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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对胡适的“三大惊讶”

朱光潜《诗论》(1932左右)是二三十年代为文言与传统文化系统辩护的为数不多的著作。

朱光潜对胡适的批判,其内核是“诗学”角度,但不失其观点之鲜明与说服力。因为从根本上,这是一本深具学术意味的书。朱光潜不只是为了论战,而是为了让学理不受蒙蔽。这在当时时代大潮中,尤为难得。朱光潜不自觉地在以其西方美学素养,在为中国古老的诗学形式在发声申辩。这是现代文学史上反对“言文一致”或者说“做诗如说话”第一本学术性的书,也应该是唯一的一本。

朱光潜对于胡适的批判,可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在“谐”的问题上,不同意胡适对于陶潜与杜甫的评论。

在“诗与谐”一节中,谈到了“谐”的源远流长的历史,表达了与胡适的不同观点。在朱光潜看来,“谐”最富于社会性。“谐”则雅俗共赏,极粗鄙的人欢喜“谐”,极文雅的人也还是欢喜“谐”,虽然他们所欢喜的“谐”不必尽同。

朱光潜进一步把“谐”分为两类:“悲剧性诙谐”与“喜剧性诙谐”;“豁达者的诙谐可以称为‘悲剧的诙谐’,出发点是情感而听者受感动也以情感,滑稽者的诙谐可以称为‘喜剧的诙谐’,出发点是理智,而听者受感动也以理智。中国诗人陶潜和杜甫是于悲剧中见诙谐者,刘伶和金圣叹是从喜剧中见诙谐者,嵇康、李白则介乎二者之间”。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以“谐”的角度评说陶潜与杜甫:“陶潜与杜甫都是有诙谐风趣的人,诉穷说苦,都不肯抛弃这一点风趣。因为他们有这一点说笑话做打油诗的风趣,故虽在穷饿之中不至于发狂,也不至于堕落”。如果仅仅说是“谐”,可能还有点影子,但如果把陶、杜某些诗归到“打油诗”一类,这让朱光潜万难接受。

朱光潜反驳道,“但是因为着重在‘说笑话做打油诗’一点,他似乎把它的沉痛的一方面轻轻放过去了。陶潜、杜甫都是伤心人而有豁达风度,表面上虽诙谐,骨子里却极沉痛严肃。如果把《责子》、《挽歌辞》之类作品完全看作打油诗,就未免失去上品诗的谐趣之精采了”。

《论语》说孔子“不以勇力闻”,胡适《白话文学史》大谈陶、杜“诙谐风趣”及“做打油诗的风趣”,其实与大谈孔子的“勇力”,没有区别。

其次,尤其在律诗问题上,与胡适的观点针锋相对,为律诗的辩护最为充分有力。

说到胡适最讨厌的古典形式,骈文之外,恐怕就是律诗了。单就讨厌程度讲,骈文恐怕都难以与律诗比。这其实也与胡适极端主张白话之观点相适应的。在《白话文学史》中,胡适认为“律诗是条死路”;《再论信心与反省》中,把“律诗”与“八股”甚至是与“小脚”、“太监”、“姨太太”相提并论,这对律诗的羞辱应该是到达某种极致了。

从美学与艺术史的角度对律诗的由来、形成、演化进行了深入考察,朱光潜主要从三个方面为律诗辩护。

第一,律诗的存在有其当然的历史合理性。律诗不仅不是要被进化掉的诗歌形式,相反它是中国诗歌艺术进化之路上的必然产物;律诗的兴起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由‘自然艺术’转变为‘人为艺术’;由不假雕琢到有意刻划。如果说《国风》是民歌的鼎盛期;汉魏是古风的鼎盛期,或者说,民歌的模仿期;晋宋齐梁时代就可以说是‘文人诗’正式成立期。由‘自然艺术’到‘人为艺术’;由民间诗到文人诗;由浑厚纯朴到精妍新巧,都是进化的自然趋势,不易以人力促进,也不易以人力阻止。”

朱光潜反问道,“我们嫌齐梁以后诗为声律所束缚,以至渐失古风;但试问声律纵不存在,齐梁以后就能恰如《国风》以及汉魏五言么?”

第二,律诗所取得的历史成就不容抹杀。律诗在大诗人手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朱光潜认为了,“律诗有流弊,我们无庸讳言,但是不必因噎废食,任何诗的体裁落到平凡诗人的手里都可有流弊。律诗之拘于形式,充其量也不过如欧洲诗中之十四行体(sonnet)。我们能藐视彼特拉克、莎士比亚、弥尔顿、济慈诸人用十四行体所做的诗么?我们能够藐视杜甫、王维诸人用律体所做的诗么?”

第三,主张要从客观角度研究律诗,而不要像“老吏断狱”式的主观臆测它、轻率褒贬它。“声律这样大的运动必定有一个进化的自然轨迹做基础,决不能象妇人缠小脚,是由少数人的幻想和癖嗜所推广成的风气。它当然也有一个存在的理由,研究诗学者应该寻出它的因果线索,不当仅如王凤洲批《纲鉴》,自居‘老吏断狱’,说是说非。科学的第一要务在接收事实,其次在说明因果,演绎原理。”

朱光潜的批评文字,纯净如水晶,丝毫不杂意气之争,相反倒能把批评引到了相关学理的探讨中,最是难得。

再次,在关于文言白话一些问题上,朱光潜亦有与胡适不同的见解。

对于胡适的“死文言”之说,朱光潜不能同意。

朱光潜这样说,“以文字的古今定文字的死活,是提倡白话者的偏见。散在字典中的文字,无论其为古为今,都是死的;嵌在有生命的谈话或诗文中的文字,无论其为古为今,都是活的。”朱光潜的这一说法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接下来,朱光潜还有这样的观点:“文字只是一种符号,它与情感思想的关联全是习惯造成的。你惯用现在的流行的文字运思,就用它来做诗文,也自无不可。从前读书人朝朝暮暮都在古书里过活,古代文字对于它们并不比现代文字难,甚至比现代文字还更便利,所以古代文字对于他们可以变成活语言。这正如我们学外国文到很纯熟的地步。”另外,朱光潜发现“现代中国一般人说话所用的字汇实在太贫乏”,因有一个建议,就是“除制造新字以外,让一部分古字复活也未始不是一种救济的办法”。朱光潜在文言白话上的这两个观点,很显然就都是冲着胡适去的。

最后,朱光潜直接炮轰《白话文学史》,而发出了“三大惊讶”。这种行文方式与用语方式,在朱光潜的文章中,都是特别少见的。朱光潜直指《白话文学史》的所存在的问题与薄弱环节,因有“三大惊讶”。

何止“三大惊讶”,朱光潜惊叹性的表达,是由“六个惊讶”构成的。朱光潜说:

“我们不惊讶他拿一章来讲王梵志和寒山子,而惊讶他没有一字提及许多重要诗人,如陈子昂,李东川,李长吉之类;我们不惊讶他以全书五分之一对付《佛教的翻译文字》,而惊讶他讲韵文把汉魏六朝的赋一概抹煞,连《北山移文》《荡妇秋思赋》《闲情赋》《归去来兮辞》一类的作品,都被列于僵死的文学;我们不惊讶他用二十页来考证《孔雀东南飞》,而惊讶他只以几句话了结《古诗十九首》,而没有一句话提及中国诗歌之源是《诗经》”。

这实际上指出了《白话文学史》在其内容构成上的一些方面较大的缺陷。归根到底,朱光潜认为不能同意胡适所奉行的“根本原则”,这个“根本原则”就是“作诗如说话”。朱光潜坚定地认为:“就许多事件说,做诗决不如说话”!

朱光潜《为诗的音律辩护》朱自清当年是读过的,朱自清给予相当高的评价,“重读孟实《为诗的音律辩护》一文,觉其中论中国诗句法,以音义兼尽为主,故重韵;又谓中国诗讲究音律乃因诗已不能歌,故乃于文字本身找音乐也;又谓诵诗宜提倡,当斟酌于格律与语言声调之中而诵之,不宜只重其一种:此三说皆极有见。”“孟实”为朱光潜的字,朱自清这个评价是写在其1933年5月10日的日记中的。

《诗论 抗战版序》写于1942年,朱光潜在此文中写道,“一九三三年秋返国,不久后任教北大,那时胡适之先生掌文学院,他对于中国文学教育抱有一个颇不为时人所赞同的见解,以为中国文学系应请外国文学系教授去任一部分课。他看过我的《诗论》初稿,就邀我在中文系讲了一年。”

朱光潜写书批判胡适,而且还有“三刻拍案惊奇”,此书手稿送到北大“掌文学院”的胡适手中,胡适感受到否“惊讶”或有否被惊吓到不得而知。朱光潜倒是以此书为“资历”,被胡适聘为北大西语系教授。老辈们的精见特识与容纳异见的胸怀,同样都是令人赞叹不已的。

朱光潜之所以以《为诗的音律辩护》与胡适“大战”一场,就不能不考虑到朱光潜的“桐城”背景。朱光潜首先有着一个“桐城”背景。朱光潜生长在一个“出产”文章的伟大徽域——桐城,而且朱光潜上的就是桐城中学。受家世影响,朱光潜与古典文化的渊源极深。朱光潜后来就在自己的文章中,曾为私塾、八股与桐城派辩护过。朱光潜能够写《为诗的音律辩护》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诗论》影响于朱光潜后来的对于诗歌的文学思想,一个最主要的方面是文学传统与文化传统的继承问题。朱光潜在后来的文章中,反复提到现代诗人对于古典诗歌、白话对于文言的汲取营养的问题,从这些方面,都能看到当年《诗论》的影子。朱光潜要为维护律诗和汉语言诸多特性之尊严而战,不能不说朱光潜的这些“辩护”,是有着特别大的人文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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