家书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流露出不能久作官,还是告老还乡,以耕读为本。对于子孙,也全无培植太子党之意。他对儿子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曾国藩尽管做了几十年的大官,但内心深处仍然没有改变儒者的本色,仍以儒家的读书明理为自己的生命关怀。他擅权而不贪权,在位而不恋位,除了得益于先儒的教诲之外,还与老庄思想有关。在黄老之学里面,曾国藩吸取的不仅是用权的艺术,还有人生的真谛,因而在德性上大有长进,这正是他比起一般功利之徒来的不同凡响之处。许多士大夫接受老庄往往是人生失意的时刻,而曾国藩在仕途炙热时能够体悟人生,并化为内在德性,颇为难得矣。

当曾国藩步入晚年,他似乎参透了生命的意义,在他看来,仕途不过是过眼烟云,最要紧的还是做一个圣贤。富贵功名,皆由命定,惟作圣贤,全凭自己。因此晚年的曾国藩几乎以入圣为贤为生命的终极追求。以他个人的经验,明白对于象自己这样功成名就之人,德性的最大敌人莫过于“忮”(嫉贤害能)和“求”(贪利贪名)。他说:“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命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仿之际。……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 为了自警,曾国藩特作诗二首,告诫自己“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他在为人待物上的确值得称道,左宗棠对他的成见一度如此之深,又几次不顾情面让曾难堪,按照常理朋友一旦疏远往往易成心理上的仇敌,但曾国藩仍然能够以恕道待之,甚至称赞左为“当今天下第一人”。如此虚怀若谷的气度在大政治家里恐怕真是太希罕了。

马克斯·韦伯说过,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必须拥有三方面的秉赋:一是对自己认定的价值目标的生命关切和献身热忱,二是基于上述关切而产生的现实使命感并具有实现这一使命所必需的责任伦理,三是对现实超越感情的冷静判断和深刻理智的洞察能力。韦伯理想中的政治家是即在世俗又不为世俗,拥有权力又不迷恋权力,在工具理性的行动过程中实现价值理性的神圣目标。显然,这是西方清教徒的形象。曾国藩自然不是清教徒,但在他的身上多少也体现出了中国式的“入世禁欲”精神。与一般清谈义利之辨的儒家官员不同,他具有十分出色的经世致用才能和行政领导能力;与许多追名逐利的官僚政客比起来,又始终不失终极性的价值追求和清廉正直的个人私德。晚清毕竟是一个从传统跨入现代、封闭走向开放的“三千年未有”之大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最有可能出现既有传统献身精神和道德关怀、又具现实应变能力和责任意识的非凡人物。曾国藩就是这样承命而来,应运而生,在“入世禁欲”精神的导引下,成为“三不朽”的传统典范。可惜的是这样的精神不能维持良久,当社会日趋世俗、时务日趋复杂的情形下,个人的道德和仅剩的一点书卷气大概都显得过于迂腐了,于是后人变得更加机谋权变、精明练达,而在道德上却无所顾忌了。曾国藩门下的第一高徒李鸿章在才干上比起他的恩师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私德上却差之千里。从“入世禁欲”到“入世纵欲”,难道这是历史不可违抗的法则么?

相隔一个半世纪以后,当又一个大时代来临之际,曾国藩的再度走红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以我书生之愚见,当人们津津有味地读着《曾国藩》,吸取的多是些技术性的“领导艺术”一类,而独独忽略了他难得的德性,忽略了他经世才略背后体现出的精神关怀,倘若真是这样,曾公地下有知,是否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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