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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中国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

许倬云先生,国际知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先生是江苏无锡人,195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史学系,1962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文科学哲学博士学位。 曾担任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主任,1970年赴美,任教于匹兹堡大学迄今。

许倬云是不幸,一出生就因肌肉发育不良,不良于行,终身依赖双拐。他又是幸运的,十九岁拄着双拐走进台大历史系,七年里陪伴他学习的老师,是李济、董作宾、沈刚伯、李宗侗、凌纯声、芮逸夫……这些学界泰斗。在关键时刻对他伸出援手的,是傅斯年与胡适两位先生。

1957年,许倬云赴美求学,适逢美国的汉学研究的恢弘时代。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流寓美国,何炳棣、黄仁宇、杨联陞、徐中约、周策纵,余英时、杜维明、李欧梵……许倬云与他们亦师亦友,时相往还,共同奠定了海外中国研究巅峰期的基石。

1999年,许倬云在匹兹堡大学退休。此后,他便开始全力写大众史学。“我觉得既然我们老百姓要问老百姓生活上的问题,我们学历史的就应该有交代。”这便是他写《万古江河》的初衷:从文化的角度讲“中国”的形成,也是近年来在中国出版的一系列“说中国”、“说历史”图书的初衷——为老百姓写史。

许倬云

历史上的知识分子

文 | 许倬云

来源 | 《知识分子:历史与未来》

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

北宋的张载,与王安石同时代。他曾说过四句话: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四句,可以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许,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四个方向或维度。

我在这里稍做扭曲,将张载所说的这四个方向,转化成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中国的知识分子,大致离不开这四种类型,而且这四种类型之间可以互通:有的人兼顾两个类型,甚至更多;有的人只在一种类型中做得很好,却顾不到其他方面;绝大多数的人属于某种类型,但未必符合他对自己的期许,更不要说是别人对他的期许。

第一类是“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释自然现象和宇宙意义,包括生命的意义、古往今来的意义等。张载说:天地本来无“心”,要人给它立个“心”。广大空间为“宇”,无时无往为“宙”,要人去解释宇宙,这属于理念的维度。所以,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学家。

“为生民立命”者,属于实践的维度。我把它扭曲解释成为一般人寻求他们生命的存在。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把理念付诸实践的执行者,也许是官员,也许是社会领袖。

“为往圣继绝学”,也属于实践的维度。他们想办法扩大并传承所学,总盼望后来的人能学得比自己更好。每一个教书的人,都希望自己学生学得比自己更好,就属于这一类型。

“为万世开太平”,属于理念的维度。我扭曲解释说,这类型知识分子能提出一个理想境界──理想的社会、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态度,盼大家往那个方向走,并且用这些理想来针砭、批判、矫正眼前所见不合理的地方。假如没有长远的理想目标,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得很好,也许就糊胡涂涂过了下去。当有一个理想境界悬在那里时,我们才知道距离理想境界还有多远。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可以是革命者,想把现有的秩序推翻,朝理想方向走去;也可以是改革者,认为现在不符合理想,定个方向一步步改好它。这些人无论做得好坏,其主要动力是把人类推向更好的境界去,而“更好”两个字,可以是吃得更饱或活得更快乐,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定义。

秦汉以后,政府的文官系统基本上是以读书人为最主要来源。偶尔有些征服王朝,会以马上英雄作为干部,但最常见的仍是以读书人担任文官。这些文官可列入为“为生民立命”的类型中。

至于董仲舒,可列为“为天地立心”型,其天人感应系统是把当时所知的各种知识,归纳成博大复杂、几乎无所不包的解释哲学。这一系统的解释哲学,可批判之处很多,但董仲舒的努力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之前,也有过《吕氏春秋》、《淮南子》做过类似的解释工作,但规模之庞大,涵盖面之广泛,都没有超过董仲舒。当时《礼记》的〈礼运大同〉,提出一个理想的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境界,到今天还是做不到,几千来年,许多人打着“天下为公”的旗号,做着“天下为私”的事情。〈礼运大同〉这一章,就是我刚刚在第四个类型中谈到的理想境界。除了〈礼运大同〉,也有如“桃花源”等其他的理想世界。不论从大的社会或小小区,我们都曾经有个理想的境界悬在那里。

努力寻求、实现上面所提的四个维度,是知识分子自我期许的常态。有人努力于哲学的思考;有人在文官系统工作,作为“良吏”;有人在教学方面努力,作为“良师”;也有人想建设大同世界、桃花源。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在这几个维度里努力着。

知识分子努力的目标

凡是时势比较好的时候,例如开国之初,有些知识分子会努力于全盘性讨论,会投入解释新秩序,如董仲舒一类人物,即有着理想志业的第一个类型的知识分子。

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难或挑战时,抗议的第四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出现最多,如东汉党锢。东汉的读书人把儒家悬为理想,针砭政治的败坏、权力结构的腐败、皇权无限的膨胀、宦官挟皇权的作威作福,于是他们形成抗议运动,成千成万的学者投入其中,却都被禁锢――即历史上的“党锢之祸”。明朝的东林党也一样,一般读书人陶醉在科举制度下,只想过自己的生活,却有另一批人悬着儒家的理想针砭当世,起来抗议政治败坏,百死不辞。

当其他文化系统进入中国时,中国也会提出一些新想法作响应。

汉末到南朝,佛教进入中国,挑战了中国的文化系统,读书人发现:中国习惯的王朝制度有说不通的地方;董仲舒那套,也有许多问题,不能自圆其说。于是,大家不断进行讨论:灵魂是灭还是不灭?精神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一个出家人既然已经出家了,是不是要向俗世君王敬礼?俗世君王可不可以统治不属于统治范围的出家人?这种情形,就是当一个已经固定了的大系统,碰到外面的挑战时,许多读书人会投入其中,参加辩论,去做这一非做不可的事情。

又如,唐朝初年,贞观、武则天时代到开元,政治清明,对外接触也非常多,老百姓过得不错,正如杜甫的咏叹,说人民富足,远游不必带粮食,也没有安全问题。但是“渔阳颦鼓动地来”,霓裳羽衣就必须停下了,从此唐朝一落千丈。

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来,韩愈就开始讨论人生还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没有更高的境界?这一波讨论,一直延长到南宋。唐宋的学者,建构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即后来中国的理学。南宋朱熹和明代王阳明,又把韩愈的系统加以精密重组,其中王阳明将中国思想体系重组成为一个精密的唯心论。由董仲舒到王阳明,可看出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理念的维度中不断努力。

在文官系统中做事,有没有好的人?历史上确实是有不少人宁可丢官,也要为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读书人为官,成了“劳臣”,一辈子辛辛苦苦,只为完成任务。

远的不说,就以我家迁到无锡去的祖先为例:他做了一辈子苦官,哪里有水灾、旱灾,就被派到哪里去。他以七十二岁高龄,在三伏天的淮河流域,踩在水里督导修堤,回到岸上还要放粮赈救灾民。他从二十五岁到七十二岁,辛辛苦苦一直工作到死前一个月。他官不算大,但一辈子做了他该做的事,到死不过得到“国之劳臣”四个字。

此外,历史上冒死谏诤的谏官也很多。劳臣、苦官、谏官,都是文官系统中“为生民立命”的人。至于教书的,那就更多了,很多三家村学究教出了无数的好学者,许多平凡的私塾老师教出第一等视野的人物。曾国藩的老师,没什么名气,就属这一类人物。

因此,我说前述的这四个方向或维度,是中国读书人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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