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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隐身衣》的“隐身”寓意解读(3)

  其实,格非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宣扬的的处世哲学或人生信仰并不靠谱,从小说中也看得出,他自己明明知道小说中极力宣扬的古典音乐的象牙之塔,并不真的只充满真善美,而同样充斥着假恶丑。小说中通过一名律师之口,对于“我”的古典音乐的“乌托邦”道德境界就给以了有力的戳穿,“在德国纳粹的那些刽子手中,具有精深音乐修养的人多的是,可他们在杀人的时候,何曾表现出哪怕一丁点的善良和仁慈?”而在现实生活中的“我”的最信任的朋友蒋颂平也是一个修养深厚的古典音乐发烧友,但他关键时刻暴露出来的卑劣自私并不比“我”的姐姐姐夫的小市民的庸俗龌龊高明了多少;而对于“我”“在发烧友这个群体中,从未遇到欺骗一类的事情”,律师的解释是:“只能说,你的运气比较好罢了。在一个肮脏、平庸的世界上,运气就是唯一的宗教”。
  
  尽管如此,格非还是让自己的小说主题无可救药的向着一个虚假飘渺的道德“桃花源”世界自欺欺人的堕落下去,还是让“我”在艰难的生活困境中隐忍顺从的度过危机,并最终获得心灵的平静,并在道德境界上处于一个无人可及的高度。而对于喜欢说三道四的知识分子(或大学教授)群体,格非在小说中依然毫不客气地给予了无情的嘲讽。在格非的笔下,这些养尊处优的大学教授们甚至连丁采臣这样的有浓厚“黑社会”背景的大老粗、音盲的道德思想境界都达不到。“我”对于丁采臣的神秘的权势、地位、金钱以及人格甚至作为一名音盲的音乐修养都充满了一种敬畏和理解之心,可以说是唯唯诺诺,诚惶诚恐;但对于喜欢怨天尤人、说三道四的大学教授,“我”却没有丝毫矮人一等的感觉,反充满了一种精神道德上的优越感,甚至义正词严地向他们提出自己严正的劝告。
  
  这是一种很耐人寻味的道德立场。丁采臣充满神秘诡异色彩的盛气凌人、财大气粗、有黑社会背景的粗野狰狞形象,竟然在道德境界上(金钱物质方面的优势更不在话下)都远远胜过有着渊博科学人文知识积累、遵纪守法、通常意义上本应代表社会正义良心呼声的大学教授的形象,从小说的高度象征意义来说,格非通过这种象征,究竟想说明什么?想借此说明,今天的大学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已完全沦落到不可救药、不可信任的地步?甚或已完全沦落成为在那些巧取豪夺的富豪面前相形见绌的精神小人般的萎缩的形象?
  
  显而易见,在这里格非表达了一种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极度失望和否定。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格非在“新浪读书”频道的一个“访谈实录”中得到确证:
  
  “中国现在思想界的争论特别复杂,但是实际上我是很担心的,我觉得不管是哪些极端,它其实带有某种潜表的非常肤浅的极端的那种特征。……这个作品也多多少少反映了我对知识界整个一个状况的忧虑。”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觉得要么我们就死掉,要么我们把这个社会变成我们心目中很好的社会,有非常多的人我觉得在仇恨当中,他忘 了自己。他永远去学会仇恨去怒骂,这个当然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这个社会需要批判。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假如这种批判性把他的生性都毁掉的话非常恐怖。”
  
  在这里,格非虽然也承认“这个社会需要批判”,但在小说中,我们却看不到丝毫批判的影子,充其量也只有“我”对寡廉绝情的姐姐姐夫的“腹诽”而已,而对于蒋颂平的卑劣和忘恩负义的行为,“我”甚至还想向他道歉, 那里找得到一丝“批判”的影子呢?
  
  当然,在小说中格非很巧妙的以“艺术”的形式将生活诗意化,将“教授”们的“言论”妖魔化,再将“隐身衣”的双重“外套”在古典音乐的轻柔曼妙境界中云山雾罩般的铺开;于是,本该严肃沉重的“社会批判”主调就轻飘飘的消失于无形中,取而代之的则是轻盈飘逸的“隐身”二重奏下的“世外桃源”风光,并幽雅地告诉人们:这个社会不需要抱怨,不需要质问怀疑,也不需要寻根究底、明辨是非真假;只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平气和地隐忍顺从,就可以如愿的享受到“他妈的挺美好的”生活。这就是格非为我们这个社会开出的济世良方,其中充满了一种极其猥琐、卑微、庸俗的犬儒式人生理想。这就是小说优雅高贵的艺术境界下潜藏的极其低俗的人生理念的矛盾,这种矛盾实在有些大煞风景,犹如人们在一袭幽雅精致华贵的裙袍展示中突然瞥见了其内核的腐朽而庸俗的支架,以致产生一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无限叹惋!
  
  四
  
  由此,我忽然悟出国内诸多文学名家们艺术创作的瓶颈所在。一直以来,据说中国文人们都有一种“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很多人都一直在抱怨瑞典文学院的诺奖评委对中国文学的评估实在太低,甚至过于浅薄,以至完全忽略了中国文学的真正价值。这实在不免有些阿Q式的自尊自大。
  
  从格非的《隐身衣》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文学发展的瓶颈在于作家们缺乏一种真正的大视野、大胸怀,缺乏一种悲天悯人的关注人性和现实的思想深度;而更多地满足于文学技巧上的雕虫小技,满足于自我才华的炫示,却不愿、不能或不敢对现实生活的本质进行思考和发掘。即便在与现实困境狭路相逢、躲无可躲的情形下,都能想出金蝉脱壳之策,来个轻灵转身,与生活本质擦肩而过;甚或成功施展“乾坤大挪移手法”,“化戾气为祥和”,把一个本该严肃沉重的主题轻松化,娱乐化或艺术化,最终竟然化“神奇”为“腐朽”,以致作品的视野狭小,思想平庸,格调低下。
  
  格非的《隐身衣》或许可称为近几年来不可多见的在艺术上极为出色、极为精美的一部小说,然而在它精美迷人的艺术外衣下,包裹的竟是这样一颗卑微的灵魂,能不让人遗憾!
  
  这不禁让人想到几乎与此同时出现的马原的被誉为“王者归来”的长篇《牛鬼蛇神》,这部小说在被许多评论家吹捧得天花乱坠时,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其实只是一部华而不实、故弄玄虚的作品。小说致命的硬伤就在于缺乏真正的思想。作为一个曾经的声称“小说已死”的先锋派小说家,马原的创作灵感似乎依然枯竭,他除了在形式上摆弄一些从“第三章”倒数到“第零章”的玄虚“花招”外,其实并无多少真正思想上的创意,甚至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关于宇宙、生命、外星人一类的“高深”议论,也只是一些花拳绣腿式的表演而已,也无法挽救他“小说已死”的困境。小说的线索始终在一些真正的思想之外游移,且始终在回避生活中真正的思考和面对。小说以轰轰烈烈的文革串联拉开帷幕,但却缺乏对文革串联意义的起码思考和反思,“牛鬼蛇神”的标题在这种背景下本来不可避免的就应该和文革牵上一些必然的联系的,可没想到竟然就与文革的“牛鬼蛇神”“井水不犯河水”,撇得一干二净,小说的主题思想竟真得与文革、串联,与文革的“牛鬼蛇神”的悲惨命运有着天远地隔之别。一对在文革串联中结下深厚之情的兄弟,竟然在骨子里都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文革记忆,这种历史遗忘症中所蕴含的人性的诡异实在让人震撼。在一部以文革为背景、以“牛鬼蛇神”为标题的小说中,竟然可以毫无拘束的谈天说地,议鬼论神,而对真正的文革历史本质不置一词,这是一种怎样的“有生于无,无归于零”的超然物外啊!而本该有些历史分量的小说就这样变得如同没有灵魂的空幻的虚壳,成为了作家马原“王者归来”的一次苍白而虚幻的亮相。
  
  这种现象让人极其困惑。一个作家,如果你无勇气或无能力处理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你尽可以回避它,你尽可以在其他领域谈风论月,谈情说爱,或玩穿越,或装深沉……这样,你至少可以对历史显示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显示一种对历史的敬畏感,你至少没有娱乐它、亵渎它。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许多作家似乎却偏偏又喜欢把历史重大事件放在自己的作品中作为“镇山之宝”,以彰显自己作品严肃深刻的主题意识;可在具体的意义表达上却来了一个华丽而轻盈的转身,完全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了。给人的真正感觉只有一个,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一种噱头、一种哗众取宠的策略而已,“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正如刚刚播放过的梁晓声编剧的《知青》电视剧,剧名就彰显着一种毋庸置疑的直面文革知青历史的大气魄,可实际上只不过虚晃一枪,就直奔时尚电视剧的庸俗套路而去了。正如马原的文革大串联历史一样,仅仅是一部传奇剧的新鲜调料而已。而如果按照历史正剧的角度,红卫兵大串联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都是十年文革历史的一个重大的组成部分,它的功过是非的考量价值是不可形同儿戏的,它需要艺术家的非同一般的眼光和气魄,还要有驾驭大题材的艺术才能。如果你没有这种胆魄和才能,你就尽量别去碰它,如果你只是想以它作为一种功利性的经营策略,作为一种广告资源而加以利用,你就可能成为了一个玩弄历史的轻薄小子,你就可能有意无意地亵渎了这段神圣的历史,你就难免有了欺世盗名的嫌疑了。这应该是严肃作家们应引以为戒的一个重大问题。
  
  格非的《隐身衣》在这方面处理的似乎比马原和梁晓声高明多多,他把一个如何在“各种骗术大行其道,令人防不胜防”的社会上的生存问题,巧妙地转化为古典音乐的诗意美感下对人性善恶的拷问,把知识分子的议论时政妖魔化为不负责任的无事生非和无聊的说三道四,把一个深刻的现实生存困境思考导向一个虚幻隐身的“桃花源”缥缈境界,让人在迷幻的“隐身衣”的诱引下进入一个艺术的“幻城”,从而失去对生活的爱憎情感、是非善恶原则,以超然、达观、宽容、心气平和的幌子来“隐身”麻木、保守、猥琐、庸俗的犬儒哲学本质……然而,《隐身衣》无论在艺术上多么精美,如何会“隐身”,它在思想境界上的俗陋、卑微却注定了它在艺术境界上的难成大器。这是我在再三品读并赞叹它之余,内心最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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