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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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邓翔:我一直是赵野诗歌忠实的观察者

      在明净的日子里

      邓翔

      我好像看见那遥远的往昔了。我又听见站台上火车的汽笛声和轰鸣声,看见带着行李、心事重重的人群,临时的候车棚。我刚从一个肮脏的电影院出来,听着影片里艾尔维斯·普雷斯利的歌声,我突然哭了起来。火车要开的时候,赵野、北望和茨冈才匆匆赶到。赵野看见我刚理发的平头和身上的浅蓝色布料衬衣,大声地嚷:“哈,好有味道呀!”连说了好几次。我只能苦涩地报之一笑,随后,火车在尖声的嘶鸣中启动了。

      这一切就像赛尔乔·莱翁内的影片《美国往事》,从容,徐缓,展现在我的眼前。我又在市井孤单的口琴声中,看到了阳光下的几个朋友,镇静和友谊。那天的时间是1983年7月21日,大学毕业,我到长江边上的一家工厂报到。也正是这一年,我们几个朋友一道创办了《第三代人》诗歌杂志。

      1990年的冬天,在一间寒冷的屋子里,我和赵野回忆起办杂志的那些日子,我们谈起生活曾有过的理想,往日的勤奋、激动、徒劳、被追逐和迫害就像坏天气和阳光一样仍停留在我们的鼻尖、眸子和胸前,仍伴随着我们的真诚的沦亡。

      我一直是赵野诗歌忠实的观察者,就是说,我亲眼看到了一棵树的生长。他早期的组诗《随想》(1983)、《河》(1985)与《阿兰》(1985),充满了青春特有的明晰,像天真的伦理式箴言和年幼的道门弟子的幻想,语气恳切,并自觉地服膺于古典的纯净。

      后来,他的诗歌开始了变化,一如季节,一如朝代。我们,这个时代的体验者,会很容易发现其中的秘密。1987年夏天,我到重庆时(他当时分配到重庆的一个研究所),他不断激动地提到毁灭、生命的琐屑、以及高尚的无助。他的声音开始了一种说不清楚的突围,焦急、滞涩。他书写了诗人内心的古代,风琴呜咽中悸动的河流。

      这变化还一定有很多缘由:在一个夏夜里,重庆山顶上,我们谈话时所看到的、久久伫立而不肯离去的月亮;成都郊外,一间寄居的房间外的阳台上,君子兰的剑叶所针对的、雾中湿润的城池。它们一定与之有着某种关系。总之,他被生活的种种场景硬行送入理想贬值的流通带,此处,陌生的大众、广告牌、市价、交易法操纵着一切。随后,事件和生活的经济学开始出场,历史又一次干完了它的例行公事。

      就好像一场奇异悲伤的霜降,迅速地改变了土地、树的弯曲度和质地细腻的天空。他的诗歌也开始消瘦起来,开始了一种素食者的收缩。1988年冬天,赵野写了一首分析性诗歌《字的研究》。在这一代人中,我首次看到如此成功地把有生气的文字和没有生气的山河融为一体,就像混合在他自己身上的抒情与宿疾:

      哦,这些花萼,这些云岫,我的
      白昼的敌人,黑夜的密友
      整整一个冬季,我们钟爱又猜疑
      我们衣袖或心灵的纯洁

      爱伦·坡似的阴郁、不祥和李煜似的清丽交织在诗中。他不断向高音区滑去,声音冷峭、锋利,像飞动在不洁空气中的刀子。这尤其体现在《春秋来信》中。这首诗是汉语诗歌中少有的纯净之作,个体的生命、光阴和民族的意识,得以用镇静、心凉的语调倾述出来,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古诗十九首》与阮籍。诗句默认了我们的苦难,原宥了苦难,并把这苦难馈赠给了一个泛泛的爱人:“你的梨树开花的时候,吾爱/那么多热烈的肉体就要/变成尘埃”。你听,这是多么颓丧却又多么从容的辩证法。此时,语言筑成了厅堂,用以存放肉体的悲痛。

      赵野应是我们的文明少有的吟咏者。他与这片大陆间的关系是如此亲密——人们会依稀看出他那粗壮、懒散的躯体,与往昔帝国版图间的相似性。我们还能从许多细节中发现这一关系:交谈时轻盈挥动着的与躯体不相称的双手,对食物与女人的挑剔,以及自觉地疏远科学……他有意和无意间分享了这个国家的缺陷。

      1984年春天,赵野带两个朋友来看我。我们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信任和倾慕。其中一位朋友对我很敬重,在他那学生似的眼里,进入社会就标志着成熟,他一本正经地提醒我赵野为人很幼稚。他告诉我,当他们乘船过三峡时,赵野一时兴奋,突然做起端冲锋枪扫射的动作:“哒、哒、哒……”嘴里振振有词,竟从四等舱冲向了五等舱,向乘客和江面“扫射”。而这一切都宿命似地反映在他多年后所写的诗里,其声音充满了不安、惊恐和记忆,仿佛嘴唇承受不了负罪的语言,突然把它甩向了我们。“它的惊悸像我的食指/和名字”,什么样的惊悸?这既是捕杀者的也是躲避者的心病。 

      我开始怀疑那次冲锋所隐含的真实性,就像他的英雄博尔赫斯所相信的那样。这负罪感如此之深,尤如历史的罪全变成光亮的水果,任他吞噬。他的声音才以启示般的沉静揭开延续到我们体内的罪孽。这种“罪”还可以由许多相关的东西引起。有次,我们一起在听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我们都听出了,在第二乐章结束时出现的奇怪轰响声,像铁蹄,像怪戾的钢铁车轮推进时发出的声音。就在那年底(1989),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听见大军已开出函谷/生命是如此不容置疑/我的命运唯有天助。”

      我还得说,在一个罕见的夏日黄昏里( 按一个小女孩的说法,连空气也充满了诗歌),桦树像甩动着手套一样,轻轻翻转着它们的叶子。石子路,刚刚发黄的稻谷,青肿的天空,好像有什么秘密的要素就这样毁掉了一生。我们都在叹息,我们都在问自己,这坚持需要多久呢,一生,还是一刻?

      幸运的是,汉语终于有了这样纯净的诗句。必须清楚,这些诗句出自于一个在阳光普照的南方中长大的诗人之手,才能接近这井井有条的美。曾几何时,他幻想过用语言点燃烽火、金属、楼台,冲击尘世的边界。而美却注定在我们的时代是先天不足的,它领来的是一种茫然坚持着的善和备受冷落的肉体。诗无法解救钢铁般的物质和瞌睡的大众,这幻想只能算作是旧时代的孩子梦,它纠缠着我们,还有另一些人,而这些人,却只是孜孜不倦地抄袭了这个时代。

      1991年12月,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