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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海南的汪曾祺:充满童真和欢喜的“老头儿”

    他,既是文学家,又是美食家,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他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且著作颇丰。

    他跟海南颇有渊源,上世纪90年代,曾携夫人到海南参加笔会,与海南的作家们相处甚欢,还曾因为一个菠萝蜜生出许多故事。

    有人让他用一句话概括他自己,他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他是汪曾祺,出生于1920年3月5日,适逢农历庚申年元宵,肖猴。2020年3月5日,是汪曾祺先生百年诞辰。为纪念曾祺先生,天津人民出版社付梓《百年曾祺:1920—2020》,全方位展示了汪老的逸闻趣事。

    汪老眼中的作家

    汪曾祺青年时代就读于抗战时期最高学府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亲聆梅贻琦、刘文典、杨振声、朱自清、罗常培、冯友兰、闻一多、金岳霖、吴宓、唐兰等名师教诲,小说创作更得沈从文先生悉心指导,沈从文一直也只承认汪曾祺是他的弟子。

    因为谁都知道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很多与汪老有交往的作家或多或少都会跟他聊有关沈从文的话题。香港三联书店编辑蔡嘉苹先生曾在文章中回忆道,汪曾祺相当敬佩沈老,他说不仅沈老本人,“师母和孩子们也都是情操、境界很高的人”,沈老将稿费捐给湘西,家里人人赞成。

    早在中学时代,汪曾祺就对沈从文小说一见倾心。到西南联大后,沈从文开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汪曾祺都选了。沈老常把他的小说(当时汪曾祺念一年级),拿去教四年级学生的课。沈从文向别人推荐汪曾祺时说:“他写得比我好。”

    西南联大的习作课上,汪曾祺写了最早的小说《悒郁》和《灯下》。《灯下》记店铺上灯后的各色人物,在沈从文指导下几经修改(最后一稿完成于抗战胜利后),定名为《异秉》,刊于1948年3月《文学杂志》第二卷第十期。

    汪曾祺始终视沈从文为文学上的恩师,一生执弟子礼甚恭。文学评论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认为,上世纪80年代后,汪曾祺有多篇文章阐发沈从文小说特色及文学史地位,是那个时期重新肯定沈从文的潮流中最可贵的研究成果之一。

    蔡嘉苹曾问汪曾祺,沈从文后来不写小说了,是否会不甘心?汪老认为未必,他说,沈从文研究古代服饰,也是侧重文化艺术的角度,与小说创作实际上很有共通之处。

    海南作家眼中的汪曾祺

    “海蓝山绿草长青,天淡云闲爽气清。更喜才人多得所,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海南作家黄宏地收藏的汪老墨宝里的诗句,这是汪老的诗。黄宏地一共收藏了两幅汪老墨宝,一幅是汪老的诗,另一幅写的是苏东坡《澄迈驿通潮阁二首》的最后一联“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说起来,汪曾祺先生与海南颇有渊源。

    1993年2月20日至26日,汪曾祺先生与夫人施松卿受邀来海南参加“首届蓝星笔会”,黄宏地曾与他有过不少交流,汪老还亲切地向黄宏地赠书及书画作品。据黄宏地回忆,蓝星笔会是由海南作家潘军发起的。首届蓝星笔会办得像模像样,邀请到刘恒、苏童、叶兆言、王朔、格非、方方等不少著名作家。

    黄宏地是汪老的书迷,开会期间,特地坐在汪老旁边。在黄宏地印象中,汪老人很随和,向他求墨宝,他答应得很痛快。“汪老待人很随和,不仅很爽快答应送我墨宝,对一位素不相识的小伙子也很慷慨。”当时汪老下榻在海口长堤路上的金福酒店,汪老在酒店为黄宏地题字时,突然跑进来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开口就向汪老索字,周围的人都很惊讶,但汪老应允了,也为他写了一幅字。

    黄宏地坦言,他对这个小插曲印象深刻,后来还在网上读到过这位小伙子写他向汪老求字的文章。“一位名扬天下的大作家,轻易就答应年轻人的求字请求,真的很平易近人。”

    海南作家孙丰华也对汪老的平易近人印象很深。1993年5月1日,孙丰华在鲁迅文学院何镇邦教授的引荐下,到汪曾祺北京家中做客,汪老亲自下厨热情地款待了他们。吃饭时,汪老用高邮醉蟹招待他们,汪老的夫人在旁边劝汪老只喝一杯酒,汪老笑着点头,却趁着夫人到厨房去端饺子的机会,偷偷加酒。“那脸上的表情,像小孩子背着大人做了一件小小的坏事一样,满是童真和欢喜。”孙丰华说。

    除了吃到汪曾祺先生的“私房菜”,孙丰华也听到汪老1993年来琼参加笔会的小插曲。

    笔会过后,往往会有采风活动,那时是去三亚采风。汪老与夫人在回海口的路上,买了一个菠萝蜜,千辛万苦背到北京,切开来,却不能吃,白白辛苦了一场。“他们说到这儿,汪老一脸的遗憾。”孙丰华回忆道。后来,孙丰华从海南给汪老寄了菠萝蜜,汪夫人收到后,还特地打电话致谢。

    1996年12月16日至20日,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黄宏地和汪老再次碰面,这也是黄宏地最后一次见汪老。“我还记得他兴致很高,喝完酒,连跳了两曲舞,舞步很是矫健。他跳完舞,我扶着他回宾馆休息。”半年后,1997年5月16日,听到汪老逝世的消息,黄宏地很是震惊。

    汪曾祺先生与夫人在海南(摄于1993年)
    汪曾祺先生与夫人在海南(摄于1993年)。

    记者手记

    多年父子成知己

    汪曾祺先生的长子汪朗给《百年曾祺1920—2020》一书作序。近日,汪朗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分享了这本书成书背后的故事。

    汪朗讲一口地道的京片子,言语幽默,当讲到汪老做的油条夹肉这道菜,他绘声绘色地回忆了他们家“老头儿”做菜的过程、味道及灵感来源。说起汪老自制的改良版阳春面时,汪朗先生会一本正经“考证”说,“改良版的阳春面味道比一般阳春面味重,介于阳春面与担担面之间”,听得人口水直流。

    美食是插曲,记者印象最深的是——当听到记者表达对汪曾祺先生文章的敬仰之情时,汪朗反问:“你不觉得他的文章太平淡了吗?”然后笑着告诉记者,汪老孙女上小学时,语文老师让学生抄录几段有文采的文章,小女孩拿出爷爷的作品,从头翻到尾,竟找不到一段能用的。

    这还不是汪老第一次被孙女“打击”。汪朗告诉记者,汪老写了文章,总是让家里人先看一遍,很虚心地等着他们提一点负责任或不负责任的意见。有一次,汪老写完《聊斋新文》之《老虎吃错人》,问家人谁想看,孙女与外孙自告奋勇,汪老一副受宠若惊的神气,赶忙双手将稿子捧了上去。

    孩子读完后,汪曾祺问:“还行吧?”没想到孙女果断地说:“不怎么样!”外孙也立刻响应:“就是!”然后,孙女们很认真和诚恳地分析为什么:“首先,中心思想不明确;第二,段落也分得不好,该分的地方不分,不该分的地方却分了;还有,乱用标点符号,肯定要扣分。——所以,爷爷这样写文章是不合要求的。”

    “如果这本纪念文集中能够多收录几篇对他的作品和创作风格进行深刻剖析之类的文章,可能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汪曾祺其人其文,书的分量恐怕还会增重。”也许,对汪朗来说,多年父子不仅是兄弟,更是懂他的知己。

    来源:海南日报

    记者:徐晗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