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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欠阿特伍德的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补上了

当地时间10月14日,2019年布克奖公布获奖名单,加拿大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与英国小说家伯纳德·埃瓦里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分享这一奖项。为她摘得桂冠的,正是《使女的故事》续作《遗嘱》。

就在前几日,阿特伍德还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她的名字也出现在了今年的赔率名单上。然而多年陪跑,却总是失之交臂——面对国际最为重磅的两大文学奖项,为什么阿特伍德不受到诺奖青睐,却能受到布克奖的青睐?我们在阿特伍德的文学版图上展开旅行,探寻她笔下有关性别、科幻与神话的冒险,以及她与布克、诺奖的爱恨情仇。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文学帝国

诺贝尔文学奖与布克奖,从来是文学界奖项中的双料“模棱两可”:难于揣测,更意料之外。尽管诺贝尔文学奖历史悠久,醇厚迷人,甚如作家退休前的“工作模范认证奖”,但其学院派品味中依旧掺杂一丝意想不到的顽劣。相比之下,布克奖则更有“年轻人”的轻快步伐与时髦劲头,为经典划定标准这样的严肃学院派事业或许不是它的责任,但它有着更包容的口味和大胆尝试的勇气,像是为诺贝尔文学奖储备可堪大任的青年干部一样,布克奖将更多的可能性打包收揽:J.M.库切、V.S.奈保尔和石黑一雄也都曾问鼎布克奖。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自1969年出版处女作《可以吃的女人》(The Edible Woman)以来,分别于1986年以《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1989年以《猫眼》(Cat’s Eye)、1996年以《别名格蕾丝》(Alias Grace)以及2003年以《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入围布克奖,并于2000年凭借《盲刺客》(The Blind Assassin)夺得布克桂冠。

今年,阿特伍德女士以其第五部反乌托邦之作《遗嘱》(The Testaments)摘得布克奖桂冠,这部新作除了其本身的悬念感与话题性外,还因《使女的故事》的电视剧改编将更多观众拉入到情节走向的互联网热门议题中。

- 女性之躯:比声音更明确的意志行动 -

作家的身体性别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其作品里的声音?这似乎是一个值得以学术著述的野心来回答的问题。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作品里,你可以很快找到关于她自己的答案:并不回避性别,也未曾参与到女性主义的人潮“游行”中去,只是让身体说出关于它本身的声音——《可以吃的女人》——一个等待身体给出答案的意识灵魂在人称转换的叙述尝试中飘荡着。

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女性之声,常常被曲意理解着,似乎只要是女性作家写出来的,就可以放入女性主义的圈池中,被概念性地混为一谈。除了刻板偏见中“女作家要么婚姻不幸,要么英年早逝”的恶意,还有一种不怀好意以保护为名的排斥行为。如果一位男性(作家)的声音值得倾听,且不会被归类为男性主义,人们又为何要这样对待一位女性(作家)。如果某种性别注定要被冠之以特定标签,倒不如让人人皆有的身体来作答:厌食的并不总是女性,正如身体会在不舒服的衣服里寻求解脱,身体可以在某种现实境遇里向决意苟且的意志反抗。

在漫长的人类历程中,女性的身体似乎永远是一种禁忌。在《使女的故事》中,不仅异性目光间的相互碰触是社会禁忌,就连写与被写的动作本身也是一种禁忌,而后者是关于女性言说之声的强行静音。作为反抗的一种方式,奥芙弗雷德选择将自己的声音以磁带为物质载体保留下来。

小说的结尾,在那场时态从属于未来的学术会议的发言中,我们将听到更大的意义回声:“正如所有历史学家都知道的,过去是一片黑暗,充满回声,我们可以从中听到声音,但具体说话内容却因为声音发源地本身就含混不清而不甚清楚。尽管我们已尽力而为,还是无法用我们自己这个昌明时代的眼光,将这些往日的回声一一精确破译。”与上述之言相反的态度,正是作者阿特伍德女士的初衷:尽管破译是困难的,但我们仍有责任帮助、允许沉默之声从混沌中走出。

《遗嘱》的故事设定在了奥芙弗雷德消失15年后,她的两个女儿和莉迪娅嬷嬷成为了新的叙述者。“朝别人扔石头好过让别人朝自己扔石头”,凶残狡诈的莉迪亚嬷嬷并非天生的奴役者,作为美国的法官,她也曾是基列国的囚徒,只是她选择了一条充满妥协、背叛和谎言的路。她所忍受的折磨与监禁与她所实施的规训与惩罚轮回重叠,我们似乎无法准确辨析出受难与作恶、正义与邪曲的鲜明差别,就像她那些久远而复杂的讲述。在这里,阿特伍德想要揭示的并非人是如何堕落的(这很容易做到),而是人是如何在道德层面上妥协的。

若再向前追溯,《可以吃的女人》中,主人公的主体之音清晰且回环于读者穹顶;至《神谕女士》(Selected Poems),强烈的主人公意识被放入了主人公自创的哥特小说《被爱追踪》中(《蓝胡子》的复写)——俄罗斯套娃式的叙事尝试与神话故事新编的策略初试基本呈现。

在“男生准备就业,女生准备当他们的太太”的社会氛围里,在加拿大本土文学还混沌于殖民地文化之中时,阿特伍德女士已如勃朗宁诗作《罗兰骑士来到暗塔》(Childe Roland to the Dark Tower Came)中的罗兰骑士一般,踏上注定“失败”的追寻之旅:且不论作品最后的形态,或许会是弗兰肯斯坦一般的怪物,但切莫抑制那种来自写作深处的冲动。至于这番追寻到底成败与否,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 想象之界:比现实更现实的科幻小说 -

如果你有过还不错的文学阅读体验,你一定曾试着去寻找那条被技艺高超的作家们藏起来的“边境线”——现实与虚构的界限。虚构世界的冒险之旅并不容易,《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已经有过相似的尝试,出航与平安返航之间的那部分历程往往最令人神往。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从古至今一直是横亘在文学理论中的一条巨型河流。无论作者、读者还是作品本身都绕不开那条河。从柏拉图开始,为文学与现实关系定型的尝试传统就已被开启,在作者制霸文学文本的年代,文学常被喻为映照现实的一面镜子——这暗示着它只能成为现实的附属物。而当进入现代,在经历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洗礼之后,文学的地位获得极大的攀升,摹仿不再是必须遵守的传统。可能性的释放在帮助自我寻找主体之声时,也会成为泛滥的洪水——毁灭的前兆,这个道理在敢于“以身试法”的科学技术上早已显现过。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谨慎地在她的作品中实践阿氏想象力:尽管所有文学作品都是一纸虚构,但谁又敢宣称现实本身不曾是一场幻象?想象力,作为往返于现实与文学间的精灵,总能自由穿越人类自行竖起的术语藩篱。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试图让读者相信:那些“想象出来的世界都在某个远离我们日常世界的地方,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空间、穿过门廊,我们活着一脚踏入幽灵的世界,或是站在了被拿到门槛隔开的已知与未知的另一侧”。无论现实本身到底如何,如果感觉到了“它”在哪里,那不如就试试,看看能否得到关于“它”的答案。

1979年,阿特伍德女士发表了她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人类以前的生活》(Life Before Man)。人物视角的切换叙事策略在这部小说中渐臻成熟,从原有的“恋爱中的男女”维度切换到了“同事间的三角恋”。在这部小说中,想象可以成为女主人公耽于自我世界的有效避世方法:将史前的恐龙投射入身体所存在的当下维度,让它们在车流不息的现代街道上肆意奔跑。

如果这仅仅是一个技巧性的尝试,那么到1985年,阿特伍德女士完成了创作生涯中的第一部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在访问德国西柏林后,作者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卡卢萨市完成了这部小说。或许是强烈的地域空间差异给了她灵感,她将创作《使女的故事》的过程比作“在河冰上滑冰——摇摇晃晃却欣喜兴奋”。对于一个加拿大作家而言,在河冰上滑冰是再熟悉不过的儿童必备技能,却能“摇摇晃晃”而满心欢喜——被熟悉之物捕获而生出了全新的灵感。

在这部小说中,对服饰研究颇有心得的作者以维多利亚时期的女士着装为基础,进行了一番发挥和改造,与此相得益彰的是“正反乌托邦”的辩证技艺:如何在反乌托邦的故事中找到那一丁点儿的乌托邦?为了恰到好处的呈现这一辩证,阿特伍德女士发挥了她的叙事专长,通过两个时态的呈现,将时间轴的轴心固定于磁带发声的那一刻,由此向两个时段延伸展开:故事开始了。

- 神话重写:作家的职责是探索冥府之暗 -

在小说创作之外,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另一个身份是诗人。在作者自我剖白的成长轨迹中,诗歌的创作尝试实际上要早于小说创作。尽管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自小便有着对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和英雄漫画的巨大兴趣,但真正推动她将上古神话融入科幻小说创作的是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莱——她的大学老师。

诺思洛普·弗莱

诺思洛普·弗莱

1957年,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莱出版了影响广泛的理论巨著《批评的剖析》,这部巨著所引起的轩然大波使当时的诗坛诗人迅速分化为“拥神话派”与“反神话派”。作为弗莱选修课上的一名学生和初出茅庐的年轻诗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为弗莱课堂上的那句“现实的中心就在你所在之任何一处,圆周则是你想象力的可及的范围”所心潮澎湃。

与此同时,同校他院的马歇尔·麦克卢汉于1962年出版了《古腾堡星系》(The Gutenberg Galaxy)(也译作《谷登堡星汉璀璨》)——该书中率先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更使年轻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为之一振。当时的加拿大文化氛围,让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意识到:或许谁都可以开天辟地做些什么,尽管加拿大是一个有着浓厚殖民地文化的新国家,但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任何领域的开拓者。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开拓方式有着浓厚的个人风味,如她所言,“作家孩童时期如饥似渴读过的作品,经年之后将沉淀在他成年后创作的作品中”。童年与少年时段大量科幻小说的摄取,包括后维多利亚时期和英王爱德华时期的古怪、非自然主义故事,20世纪中期涌现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恐怖大师M.R.詹姆斯的作品以及所有H.G.威尔斯的奇幻故事。以及,大学时期文学专业经典著作的研修课程和风靡一时的小成本科幻电影,都成为了阿特伍德神话重写的资源养料与无尽源泉。

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认为:科幻小说是一种继承了强烈的上古神话特色的传奇小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从老师的理论中获取支撑,在叙事技艺日臻成熟的基础上,开启了“反乌托邦三部曲”(《羚羊与秧鸡》《洪水之年》《疯癫亚当》)的创作。上古神话是试图解答人类生死之惑的一种尝试,无论故事呈现怎样的内容形态,其内核都有着强烈的生死意识。这种文化传统也促使阿特伍德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创作认知观念:写作,就是与死者协商的过程。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将写作的追寻之路比作一次冥府遨游,这甚至可以算作是西方文学的传统。从第一位遨游冥界的作家维吉尔开始,到但丁,或许还有比前两者更古早的美索不达米亚英雄吉嘎梅许。他曾穿越过地狱,得知生与死的秘密,但他并未长生不老,而是在石头上刻下了两个故事:一则是旅行的故事,另一则是洪水的故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说:“所有的作家都向死者学习,死者控制着过去,也就控制了故事。”通过那些阻碍、蒙昧、空洞、迷途、暗影、漆黑,进入黑暗与死亡,并返回,试图将那些粘连着旧有声音的故事如英雄吉嘎梅许一般刻在石头上。由此,死亡褪去,故事将得到新生。

- 好奇之心:布克奖的包容、多元与偏执 -

回到1989年布克奖的颁奖时刻,我们发现来自阿特伍德女士曾以《猫眼》陪跑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的《长日将尽》(The Remains of the Day),而后者在2017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羚羊与秧鸡》出版的2003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当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前夺得了较高呼声,但结果却是陪跑曾两度获得布克奖的南非作家J.M.库切——J.M.库切曾分别于1983年以《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The Life and Time of Michael K)和于1999年以《耻》(Disgrace)荣获当年的布克文学奖。

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文学荣誉之路上,布克奖和诺贝尔奖似乎总是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揣摩透了“门徒们”的心思,以“双黄蛋”之姿亮相,布克奖不甘其后,同样为读者们奉献了一个“双黄蛋”惊喜——英国小说家伯纳德·埃瓦里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与阿特伍德携手共享这一殊荣。回顾以往,诺贝尔文学奖在关注人类当下社会议题与文学实践的同时,并不在意科幻文学。我们很难想象流窜于大众流行文化中的那些元素一旦跻身高雅庙堂将会引起观众席上何等的骚动与怀疑。严肃文学的尊卑永远仰赖于已走过的传统之路,如班扬的《天路历程》一般,关乎苦难,关于纵深,更关涉意味深长的目光与凝视。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而布克奖作为英语文学类的至高奖项,传统虽算不上悠久,但近年来的姿态却更为开放:欢迎少数族裔与非英美背景的创作者,鼓励“原始之声”,在小说内容之外,更偏爱精密高超的叙事技巧。与诺贝尔文学奖秉持的“百年老字号”之姿不同,布克奖评审们对小说中有否残存现实主义基调漠不关心,严肃文学的学院派陪审团尚未把自己的移动法庭搬迁到布克文学奖的领地中,精英批评的媒体小圈子和学院机构的参与度只能用高倍天文望远镜探索布克奖的领地。正是包容、多元和不懈谄媚之姿的年轻人式的偏执为布克奖赢得了读者的呼声与认同,或许布克奖深谙此道:文学作品和文学奖的生命,从不取决于小团派的格调与规制,而是来自那些带着好奇之心勇敢追寻作品与自我之声的忠实读者。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获胜宣告着一种科幻文学,更精准一些,反乌托邦文学的旗帜终于牢牢插入了文学经典的版图。“反乌托邦常被描述成乌托邦的反面——它们是伟大的坏地方,而不是伟大的好地方。受苦、暴政、种种镇压是它们的特征。借用哈姆雷特的台词表述:一个高贵、芳香,一个腐朽、罪恶,两极对立。”——这既是阿特伍德女士五部反乌托邦小说的坚定实践方向,也是她试图寻找的答案:如何避免虚构与现实的混沌之界被接通,而非使前者成为后者的预言。

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石黑一雄在2008年接受《巴黎评论》访谈时,曾将作者的写作实践比作一种柏拉图《理想国》式的追寻。我们无意回避长崎之难给作者本人创作所带来的无尽灵感,尽管事情本身是令人痛心且绝望的。石黑一雄试图这样为访谈作结:

“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有这么一段,苏格拉底说理想主义的人往往会在遭遇两三次打击后变得厌世。柏拉图认为,这可能就像追寻善之本义的过程。当你遭遇打击时不该觉得幻灭。你的发现就是:追寻很艰难,但你依旧有继续追寻的责任。”

如果非要使用一种来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声音来为本文作结——拜托!就让我运用一次自己的想象力吧!——“伴随着天命和一种献身精神,你听见了召唤(calling)。

【作者简介】

陈紫璇,文艺学小学生

来源:凤凰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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