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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胡适怎么从哲学史到思想史?

1960年费正清(左二)访问中研院,中为胡适

1960年费正清(左二)访问中研院,中为胡适

文 | 王汎森,台湾中研院院士

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收藏了一份胡适的英文的《中国思想史大纲》。这份《大纲》是由1554张小纸条所组成的,[1]是胡适1944年底到1945年在哈佛的开课大纲,[2]这是他最后一次要写一部《中国思想史》的尝试,但是接着便被早先开始的《水经注》问题盖过去了,没能完成。[3]这份《中国思想史大纲》,与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有很大的不同。

这份《大纲》反映了胡适两种重要转变,第一是“去哲学化”的转变,第二是从《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到《中国思想史大纲》中,若干观点的转变。这里先谈第一点。我在《汉学研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胡适事实上有一个阶段很受傅斯年(1896-1950)的影响。[4]1944年底到1945年,胡适在哈佛大学演讲,已经强调他所讲的不是中国哲学史,而是中国思想史了。事实上,江勇振先生在《舍我其谁:胡适》一书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胡适后来不希望自己被称为哲学史家,而希望被称为思想史家。[5]

“哲学”原来是一个从西方来的词,日本也是从西方学来的。狭间直树有一篇论文,就是追索日本如何从欧洲学得到“哲学”这个概念。[6]“哲学”到中国来跟王国维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其实近代的心理学、哲学、美学,这几种学问跟王国维都有很密切的关系。从《王国维全集》中翻译的部分可以看到,王国维译过不少西方的人文著作。他写过四五篇与哲学相关的文章,主要是在说明,哲学这个东西对我们而言很陌生,但是个好东西。尤其在跟张之洞讨论到学制的时候,他一再强调,哲学是好事情,不要看它好像没有用,可它是一个重要的学科。[7]

蔡元培(1848-1940)对哲学兴趣深厚,他根据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写过一本《哲学总论》(1901),早年还译过《哲学要领》《伦理学原理》。[8]他翻译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的《伦理学原理》,后来还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一生批语最多的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蔡元培所译的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9]蔡元培早期对引进哲学是非常用力的,而且起了很大的作用。

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一般都认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事实上,在胡适之前有两本书,一本是北大的讲义,即陈黻宸(字介石,1859-1917)的《中国哲学史》,另外一本是谢无量(1884-1964)的《中国哲学史》。谢无量是同盟会的会员,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有很多地方显然是针对谢无量。[10]谢无量讲哲学,就是从伏羲、神农开始讲起,一路讲下来,胡适认为里面有很多过时的、过度信古的东西。其实谢无量所做的也是受日本影响、受近代西方哲学观念影响的哲学史,但是他不具有胡适那样怀疑批判的角度。

胡适这本书原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后来重印的时候,才改成《中国古代哲学史》。[11]事实上胡适在台北版的序言里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他已经放弃哲学史的想法,改写思想史了,所以“下卷”他不要了,就变成《中国古代哲学史》。[12]所以这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会从哲学史转到思想史——后来甚至不太愿意人家称他为“哲学家”。这个转向因为涉及文字的部分,多是在私人书信、日记、未发表的演讲稿中,故有些隐晦,不那样引起注意。

1922年,当胡适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四年后,哥大邀请他去当访问教授,他考虑到要写《哲学史》中、下卷而不去。可见他那时候还是非常投入哲学史的工作。到了1925年,他还出了一本《戴东原的哲学》。可是从1920年代末,可以感觉到胡适对于“哲学”的态度有了一个变化。傅斯年在1926年8月写给胡适一封长信,这封长信大概是因为字迹太草,所以没有被收进《胡适来往书信选》,可是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里面有。[13]傅斯年对胡适说,你写的《哲学史大纲》不是第一流的著作,反倒是你的小说史考证,才是第一流的著作。一方面哲学史的著作当时西方汉学家已经有人写了,但最重要的是你用哲学来讲中国的思想本来就是错误的。中国人没有“哲学”这个东西,中国只有“方术”,任何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来讲中国的思想,本身就是错的。傅斯年并说陈寅恪(1890-1969)的看法与他是一致的,因为不能用伦理学、本体论、知识论去讲中国的东西。凡要用这些去讲,于古代的思想就有增减。

傅斯年又对胡适说道:“我刚到英国时,觉得我好像能读哲学书,甚至德国哲学书。后来觉得不能懂德国哲学了,觉得德国哲学只是一些德国语言的恶习惯。现在偶然那(拿)起一部Hume来,也不知所谓了。总而言之,我的脑筋对于一切哲学都成石头了。我于这个成绩,也很欢喜。”这代表当时知识界有一种慢慢要疏远“哲学”的倾向。傅斯年在北大学生时期的文字,原来也有很多是牵涉到哲学的,可是慢慢到1926、1927年,受到当时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大概与逻辑实证论有一定的关系,他便开始疏远哲学了。胡适在1926年给他回信,完全同意他。信收藏在史语所的档案里,现在出版了。胡适当时人在巴黎,他说:“你最得意的三件事,我却也有点相像。一、近来每用庞居士临死的遗训劝人:‘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庞居士也许注重在上半句,我却重在下半句。……二、捆人最利害的是那些蜘蛛肚里吐出来自己捆自己的蛛丝网,这几年我自己竭力学善忘,六七年不教西洋哲学,不看西洋哲学书,把西洋人的蛛网扫去了不少,自己感觉很痛快,……这一层我很得意。因为我是名为哲学教授,很不容易做到把自己的吃饭家伙丢了。”[14]

可能受了这一影响,1927年5月胡适访欧回来以后,把他关于中古哲学文雅的标题定为《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此后他慢慢地就不再怎么谈哲学或哲学史,虽然也谈哲学的问题,但是他以后开课的名都是“思想史”了。1929年他在上海大同中学演讲《哲学的将来》,里面说了一些比较决绝的话。这份演讲稿并未发表,一直收藏在家人手上,直到编纂《胡适全集》时才收入。在这篇演讲中,胡适说,“过去的哲学只是幼稚的、错误的,或失败了的科学”,“最早乱谈性善性恶的孟子、荀子既可算作哲学家?”(它是问号的),“凡科学已解决的问题,都应承受科学的解决”,“凡科学认为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都成为悬案”,“凡科学认为不成问题的问题,都应抛弃”。所以他提到“哲学的根本取消”,“科学不能解决的,哲学也休想解决。即使提出解决,也不过是一个待证的假设,不足以取信于现代的人”。他说,“故哲学家自然消灭,变成普通思想的一部分”,“若不如此,但他们不是将来的思想家,只是过去的玄学鬼”,“将来只有一种知识:科学知识。将来只有一种知识思想的方法:科学实验的方法”。所以为什么他不用哲学史,而用思想史,因为“将来只有思想家而无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已证实的便成为科学的一部分,未证实的叫做待证的假设(Hypothesis)”。[15]

胡适的《哲学的将来》一文没有正式发表过,在他同一天的日记里,他把这个演讲的内容录进去了。其中就提到“哲学的根本取消,问题可解决的,都解决了”等等。1929年他废弃《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改写《中古思想史长编》。商务印书馆在1931年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收入《万有文库》的时候,胡适已将书名改为《中国古代哲学史》,[21]并计划将来再重写《中国古代思想史》,这都是重要的信号。

更重要的是,胡适在1930年代,曾经提倡要取消哲学系,取消哲学,宣扬哲学破产。钱穆(1895-1990)的《师友杂忆》里有提到说,胡适是北大第一个西洋哲学史教授,而第一个西洋哲学史教授居然提倡要取消哲学系,这在当时是很震动的事情。[22]胡适教西洋哲学史很多年了,他的日记里有记载,今天上笛卡尔、上霍布斯,上了很多年,可是此时却主张应该取消哲学系。1934—1938年就读北大哲学系的任继愈(1916-2009)晚年接受访问时便有这两段回忆,他说:“胡适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中国哲学不成体系。他贬得太低,所以北大的课叫中国思想史,不叫中国哲学史”,“因为胡适是文学院院长,所以课后他有发言权,课程名称都是他定的”。[23]当然不能因此说胡适从此便与“哲学”分道扬镳,或他即不再提到“哲学”。但是,似乎有意无意之间有这么一个分别。“哲学史”与“思想史”是有分别的,前者是成系统的,后者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代表一个时代的思想。

用“思想史”的角度与用“哲学史”的角度是迥然不同的。胡适说用“思想史”则可以写每一个时代,包括道士、佛教,包括他所最鄙夷的很多东西,但是它们都代表那个时代的思想,所以在《清代思想史》遗稿里,他说:“我们注重那代表时代的思想家,而不注重那继承宋明传统的理学家。我们宁可取那编小说的吴敬梓与李汝珍,而不必取那讲理学的汤斌、张伯行。”[24]

我觉得胡适从哲学史转向思想史的变化,也代表他整个学术观点的一个变化,此后他近史学、汉学而轻哲学、理论。他宣称,我不是哲学史家,我是个思想史家。[25]有一段时间他在帮人写字时,喜欢写朱熹(1130-1200)的“宁烦毋略,宁下毋高,宁浅毋深,宁拙毋巧”,其实指的都是史学性的工作,而不是哲学性的工作。在他没有发表的一个《中国哲学小史》的引论里,他强调以历史治哲学之企图:“我因为不满意于这种没有历史系统的哲学概论,所以想做一部含有历史性质的哲学概论,所以我这部书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试验哲学概论是否可以用历史的眼光来做。”[26]

接着要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到《中国思想史大纲》的转变。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从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改写的。这部论文与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口试教授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显然意趣相反。夏德偏向孔教派,他给陈焕章(1880-1933)那本《孔门理财学》写的序中对之颇为赞赏。《孔门理财学》跟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刚好是两个极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批判性的、疑古的;而《孔门理财学》是要发扬儒家的现代价值以及在财政方面的智慧的。夏德喜欢的是后者,不是前者。我们一直只注意到杜威,杜威看起来是对胡适的东西很欣赏的,他好几个地方提到,写完以后交给杜威看,杜威也表示赞许。可是夏德喜欢《孔门理财学》这样的东西,所以他跟杜威的看法显然不同。[27]

蔡元培在一开始就给《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写了一个非常有决定性的序,提到它有四个重点:“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其中在“扼要的手段”中他提道,“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这一点很重要,意思是不从伏羲或尧、舜、禹、汤开始讲中国哲学,而是从老子开始讲起。胡适是以史料批判为中心做的哲学史,他在康奈尔大学深受当时西洋哲学史的老师枯雷顿(J. E. Creighton)的影响,这位西洋哲学史老师写哲学史重视史料,重视时代背景,重视思想发展的时间次第,认为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写哲学史是不可靠的。[28]所以对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大家都注意到杜威的影响,却忽略了还有枯雷顿的影响。其实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深受当时欧洲唯心论传统的影响。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面,他也列出了自己写这本书时在西方参照哪些东西。其中很重要的还有文德尔班,他还深受文德尔班所写西洋哲学史的影响。所以《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当时看来:第一,这是以西洋的哲学或哲学史的概念,有系统地来梳理古代哲学。[29]第二,他的史料批判具有非常强烈的疑古精神。他要重现学派的系统、传授和源流,他批评旧书的体例不清,要恢复各家学说的真相。而“乱了学说先后的次序,乱了学派相承的系统”是不行的,《管子》既不是真书,不可以用作管仲时代哲学史料等等。这些东西在谢无量的书里面都没有,在谢无量的书里面《管子》当然就是代表管子了。胡适则认为史料要经过批判。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有一个鲜明的主轴,即进化论。譬如他写庄子的时候提到“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认为这个就是“生物进化论”。当时有人批评马叙伦抄袭胡适这个说法,但马叙伦认为自己是师承章太炎的看法,这在当时的《北大日刊》是一桩公案。[30]后来胡适在台北版的序言里面讲,他这个说法完全错误,庄子没有生物进化的看法,那是当时他作为年轻人一个大胆的说法而已。前面提到过,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时,深受枯雷顿影响,枯雷顿写西洋哲学史时,非常重视进化论在近代西方哲学上的作用,所以胡适在这本书里面讨论先秦诸子的时候,最重要的共同主题就是生物进化或者进化的思想。他讨论到墨子,讨论到荀子,讨论到其他许多,这都是他其中一个核心的观念。任何学说都是一个发生学的过程,不是一个静止的、不变的东西,它有个过程,一个发生学的过程。[31]

胡适认为,“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岂可一味迷信古书。先秦诸子没有一部可靠,“《庄子》一书,大概十分之八九是假造的,《韩非子》也只有十分之一二可靠”,《左传》不足信,“《尚书》是否可作为史料,正难决定,……无论如何,没有史料的价值。古代的书只有一部《诗经》可算得是中国最古的史料”。[32]这是民国8年出的书。他当时的看法是,东周以前的古书都非常值得怀疑,《尚书》《左传》不可以作史料,所以《中国哲学史大纲》里关于社会背景的描述就变得非常少了,有很多都是引《诗经》的一些话来讲当时的战乱、人民的流离等等。[33]但是在1944年的《中国思想史》的大纲中,他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而这个转变,因为以前人们没有非常清楚地了解他后期对整个中国思想史的看法,所以没有特别去注意。事实上,从其他的痕迹、其他文章也看得出来,但没有这么系统地展现。这份大纲特别讲“发生学的方法”,认为一个学说都有两端,都是一个发生的过程,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东西。不要像古代论述经书,道理是静止不变的东西,所以是一个祖孙的方法。

《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另外一个特色是西洋哲学的参证。《先秦名学史》是用英文写的,现在也有中译本。《先秦名学史》的序就讲得非常清楚,他有很重要的现实关怀,要用西洋哲学里面的逻辑学方法来复活中国先秦诸子里面的逻辑思想,用很有逻辑的思想来改造这个民族没有逻辑思维的习惯。所以胡适是非常清楚地要用西方的逻辑学来检讨中国先秦的名学思想,他的这本书里面用了很多西方的哲学,用得比较多的比如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康德(Immanuel Kant)。他这时认为东西哲学可以互相印证、互相发明,是因为人类官能心理大概相同,[34]如认为《老子》是西方的“自然法”,认为先秦诸子各家皆有生物进化论。

一直到胡适担任中研院院长时,还有很多人问他,怎么不把《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卷、下卷写完呢?问他的人一定也不知道胡适的看法变了。事实上,他现在要写的是《中国思想史》,整部的《中国思想史》,而且从胡适所遗留下来的这一份《大纲》看来,他构想中的《中国思想史》观点与《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有变化的。

在1945年英文版的《中国思想史大纲》中,他一开始谈到中国古代的思想跟希腊、罗马、欧洲等等的比较的时候,就提出,“为什么我讲的是history of thought,而不是history of philosophy”?他的言词里似乎表示,如果要写哲学史就得讲在西方哲学标准下能成系统的、抽象的知识论、本体论那样的东西。可是,他写完先秦那部分接着要写下去就不行了,接下去很多都是宗教的,佛教、道教的或各式各样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在严格意义上,至少在胡适看起来,并不是“哲学”。

我觉得这份《大纲》有几个特色。跟《中国哲学史大纲》比起来,一个是1919年,一个是1944年。经过25年,胡适的很多看法都变了。[35]在这里我要举例性地讲几点:首先,胡适对史料持批判的态度这一点并没有太大变化,只是没有像原来那么激烈。最重要的是他认为中国古代历史的渊源非常长,他非常注意史语所当时在殷墟做的15次挖掘。我觉得这15次挖掘的东西改变了他对古代很多东西的看法。所以他对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对董作宾的研究,对古代东边、西边两个集团的说法都很重视。他其实是用这个背景来重新讲中国古代思想。他也谈到很多考古发现里面可以跟思想有关的东西,而这些都在孔子或老子之前,不像《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一切只能从老子讲起。[36]由于胡适关怀的重点由哲学史慢慢倾向思想史,所以他很注意那一段时间古代考古发掘方面的思想史意涵的影响。而这使他可以把中国思想从商代的宗教一直讲下来,从人殉等等一直讲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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