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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与修身:《墨子》思想的两个面相

《墨子》宗教思想是墨家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其“沟通天、神、人的内在逻辑,成为墨子思想学说的主要特征”。墨家的宗教思想向来是学者们热议的论题,不少学者对墨家宗教思想进行阐释,做出价值评判,认为这种宗教思想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是下层平民不现实的幻想,是宣扬墨家兼爱、非攻等政治主张的工具;也有学者突出墨家宗教思想的后世传播,发现《墨子》中赏善罚恶、兼爱交利的思想与后世民间道教思想十分接近,认为墨家宗教思想与道教有密切联系,是道教兴起发展的渊源。根据上述学者们的两类研究结果,我们发现《墨子》宗教思想具有两个面相:在为墨家宣扬其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尝试满足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需求。

张荣明教授在《信仰的考古》一书中,从功能角度对中国宗教思想进行了归类:“就中国宗教思想史反映的情形而言,至少有两种功能的宗教思想:一种是为公共的政治秩序服务的宗教思想,另一种是为个人的生命健康服务的宗教思想”笔者借鉴这一归类,认为墨家宗教思想具备张荣明教授所言的两种功能,兼具治国与修身的双重作用,既是一种政治宗教思想,亦是一种生命宗教思想。

《墨子》的宗教思想是原始宗教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一方面继承了夏商周三代的宗教思想脉络,对民间原始宗教加以撷取和改造;另一方面又根据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需求,增添了新的思想内容,反映出以墨家为代表的手工业阶层的政治和生活诉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墨家的宗教思想是早期宗教的雏形。《墨子》宗教思想既表现了治国安邦的政治思想,又有对生活和生命的关怀,具有两方面的特点。这种思想与后来汉代董仲舒的政治神学和符箓派道教有共同之处,但是由于其自身理论的缺陷,既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青睐,也没有满足平民的精神需求,因而失去了发展机会。

对墨家宗教思想治国与修身两个面相进行梳理和解释,有助于我们更明确地分析墨家宗教的影响和作用,进而分析其曲折发展,未能成为历史上主流宗教思想的主要原因。

一、治国安邦的政治宗教属性

西周成康全盛时期之后,国势渐衰,各封国相互攻击,常年混战,百姓苦不堪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更是各国争霸,常年战乱,民不聊生,加之水旱之灾连年不绝,导致社会生活动荡不安,人们的信仰开始出现危机。与此同时,人文思潮兴起,人们对自然与社会开始有了科学的认识,在试图摆脱自然崇拜束缚的同时,内心变得惶恐迷茫。旧的信仰在危机中逐渐被打破,新信仰没有完善,人的行为不能被框束。《墨子》的宗教思想也受到了这样社会大背景的影响。墨家认为安定的社会秩序离不开宗教思想,因而在原有宗教信仰体系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增加了一系列顺应此时政治、社会需求的内容,希望通过调适、重置宗教信仰,达到社会安定。于是,在《墨子》中,墨家试图通过天、鬼的思想来解决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为社会寻找一条出路。

在墨家看来,天是宇宙的最高神明,决定整个宇宙的行为规则,天的道德是任何人不可类比、不可逾越的。“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 法仪》)。“法仪”就是天下从事、分辨善恶的标准,而这个标准正是天所规定的。在《法仪》篇中,介绍了天的属性“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墨子 法仪》)“天”是公平、客观、道德的,所以其规定的准则也令人信服。

当时国家的秩序混乱、灾难不断都是由于没有天鬼信仰。《墨子 鲁问》:“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淫僻无礼”的表现在《墨子 天志下》中提到“大则欺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寡贼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壮则夺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国,方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贼害也。”《墨子》认为,造成“淫僻无礼”的原因在于“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罚暴也”(《墨子 明鬼下》)即凡是从事淫暴寇乱等无礼行为的人都是心中没有天和鬼神的存在,不明白天与鬼具有赏善罚恶的能力。

因此,墨家作《天志》《明鬼》,提倡以“尊天”“事鬼”的思想解决国家之乱源,强调个人通过努力感化天来改变命运,鬼神对社会政治也有监督作用。《墨子》中认为天子受政于天,天才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天可以设置官职,安治人事,“为王公侯伯,以临司民之善否,使之尚贤而罚暴。”(《墨子 天志中》)即使贵为天子,天也能施以赏罚:“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墨子 天志中》)甚至还有“天之欲一同天下之义也,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墨子 尚同下》)之说。天能赏善罚恶,予人以祸福,“爱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墨子 法仪》)鬼神能够尚贤罚恶的,用这种观点治理国家和百姓才是正道。“鬼神之能赏贤如罚暴也。盖本施之国家,施之万民,实所以治国家利万民之道也。”(《墨子 明鬼》)《墨子》中具体强调了鬼神的社会功用,“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之也,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安危治乱也。”(《墨子 尚同上》)“吏治官府之不絜廉,男女之为无别者,鬼神见之;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见之”(《墨子 明鬼下》)。而且,鬼神的赏罚是人们所无法抗拒的,这样才能使人们做好本职,不要肆意妄为:“施行不可不堇,见有鬼神视之。”(《墨子 明鬼下》)

墨家认为“天志”“明鬼”思想可以稳定社会秩序,天的意志规定了社会准则,对社会政治至关重要,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天鬼能赏善罚恶,予人以祸福,“爱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墨子 法仪》)。因此,墨家希望从重建宗教信仰的方面入手,来建立一个安定幸福的社会。墨家通过宣扬传统的宗教信仰来表达民意,彰显每个人的重要性。宗教思想是《墨子》的立论基础,有了信仰,墨家的兼爱、非攻、尚贤等道德主张才能得以彰显。

这是借助宗教信仰的力量来威慑人们,劝善惩恶,安定社会,这些宗教思想都为政治社会服务。可以说,《墨子》中的鬼神说是一种“治国理论”,《墨子》试图站在平民阶层的立场上提供一个官方意识形态的模型,君主向天、鬼神负责,而天、鬼神又体现了民意,墨家的宗教思想因而带有政治宗教的属性。这是以墨子为代表的劳动阶层在注重实际工作经验的总结之后,对参与政治,反映下层百姓心声上做的进一步努力。这种宗教思想用意在于保障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稳定。

墨家这一政治宗教属性,在内容上与之后汉代董仲舒的政治神学有一些共同点。两者都承认天有意志。《春秋繁露》记:“事君者仪态,事父者承志,事天亦然。”(《春秋繁露 楚庄王》) 孙诒让曾以此解释墨子的“天志”,认为“此天志之义也。”(《墨子 天志上》)此外,两者都认为天志有“兼爱兼利”“赏善罚恶”的思想。董仲舒认为:“天虽不言,其欲赡足之意可见也。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春秋繁露 诸侯》)《墨子》中也有提及:“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墨子 天志中》)而且,董仲舒的灾异祥瑞说也间接受到墨家“天志”“明鬼”思想的影响。墨家认为的天、鬼之善恶赏罚与西汉社会流行的天降符瑞灾异十分相似,秦彦士就曾指出:“董仲舒以‘灾异说’名于世,如果按正统儒家的观点来看,这种学说实际上是孔子所不语的‘怪力乱神’的胡诌。所以它实际上是由阴阳家与墨家‘天志’杂糅的产物。”

但是,这些具有共同点的思想在目的上却又完全不同,即天与鬼神对董仲舒来说和对于墨子一样,都具有“工具价值”,但是两者的“目标价值”不同。董仲舒的政治神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虽然存在与《墨子》相似的“ 天志明鬼”“兼爱兼利”等思想,但从根本上讲仍然是“儒家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政治哲学体系”,抛弃了墨家所讲的平民平等互利的原则,蜕变为王权统治的理论依据。《墨子》中所提倡的“天志”观念是为实现多数下层民众的意愿,“天”会为民众谋福利,《墨子 天志上》有“三利,无所不利”,这种利益均沾,天鬼人利益共享的观点体现了对人的重视,是手工业者在乱世中渴望安定生活的表现,具有明显的政治宗教属性。

二、修身祛疾的生命宗教属性

社会的不安定导致人们恐惧苦难,渴望生命健康。在先秦诸子中,墨家是对生命关注较多的一派,其十分重视巫术方技,并将技艺和实践活动应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墨家的宗教思想中对天、鬼的崇拜透露着战乱时期人们对生命的尊重,具有为个人的生命健康服务的性质。墨家这种宗教思想和“重术”的传统很可能使“不少墨家之徒流为方仙之士”,这也使墨家与后世的道教有了密切的联系,墨家的宗教思想是否影响了道教,在此暂且不做进一步讨论,但墨家宗教思想的确与道教思想有相同的作用。鬼神既可以造福百姓,也能使人们遭殃,这种思想与佛教、道教有共同的特点,都具有生命宗教的属性,在信仰上为人的生命健康服务,“将生命与神灵联系起来,使生命神圣化”,既可以治病救人,又具有修行的特点。

《墨子》中多有表现生命宗教特质之处。《墨子 贵义》中提倡“六辟说”即“去六辟(喜、怒、乐、悲、爱、恶)……从事于义,必为圣人”。(《墨子 贵义》) 从中体现出修身养性之道。《墨子 经说下》记载:“无欲恶之为益损,说在宜”,“若识麋与鱼之数,唯所利,无欲恶。伤生损寿,话在少连,是谁爱也,尝多粟,或者欲不有能伤也,若酒之于人也”(《墨子 经说下》第四十三条)。墨家认为对于养生的损益,关键在于适度。可以看出这些都体现了墨家对生命的关怀和关于保健的思想。

《墨子》之中还有关于巫医之术治病救人的记载,《墨子 非攻中》有一例:“譬若医之药人之有病者然,今有医于此,和合其祝药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药之。”病者对上天祈祷,说明祷告的缘由,并饮用加入符箓灰烬的水来治疗人们的病痛。这种运用符箓来消除病痛的方法或被汉代符箓派道教所沿袭。

除以上两方面外,墨家还将宗教方术思想运用于军事实践中。《墨子 迎敌祠》中还记载了一些关于占卜、祭祀的宗教方术:“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长八尺者八,弩八,八发而止……从外宅诸名大祠,灵巫或祷焉,给祷牲。”(《墨子 迎敌祠》)这些祭祀、巫术、占卜是为了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这种宗教性的思想在之后得到了延续,汉代之后的道教典籍中有类似的记载,更为巧合的是,墨家的这些方术名称,在《太平经》中也有一一对应之词,统称为“占天神气太平”思想。《墨子 迎敌祠》中的“巫蛊”、“望气”、“厌胜”之术,目的是为了赢得战争胜利、减少伤亡,从中反映了墨家对生命的尊重。

另外,从典籍流传方面看,作为本土宗教的道教,与墨家的宗教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墨子》一书得以流传也是在《道藏》中发现,宋刊印《万寿道藏》中所保留的《墨子》53篇,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墨子》传世文献。道教自汉代兴起后,诸多托墨子之名的道教典籍就大量出现:汉末封衡著《墨子隐形法》;葛洪《抱朴子 内篇》有《墨子丹法》;《隋书 经籍志》有《墨子枕内五行纪要》;唐代瞿昙悉达的《大唐开元占经》引有《墨子占法》;宋代郑樵《通志 艺文略》道家二之经类有《灵奇墨子术经》;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诸经类有《灵奇墨子术经》,符箓类有《墨子秘中记》等等。章太炎认为道教思想是“本诸墨氏,源远流长”。道教作为典型的生命宗教,其典籍中多有提到墨子其人和《墨子》一书,说明墨家宗教思想中确有可以安抚百姓,修身治病的内容可以使道教承接利用,进而发展成为平民信服的宗教。

从典籍内容上看,将《墨子》中的天鬼思想与《太平经》中描述的“天”、“鬼”比较,发现前者希望建立兼爱交利的和谐社会,后者希望能够克己利人救世济民,两者有“共同的目标和理想性”。《墨子》中的“天志”、“明鬼”思想认为“天志不可违”、鬼神能够“赏善罚恶”与《太平经》中的“天”神信仰有着同样的含义。《太平经》中的“救穷周急”、“有知相教”、“有珍奇相遗”、“力强当养力弱者”、“见赐饥者以食,见寒者以衣”等主张,与《墨子》“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墨子 尚贤下》)的理念十分相近。这种思想在明清秘密宗教、秘密社会中也有类似的体现。可见,墨家宗教思想与道教及其它类似的生命宗教有共同的特征和功能。

《墨子》中提供了很多方法让人们内心宽慰,让人们在乱世中不再苦苦挣扎,而是寻找多种解脱的办法,其中多处体现了去病养生、修身克己的思想,展现给了人们希望的曙光。这些都是生命宗教的基本特征,墨家通过这样的宗教思想安抚人心,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安定,说明墨家宗教思想带有明显的生命宗教属性。

所以说《墨子》的宗教思想一方面是为了建立安定的社会秩序,对统治阶级上层贵族来说拥有了政治信仰的属性;另一方面又能够表达下层百姓的愿望,安抚人的心理,起到生命信仰的作用。这是宗教信仰从上古时期混合型的宗教思想向不同功能的宗教思想过渡的阶段,《墨子》中的宗教思想正是这一阶段所产生的,所以兼具了两种信仰的属性。

三、《墨子》宗教思想衰落的原因分析

《墨子》的宗教思想兼具儒家政治神学和道教思想的两种特点,内容上颇为丰富,呈现了治国与修身两个面相,试图达到政治神圣化和生命神圣化的双重功效。但在先秦之后的社会发展中,墨家的宗教思想似乎逐渐式微直至消失。在先秦时期与儒家并成为显学的墨家,至汉代既没有像儒家思想那样发展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也没有如道教那样最终形成一种典型的宗教形态。其中的原因,与墨家宗教思想的两个面相密切相关,所以我们从墨家宗教思的政治和生命两种属性入手进行分析探究,会有更好的理解。

首先,作为具有政治宗教属性的墨家思想,其出发点在于给下层百姓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而不是为政治合理性、合法性寻找出路,这样的思想在王权社会中找不到出路。

对于统治者来说,墨家宗教思想又没有关心到天子、君主的利益,“天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墨子 法仪》),天的意志都是关心民生的问题,兼爱交利,其中鲜有提及天子权利。相比之下,董仲舒“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 为人者天》)的观点更加受到统治者的青睐。

《墨子》宗教思想的政治属性,本质上是一种治国理念,是以改善社会政治为出发点的。墨家理想中的社会和谐、稳定、繁荣离不开鬼神的合作,只有让统治者相信天和鬼神的存在,才能实现兼爱和非攻。但是这个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宗教衰落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很难相信这种具体而有用的天、鬼的存在。对于百姓而言,他们希望能够绕开社会政治,直接与天、鬼进行沟通,而这些愿望在《墨子》思想中很难找到满足的途径,与儒家相比,墨家对祭祀天、鬼的礼仪不感兴趣,没有进行必要的讨论。所以墨子沟通天、神、人的努力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其次,作为具有生命宗教属性的墨家思想,其思想不具备神秘色彩,没有创造彼岸世界,也少有“出世”修道的具体方法指导,没有彼岸世界作为依托和慰藉方式,实践上也不能让人们思想得到解脱。

一方面《墨子》宗教思想鲜有对宗教活动和宗教仪式的指导。平民阶层的自发宗教信仰总是有限的,要服务于自己的现实生活需要,而墨家对礼仪的忽视态度使人们无法参与相关的宗教活动。墨家认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墨子 非乐》)对宗教祭祀的态度也是如此:“若使鬼神请亡,是乃费其所为酒醴粢盛之财耳。自夫费之,非特注之污壑而弃之也,内者宗族,外者乡里,皆得如具饮食之。虽使鬼神请亡,此犹可以合欢聚众,取亲于乡里。”(《墨子 明鬼下》)由此可见墨家更关注人的切实利益。这种思想中太多的世俗情感影响了人们对天鬼信仰的虔诚。

另一方面《墨子》宗教思想对“出世”观念没有涉及。詹剑峰认为墨家宗教思想“既没有老子那样全性保真、超出物外之想,也没有后世道教炼丹修道、白日飞生之术;既没有耶稣那样自命为救世主,宣传天国近了,也没有佛陀那样逃避现实,遁之空门,以求极乐世界”。王冬珍也评价说,墨子宗教思想“既不言行善灵魂可上西天或进天堂,亦不言做恶灵魂须下地狱,即既不言他界,亦不谈灵魂之归宿,其所言赏善罚暴,只限于生前,未云及死后”。的确,《墨子》中所反映的宗教思想没有创造一个让人们向往的彼岸世界,也不讨论灵魂问题,思想积极“入世”,很难形成一个系统的长期的宗教信仰。

因此,墨家多数人物事迹已经湮灭,秦汉之后几乎再无传人。墨家的宗教思想一路衰微,经过岁月的沉淀,其中关于“天志”“明鬼”的天道观思维影响了汉代灾异祥瑞之说;有关的巫术、方技思想也在道教思想中有所体现。墨家宗教思想虽然作为独立的个体思想没有延续,但最终融合到儒家政治思想和道教思想中。

结语

墨家宗教思想承接上古宗教思想余脉,具备政治宗教和生命宗教的双重属性,兼容治国与修身两种思想,试图寻找一条既能实现国家安定又可让百姓幸福的途径。虽然墨家宗教思想在传播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受到足够推崇,但其中的“天鬼”思想客观上成为约束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而且,其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是平民精神生活的寄托,成为人们减缓生活重压的良药。

墨家宗教思想作为拥有政治属性的宗教思想,不能服务于君主而没有被王权所接受;作为具有生命属性的宗教思想,体系不够完善又没有在平民中广泛传播。尽管由于其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没有受众群体而看似消亡,但实际已经渗入中华文化的血脉,成为中国本土宗教形成的思想渊源,因此应该对其进行全面的认识。

《墨子》宗教思想在精神追求上强调对人的终极关怀,寻求对精神世界的最高寄托,于实际生活中成为“兼爱”、“非攻”、“贵义”等思想主张得以实践的推动力量。正如王瓒源先生所论:“不管‘天志’、‘明鬼’是否宗教,我们关心它的本质就是‘爱人利人’,就是‘兼相爱交相利’,就是‘贵义’,这可以当做人类共同的信仰,我们将会找到更多的人性,更多的友爱。”这对于当代社会建设、民生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马越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马越.治国与修身:墨家思想的两个面相[J].东岳论丛, 2018(11):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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