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 App下载
  • 公众号
  • 白鹤林:诗歌是人类忧患的“奶瓶”

    1

        中国历来多灾多难,因而“忧患意识”一直是诗人、作家、艺术家或知识分子的一种基本担当。只是,在没有动乱、战争或大灾难发生的相对安定的时期,这种意识或思想,往往不被体现或激发出来,更不会被普通大众所感知、参与。而当社会动荡、战争爆发,或者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时,忧患意识就会通过一定的形式,被激发或表现出来。“5•12汶川大地震”所引发的“地震诗歌热”现象,就是这样一个例证。

    2

        何谓忧患意识?简而言之,忧患意识就是我们人类对于世间万物荣枯消长、自身生存或者社会发展等诸多问题,心存的悲与愁、思与虑。一般说来,忧患意识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性,即:文化特性、群体特性和悲剧特性。

        “文化特性”说明,忧患意识主要是一种文化意识,是人们通过文学艺术等诸多形式,表现出来的心理定势。“群体特性”则表明,忧患意识是人类对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所表现出的普遍意识。而“悲剧特性”就不言而喻了,只要人类尚在生息繁衍,世界没有走到末日,动乱、战争或灾难等就会发生,人类就会悲、愁、思、虑,“忧患”因而必然存在。

        忧患意识,在中国历代诗歌中,一直是重要的思想核心之一,不论诗经、楚辞,还是唐诗、宋词,无不是这样。而孔孟思想(哲学)中,忧患意识就更加明显了。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以及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分别最好的印证了诗歌和思想领域的忧患意识。
     
        “《诗经》是我国文学中充满忧患意识的最早诗集。其忧患意识丰富而深广:国运民瘼,世道昏暗,徭役兵役,人生短促,婚恋别离等,无不引发人们浓郁的忧患意识,它们是《诗经》时代社会政治状况的直接反映。”(李金坤:《〈诗经〉忧患意识原论》)。因此可以说,经历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与人文积淀,“忧患意识”早已经成为中国文人或者知识分子内心及文本的一种基本思想担当。

        诗歌因为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被称为文学中的文学,它就像文学或者一切文字艺术的“母亲”。而对于忧患意识来说,或者说对于中国人的忧患意识来说,诗歌自然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这样的“责任”,或色彩。只是在现代诗歌以来,这样的“责任”或色彩,更多的时候是被淡化了。因为现代诗歌更加强调的是语言本身,或者说更加强调的是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可能与实验。因此,那些带有明显“忧患”色彩的、明显“担当”痕迹的东西,至少在诗歌的表层面出现得越来越少了。

    3

        笔者在网上读到一篇关于“抗震诗歌”的文章:《抗震诗歌:民族悲情的仪式化表达》,原载上海《新民晚报》。我觉得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很有水平的,因为他谈论问题很冷静客观,而不是简单的“唱高调”之类,同时又有深厚的文学或者诗歌知识背景。通过网络搜索,我知道了作者的名字:凌宏发。因为赞同凌宏发先生的观点,以下笔者原文引用两段:

        如何评价和定位这些诗歌,是地震废墟上的记忆,是劫难中真情真爱的自然显露,是用来兴观群怨的文学史料,是生而为人医治脆弱和心灵安慰剂,还是其他什么?相对于数万人的生命消逝与亿万人的苦痛,相对于中华文化三千年的诗歌传统,我觉得抗震诗歌在本质上,是中华民族集体悲情的仪式化表达。

        ……

        这些诗歌,不能单用文学的标尺去度量和规范,也不能单用一段苦难记忆、一段悲情去涵盖,它是一种文化心理的反应与表达方式。中华民族这个感性的民族,当面对灾难时,集体情绪必然演为诗歌。

        的确如此,“抗震诗歌”肯定只是一个特例,它更主要是一个文化现象,一个记忆浪潮。也许,这些无以数计的“抗震诗歌”,最终经过时间的淘洗,能够留下的就是那么一两首。而这一两首得以流传的诗歌,必然不只是某种情感的简单化宣泄,不是某种功能化的宣传品。它必然是承载一个时期国人群体忧患的,而且是具有语言艺术品质的,同时又有着很强的时代记忆特征的作品。

        要谈论“震后诗歌”的问题,就必须要明确“地震诗歌”与“抗震诗歌”的区别。显然,我们的很多人是混淆了这两个概念,包括很多诗人、作家。至于“震后诗歌”的问题,那就更要另当别论了。

        “地震诗歌”,绝对不能等同于“抗震诗歌”。至少,“地震诗歌”是要涵盖“抗震诗歌”的。因为,后者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功效性,内涵必然更小。“地震诗歌”,类似于“战争诗歌”,应该是一种主题或题材诗歌,是限定于一定体裁或特定的历史时期、事件及主题的诗歌。因此,虽然很多人写了和地震有关的“诗歌”(很多就是分行的日记),但不见得就是“地震诗歌”,当然就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了。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与质量的高低无关,而是非文学与文学范畴的问题。

    4

        据报道,《印度教徒报》6月2日发表一篇原题为《中国人借助诗歌克服悲伤》的文章,文章写到:“在造成七万人死亡的四川大地震后,中国人在互联网上通过诗歌表达他们的悲伤。”借助诗歌克服(宣泄、释放?)悲伤,这或许就是诗歌临时(局部)替代震后心理干预,而能起到的一点现实作用吧。

        地震后我们看到,博客、论坛、官刊、民刊、报纸、出版社……到处都是诗歌、诗集。有人甚至惊呼:一个“全民写诗”的时期来了?!说实话,我读过一些关于地震的诗歌,有感触和感动,其中也有写得很好的作品。比如我在“诗刊•诗传单第二期”上读到的哑石的《日记片段:成都,2008年5月12日——14日》一组,沈苇的《我体内有全部的废墟……》;比如在《诗选刊》上读到的欧南的《安魂曲》,和谢湘南的《夜歌》;比如在《诗歌与人:5•12汶川地震诗歌专号》上读到的东荡子的《来不及向你们告别》、朵渔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等,无论从情感把握还是艺术水准上看,都算得上为数不多的好诗之一。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都体现出了独立的文格和人格。

        在《诗歌与人:5•12汶川地震诗歌专号》上,我还注意到一首小诗:《在去往天堂的路上》。我个人很偏爱。诗的作者是一个较为陌生的名字:了乏。

        两个孩子在说话/一个说/“从此不用背书包了/不用写作业了/不用爸爸卖猪给自己交学费了”/另一个说/“不用放牛了/不用砍柴了/晚回家也不会挨骂了”/一个说/“可我想爸爸妈妈/很想很想”/另一个说/“我也是”

        这首仅14行的小诗,干净、真实、低调,没有一丁点粉饰与矫情的东西,甚至没有技巧,但却具有高度的凝练性和象征性,而且也有直击灵魂的东西。作者了乏,显然是有心的,懂诗的。

        然而,看了那么多的诗歌,我却都没有落泪。绝不是因为麻木!或许是因为我本人就身处灾区,感受比很多没有“身临其境”者写的诗歌要多得多深切得多的缘故吧。但是,当我听收音机或者看电视的时候,那些新闻报道、灾难画面、不断攀升的伤亡数字,甚至写得很烂的歌曲,却让我流泪了。它说明什么?很简单,“感动”本身在很多时候是一个无法用以衡量艺术之高低的标准。因为在这样一个非常时候,每个中国人的的心中都有一个巨大的、悲伤的情感背景在那里。而往往越是直观、越是简单的方式,越能够有效的激起情感的参与,产生心灵的颤动。而这正是现代世界之“读图时代”或“信息时代”,所带来的一种大众文化的冲击效应。

        而如果是一件严格意义上的诗歌作品,因为艺术原则、标准等的要求,它的主要目的就不仅仅是停留在为了让人落泪之类的层面了,而是要创造艺术的思想和美。这一点,正是一切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区别,也是目前很多人没有区分开或意识到的。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就会要求诗人、作家们,应该怎么去写,显然是荒谬的。文学艺术从来就不应该是什么什么的工具,不是“附属品”,它就是文学艺术本身。

        因而,对于一个严肃的诗歌写作者来说,不论地震还是不地震的时候,诗歌都只有一种写法,那就是诗歌本身的写法。或者我们作为人,面对心灵自己的写法(因为诗歌说到底,还是一种内心和个人的东西)。只是我们可以考虑的是写什么的问题,关注什么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说:对于一个将诗歌视为一种毕生的修为或事业的诗人来说,诗歌中必然也迟早要担负起的某种东西,它就是属于自己民族甚或全人类的“忧患意识”。

    5

        “只有在普遍的死亡中,我们才集体醒来。”(欧南《安魂曲》)。

        的确,对于地震这样的天灾,人类永无胜利可言。因为俗话说:“人斗不过天”。所以,面对如此罕见的、不可抗拒的、毁灭性的大灾难,面对数以万计遇难同胞的亡灵,我们作为幸存者,唯有通过自我的拯救,唯有通过心灵的拯救,才能实现人性的一次集体“复活”。而重拾人类忧患的“奶瓶”——诗歌,或许是一种可能。

        2008-6-22于绵阳沈家坝
        2008-6-25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