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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肖普:我们当中有谁能与玛丽安·摩尔相比?

  美国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我们当中有谁能与玛丽安·摩尔相比?


  “她太过骄傲不会为小事抱怨,她的愤怒带有幽默感,不过仍是愤怒,当出版商为了推出两个年轻的男性诗人而两次拖延她的出版,这两个年轻男性诗人现在已无人听闻。既然一切可被言说,可被执行,我们当中有谁能与玛丽安·摩尔相比,她努力建立起自己的规则,而它们又是最为严厉的——‘自由’的反面?”

  爱的努力:纪念玛丽安·摩尔

  (节选)

  [美]伊丽莎白·毕肖普

  黄茜

伊丽莎白·毕肖普

  伊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 1911-1979),生于美国。1934年毕业于瓦萨学院后,在纽约文学圈里的生活为其事业奠定了基础。诗集《北与南》使她一举成名,1949-1950年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诗歌顾问。并和另一部新诗集《一个寒冷的春天》的合为《诗集》(1955),获得普利策奖。诗集《旅行的问题》(1965)与《诗歌全集》(1969)牢固地奠定了她作为杰出诗人的地位。另一部诗集《地理学Ⅲ》(1976)在英国出版。她的诗富有想像力和音乐节奏,并借助语言的精确表达和形式的完美,把道德寓意和新思想结合起来,表达了坚持正义的信心和诗人的责任感。

  在玛丽安·摩尔1951年的《诗选》初版里,有首诗叫做《爱与努力》(Efforts and Affection)。在我持有的这本书里,玛丽安·摩尔划去了and而用of代之。我爱极这个修改,于是把“爱的努力”作为整篇文章的题名。

  我初识玛丽安·摩尔是在1934年春天,那时候我是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的一名高年级学生,我们的介绍人是范妮·博登小姐,学院的图书管理员。一位学友和她的母亲,她们的阅读面和文学趣味都较那时的我更深广,几年前曾跟我说起过玛丽安·摩尔的诗。我已阅读了我能找到的摩尔小姐的每首作品,在《日冕》杂志的副本上,“小杂志”上,学院图书馆的选本里。我不知道诗歌竟可以那样;我立即爱上了它,虽然我知道她已出了一卷叫做《观察》的集子,图书馆却没有收藏,我也从未见过。

  将我引荐给玛丽安·摩尔,博登小姐看起来是这样合适的人选,因此关于她我还要多说几句。她是福尔里弗的莉齐·博登(19世纪末期的著名女杀人犯,用一柄小斧砍杀了父亲和继母)的侄女,学校里有传言说莉齐·博登骇人听闻的案件给范妮·博登小姐的性格造成了永久的压制性影响。她极度羞怯,保守,声音柔和得难以听清。她身材颀长;总是穿褐色和灰色的服装,沉默,古旧,不怒而威。她骑一辆无链自行车。我记得曾看见她缓慢地骑向图书馆,坐得又高又直,然后将它停靠在车架上(那会儿我们还不用挂锁锁车),这辆车倒是比有链自行车更具淑女风范。有一次,在她进去之后,我仔细研究了这辆无链自行车,想弄明白它是如何工作的。但我失败了。与图书管理员的接触是很稀少的;间或那么一两次,为了寻找某本书,你会被遣去博登小姐的办公室,那里四处叠放着书,洞穴般重叠着阴影。她的书桌上用光滑、圆润的石头作镇纸,从海边买来的好大的石头,有一回,我的室友喜欢上其中一块,博登小姐用她难于听辨的声音说:“你喜欢吗?送给你吧,”她递给她,灰色的,圆润的石头,很重。

  有一天,我也因为某本书的缘故去了博登小姐的办公室,哪本书我不记得了。谈了一小会儿之后,我终于鼓起勇气问她为什么在瓦萨学院的图书馆里没有收藏那位杰出的诗人玛丽安·摩尔的诗集:《观察》。她瞧起来像是温和地吃了一惊,然后问道:“你喜欢玛丽安·摩尔的诗么?”我说当然,就我看过的有限几首。博登小姐遂平静地说:“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就认识她,”接着她问了我一个很有可能改变我一生的问题:“你想要见她吗?”我那时候有种极恼人的——不,让人痛苦的羞怯,我已然回绝了许多被介绍给远不及玛丽安·摩尔有名的成年人的机会,但我还是立即回答:“是的。”博登小姐说她会写信给住在布鲁克林的摩尔小姐,并且她很乐意将她那本《观察》借给我阅读。

  博登小姐的那本《观察》在许多方面让我大开眼界。那些诗作,比如“章鱼”,关于冰川,“彼得”,关于一只猫,“婚姻”,关于婚姻,当时和现在一样,让我深为震撼,它们是语言和建造的奇迹。为何从前从未有人以如此清晰又令人晕眩的方式写作?与此同时,我惊讶地发现博登小姐(现在我知道她是摩尔家的一位老友)对这些诗歌并不抱有与我同样的喜爱。在书的背面褶藏了好些关于诗集的评论,写作于1924年,《观察》刚发表的时候,其中的许多都是让人极度不快的,有些甚至是粗鲁。甚至还有一首富兰克林·P·亚当斯的戏仿之作。更说明问题的是,博登小姐没有为她朋友的诗集在图书馆里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那年晚些时候,我自己买到一本,在梅西书店的二手书书架上。)

  终有一天,博登小姐告诉我她收到了摩尔小姐的回信,摩尔小姐愿意在纽约约见我,某个星期六下午。多年以后我才发现玛丽安答应做这件事是心怀踌躇的;过去,似乎亲爱的博登小姐曾介绍过几个瓦萨学院的姑娘去会见摩尔小姐,有时候也见她的母亲,而每一个都多少未能让人满意。这或许能够解释我们最初几次约会的场景:我会发现摩尔小姐坐在通向纽约公共图书馆阅览室的大门右侧的长椅上。还有些更严肃的地点。后来我得知,如果摩尔小姐确实并不期待喜爱即将到来的客人,她会将会面地点安排在中央车站的问询台——无地可坐,并且,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立即走人。同时,博登小姐告诉了我更多关于她的事情,她把她描述成一个孩子,长着亮红头发的奇异、诱人的小生物——爱嬉耍,并且,如人所料,爱用动物的名字呼唤家人和朋友。

  我极度惊慌,但还是穿上了新的春衣坐火车去了纽约。我从未见过摩尔小姐的照片;只知道她一头红发,通常戴一顶宽檐帽。我料想她的发色是亮红色,她本人高挑而咄咄逼人。我很准时,甚至早到了一点,但她已先于我在那里了(不管你到得多么早,玛丽安总是在你之前赶到),而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并不高,毫无夺人的气势。她那时候47岁,对那会儿的我来说是有点老了,她的头发是白色混杂着锈红色,她锈红色的眉毛也有些霜白。巨大的黑边帽和我想象中的一样。那天她如常穿着蓝色粗花呢套装,一件男人的“马球衫”——当时是那么叫的,脖子上结着黑色的蝴蝶结。这风格很古怪,有点1909年布林茅尔(玛丽安·摩尔1909年毕业于布林茅尔女子学院,译注)的意思,但又很时髦似的。我坐下,她开始说话。

  在我看来接下来的35年里玛丽安一直在与我谈话,但这显然是胡说。那些年里我远离纽约,很久才能见她一面。她应该是这世界上最妙的谈话者之一:有趣,富有启发性,令人着迷又难忘;她的言谈,就像她的诗,和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不一样。第一次见面时我并不清楚她在讲些什么;要是留有日记就好了。幸亏克服了在我之前的瓦萨姑娘们的缄口沉默,我觉得不那么紧张,并也开始说话。我曾有过某种被称为灵感之物,我不知道——无论如何,我将我的好运气归功于认识了玛丽安这个朋友。“林林兄弟”(美国马戏家族,译注)和“马纳姆和贝利马戏团”这个春天会到纽约演出,我问摩尔小姐(有两年时间我们互称小姐)下下个星期六她是否愿意与我同去观看。我并不知道她常去看马戏的,不会为任何事错过,当她接受了邀请,我兴高采烈地坐着肮脏的坐席客车回到了波基浦西(Poughkeepsie)。

玛丽安·摩尔

玛丽安·摩尔

  马戏团

  我很早就到了麦迪逊广场花园——我们定下这个时间是为了在表演前就看到动物们——但玛丽安还是比我早来了。她的负担过重,一只手臂各挎着一个蓝色布包,还拿着两个巨大的棕色纸袋,盛满了物什。她递了个纸袋给我。这里面装着,她说,给大象准备的不新鲜的黑面包,因为黑面包是它们的最爱。(我后来怀疑它们或许也同样爱白面包,只是玛丽安很为它们的健康着想。)我们走进去,下到较低的台阶,在那里我们可以听见(闻到)动物们,她告诉我她关于马戏团的初步计划。她的兄弟,沃纳(Warner),曾给了她一只象发编织的手镯,两到三股黑发被金色的钩子束起,她喜爱极了。其中的一根象发松脱并遗失了。我大概应该知道,象发仅只长在小象的头顶。玛丽安在包里带了一把强韧的指甲剪。我的任务是用面包把成年象引开,如果幸运的话,守卫不会发现她待在小象们的队尾,而她就能拿出剪子,从一只幼象头顶偷剪几缕头发,用来修补她的镯子。

  这主意妙极了;象们果然钟爱过期黑面包,不久就开始为了争抢面包而鸣叫和推搡。我站在队伍的一头,将一块块面包放入成年象的象鼻,摩尔小姐迅速走到队伍另一头,小象们的跟前。由于成年象群里起了一阵骚乱,守卫果然走向了我这一边,我用眼角瞟到摩尔小姐踮着脚尖斜身探过护栏绳索,手里高举着发剪。象发很坚硬,我担心她很难完成这偷剪的任务。但她做到了,我们大获全胜地分发了剩余的面包,起身去看别的动物。她打开袋子给我看,一张克林内斯纸巾里包着三四根斑驳、灰色的象发。

  我厌恶看见动物们被关在囚笼里,尤其是很小的囚笼,尤其是马戏团的动物,但我想玛丽安,虽然也会有同样的情绪,却如此热情地对它们感兴趣,并且对它们知道得那么清楚,以致可以放下一切道义上的痛苦或愤怒。那天,我记得有一条花纹美丽的蛇,蜷曲在一个玻璃笼子里,看起来仿佛是抬起头来向我们致意。“看,他认识我!”摩尔小姐说。“他从去年就认识我!”这是个玩笑,我想,但也未尽然。然后我们走上楼,六元环的马戏开始了。蓝袋子里装着我们的茶点:一罐罐橙汁,煮熟的鸡蛋(只有蛋黄),还有更多涂了黄油的新鲜黑面包。关于这第一次看马戏(之后还有许多次)我还记得,在我们前面坐着一个父亲和三个孩子,两个男孩一个女孩。一场盛大的马戏要花费许多时间,孩子们开始变得不耐烦。玛丽安以她特有的唐突动作倾身上前,对父亲说如果小女孩想上洗手间,她很乐意带她去。

  坎伯兰大街260号

  从瓦萨学院毕业之后我在纽约待了一年;其后的30多年里我不时地返回纽约居住,但正是在这第一年里我开始与摩尔小姐和她的母亲,以及她们在布鲁克林的小公寓熟稔起来。它在一栋公寓的四层上,朝向一座难看的黄色砖房,房前有明亮的花岗岩回廊,门前两侧的石柱上各顶着一个白色玻璃地球仪。(玛丽安告诉出租车司机停在门口有两坨卫生球的公寓前。)电梯又小又慢。按响电铃之后,我试图在玛丽安下楼亲自接我上去之前乘电梯上到四楼,但很少成功过。极度狭窄的大厅,被一旁齐腰高的书柜挤得愈发狭窄,有两扇门朝向狭小的卧室,另一端通向起居室。书架近门的一端放着著名的镍币碗,那是乘坐地铁的旅资(很多年都是镍币,后来变成一角硬币,然后是镍币和一角硬币,最后是25美分)。每个来客临走时都会被赠与其中一枚;这完全是出于礼节需要。在一两次尝试拒绝之后,我离开时总是主动地拿走一枚镍币,而终究我为此获得了奖赏,玛丽安对一个抗议的朋友说:“伊丽莎白是个贵族;她拿走了镍币。”(在此我想提及玛丽安拼读我的教名的奇异方式。她把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伊莉莎白。我喜欢这样,尤其作为一声惊叹,当她假装为我所说的话震惊的时候。)

  小小的起居室和餐室里挤满了家具,这些家具明显来自一个更古老、宽敞的家,墙上挂着许多画儿,有新有旧,有的是家族财产,也有朋友的馈赠(描画的多数是动物和鸟。)一张树木和小溪的画卷在本已模糊的树林部分遭遇了小小的不幸,玛丽安亲自进行了修补——我感觉,刻薄点说,并非太成功——用她所称的“普鲁士蓝”。她很谦虚地对自己的手工技能感到自负。有一套木匠工具挂在厨房门口,玛丽安还亲自动手组装了部分书架。在一个门口有栓链的吊杠圈在门楣上。我从未见有人用过,但那是玛丽安的,她说当她用它来锻炼,而她兄弟也在场时,他总是说,“这只猿又在抖弄她的锁链了。”起居室的凸窗里立着一个胸像,青铜的玛丽安的头­,出自拉雪兹(Gaston Lachaise,20世纪早期活跃的美国雕塑家,译注)之手。这胸像也总是被高高垒砌的新书挡住。我最开始认识玛丽安时,她写作很多评论,随即又将这些评论在西四大街(West Fourth Street,曼哈顿的主要街道,译注)售卖。

  我总是被安置在同一张扶手椅上,我身边的小桌上放着一个烟灰缸,但我每次到访尽量只抽1-2支烟,或者完全不抽。我感到摩尔夫人喜爱烟客。有一次,当我离开,在门口等待缓慢的电梯时,我注意到楼梯栏杆上有一个深深的烧痕,于是出言询问。摩尔夫人忧伤地叹了口气说,“艾兹拉干的。他来拜访玛丽安,把他未熄灭的雪茄留在这里,因为他知道我不喜欢雪茄……”多年之后,在圣·伊莉莎白医院,我将这段话复述给艾兹拉·庞德。他大笑说:“18岁之后我就没抽过雪茄!”除了烟灰缸,甚至一包新的Lucky Strikes香烟,有时候我会得到一杯杜本内开胃酒(Dubonnet)。我怀疑我是唯一一个饮用杜本内的访客,因为它看起来很像同一瓶,几个月过去了,还有我上次离开时那样多。但通常我们喝茶,偶尔我会被邀请共进晚餐。摩尔夫人厨艺很棒。

  我初次见到摩尔夫人时她已经70来岁了,十分严肃——甚至是庄严——虽然她不乏讽刺的才能,并且非常虔诚。她的面庞苍白而重,大大的浅灰色眼睛,她深色的发丛里没有一丝白发。她对待玛丽安的态度像个和蔼、克制的家长,感到她的女儿随时可能失之轻浮——或者,在她眼里是相同的罪过——语法错误。她曾在女子学校教过英语,她的句子是约翰逊式的,有着考究的分量与平衡。她是我遇到的讲话最慢条斯理的人。有一个四十多年前的例子可以表明她的谈话风格。那时,玛丽安在厨房里沏茶,我和摩尔夫人单独在一起。我说起才读过玛丽安的新诗,“9个油桃和其他瓷器”,钦赏不已。摩尔夫人回答说,“是的,我真高兴玛丽安决定让动物园的居民们……歇歇了。”等待她更长的陈述的结尾,甚至让我紧张不安;但是,我感到她极致的精确让人羡慕,我想我能在其中探测到玛丽安风格的回音:使用两重或三重否定,更轻巧和更智慧的反讽——摩尔夫人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基础的低音。

  她给我写过一两封措辞精美的,关于宗教的便条,我知道我的未曾回复让她伤心。每次离开时她都会送我到大厅,在想象的“艾兹拉”雪茄焦痕旁,她会握着我的手念一段短短的祷文。每次餐前她都会祈祷,有一次,玛丽安有点儿邪恶的叫我也说几句祈祷词。庆幸的是,儿时的祷词蹦入脑海。之后玛丽安把它们记了下来。

  的确,摩尔夫人和她的女儿在某些人眼里过分拘谨了;或许说她们“过分挑剔”更合适。这指的更多是摩尔夫人而非玛丽安;玛丽安,虽然随着年岁增长愈见如是,仍能把铲子叫做铲子,或者至少用古老的名字称呼它。我记得她担心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的命运,他的性向对我来说从不是秘密:“我们该拿X怎么办呢?……为什么,有时我甚至觉得他已沦落入索多玛的人群!”你几乎能嗅到那地狱之火。但是30,40年代的一些小说,比如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的《她的友伴》,被扔进了地下室的火炉。认识摩尔母女一两年后我发表了一篇非常糟糕的短篇小说,而我因为用了“唾液”一词倍受责备。(两三年后我因为在诗里写到“洗漱室”一词而遭谴责,但那时我已变得顽固了。) 玛丽安曾告诉我她关于俗语的实用规则。她说:“通常,我不会用‘臀部’一词。但我可以很得体地向妈妈说:“妈妈,有一根线沾在你臀上,’因为她知道我指的是考珀的宠物兔子,‘老蒂内伊’,它喜欢在地毯上玩耍,扭动它的臀部!”

  她给我看过许多老照片和快照,以及,一套她们去英国与法国带回的明信片——那是玛丽安彼时唯一的欧洲之旅。明信片主要来自牛津,其中有份手抄菜单,包括各种酒,乔治·森兹伯里(George Saintsbury,英国作家、文学史家和批评家,译注)款待她的午宴。我还有幸参观了她的笔记本,其中有摩尔雅致的素描作插图。

  除了吊杆之外,玛丽安非常喜欢打网球。我从未见她打过,但从她的谈论来看,她似乎和享受游戏一样享受它的规则和惯例。她找来一个年轻的黑人男孩陪她练习,有时候在前景公园,有时候在公寓楼顶。但他最终因为缺乏“网球礼仪”而被驱遣了;他最大的过错似乎是发球时不说“发球”,而是说“OKAY”!

  浴室小而狭长,仿佛我还是个孩子,玛丽安会在她认为合适的时候建议我去洗手间。(在地铁站也一样:“我帮你拿着包和手套,伊莉莎白。”)浴室里有个我喜爱的物什,一个有着金属脚蹬的旧式擦鞋盒。有一次我去拜访时,擦鞋盒才被玛丽安用黑色瓷釉重刷过,另一只铁铸小马也才被刷过,放在擦鞋盒旁边的一张报纸上,作奔跑状,有着流动的鬃毛。瞧起来仿佛原先被套在一只玩具消防车上。我问起这只小马,摩尔夫人说在玛丽安两岁半时,她带她去一位姑姑家;这只小马必须被带着同去。摩尔夫人走进客房,发现玛丽安从写字台取出一条蕾丝,许是一条蕾丝衣领,把小马打扮起来。“玛丽安!”她说——你能想象这一刻有多严肃——“你不能拿碧姑姑的蕾丝穿在你的小马上,是不是?”但年幼的玛丽安,无畏的艺术家,回答道:“很好看呢,妈妈!很好看呢!”

  摩尔夫人关于诚实或光荣的认识,以及她对礼仪的尊重,是惊人的。关于这一点,玛丽安有时会揶揄她的母亲,甚至是当着我的面。有一次摩尔夫人决定将5个空奶瓶送回杂货店,这样它们才能从杂货店被送回牛奶场。它们并不是店里的瓶子,那些瓶子会在瓶身上有所注明,也不是那种需要放在门阶上的瓶子,但它们都来自同一个牛奶场。杂货商瞧了一眼,从柜台上将它们推回给摩尔夫人:“您不必归还这些瓶子,夫人;扔掉它们好了。”摩尔夫人将瓶子推过去,平静地说:“这上面写‘博登’;它们属于牛奶场。”杂货商:“我知道,夫人。但这里并未注明‘店属’或‘需要归还’。把它们扔掉吧。”摩尔夫人更缓慢,更平静地说:“但它们不是我的。这是他们的瓶子。”“我知道,夫人,但他们真的并不想要回它们。”这个可怜的人低估了摩尔夫人。她坚定地站在那里,再次向他阐明这是对这5个瓶子唯一体面的做法。最后,杂货商只得将瓶子都抱在怀里,嘀咕道“上帝啊,夫人!”,然后消失在柜台背后。

  毫无疑问服饰是玛丽安取之不竭的乐趣的源泉,尤其随着她年事渐长。正如她自己所写的(一篇给《基督教科学导航》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文章),她的衣服几乎总是别人穿过的,有些非常雅致的服装来自她富有的朋友。这些衣衫会被加大,或更经常地,被拆宽(玛丽安偏爱宽松的衣服,比如那大了4个号的“马球衫”。)帽子总是被剥掉了装饰,缎带也都被换成黑色或海军蓝,而且多是折平了的。她有一顶赫尔班-伊拉兹马斯款(Holbein/Erasmus-type)的帽子,后来是那顶著名的三角帽,但在我认识她的头几年,总是那顶巨大,扁平,低矮花冠,装饰着毛毡和稻穗的圆帽。

  有次我来到布鲁克林公寓,玛丽安和她母亲正忙于旧式的被称为“重造”的缝纫。她们在缝制一条衬裤,玛丽安1908年去布林茅尔学院时曾将它穿在衬裙里面。衬裤是非常美丽的服饰,用精致的白色上等麻布制成,长及膝盖,周围绣着蕾丝,饰有一行行装饰。我没再看见过这件尚未成型的衬裤,但我见过别的类似的工程并且有时候会被要求给予建议。这些年来玛丽安有时很唐突地问我,“伊莉莎白,你的裙子下穿着什么?你穿了几件内衣?”我会枚举我的两到三件内衣,玛丽安会说:“好吧,我知道我(或者,妈妈和我)穿了过多的内衣。”有时候,当我穿着朴素地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傍晚到来,我会遭遇这样的问候:“伊莉莎白,丝质长袜!”仿佛我为人鲁莽或者盘算着自杀。我的着装都服从她仔细的考虑。在我第一次与出版商会面之后,第二天打电话给她报告,玛丽安的首要问题是:“你穿了什么,伊莉莎白?”

  玛丽安的头发总是编成发辫在头上盘成花冠状,可以追溯到1900年的式样,我想,而且从未改变过。她的肤色姣好,浅浅地透明,在我认识她时已有些苍白。她的脸苍白和潮红的如此迅速,让我想起W.H.赫德森(W.H.Hudson,20世纪早期的自然主义者,鸟类学家,译注)的《绿色公寓》中的女孩里马(Rima,又称丛林女孩里马,是赫德森《绿色公寓:热带森林罗曼司》中的女英雄)。她双眼明亮,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双眼明亮,当我们的真正意思是机警;它们机警,而且闪闪发光,像小动物的眼睛,总是朝向旁边一瞥——极快地,在一个精妙句子的结尾,为了瞧瞧它是否奏效。她的脸小而尖,但并不是三角形的,有点儿不均衡,精致的下巴看起来很好斗。有一天我告诉她她看起来像米基·鲁尼(Mickey Rooney),当时的一个非常年轻的演员,她感到十分高兴。

  她告诉我她的诗“斯宾塞的爱尔兰”非关“热爱爱尔兰”,正如人们认为的那样,而是关于“反对爱尔兰”。然而她喜爱做爱尔兰的后裔;她的曾曾祖父从都柏林梅里恩广场的一栋房子(有一次,我从它的外面打量过)出逃,我记得当收录这首诗的书装帧成爱尔兰绿色,她是十分欢喜的。

  她有种发笑的方式,当她对自己或别人所说的话表示愤怒或佯装反对时——一种粗糙的,类似“oh-ho”的声音,伴随着头部向后和向着左肩的摇动。在她接受赞美时也会发出这样的笑声,却不说一句话;它贬损和轻视它们,并暗示她和她的听众都远高于此种荒诞。我想她是我认识的人中唯一会为称赞动怒的一个,同时又因喜悦而脸色绯红。这头部的动作在有男士在场时会更显著,玛丽安生就是个很有风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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