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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林:“江南三部曲”令人好困惑

格非

2015年8月16日,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揭晓,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就像一般人弄不懂的油价,一路飙升,获得60位评委中的57票,成为第一。“茅奖”评委陈晓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去有获得‘茅奖’的作家,此前没什么像样的作品,忽然之间获奖,之后再也没写出厚重作品。而单这一部获奖作品是不是经得起时间考验,也令人存疑。那么,这一次,我认为确实评出了‘好作家、好作品’。”陈晓明称,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透视了整个20世纪,揭露了桃花源与现实的困境。

看到这一结果和陈先生这样的评价,我不禁目瞪口呆。我真的很怀疑这60位“茅奖”评委是否都认真读过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这“三部曲”。如果他们都认真读过,而又把手中神圣的一票争先恐后地投给格非,我敢说,要么当代文坛真的就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要么就是评委们的艺术鉴赏眼光真的远离了文学,以致与那些未经文学偏见污染的普通读者格格不入。

1994年,格非开始有了创作三部曲的打算,但直到2003年初才开始动笔。格非坦言:“所谓的‘十年磨一剑’,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说法罢了。2007年,《山河入梦》出版之后,我已经对三部曲的构架和写作的旷日持久感到了厌烦,甚至对于要不要再写第三部,也颇费踌躇。”这短短的一段夫子自道,明确向我们透露出了这样一个信息:格非的三部曲从创作之初,就面临着时断时续、写不下去的困境。至于什么原因导致格非这位学者型作家的创作发生了如此的困难,我以为,残雪对格非的评价,或许更能击中问题的要害:“我认为《人面桃花》是格非写得最差的作品,实在搞不懂他为什么要写那样一个东西,而且写了十年(从作品看,很明显是没有冲动的表现)。我看过他早期的几个中短篇,那里头有热情,有冲动,有矛盾和迷惘,而且他的感觉也算好的。可是《人面桃花》里面有什么呢?我只看到一个过早衰老的中年人,利用自己有限的一点历史感悟在勉为其难地拼凑所谓的‘中国故事’。”对此,格非自圆其说地告诉记者说,这是在“长达十年的反思与沉淀之后,我从‘乌托邦三部曲’的首部《人面桃花》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径,我认为,作家不能单纯做社会的观察者,还要提供某种意向性的东西。”至于这种“意向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是否能够在格非的小说中奏效,真的让人脑洞大开,我们却根本就感受不到。

格非的小说获得“茅奖”之后,各路书商更是喜出望外,笑逐颜开。某出版社在格非《人面桃花》的封底上如此介绍说:“‘江南三部曲’是格非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酝酿构思,沉潜求索,到2011年终于完成定稿的系列长篇巨作。作者在坚守高贵艺术性的同时,用具有穿透力的思考和叙事呈现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的衍变轨迹。”在我看来,将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与“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的衍变轨迹”和“巨作”这样的词混搭在一起,纯属就是一种“愚乐”读者的商业推广和文学谀评。其肤浅的历史书写,与陈忠实的《白鹿原》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同样是“茅奖”作品,我们无论是读陈忠实的《白鹿原》,还是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都能强烈地感受到浓郁的时代气息和心灵的震撼。陈忠实和路遥小说的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作家深邃的思考,散发出文学独特的魅力。陈忠实小说中的人物,如白嘉轩、鹿子霖、田小娥,以及路遥笔下的孙少平、孙少安兄弟,他们的形象,无不鲜活地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而格非“江南三部曲”中的主人公,简直就像是儿童电视节目中的卡通人物,无血无肉,幼稚可笑,总是给人一种生编硬造、极不自然的感觉。

格非小说的一大“标志”,就是喜欢炫技和掉书袋,并且语言雕琢。其字里行间,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故纸堆里冒出来的陈腐气息。与莫言、贾平凹、阎连科这些从未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作家相比,格非读书多,却恨不得把自己掌握的知识统统都拿出来展览,倾筐倒箧地倾泻在自己的小说中。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其中的许多描写,分明就是从别人的作品中“化”过来的。在《人面桃花》中,庆福与韩六、红闲、碧静、秀米等以扇骨敲击桌面,十击为限,作不出诗罚酒的描写,简直就像是对《红楼梦》中薛蟠作诗的改写。曹雪芹笔下的薛蟠,不忌生冷地当着众多姑娘的面大诵淫诗;格非笔下的庆福,居然也是当着众多女性的面,色迷迷地看着秀米,说自己这枝“莺梭”可是硬邦邦的,明目张胆地以“女儿胸前两堆雪”这样的“薛蟠体”来公开调戏在场的诸多女性。

读《人面桃花》的时候,我总是在想,何以会有如此之多似曾相识的描写扎堆在一起,甚至扑面而来?如:

今天早上,窗口飞进一只苍蝇,先生或许老眼昏花了,伸手一揽,硬是没有捉到,不由得恼羞成怒。在屋里找了半天,定睛一看,见那肥大的苍蝇正歇在墙上。先生走上前去使出浑身的力气,抡开巴掌就是一拍,没想到那不是苍蝇,分明就是一枚墙钉。

我的天!这完全就是英国作家伍尔夫的小说《墙上的斑点》的“改写版”。伍尔夫在小说中写道:“我一定要跳起来亲眼看看墙上的斑点到底是什么——是一枚钉子?一片玫瑰花瓣?还是木块上的裂纹?”但出乎小说主人公意料的是,墙上的斑点原来是一只蜗牛。

她在叫家里的账房,可惜无人答应。地上的花瓣、灰尘、午后慵倦的太阳不搭理她;海棠、梨树、墙上的青苔,蝴蝶和蜜蜂,门外绿得发青的杨柳丝、摇曳着树枝的穿堂风都不理她。

这段描写,初看的确颇有些别致和韵味,遗憾的是,格非的“灵感”,却来自于欧阳修的《蝶恋花》:“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如此大量的对古今中外经典名著的“改装”,让我对格非的写作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再如:

绿珠大概不喜欢牙齿相叩的坚实感,便用力地推开了他,喘了半天的气,才说:“很多人都说,女人的爱在阴道里,可我怎么觉得是在嘴唇上啊?”

经典的描写,人人都喜欢,但绝不能将别人的创作据为己有。张爱玲在《色·戒》中写道:“‘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过胃。’是说男人好吃,碰上会做菜款待他们的女人,容易上钩。于是就有人说:‘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格非凭借自己读书多,常常用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法对别人的作品顺手牵羊,如此的“创作手法”,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而《山河入梦》的故事框架和人物设置,明显暴露出格非对英国作家哈代的经典之作《德伯家的苔丝》的模仿痕迹。格非照猫画虎地将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姚佩佩,克隆成为了20世纪的“中国版苔丝”——原本居住在大上海的姚佩佩,其父亲因反革命罪被逮捕枪毙,母亲也随之上吊自杀。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成为孤儿的她,来到梅城投靠姑姑家。在梅城一家澡堂做临时工的姚佩佩,被前来洗澡的梅城县长谭功达看中,从而进入县长办公室当秘书。大龄未婚的谭功达,虽然对姚佩佩百般娇宠,万般喜爱,却始终不敢再往前走一步。最后,天真美丽的姚佩佩却被死掉老婆的省委金秘书长施暴。面对凌辱,姚佩佩毅然奋起反抗。在挣扎过程中,抓起井边的一块石头,狠狠地接连砸向了他的脑袋。姚佩佩最终被逮捕枪决……如此的故事和人物遭遇,难道与哈代的小说仅仅只是不期而遇,英雄所见略同的巧合?

事实上,《人面桃花》的主人公张季元和陆秀米与《山河入梦》中的谭功达和姚佩佩,更像是改名换姓的重复书写。爱情在小说中总是阴差阳错:张季元爱上了豆蔻年华的陆秀米,非但不愿公开表达,而是一味深深地埋在心里,其唯一的倾泻方式,就是将这种匪夷所思的爱,书写在日记里;四十多岁的谭功达,虽然已经官至县长,却简直就像是一个白痴,他深深地爱上了思想单纯、青春貌美的姚佩佩,却同样是始终将这种爱埋藏在心里。而大大咧咧的姚佩佩,虽然也喜欢上了谭县长,却老是不好意思开口,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爱情从自己的身旁溜走。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谭功达既然敢在未经组织批准的情况下,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将澡堂的临时工姚佩佩直接将其调到自己的办公室,这说明谭功达在最求女人的问题上,是一个不管不顾、不考虑任何影响和后果的人。因为成了自己的秘书,谭功达与姚佩佩便经常有理由一起外出,他不难从她的身上嗅到雪花膏的香气。而谭功达这样大胆的“举措”,的确不是一般人能够干得出来的。

在小说里,姚佩佩一面像一个懵里懵懂的纯情女孩,一面又像是一个善于吊人胃口的情场老手,处处都在对谭功达“放电”。她借故头上被撞了好几个大包,主动歪过头来让谭功达摸摸,检查检查,但他却目光呆滞,“与那《红楼梦》中着了魔的贾宝玉一个摸样”,姚佩佩知道他又在犯傻做美梦了。在遇到村民拦车表达诉求时,姚佩佩躲躲闪闪,最后很自然地,顺理成章地蜷缩、依偎在了谭功达的怀里。这时的谭功达,真是温香软玉抱满怀。他感到姚佩佩一头秀发拂到了他的脸,她脖子里的汗味竟然也是香的,她的身体竟然这么柔软!可这样的事,并非发生在什么隐秘的场所,而是发生在有县委小车司机在一旁的公务车里。如此的举动,无异于鸳鸯戏水、公开调情、大秀恩爱。但接下来的情节发展,却完全缺乏逻辑支撑。既然四十多岁仍单身的谭功达,已经别有用心地将姚佩佩搞到自己的身边,却为什么又要脑袋进水,轻易听从媒人的撺掇和安排,走马灯似的与那些自己并不喜爱的女人频繁相亲呢?1960年代的县长谭功达,居然与今天狗血影视剧中的男女主人公一样,到处都在“用情”。

在我看来,以格非笔下的谭功达这样的情商和智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当上县长的。谁会相信,一个近乎白痴一样,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的人,居然就是一县之长?谭功达出门检查工作,轻易就被一泡屎憋得抓耳挠腮,想上“大号”,却找不到一张纸。如果说司机小王身上没带纸,倒还勉强说得过去,而作为县长秘书的姚佩佩,跟随县长外出公干,怎么可能连笔记本也不带一个?在“十万火急”的情况下,姚佩佩给了谭功达一张手帕,而谭功达宁可不擦屁股,也要将绣花手帕留下来,还给姚佩佩。姚佩佩的脑子里便一直都在盘算着一个无聊的问题:既然他把手帕还给了我,那么他刚才在外面解手,用什么来擦屁股呢?如此脏兮兮、不可理喻的一对男女,简直就是一对十足的二百五。

小说中,格非不惜以大量的文字来渲染谭功达的这种傻和洋相百出。上完“小号”的谭功达,连裤子都没有扣上,姚佩佩居然还盯着他看,然后脸一红,飞快转过身;谭功达的反应居然是如此迟钝,秋裤的两根红裤带穗从里面钻出来,也毫不知道。难怪白小娴的母亲,亦即谭功达的“准岳母”说:“这人看起来的确有几分呆傻之气。不过,既然人家是个县长,呆傻一点也不碍事。”

谭功达一方面显得“呆傻”,但在勾引和攻克女人方面,却非常大胆,并且表现出了卓越的智慧。在检查工作的吉普车上,他居然和姚佩佩大开“荤玩笑”:“我说你在工地上对我挤眉弄眼,你还不承认,可刚才是谁拽我袖子来着?”在与漂亮的文工团员白小娴单独相处的时候,他内心里的“野兽”早已冲出了栅栏。他在心中说道:“我的姑奶奶,我的亲姑奶奶。我要抱住你。我今天就是豁出去了!老子今天就豁出去了!什么也挡不住了!你答应也罢,不答应也罢,反正老子要抱住你!我要让你变成烂泥!变成灰烬!变成齑粉!我要天塌地陷,我要死……”之后,谭功达就以摧枯拉朽、排山倒海之势,朝她猛扑过去,将她按倒在麦秸秆中。谭功达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将淫欲统统发泄在白小娴身上,这叫做“实惠”;将意淫和无端的迁就,神经兮兮地倾注到姚佩佩身上,这叫做“真爱”。在谭功达面前,姚佩佩凭什么就能像在自己父母面前一样,娇娇滴滴地放任自如?在谭功达的办公室,姚佩佩照样拉拉扯扯、推推搡搡。而内心如此放荡、疯狂发泄性欲的谭功达县长,何以会在四十多岁的时候,还是光棍一条?这两个人物何以会表现得如此人格分裂?

谭功达爱姚佩佩,姚佩佩更是不能自拔地爱上了他。她在心底疯狂地慨叹,假如不是他在偶然的机会从梅城浴室发现了她,进而把她调进县机关工作,她也不至于在心底里藏着那么深的报恩柔情,更不至于对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抱有什么幻想。姚佩佩曾给谭功达写信,并且疯狂地在心底发誓:“谭功达!你要再不来的话,我就要杀人啦!要杀人,要杀人!他妈的我要杀人啦!”根据姚佩佩的内心独白,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她完全就是一个丧心病狂的精神病。

但阴差阳错,谭功达最终也没有收到姚佩佩的信。他真正知道姚佩佩对自己火山爆发似的爱情,是姚佩佩在成为杀人犯、被公安机关通缉之后——他出乎意料地收到了姚佩佩冒着生命危险写给他的那些信。在《人面桃花》中,陆秀米知道张季元对自己刻骨铭心的爱,是因为看到了张季元在莫名惨死之后留下的日记。与此相比,谭功达收到姚佩佩的信这件事看似换了汤,却根本就没有换药。

在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中,贯穿始终的,无一不是悲催的爱情和畸形的婚姻。陆秀米从来就不懂什么是爱情。在张季元的日记中,她隐约知道了什么是桑中之约,什么是床笫之欢。在出嫁的前一天,她孤身一人躺在床上,拿起那本日记,凑在灯下翻来覆去地读,一边读一边和心中的张季元说话。她还从来没有和一个人赤裸的内心挨得那样近。恍惚中,她觉得张季元就坐在她的床前,他们就像是一对真正的夫妻那样谈天说笑。她对婚姻的绝望,简直是心如死灰:“这身子本来就不是我的,谁想要,就由他去糟蹋好了。”她甚至变态地希望,他的那个未来的老公老一点,或者有点秃顶、麻脸一类的毛病,这样才使她的婚姻有点悲剧性。谭功达在拖着“油瓶”的张金芳面前,与之前在白小娴面前的做法完全判若两人,表现出了罕见的木讷,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被动地接受着张金芳的勾引和“性侵”,而且完事后居然还要进行检讨,以致张金芳错以为他一直是个老“处男”:“你这个呆子!活了四十多年,我料你还没有闻过女人味!……”和张金芳结为夫妻,并且有了儿子谭端午之后,谭功达照样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一心想着的是年轻美貌的姚佩佩。

在“江南三部曲”中,格非的写作模式就是,爱情总是阴差阳错、令人绝望的。那些红尘中的男男女女,相爱的绝对成不了夫妻,成了夫妻的绝对不会是真爱的。《春尽江南》中的诗人谭端午和妻子庞家玉,虽然是名正言顺的夫妻,并且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但却总是如同行尸走肉。他们同床异梦,各自都心照不宣地拼命在外面寻找刺激。总之,爱情在格非的小说中,总是虚无缥缈、不可把握的。格非笔下的“江南”,彻底陷入了一种肉欲的混乱之中。花家舍也好,梅城也好,那里的人们,简直就像是动物园里的野兽一样,只顾忙着发情,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爱情。为了追求肉体的快感,他们可说是争分夺秒地颠鸾倒凤,甚至不惜乱伦,以致随便到了毫无禁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程度。难怪韩六对不解风月的秀米说:“在花家舍,据说一个人甚至可以公开和他的女儿成亲。也不知是真是假。”“这个村庄山水阻隔,平常与外界不通音信,有了这事,一点都不奇怪。”

在《春尽江南》中,绿珠向谭端午讲述了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做爱故事:绿珠与姨父相识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姨父居然在乘坐火车的途中要占有她……我们知道,小说虽然纯属虚构,但这种虚构却是为了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艺术的真实和文学的魅力。而格非的这段描写,确实是太低估读者的智商了。我们设想,如果绿珠和她的姨父乘坐的那趟列车不是特意为他们准备的专列的话,那么上面的乘客,就一定不是少数。而火车靠近厕所的地方,恰恰也是乘务员工作和休息的地方,绿珠的姨父怎么胆敢在乘务员和乘客的眼皮底下公开发泄兽欲?

或许正是因为缺乏精心的构思,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才是如此的浮皮潦草,以致常常出现诸多一望便知的低级错误:

一,时间颠倒错乱。《山河入梦》第一句明确说出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56年,而县委机关的食堂,却在这时吃起了“忆苦饭”。所谓“忆苦饭”,是在十年之后,即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才开始的一项政治教育活动。吃“忆苦饭”的人,模仿旧社会穷人的饭食,用烂菜叶、芋头花、南瓜花、萝卜缨或野菜煮米糠、豆腐渣等各种难以下咽的食物做成饭食,供受教育的人食用,目的是为了让年轻人不要忘本,记住父辈在旧社会遭受的苦难,珍惜新社会的幸福生活、增加对党的感恩之心。此外,小说中居然出现了1969年之后才在中国上映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中的台词:“打倒(消灭)法西斯”,“胜利(自由)属于人民”。小说明明说姚佩佩到县委工作是三四年前,但到后来却变成了两年前。又如,谭功达在到达花家舍工作的当天晚上,宣传队就演出了舞剧《白毛女》。众所周知,“八个样板戏”之一的舞剧《白毛女》,是“文革”期间才开始出现的,而谭功达在1962年就早已经被撤职,之后又被投进了监狱。这样的前后抵牾,只能说明格非在写作时缺乏精心的构思,或者说对历史缺乏基本的了解。

二,人物年龄搞混。在《人面桃花》中,谭功达的出生时间是1911年,在第二部《山河入梦》中,其年龄却成了1912年。谭功达在地图上不经意地写出了一个算式:44-19=25。它表示的是谭功达的年龄与姚佩佩的年龄之间相差25岁。出生于1911年的谭功达,1956年的实际年龄应该是45岁才对。但写到后面,谭功达所写的与姚佩佩之间年龄差的算式,又变成了26岁。谭功达连自己的年龄都不知道,并且还不会算,这样的文化水平,居然能够当上县长?

三,事件前后龃龉。小说前面说,谭功达住的房子原先是一个曾经做过皮肉生意的冯姓寡妇的,1953年梅城“三反”,冯寡妇不堪侮辱悬梁自尽了,之后,谭功达搬进了她的这间房子。但写到后面,这件事情的时间,又成了1952年。我们知道,“三反”的起讫时间,是在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1953年,全国的“三反”运动都已经结束,格非小说中的梅城,何以还在继续“三反”?

四,缺乏生活常识。《人面桃花》中,王观澄的后脖梗被人砍了一刀。刀似乎都有些钝了,碎骨头渣子粘在脑后花白的长发上。为了有一个完整的尸首,王观澄的管家婆子让韩六给王观澄脑袋缝了六十二针。格非不知道,如果脑袋被砍,用家庭做女红的针线是没法给脑袋缝针的。通常,医用的针是特制,并且富有韧性的,而家用的缝衣针却是脆性的,遇到坚硬的东西容易折断。以前的妇女在做鞋时,为了防止硬实的鞋底折断针,通常都是先用锥子扎进去,然后再将针沿着孔隙穿进去。人脑袋上的骨头是特别坚硬的,仅仅是家用的针,怎么能够缝合得上?

又如,宝琛从庆港回来,带着四岁的儿子老虎。老虎生性顽劣,浑身如焦炭一般黑,油光锃亮。他身上只穿一条大红短裤,跑起来就像一团滚动的火球。园子里到处都是他闪电般的身影,到处都是叮叮咚咚的脚步声。他刚来没几天,就把邻居家的两只芦花大公鸡掐断了脖子。一个年仅四岁的小孩,刚刚完成蹒跚学步,再怎么跑得快,也绝对不可能跑起来像一团火球,身影如闪电,并且跑出叮叮咚咚的脚步声。如此小小的年纪,怎么可能跑得过大公鸡?

五,故事荒唐弱智。作为一个四十多的未婚县长,谭功达在进澡堂时,偶然遇到在此做临时工的姚佩佩,旋即怦然心动。在未经任何考核、未经组织讨论的情况下,就贸然决定将年仅18岁,没有任何办公室经验的姚佩佩调到身边担任秘书。之后在谭功达的办公室里,便只有谭功达和姚佩佩两个人,而姚佩佩则动辄耍小孩子脾气,甚至一天半日不和谭功达说话。我们要问的是,县长办公室的工作是一个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年轻女孩能胜任的?在姚佩佩之前,难道谭功达身边就没有秘书?如果没有,他的日常秘书工作究竟又是怎样来完成的?如果有,谭功达又是以什么理由招聘姚佩佩,并将原秘书一脚踢开的?

奇怪的是,在“江南三部曲”中,所有的男人都像是流氓,所有的女人都会为爱,或者说为性疯狂。他们在泄欲时,个个都会不约而同地从嘴里吐出一大串诗一般的语言。老虎和翠莲脱光衣服,钻入被窝,紧紧抱在一起时,老虎听见自己说了一句:“我要死了。”黑暗中,他听见翠莲笑了一下说:“兄弟,这话一点不错,这事儿跟死也差不多。”谭功达在与杨福妹做爱时,土得掉渣的杨福妹闭着眼睛说出了高尔基《海燕》中的名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秘书长金玉在对姚佩佩施暴时,嘴里就像含着一颗糖,喃喃低语道:“姚佩佩同志,现在我要发动第二次革命,杀他一个回马枪,你不反对吧?我想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魂飞魄散……”

六,毒咒也能应验。作为律师的庞家玉,通过黑势力,将租住在自己新购的房子里不肯搬走的医生李春霞赶了出去。恼羞成怒的李春霞,诅咒庞家玉活不过半年。就像神奇的巫婆一样,李春霞的毒咒果真就应验了。当庞家玉到医院看病时,恰巧遇到了该医院的医生李春霞。她看过庞家玉的诊断书,得知她患上癌症之后,很快就仰天大笑起来:“哟,恭喜你呀,你这是中了大奖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作为一个生性好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以庞家玉多年当律师的处事能力和人生经验,她怎么可能轻易就将自己的诊断书交给曾经的仇人李春霞看,自讨臭骂,让对方看笑话?

庞家玉在从医院出来上自己的车时,发现无论怎样也打不着火。明知是旁边那个不怀好意的跑黑车小伙子搞的鬼,她居然还上了他的车。汽车行驶没多久,这个家伙就对其进行骚扰,庞家玉不但不反抗,反而一点也不害怕。当其胆大妄为地将右手搭在她的大腿上时,庞家玉甚至还希望其胆子更大一些。此时的庞家玉觉得,至少在那一刻,唯有那只手,可以帮她忘掉悍妇李春霞那张脸,忘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邪恶、算计、倾轧和背叛,忘掉像山一样压下来的恐惧。至少在那一刻,对于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来说,她那已被宣布无用的身体,居然还能派上用场。庞家玉出人意料地用自己的身体满足了他的无耻欲望。

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包括那些以卖淫为生的性工作者和殡仪馆里的逝者,都是有尊严的。庞家玉又不是疯子,她怎么会以如此荒唐的方式,用自己重病的身体来对一个素不相识的流氓进行无私的“奉献”?格非如此令人失望地描写一位身患绝症的知识女性,其内在的逻辑依据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一个即将走向死亡的女性的身体就是如此的下贱,可以任意遭人践踏,而没有起码的尊严吗?

如此的“江南三部曲”,实在是令人越读越困惑。难怪《人面桃花》中的陆秀米会说出如此不可思议、没有尊严的话:“这身子本来就不是我的,谁想要,就由他去糟蹋好了。”

(《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5期,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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