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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国藩:人文学科何以不是科学

余国藩(Anthony C Yu,1938-2015)

余国藩(Anthony C Yu,1938-2015)

作者简介:余国藩先生出生于正值山河破碎的1938年,自幼随祖父生活和学习。1956年只身远渡重洋,入读位于加州帕萨迪纳的富勒神学院,三年后转入芝加哥大学神学院苦读六个寒暑,并在1969年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70年,余国藩先生动笔翻译《西游记》,1978年升任正教授。余国藩先生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巴克人文学讲座教授,并为该校唯一由神学院、比较文学系、英文系、东亚系及社会思想委员近四十年。余国藩先生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及美国国家人文科学的院士,并荣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通信研究员。余国藩先生向以英译《西游记》(Journey to the West,四册)饮誉学界,此外还有《重读石头记》等各类论文。2015年5月12日,余国藩先生与世长辞。

一、引言

本文的英文题目为“Why the Humanities Are Not Science",研究文学的英美学者或许会因之而联想到李文(Harry Levin)也有篇题目颇似的论文。李文曾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白壁德(Irving Babbitt)讲座教授,并曾担任美国比较文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会长。该文最初发表于英国剑桥大学邱吉尔学院,标题《文学评论何以不是真正的科学?》(Why Literary Criticism Is Not an Exact Science?),时为 1967年。李文这篇简短的论述,笔者读来颇感失望。他在文中认为,文学评论之所以难称科学,是因为学界尚乏共识,故无法决定经由研究而产生新知的研究对象为何。文学批评是研究文字表达本身?是作者的创造与想像力?还是文学史呢?

另一凑巧也和剑桥大学相关的学术讲演,是史诺(C. P. Snow)在 1959 年瑞德讲座(Rede Lecture)发表的那一场。史诺的论述远较李文的主张为人所知。史诺不仅因演说而声名大噪,他的研究主题也从此备受关注,引起不少争议。他不久后出版了一本薄薄的论文集,收录了四篇文章,但统摄全书的标题仍取自第一场演讲的题目。有趣的是,史诺在所写的《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中不断提及“西方社会之两极族群”,而这个称谓所指正是科学家与他所称的“文学知识份子”。该书方才面世的新版中,编者写了一篇《导论》,将此一文学知识份子最典型的活动称为“人文学科”。该书在高才博学的研究界卓有声誉,但在笔者看来却是另一失败之作,因为书中没有解释在看似无可救药的互相漠视与不了解外,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科学家与“文学知识份子”间产生必然甚至日益加剧的对立。更有甚者,作者对文学知识份子的定义极其狭隘拘束。笔者虽景仰史诺列出的寥寥几位小说作家与诗人,不过其他哲学家、历史学家,还有在美国已经纳入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如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及经济学家,却仍然在遗漏之列,可谓扭曲了人类文化的实貌。因此在一期研究当前美国人文领域的特刊中,美国艺术学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正式集刊除了邀请不同领域的学者反思七大人文领域(古典文学、美国文学、比较文学、历史学、艺术史、黑人与文化研究、哲学),还加入了第八篇文章,专门钻研哲学与法律的跨领域关系。这一举动实在值得玩味。对知识进行分类的种种方法显然反映出后启蒙时代欧洲推出新形式来归纳知识并最终形成学科分野的历程,而这一历程在19世纪大大加强。不过,这种历程更可远溯至中古欧洲的“博雅教育”或“自由民教育”,亦即所谓“三科”(trivium)与“四目”(quadrivium)。前者包含文法、修辞与逻辑,后者则为算术、几何学、天文与音乐。

若我们再从中世纪往前推,西元二世纪一位不甚出名的文法家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出生约西元125-128年,185年后仍活跃文坛),可能是最早提出“人文学科”定义的人。格利乌斯着有《雅典之夜》(Noctes Atticae)20 卷,囊括了关于哲学、历史、法律、文法及语言等(包括文学与文字评论)的阅读手札。在第13卷第17章里,格利乌为“人文”(humanitas)赋予了特殊意涵,他将其与正确使用拉丁文的才能相联系,尤可以瓦罗(Varro)与西赛罗(Cicero)为模范:

精通拉丁语的人对“人文”的理解与常规不同。希腊人一般以为“人文”这个词是指“philanthropia",也就是“友善的精神”或“无差等的爱”。但是精通拉丁语者将希腊语中“paideia"的力量赋予了“人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等艺术的教育与训练”。那认真追求并渴望这些知识的学者,我们可称之为“最完整的人”。因为万物之中,唯有人类会追求艺术的知识并接受训练。此“人文”之所以为“人”文也。

格利乌斯对瓦罗与西赛罗这两位哲学与修辞学家的激赏或许是罗马人以文化自傲的典型心态,不过他为“人文学科”所下的定义甚至获得了一位当代学者的部分认同。芝加哥大学已故的奎恩(Ronald Crane)教授认为,格利乌斯极力推崇“艺术的良善价值”是因为“对艺术又真诚热爱的学者最具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所代表的道德与智慧是人与禽兽最大的不同。”

在今天的学术界,这种说法尤为聚讼所在,因为我们也可以说科学所培育的“道德与智慧是人与禽兽最大的不同”,甚至还可能超过“人文知识”。尽管这种批评一针见血,在我看来,如需将科学与人文学进行对比以搜求异同,最重要、最有前途的方法仍然是正本清源,研究一下在西方文明史和同样崇高的西方教育史上,学科分野到底是如何流变的。因此本文拟重新探讨这种知识分类法最早的一大出处,亦即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 BCE)的见解,并借其人谠论阐明本文的旨意。

二、文化差异

探索亚氏的哲学前,笔者必须在此提出“文化差异”这个有范围限制而我们也必须谨慎以对的观念。如果本文的阅读对象是只西方读者,那么除非是要比较研究东西文化,否则这种谨慎就非属必要。可既然我现在身处台湾,而台湾又是东亚文明史上不容质疑的一环,任何比较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研究都必须体认到一件事:直到最近两百年前,中华文化从未使用西方这种“人文/科学”的二分法来创设学校、开发课程或聘任教师。虽然四百年前,耶稣会会士就将一些西方教育中通行的科学和人文科目带到了中国,但是其影响实在有限。中华文化辉煌灿烂,也拥有最悠久而延绵不绝的教育史。不过,从远古时代以迄清末,中国发展出来的知识归纳或分类的方法,却与西方大相迳庭。

我在此强调,上述的浅见绝非断言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知识。其实正好相反,我们早就知道中国在远古时代即在今日称之为科学与科技的领域上享有丰盛的成果。中国科技史常以天文学(对相关历法学的发展贡献尤多)、数学、光学、医学、农业、草药学、化学、地质学、矿物学、地质学、地理学以及工程学着称。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1-1995)在其伟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的目次中就列举了26种主要探讨项目。他在1970年初步构想的篇幅是五大卷,但过世十多年后,今日一系列系于他名下的权威着作却已多达七大卷,足足有22本书的份量。

众所周知,在绝大部分前现代知识门类中,无论是学科性质,还是获得知识的方法,抑或是学以致用的途径,中国人的理解都与西方不同。且更有可论者。语言乃塑造并延续中国文化的工具,而中国的语言与印欧语系的拼音系统又迥然不同。中国语言及其分支对思想、情感及逻辑的影响,恐怕本文不能完整概括;但即使篇幅有限,也需要在重要的讨论点上提出这种影响的可能性,因为 要检视人文学科与一般科学,语言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以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史料而论,早期的分类法似乎源自蒐集与传递载有语言、文字的材料,其内容多为关于政治事件与政治人物的历史或传说,《尚书》即属此类。这种类型的文字记载保存于各种制材中,包括甲骨(讽刺的是清末才挖掘出土)、金属、石材、竹简等天然物与发明制成的帛,还有最后出现的纸。历史主义的母题不断重复,扩展成各种文体:祭祀乐歌与民歌(《诗 经》)、国家或诸侯国的纪事(《春秋》、《竹书纪年》),以及宫廷中预卜吉凶的方法(《易经》)。上述四种宫廷书记及抄写员执笔的书写,不久在周朝晚期又增加了第五种,即礼法规范(《礼记》)。这点相信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都耳熟能详。从西元前136年到西元1905年为止,上举《诗》《书》《礼》《春秋》与《易》一直被奉为五经,因据说获得孔夫子本人承认而地位崇高。用一位当今学者的话来说,“五经是科举考试的一部分,而科举是绝大多数人的入仕途径。”

《尚书》记述历史的模式,后有司马迁继承并加以修改,在日后所有重要的史书坟典里不断沿用且日趋精细。在《史记》中,司马迁主要采用了新的体裁,有记载帝王家族的“本纪”、记载帝王年代的“年表”、记载世袭家族的“世家”、记载其他人的“列传”,此外太史公还特地添加了“八书”一类,收录了似乎是不相干的其他文类。这些有关典仪、音乐、天文、历法计算、律令宗教仪式、民生经济与治水的文本之所以与上述篇幅较长的类别能在结构上地位等同,是因为此一类文本对治乱干系重大。而随后出现的《汉书在文类分法上不但沿袭司马迁的作法,还增加了新的主题,例如“刑法”、“食货”、“五行”、“地志”及“艺文”等等。就像汉初奉“五经”为经典一样,在正史中扩展主题的目的乃在藉此为国家主义服务,强化宫廷权力且对其利益进行阐明与合法化。即使我们承认知识的定义及其作用本来就取决于历史、社会等因素,中国古代显然并非纯为知识而求知。

中国古代的书写当然不只局限于上述的“五经”与两部史籍。另外还有数量庞大的文献,我们称之为“诸子百家”。其年代从战国时代早期绵延到汉代,最近还因考古而发现先前不为人知的诸多史料。这些文献记录了格言、对话、辩论、巧训、轶事、故事寓言,还有各种不同主题的学说与教导,包括政治、道德、语言、逻辑、法律、医学、房中术以及宗教等等。不过,无论是早期来源有自或作者佚名的文献,还是数世纪后的百科杂录(例如宋初着名的四部典籍:《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都是用来巩固政府的绝对统治权及对知识的垄断,因而其终极目的仍是为国家服务。此外,这些名目繁多的书籍若非有政府的极力介入,也无法完成典藏、抄写、编辑及印刷等工作。以后来改称为《太平御览》的《太平御览总类》为例,可知中国古籍文献资料不断细分、再细分的最终原由就是物以“类”聚的分类法。西元977年皇帝有令,将大量包罗万象的现存文献依主题、文类甚或韵脚加以收集、编纂。这样做的目的,据说是为了方便皇帝“御览”。帝王“御览”也有总结提炼的作用——若皇帝真能日览朝臣呈交的三卷文章。正是皇帝挑选、宣扬文章的权力决定了这些知识领域的完整性与意义:“御览备天地万物之理,政教法度之原,理乱兴废之由,道德性命之奥……。太宗皇帝为百圣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古今集斯文之大成,为天下括事理之至要。”类此想法早可见于汉代儒学官吏。自汉代以降,这种沿袭已久的类书编纂传统蓬勃发展,赓续不断,明代的《永乐大典》(15世纪初完成编纂,全书正文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装成一万一千多册)与清代中叶的《古今图书集成》(1725年编纂完成,付梓时有五千零二十大册,一万卷)、《四库全书》(从收集到的一万六千多种中择取着录了约三千多种书)乃其集大成者,耸巅危矣!编纂这些典籍的目的,在于长久因应帝王与朝臣的需求与喜好。

古代中国的文献浩如烟海,而如同上述管见,其中无数的实例确可解释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文化对理论与实用科学的了解与发展为何。现代学者李约瑟,指挥麾下一大群教育背景不同、出发点不同、动机不同的专家,用截然不同于中国古代的方法将文献资料整理编纂,以期完成一部中国科技通史。斯举亦伟矣。由此也可方便笔者将本文导向亚里士多德的论述。

三、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分类法则

相较于上面简述的中国朝廷机构,古希腊人传播教育与知识,其社会角色与背景都有所不同。以雅典卫城下的集会广场(agora)为例,此乃市中心,亦为政治、宗教、市民及文化活动的中心。从卫城往外延伸到西北方的阿雷斯山矮丘(Areopagus),则不但是城中许多政治大事议决与举行之地,也是诸多不同专业领域的“知识份子”麇集的场所。哲学、政治、法律、天文学、医学、数学及其他科学领域的专家或四处游走,或安居当地,也都聚集在此展开“炮火猛烈”的辩论。在这种背景环境下,柏拉图(429-347BCE)在西元前四世纪初创立了举世闻名的“学园”(Academy)。这样的学术机构,我们知道是私人兴学所成。柏拉图学园何以创立,原因至今未明,而当时其他赫赫有名的学术机构亦然,如亚里士多德的莱西昂学园(Lyceum)、芝诺(Zeno)的斯多噶学府(Stoa),还有伊比鸠鲁(Epicurus)的“伊园”(Garden)等等。这些学术机构或有政府奥援,不过赐俸承办学校,却要迟至罗马时代方才开始。根据罗伊勋爵(Sir Geoffrey Lloyd)的说法,古希腊及希腊化时代早期的这些学校,主要的经营形式是自给自足,资金倚赖学园老师的挹助(主要是柏拉图本人)与学生所奉的束修(有时候学生的资助多过于学园师长)。

依据世人推测的创立时间,柏拉图学园成立后不久,很巧合的是,世界另一端的中国山东也在西元前360年设立了另一间学塾。这就是同样鼎鼎有名的“稷下学宫”,亦即儒学中孟学的头号敌手荀子设教之地。这所学堂成了日后中国高等学府的重要典范,其能创立并延续数十年,全赖强权齐桓公(生卒400-357 BCE;在位期间374-357BCE;笔者按:此处非指五霸之一而在位期间为685-643BCE的齐桓公)的资助辅挹。稷下学宫将数千名学生,包括儒学学者、道家学者与其他人才训练为宫廷官僚,而此一经营模式的成功,自此也使中国后代执政机构必须赞助几乎所有的高等教育。即便民间没有主动乞求政府奥援亦然。

柏拉图学园”又叫“阿加德米”(Academy)学园。今天的大学“学院”就是从“阿加德米”这个词来的。

*“柏拉图学园”又叫“阿加德米”(Academy)学园。今天的大学“学院”就是从“阿加德米”这个词来的。

中国传统教育与古代雅典教育的差异,乍看之下,或许有如公私之别,不过此点并非笔者此处的重点。柏拉图或许用自身的万贯家财资助所创学园,但是由其思想也可知他亟欲以教育来造福群众,虽然乃师,也就是柏拉图笔下的英雄苏格拉底(469-399BCE)终因知识份子的理想与公众的意见相冲突而牺牲。尽管雅典城的政治迫使巨星殒落,却从未减损希腊人对知识追寻的坚持不懈,即使牺牲个人幸福或群众和睦,也在所不惜。由这点看来,柏拉图的得意门生亚里士多德的背景与生平为他不断追求智慧而造福公众创设了最优异的条件。

亚里士多德出生于马其顿的哈尔基季基(Chalcidice)半岛,父亲是位名医。亚氏17岁时来到雅典柏拉图的学园求学,学而优则教,直到西元前347年柏拉图逝世为止,时间有二十年之久。此后亚里士多德离开学园,在外游走了一阵子,继之方在列士波斯岛(Lesbos)研究生物学。西元前342年亚氏受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之邀,到佩拉(Pella)教导王子亚历山大,时间长达七年。亚氏在西元前335年回到雅典,并在莱西昂建立自己的学院。亚里士多德着作等身,风格简明而典雅,不似他老师所喜爱的虚构性对话录。亚氏所着在解释、探索各种主题时,叙事语气雄辩滔滔,而且常以精确、井然有序的论据令人折服,但因文中时而会提到学生(pepaideumenoi)一词,显然很多是取自他授课的笔记文字。

柏拉图一生致力于追求知识的整体,亚里士多德却认为不同的学科需要不同的知识,所以为因应各个领域的需求,我们对知识要有不同层次的精确性。虽然人类天生具有情感、直觉、记忆及理性,而这些能力毫无疑问都是某些知识的来源,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观却否定了“生而知之”的可能。人只能在他所知的范围内得宜判断,特定的知识也就需要在那一领域上训练有成,而人若要能大致上慎思明辨,非得拥有“全方位的教育”(pan pepaideumenos)才可。在这个前提之下,亚里士多德认为学科的分类即是根据研究对象形成的差异,也包括追求知识的目的、研究方法——依演绎、归纳、因果关系等方法求证——等等的不同。知识取决于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并依赖人类的推理思考而成。原则上,这种认识的过程力求“发掘”那“最终的因(aitia)及最初的理(archai)”,亦即可决定研究对象之定义的内在特质,或一物之所以能“作为”(qua)一物的必要特性与特徵。

我们如以数学知识的角度来看,“三角形”简单却必要的定义就是结合甲乙丙三边的形体,而各内角加起来还要等于180度,也就是一条直线。三角形的形状 (不管是等腰、钝角、锐角还是不等边三角形)或材质(不论是木头或金属制成,或是直接画在羊皮纸上),都只是附属次要的特质。就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想要在毕加索的绘画与雕塑艺术中探讨三角形的意义,我们寻求知识的角度就得改变,必须将之放在西方艺术史的背景下。艺术家所雕绘的三角形,如此方可得知其然。以后面这项认识角度而言,三角形的形状与材质可就非常要紧了。因此,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任何物体或现象基本上可以是一种以上的知识的研究对象。探讨古希腊思想时所用的“科学”一词,并不等同于指现代的“自然”或“自然界”的科学,因为“science"(科学)一字其实是拉丁文“scientia”的衍生字,而历史上也正以此拉丁字来翻译希腊字“epistêmê”,意指知识、了解或特殊的技能。我们偶尔也会拿“scientia”来迻译希腊文中动词“知道”的名词形“gign sk ”。不过,亚里士多德所谈的知识或科学,仍认为知识是经合理推论而得的可靠信念(pisteuê),迥异于意见(doxa)或看法(hypolêpsei)。

科学知识依赖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共相”(to katholou),以便真实而准确地证明研究对象之因由。亚里士多德在此似乎以带点反讽式的诙谐说道:“若在月亮上看到地球遮住太阳光,我们无法明白日蚀的原因”,要“反覆观察直到了解这个共相”才成。李约瑟见解精辟,指出这位希腊古哲甚少在书写中解释“共相”要如何“实际验证”。虽然如此,但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亚里士多德认为能证实知识存在的乃一“共相”的概念,而“共相”本身能成立系因其可一再重复的性质使然。特殊、例外、意外或偶发的现象无法产生科学,因为“真相”的“科学知识”(epistêmê)必须是“恒久长存或常存”。除了固定性和决定性,还要加上理性确证才行:科学知识必须要有证据才能成立。证据可用数学公式、推论性或符号性的逻辑(以后来西方哲学而言)、操控良好的实验或以上各形式的组合来表达,而证据的目的是要厘清一现象的两大相互关联的层面:其形貌与其成因。以现代化学知识来说,一个氮原子与氧原子结合时,必然会产生一氧化氮NO。这是一种可能危害人体却大有妙用的气体。若是增加为两个氮原子,使之与一个氧原子结合时,那么结果是产生一氧化二氮,即所谓的“笑气”,这种气体过去用于牙科诊治,现在仍是好莱坞电影的效果道具,电影《致命武器4》里就曾派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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