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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我和夏志清的文学因缘

有夏先生在,人生没有冷场的时候,生命不会寂寞,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强烈的光与热,照亮自己,温暖别人。

白先勇

白先勇

我因文学而结识的朋友不少,但我与夏志清先生的一段文学因缘,却特殊而又悠久,前后算算竟有半个多世纪了。我在台大念书的时期,便从业师夏济安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上读到夏志清先生的文章。两位夏先生可以说都是我们那个世代的文学启蒙老师。

一九六三年我到美国念书,暑假到纽约,遂有机会去拜访夏志清先生,同行的有同班同学欧阳子、陈若曦等人。因为我们都是夏先生兄长济安先生的学生,同时又是一群对文学特别爱好、开始从事创作的青年,我们在台大创办的《现代文学》杂志,夏先生亦是知晓的,所以他对我们特别亲切,分外热心。

那天他领了我们一伙去哈德逊河(Hudson River)坐游船。那是个初夏的晴天,哈德逊河上凉风习习,纽约风光,历历在目,夏先生那天的兴致特别高,笑话一直没有停过,热闹非凡,五十年前那幅情景,迄今栩栩如生。有夏先生在,人生没有冷场的时候,生命不会寂寞,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强烈的光与热,照亮自己,温暖别人。

一九六三年夏天,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上暑期班,课余,我便到哥大Kent Hall夏先生的办公室去找他聊天。那时年轻不懂事,在夏先生面前高谈阔论,夸夸其谈自己的文学抱负,《现代文学》如何如何,说得兴起,竟完全不顾自身的浅薄无知,夏先生总是耐心地听着,还不时说几句鼓励的话。夏先生那时心中不知怎么想,大概会觉得我天真幼稚,不以为忤。

夏先生本人从不讲究虚套,快人快语,是个百分之百的“真人”,因此我在他面前,也没有什么顾忌,说的都是心里话。打从头起,我与夏先生之间,便建立了一份亦师亦友、忘年之交的关系,这份情谊,一直维持了半个世纪,弥足珍惜,令人怀念。

夏先生私下与人相处,非常随和,爱开玩笑,有时候兴奋起来,竟会“口不择言”,但他治学严谨却是出了名的,他写信的态度口气,与他平时谈吐亦大不相同,真诚严肃,一本正经。

从他的书信看得出来,其实夏先生是个心思缜密,洞烛世情的人,而他又极能宽厚待人,对人对生命,他都持有一份哀怜之心。试看他与张爱玲的书信往来,夏先生爱其才,而又悯其坎坷一生,对她分外体贴入微。他们之间的信件,真情毕露,颇为动人。

夏先生在我教书生涯上,亦帮了大忙。一九六五年我从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拿到艺术硕士学位。这种学位以创作为主,止于硕士。

当时我的选择有两个:我可以继续攻读博士,循着一般当教授的途径,在美国念文学博士起码要花四五年的工夫,我那时急着要写自己的小说,不愿意花那么大的工夫去苦读研究别人的作品,而且好像写小说的人,很少有念博士学位的。

另一个选择就是找份工作,一面写作。正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东方语文系有一个讲师空缺,教授中国语文,我去申请得以录取,夏先生的推荐函有很大的影响,以夏先生在美国汉学界的地位,他的推荐当然有一定的分量。

后来,在我长期的教书生涯中,每逢升等的关键时刻,夏先生都会大力推荐,呵护备至。因为我没有博士学位,在美国大学升等,十分不容易,我很幸运,凭着创作及教学,一直升到正教授退休,夏先生一封封强而有力的推荐信,的确帮我渡过不少难关。

其实夏先生提携后辈,不惜余力。他的弟子门生,对他都常怀感念。夏先生虽然饱受西洋文化的洗礼,事实上他为人处世,还是地地道道中国人的那一套:重人情、讲义气、热心肠、好助人。

夏先生自哥大退休,接班人选中了青年学者王德威,他赏识王德威的才学,也喜欢他的性格,大力栽培,爱护有加,两人情同父子,夏先生晚年,王德威对夏先生的照顾亦是无微不至的。

每次到纽约,我一定会去拜访夏先生。夏先生好客,我去了,他总会约好住在纽约我的老同学、老朋友:丛甦、庄信正等人一同到他喜欢的几家中国饭馆去共进晚餐。

我记得有一次还到纽约中国城的“四五六”吃江浙菜,那家红烧大乌参特别有名。丛甦与庄信正是我的学长,也是夏济安先生的弟子,与夏志清先生及夏太太王洞女士数十年相交,是他们伉俪最亲近的朋友。我们几个人一同聚餐,谈笑无拘,是最快乐的时光。

一九八二年,我的小说《游园惊梦》改编成舞台剧,在台北中山纪念馆公演十场,轰动一时。纽约大学中国台湾同学会邀请我与女主角卢燕到纽约大学去放映《游》剧录像带,并举行座谈会,夏先生与丛甦都被邀请参加座谈。

夏先生对卢燕的演技十分激赏,他说我写《游园惊梦》是StubbornlyChinese。那时李安正在纽约大学念电影,他也来参加座谈会。会后还邀请我们观赏他的学生毕业短片。没想到后来他变成了国际大导演。

一九九三年,夏先生七十岁退休,王德威精心策划,在哥伦比亚大学开了一个研讨会,将夏先生的弟子都召唤回来,替夏先生祝寿。有的宣读论文,有的自述跟夏先生的交往关系,其间还有夏先生的同事、老友,我也应邀参加。

那是一个温馨而有趣的场合,夏先生的同事门生一一上台,讲述了夏先生许多趣事、糗事,台下笑声不断。但大家的结论都推崇夏先生在西方汉学界,尤其是中国小说史述方面的巨大贡献,大家一致称赞。

夏先生退休不久,患了心律不齐的病症,但他非常注重保养身体,所以这些年健康精神都还很不错,直到夏先生因病住院,那次病情来势汹汹,夏先生在医院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全靠夏太太全心全力照顾呵护,才得转危为安。

其间我常与夏太太通电话,用电邮联络,知道夏先生病情凶险,也暗暗替他着急,为他祈祷诵经。后来知道他康复出院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那段日子夏太太真是辛苦,每天探病,一个人长途跋涉,了不得的坚强。

青春版《牡丹亭》折子戏在Hunter College的戏院上演,我请了一批朋友去看:丛甦、庄信正夫妇,李渝,当然还有夏先生、夏太太。

那天的戏男女主角俞玖林、沈丰英演得特别卖力,尤其是俞玖林的《拾画》分外出彩,半个钟头的独角戏挥洒自如,夏先生坐在我身旁兴奋得指着台上叫了起来:那个男的怎么演得那么好!

看完戏第二天,夏先生、夏太太请我吃饭,庄信正两夫妇也参加了,还有夏先生的妹妹。我们在附近一家有名的法国餐馆吃龙虾大餐,那次夏先生的精神气色都特别好,一点不像生过重病的样子,那天晚上,又跟我们从前聚餐一样,大家说得高兴,吃得开心。夏先生对人生那份乐观的热情,是有感染性的,跟他在一起,冬天也不会觉得寒冷。

夏先生病后已不便于行,需坐轮椅,那晚吃完饭,夏太太用轮椅推着夏先生回家,我看见夏太太努力地推着轮椅过马路,在秋风瑟瑟中两老互相扶持,相依为命,我心中不禁一阵悯然,深深被他们感动。

——摘自白先勇新作《八千里路云和月》,原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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