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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的伦理:教授、知识分子还是作家

罗兰·巴尔特(1915-1980)法国思想家、社会学家

罗兰·巴尔特(1915-1980)法国思想家、社会学家

写作必须像法官的判决词一样,我们不求漂亮的句子,而求站得住、公正的句子。巴尔特认为,在一时的义愤下,求激情中的忠诚,公正地运用自己的逻辑和句法,求表达本身之正义,这才可以算写作,唯一的写作。写作只求每一个句子的威武不屈和顶天立地。

读书人的伦理:

教授、知识分子还是作家

文/陆兴华

那些原想做作家的,后来大都跑到大学里混教授去了。做教授不安心,又去做了知识分子。一见到做知识分子有学术、道德和政治之间的辩证之难,他们又退回教授位置。退后的郁闷里,才开始写作。

这时,他们已不是斗士。著书立说,是要成为艺术家、思想家、教育家,与写作要求于他们的抵抗运动和恐怖姿态相去甚远了。

想做知识分子、教授和作家,但我们有可能一辈子都无法作出卡夫卡式的写作决断,去真正开始文学式、革命性的行动。我们总是在试跑,起跑动作做到很优美,就是跨不出那决定性一步。做教授和做知识分子,成为一条世故的退路。

我们不光都是失败的作家,而且很有可能,我们都是从未开始真正的写作行动的作家。学术、研究、哲学、理论、思想等等,可能都只是我们不肯开始真正去写作,去战斗的借口。写作也许才是我们的真正使命。

教授和知识分子自己也是异化的,有待解放的,去成为作家,做出写作行动,也就是解放的行动,是自我拯救。

罗兰·巴尔特指出了我们读书人的这一困境。他认为,教授或知识分子只有走进真正的写作,才能解放自己。他们去做学术、研究、理论和思想和艺术时,也应该去写作。巴尔特通过下面几点说出了一个读书人必须反复慎思的伦理。

一、写作

为什么读书人总想要去写作?

巴尔特答:

1.写作是因为出于这样一种需要:得到一种我们都很知道是与情欲不是没有关系的快乐;

2.因为写作使言语、个人、人格非中心化,让人去完成一种其根源是无法被察觉的劳动;

3.要去实现一种“赠予”,去做出一种鲜明的活动,去操作一种差异;

4.为了被人赏识,被满足,被喜欢,被质对,被确认;

5.为了完成一种意识形态或反意识形态任务;

6.为了服从一种秘密的地形、争执着的分配、永恒的估价之汇聚;

7.为了满足朋友的需要,让敌人懊恼;

8.使我们这个社会的象征系统裂变;

9.为了生产出新意义,也就是说,生产出新的力量,以一种新的方式去掌握事物;

10.最后,写作是为了挫败观念,击破偶像,打破对那独一的决定、终因的恋物,歌颂多元主义活动的高等价值,打破因果律,不要应用性,也不要一般性,而是去成为文本本身。

写作必须像法官的判决词一样,我们不求漂亮的句子,而求站得住、公正的句子。巴尔特认为,在一时的义愤下,求激情中的忠诚,公正地运用自己的逻辑和句法,求表达本身之正义,这才可以算写作,唯一的写作。日记式的私人的正义式写作,还是处于个人的意象域里面的,而写作必须是:我的唇实验着公正的事物,我的肾因此而激荡。写作只求每一个句子的威武不屈和顶天立地。

句子同时是风格的单位、工作的单位和生活的单位。福楼拜说,他靠弄句子过日子。是在制造句子的层面上说,我们才认为作者创造了这本书的历史。句子的层层冒险才是福楼拜的各本小说之真正小说。

福楼拜的句子是一种物,它永没完成。句子是自由的。作家并不是被打入永远去寻更好的句子的苦行中,而是被推到去肩负所有的句子的责任下——哪怕上帝,这样的一种艺术之神,也没法为这样的工作奠基的。

巴尔特认为,是马拉美为福楼拜来收场。马拉美认为,句子是写作的本体。句子比书重要。每一个句子都是一本书。句子像骰子那么一甩,无限的膨胀就开始。这样的书正在到来。作家应该心中念记着这样的一本正在到来的书去写作。作家不再是修辞家,而应该成为语言学家。

马拉美(1842-1898),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散文家

马拉美(1842-1898),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散文家

二、可写的文本

好作品是否是这样一种文本——我接受它,是因为我发现我能去写它和重写它,是我欲望它,是我将它当做世界中的一种力量。而阅读之后,这股力量就到了我的手上?

我们评价一个文本所要发现的是:这作品、这文本里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在今天拿来写出和重写出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好作品里发现了可接着去写的东西,也就是脚本。而文学工作的全部目标,不是使读者成为一个消费者,而是使他成为一个文本的生产者和再生产者。而我们的当代文学是拼命要离间制造文本的人和使用文本的人,文本的所有者和文本的客户,文本的作者和读者。

我们平常所说的读者如今已掉进了一种无所事事里,他是不及物的,且是太严肃了:他非但不敢自己玩,去串起能指,去达到写作的淫荡,而且文本里也没什么留给他做的了,他只有这样一种可怜的自由了——接受或拒绝文本,阅读只成为一种全民公决式的投票。当一个文本给读者的只有可读的东西,而没有可写的东西,那我们就将这个文本称为古典文本。

可写的文本、可续写和重写的文本是具有生产性的,不是表征式的,它取消了批评,因为批评与阅读也就是写作是混在一起的了。好的阅读是批评和写作一起做的。对一个可写的文本的重写是一种播散,是要扩散到无限的差异领域。

可写的文本是一种永恒的当前;一切都因这一阅读、批评或写作而处于当前之中。可写的文本成为正在写作中的我们;作为阅读者,我们自己也成为那可写的文本;我们将我们自己的现实变成一个可写的文本;我们的当前就是一个可写的文本。

在得到这一可写的文本之前和之后,世界的无限游戏就会被某一独特的系统(意识形态、体裁、批评)所穿越、切割、终止,入口之复多、网络的开放、各种语言的无限,就会被关闭。阅读或写作或批评是要用力去捅开它。

可写的文本,这是不带小说味的小说、不成诗的诗、不言志的散文、没有风格的写作、不带结构的结构化、没有产品的生产。可读的文本是产品,我们的文学的绝大部分都只是这样的可读文本。

读一种可写的文本,这是解释,这是像尼采所说,不是要将意义放到文本里,而是相反,是要用心去纵容其多义、多值、多元,要看它到底能多元到什么地步,是如何多元地被制成的。

三、作家

作家不光是少数派,是归属于某种特殊群体,是特殊的,而且,他是努力去成为独一无二的。没有一个作家的立场和位置是可以被替代的。他总是孤独的独特着的。

作家在其所处的社会孤独里读出了一种我们的共同体潜设或无意识地奔向的远大的目标,这个目标超越当前的算计。他像卡桑德拉一样,比谁都更早预知灾难。所以,作家是被新旧阶级同时抛弃的人。成为作家后所落入的孤独,其严重程度,堪比在今天的社会里孤独地被看成一个傻瓜。他很快被隔离。他没有身体的遁所。他就只是他。

作家不是群体,不是类型,也不是个人。我们平时听到的都是特殊的个人形成的合唱。作家的声音/语气是文学。作家是要去借用这世界里的所有语气/声音的人。他将这些声音研磨成一首歌。这首歌你无法在学校、报纸和日常对话中听到。你必须走到这些东西之外,从远处听到这种叫做文学的声音。

所以,作家是一个在自己的社会中借自己所处的绝对孤独的角度来预感共同体的最遥远未来的末世论者。末世论者认为,那远处的目标是超越和超出当前的算计的。那是我们的策略和战略都无法触及的。

巴尔特认为,艺术家安东尼奥尼就是这样的作家:他能利用自己的脆弱,来感知社会发展的远期终点。这是一种积极的末世论。我们时代的作家就像是地震前搬家的青蛙。作家在其绝对的社会孤独里有最长的触角,更早地预知未来的不祥。正因此他被隔离而孤独,而能更准确地预知那个不祥的终点。

巴尔特支持他的朋友作家索勒斯,也反对知识分子的那种作为正义事业的崇高执行者的形象,而倡导一种对生活的写作(crituredevie)。

这种将生活当写作的态度,就像在生活的米饭里放进酒酿,是要用狂欢来搞乱生活,蒸馏出一些东西来。这种生活的写作逼我们进入解构,不是去解构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行动,而是去解构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这种解构是一次次离心的重申,一次次捣烂,一次次回撤。

……

四、三种写作

在《罗耀拉、萨德和傅里叶》中,巴尔特比较出:写作的风格可以主导内容。宗教劝诫与享乐解放或改造世界这三种写作目标,也只是主题和脚本,是要从三个方向上走,作者们最后却是以几乎差不多的风格来写。主题不同,写作风格却好像是一样的!

读书人有三种方向的写作:罗耀拉式的劝诫、萨德式的解放和傅里叶式的享乐。

在讨论傅里叶的写作时,巴尔特发现:改造世界其实是一种童贞式写作,也就是说,只是一种固执却又率性的写作;编排词语与改造现实秩序,是同一件事。这种写作看上去幼稚,其关怀却是比哲学式、理论式写作更全面、更彻底的,因为它更容易做到,或就因为它容易做到。

写作就是改造世界,具体介入政治来改造比较麻烦,人们总是走入符号重置式的改造世界,也就是理论式改造之中。用理论来改造世界,反而可以更彻底。每一个儿童都有这种改造世界的能力。他们的写作能力可能天生超过我们成人。

在傅里叶的写作里,你其实看不到阅读的,写作的成分总是主导着。他一读别人的,就是强烈的批判。你看不到他的阅读里还有别人的写作,他不允许。但反看我们的写作,里面则有太多的对别人的阅读。傅里叶只阅读他自己。

萨德的生活由一系列写作行动构成,不用阅读。罗耀拉说教,只说,不读别人,只读自己,而自己就是代表那道德源头的某一种基督教基本句型。这三个人都是忙着写作,不知有阅读这一回事儿,或者说,他们将阅读裹到写作里了,边写边读的。

巴尔特自己的写作,则是向我们讲明这样一个道理:一切知识谱系都可置入个人写作阅读的共时眼光里,大学系科可被重新融入个人的写作式阅读的当下中。

一读巴尔扎克,就是读了既往的全部人类历史。在安东尼奥尼的电影里,一切人类困境都在其艺术里被宽容地升华,进而成为个人写作行动的饲料。马克思和布莱希特是批判当代社会的两大跳板。批判,也就是像他们那样地去阅读,去写作,就是通过激进的写作,来防止我们去自欺地阅读,用写作来防止阅读的堕落。

写作是想将我自己的个人乌托邦普遍化到一切头上,而这好像是一个写作者的个人的独特目标。

在巴尔特式的写作、阅读里,作者是被我们写死的。我们一开始读他,也就是,当他的写作要求和命令我们去写作(伟大文本都这样),我们一去写他,也就是写我们自己了。作者死于文本中了,但我们一去读它,作者就又活了,作者复活于我们的写作式阅读里了,他来与我们掰手腕了。

对于巴尔特,写作式阅读是在我自己身上成为我;阅读是一种写作实践,是一种自我分析。

三是斯坦纳的阅读式写作。他是同时生活于至少四种语言里的,英、德、法和意大利语他是一样好的。康拉德、纳布柯夫、贝克特是他心目中真正的作家,与我们同时代的是帕慕克......

他反对欧洲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提法,却同意英美文学、英语世界文学的提法。斯坦纳的意思是,将文本放到三四种语言里来,在它们之间的那个interworld里读,我们轻易就获得了某种写作性。这就是去写作这些文本了,这文本就像贴在网上的德里达文本被粘贴到了我们汉语写字板上那样了。

这不是要去读鲁迅的英文版和德文版,而是我们读者自己身上必须具备这样三四个语境。在三四个语境的筛子里淘出的惊人细节,才是重要的东西。

斯坦纳认为,细节是上帝。个人字库、个人语义域和个人生活世界与母语,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张力,本身成为一种写作力量,是我们能动用的最有力的写作工具。我们的写作式阅读能力,就指的是我们这样与不同语境之间的张力的大小。

五、写论文

写作是想要去成为一种全整的符码,写作因此是带着它自己的毁灭力量的。它要将之前的一切重新洗牌。

可以说,也只有写作才能通过其逻辑颠覆、符码杂交、能指滑动、其对话、其挖苦,来帮我们摧毁科学研究或那装出的学术模样强加给我们的那种神学形象,拒绝内容和说理之滥用式“真理”对我们的家长式恐怖,为研究打开全整的语言空间。只有写作才能打倒那种学者式的自信:我们可以用写作的谦逊击倒学者的那种所谓的科学之严肃。

写作来拯救和治疗我们的研究。在学者的自以为是面前,我们可以低调地用写作击倒他的傲慢。而每一次写作都通向文学。文学的作用是要回置那被研究机构拒绝的东西,是要去恢复语言的主权。

研究是冷冰冰的外科手术,之后的写作,才帮我们找到那滚烫的问题。由科学研究到写作再走向文学,这才使我们手里的工作成为快乐的科学。

柯尔律治的话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诗歌作品是与科学作品对立的,它是将快乐,而不是真理,当做其直接的目标的。

巴尔特将学术式话语或写论文称做“一边操一边侃”,一边操一边还自己在现场评论。这些东西不知道是写给谁听的,谁听谁倒霉。所以,在大学里,教育的确就是在明确一个受罚秩序:这种无人爱听的话语必须有一个接受者,就像我们捐出的旧棉被和旧裤子必须有一个接受者。

教育是这样的受罚角色的分配过程,或将这样的受罚角色摊派到别人头上的过程。我们对作品的评价既不是基于科学,也不是基于意识形态,而是基于一种写作实践。

欲望的话语通向写作;法则的话语,则通向学术。年青的学生还轮不到思辨之奢侈。研究的劳动应在欲望中完成。如果没有动员起欲望,则这一工作是落寞、应付和异化,是由付试、弄文凭和确保职业晋升而不得不搞出来的。

我们的学术机构从来是要求学生不要真的去写作,只是要学生去说,或去报道,这种说也是受到监控的。所以,学生的研究论文也就是那么一点乌托邦的末屑,社会多半是不准备在机构方面将下面这种幸福让给学生的,尤其是不会让步给“文学(科)”方面的学生的:感到自己是被社会需要的;知道社会需要的并不是他们的资质、他们的未来的功能,而是他们的当前的激情。

学校规定的阅读和论文写作是一种关于计划的神话,看似什么都计划在内了,但其实只是想当然的三段论式或亚里士多德式的发展。我是更愿意将这种看上去伟大的任务切碎、乱切后,让它成为随意凑成的一幅幅小图画。

我们必须解构学位论文,不要让学生读者带着焦虑去读理论,强调批评,甚至使书的“主题”也游移不定。我自己写的论文也倾向于切碎。

六、阅读

阅读是权力和道德的猎物。阅读有两种:一种是死的阅读(投入固见的罗网,是一种精神上的重复,将字排得规规矩矩);一种是活的阅读(生产出一种内在的文本,与阅读者自己的虚拟的写作同质——阅读者自己在读时就在写)。

这一活的读,随着读者渐渐在情感上相信他所读的全部东西,虽然明明知道它是非现实的。它是完全建立在一种与我思的逻辑不一样的东西上的。我们应还记得,弗洛伊德认为,主体的被劈分是与变态的各种形式致命地相连的。

我们可以说,活的阅读是一种变态的活动,阅读总是不道德的。

在阅读中,身体的所有的精质都被搅入,混合,研磨:着迷,空白,怀疑,淫荡;阅读生产出一个颠乱但并不被切碎的身体。阅读,阅读的淫荡,与gang 交的快感相关。

有三种阅读快感。一是读者对于字的恋物快感;二是读者被悬念的秩序和力量拖住,读呀读,书不重要了,我们被拖进一种未知的快感;第三种快感是写作的快感:我们想要有这样的欲望——想要得到作者在写时所达到的快感,我们想得到发生在所有写作中那一种的嗲劲儿,喜欢我吧,爱我吧,我讨好了你,这下你应该喜欢我了吧。

一种不呼唤其他写作的纯阅读,是不可理解的。去读普鲁斯特、布朗肖、卡夫卡和阿尔托,并不是我想去评写他们(甚至我还得说,并不是想要像他们那样去写),而是我自己想因此去照着我想要写的那样去写。我们读他们,是回炉,是要将他们写成的文本重新推入我们的生产。

哪怕理论书也可以读出快感来,巴尔特说,像雅各布森的语言学和诗学,好像格外能获得他的好感,读着只是开心。所以,他是要放到床上读的。其余的,就留到明天早上,在桌上读。

桌读会有快乐,但请把快感留到床读。不负责地去床读。床,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家具。

节选自《作家》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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