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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伟:我不会地震来了写地震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李亚伟

李亚伟
  
  我不会地震来了写地震,
  台风来了写台风
  
  我情愿太阳出来写爱情,
  春天来了写历史
  
  李亚伟,1963出生,重庆酉阳人,当代著名诗人。1983年毕业于四川南充师范学院(西华师范大学),为“莽汉”诗派创始人之一。代表作《河西走廊抒情》、《中文系》、《豪猪的诗篇》等。1993年下海经商,常年往返于北京和成都间,兼任餐饮文化公司老板与出版社总编辑。
  
  震后问答录
  
  诗歌又不是捐款,都争着往外掏,灾民要吗?
  
  羊城晚报:您认为诗人与现实,与时事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像这次雅安地震,您也运送物资去到灾区,非常积极地入世,但有些诗人是隐世的,不太关心外部世界。
  
  李亚伟:我相信,这仅仅和个人性格、经历有关。不同的性格、社会经历不仅会影响人的诗歌状态,也会影响到人的生活行为,并最终决定他们的世界观和写作路径。
  
  羊城晚报:您认为诗歌在多大程度上承载着社会功能?“5·12地震”那会儿,一下子出了非常多关于地震的诗歌。您会写这样的诗吗?
  
  李亚伟: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傻瓜混子乱玩一气。我不会地震来了写地震、台风来了写台风、车祸发生了写车祸、肚子痛了写疾病,我情愿太阳出来了写爱情,春天来了写历史、被美女秒杀了写命运。诗歌介入社会有多种方式,但这种现场方式介入是最差劲的。来什么写什么,现炒现卖,诗歌又不是捐款,都争着往外掏,灾民要吗?老百姓要吗?只有部分给自己假设了任务的习作者需要,一些借鸡生蛋的机构需要,官僚的文化部门需要。这类写作方式和我们的语文教育有关,喜欢命题作文。
  
  但我承认,诗歌承载着社会功能,而且承载着强大的社会功能,只不过它是深沉的、神秘的、谦逊的,深沉得看不见摸不着,神秘得难以定量,谦逊得拒绝统计。诗歌不是物质,它不可消费,不可以用来应酬,清楚了诗歌这样的内涵和品质,才能体会到做诗人的愉悦,才能体会诗歌真正的力量。
  
  今年,李亚伟50岁,仍在写诗。
  
  今天,恰是“5·12”汶川大地震的五周年纪念日。在刚刚过去的四川雅安地震发生第二天,李亚伟运送救援物资从成都去了灾区,而不是写诗。
  
  他20来岁时写的那首《中文系》,“中文系是一条洒满钓饵的大河/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早已成为中文系学子张口就来的“经典”。
  
  作为80年代“莽汉”诗派的代表人物、最有名的地下诗人之一,李亚伟的诗歌早期多以在酒桌上朗诵的方式传诵。直到2006年1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他第一本诗集《豪猪的诗篇》。
  
  而到了今年初,《羊城晚报》花地编辑部联手各界专家学者推出“花地华语文学榜”,李亚伟则凭借新作组诗《河西走廊抒情》位列“2012年度诗歌榜”榜首。上月13日,第二届中国桂冠诗歌奖组委会又将“桂冠诗人奖”颁给了李亚伟。
  
  于是羊城晚报记者作了如下采访,听李亚伟酣畅地讲述,忙碌与沉潜、诗意与生活,如何在他身上跌宕。
  
  壹 我们要吓唬一下文青“好孩子”
  
  ●诗人相互认可对方为“地下诗人”是一种殊荣
  
  ●1986年,我们认为文学造反的任务已告一段落
  
  羊城晚报:“莽汉”诗派是当代诗歌史上备受关注的诗派之一,当初成立的情况是怎样的?为什么1986年又会解散呢?
  
  李亚伟:“莽汉”诗派成立于1984年1月,算是“今天派”之后最早有点流派样的诗歌团体。主要成员有万夏、胡冬、马松、二毛、梁乐、蔡利华和我,这些人中,一半大学刚毕业,一半还在上大四,成立诗派的主要目的是我们非常想要和传统诗人相区别。
  
  胡冬最先提出要写“混蛋诗”、“阿Q诗”、“妈妈的诗”、“好汉诗”等,万夏将其综合为“莽汉诗”。这种团队式的写作方式有很强的针对性,主要是反对主流文艺刊物上常见的“假写作”。我们并不反对“今天派”诗人们的写作,但我们认为“今天”被文艺刊物和大众阅读添加进了“伤痕”和文青的调料,所以“今天”被朦胧了。
  
  我们认为那会儿的主流诗人是不会写诗的,我们要吓唬一下他们。“朦胧诗”的写作被文青们学习成了“梦”、“小花小草”、“眼泪”等好孩子的玩意儿,我们要吓唬一下这些孩子。那时,所有的文学作者都好像知道什么是诗歌,我们要捉弄一下这些自信的文学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
  
  “莽汉诗派”在成立两年后的1986年解散。原因很简单,继续玩流派觉得枯燥乏味,随着“86诗歌大展”的发生,我们认为我们文学造反的任务已告一段落。且我们每个人的写作都很独特,虽然我们当时都只有二十三四岁,但每个人都很勇猛不羁,不可能写成一个模样的诗歌,而独特才是诗歌创作最可靠的路径。
  
  贰 诗歌可以被享用,但不能被消费
  
  ●刚放下计算器就谋篇布局笔走龙蛇我绝对做不到
  
  ●诗人得到了一个很爽的精神玩具,还不用花钱
  
  羊城晚报:从80年代开始写诗至今,你的诗作数量并不太多,整个90年代基本没有写诗。那十多年,诗歌完全离开了你的世界吗?
  
  李亚伟:90年代我在北京做图书出版,由于生意有一个艰难的学习过程,其间要写作诗歌是很困难的。一个人对自己各种能力的了解,在年轻时是不怎么清楚的,我中途也写过诗,但当时感觉很难锲入。
  
  2001年,我专门用一个整块时间写了《东北短歌》试笔。后来才明白,我在写作上并不具备放下折扣、码洋就可以押韵、抒情的禀赋,刚算完成本、放下计算器,就谋篇布局、笔走龙蛇我绝对做不到。我的创作很缓慢,要整块的时间和清净的空间,真的像种庄稼一样,需要时间和气候。
  
  羊城晚报:读您的诗歌,完全想象不到您还当书商、开饭店,一点痕迹没有。您把诗歌看做是“在天上飞”,挣钱糊口是“在地上走”?
  
  李亚伟:没办法呀,这是所有诗人和艺术家一生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他必须养家活口。艺术家成名后,他的作品还可以被消费,变成很多钱,但诗人想通过诗歌赚钱,基本上就很惨。诗歌从来都与钱无关,因为诗歌历史以来就不是商品,不是消费品,它可以被享用,但不能被消费。
  
  我们知道的中外大诗人都有升官发财或是养家糊口的社会职业。王维、苏轼、白居易等大多数诗人,都以当干部来养家。杜甫等人失业后,生活就有点问题。李白、孟浩然等不干活,那是因为他是富二代。国外的诗人也一样,很有名的诗人退休前都在大学里教书挣工资,或者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工程师,有的做官员。
  
  诗人绝对都是很普通的人,是教师、职员、军人、工人、医生、商人等,是这些人中多了一份爱好的人。而且,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诗人很划算,因为诗歌是一种很奢侈的享受,诗人得到了一个很爽的精神玩具,还不用花钱。
  
  羊城晚报:我好奇的是,一边是繁乱而浮躁的生意,如何还能在内心保持写诗的灵感和源泉?
  
  李亚伟:我想起在宋朝,从范仲淹、欧阳修等开始,到诸如苏东坡、王安石等,很多诗人一生都在动荡的政局中折腾,有的是军事专家,有的熟谙经济、税收,有的进行教育改革。他们各有所长、精于业务,并且在职业上各执己见,与对手死磕,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还写下了那么多的佳作。我认为,诗歌那一块是人生命中的特殊空间,浮躁是人的暂时状态,美好是人内心的恒久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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