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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小竹:“莽汉”李亚伟

  我常开玩笑说,我是读着李亚伟的诗长大的。事实上也是这样,认识李亚伟是在1984年,那时我21岁,亚伟也21岁。我在涪陵,他在酉阳,见面之前我们先是通信,他随信寄出他的诗。那些诗稿,有时是手抄的,有时是打印的。他后来告诉我,打印很不容易,只有机关单位才有打字机和油印机,为了打印诗稿,便专门去泡机关单位的女打字员。说这话的时候,还假装做出一副为了革命而献身的悲壮神态。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冬天,他带了二毛和蔡利华两个“莽汉”一同来到涪陵。他穿着军大衣,二毛穿着大红色的羽绒服,蔡莽汉好像是中山装外面套了件蓝布棉袄。有个细节也是经常被我作为故事讲。我当时住单位(涪陵歌舞团)的筒子楼,房间里没有盥洗间,只有一只水龙头在走廊的尽头。亚伟到我家之后,说要先洗把脸,我便递了一张毛巾给他,说外面有水池。他过了一会提着毛巾回来,很不爽的问我,是冷水啊?我当时就很惊讶。因为我已经从他那些“莽汉”诗中将诗人也想象成了武松似的莽汉,怎么还要洗热水脸呢?后来亚伟听我讲这个往事,就辩驳说,他大冬天从酉阳出来,在船上吹了一天的冷风,想洗把热水脸一点不过分。
  
  还有,我们在茶馆要求听他读自己的诗。因为在他出来之前,我们涪陵的几个朋友经常聚在茶馆读亚伟的诗,感觉特别开心。于是,就想听听他自己的朗读。他一开始是有些腼腆的,但一旦读了起来,就暴露出“莽汉”的本性,语调和节奏(四川话,酉阳口音)十分有感染力,我们从没听过这样的诗歌朗诵。
  
  大约从1985年开始,亚伟基本上就处于长期旷工状态。一会在涪陵呆上一个月(我们一起编一本名叫《中国当代实验诗》的杂志),一会坐火车去湖北、湖南,甚至广东和海南岛。他好像在铁路上有一个亲戚什么的,总之,他那段时间经常穿一件二手的铁路职工的制服,他告诉我,穿这制服上火车基本上就可以不买票了。他那时候走南闯北,除了结交诗歌江湖中的侠客、好汉,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看见树上长满了卤鸭子。但实际上,他说,每天能有一盘凉拌绿豆芽下酒,而不是喝寡酒,就已经很不错了。
  
  说来让人不相信,我跟亚伟从认识到现在,就没单独交往过。我们见面,不论喝酒、做事,总是和着一大群人。据我记忆,他也几乎没单独出现在某个场合过,身边总有朋友相随。大哥,领袖,朋友的中心,这就是亚伟的风范。在他的带动下,“莽汉”中的马松、二毛、梁乐等都做过书商。那些时候,喝酒、泡妞都是他买单。有人做大哥做得很辛苦,但亚伟却没这种感觉。他习惯了,自然而然的,哪怕一个人呆着的时候,也是自己的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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