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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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杨子:《艺术访谈录》后记

      我已经很久不去美术馆,很久不去电影院,很久不听演唱会了。没看到,没听到,也就难以计算出其中的损失。或许,也没有太大损失吧。我的眼睛,已经被太多图像,我的耳朵,已经被太多声音,占得满满的了。

      这么说,似乎我对这些曾经是我全部热情所在的美好事物,已经意兴阑珊。

      又不完全是这样。

      但是,人总会变的,只要是在行走中,他总会看到别的风景,无论向前,还是向后,无论他进入的是正在发生的“未来”,还是“作为未来的过去”。

      那些永远在写诗,永远用恋爱的调子歌唱,永远画他家门前那几棵秃树的人,是我所羡慕的。我已经分心,滑向别的地方。尽管未必能够做到,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在从前的空中楼阁和新发现的广阔地带之间自由游走,不受羁绊。

      放下艺术,去别处东张西望,已经很长时间了,甚至有点难以刹车。

      前段时间读黄云眉的《明史考证》,读《十七世纪俄中关系》,读晚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和他部下金登干的通信(《中国海关密档》),随后是他的日记,他的一本《这些从秦国来》,还有清人夏燮的《明通鉴》,吉登斯的《现代性》和《失控的世界》,萨义德的访谈录和《文化与帝国主义》……穿行在异常冷清(无人谈论,不在媒体上出现)却惊心动魄(《明通鉴》中两百名倭寇对于江南如入无人之境的扫荡和屠戮;萨义德引用的《芝麻与百合》的作者拉斯金的那段话,“我们获得的交通与通讯的工具使可居住的地球成为一个大一统的王国。一个王国——但是谁来做国王呢?……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她的殖民地必须尽快地出现在天涯海角,由她最精明强壮的国民所占领——占领每一块她能踏上的丰饶而荒芜的土地……”这类赤裸裸的动员,并非仅仅出自大英帝国政府或金融业的某个野心家,也出自拉斯金这样的美学大师;吉登斯对于现代社会之恶梦处境的考察——根据科学家的研究,“现在市场上有10万种以上的合成化学品,每年都有新的1000种上市……每年仅在美国,就有50亿磅杀虫剂被喷洒……”,“通过摧毁人类的生育能力,合成化学品可能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我们的处境如同没有驾驶员,正在‘靠仪表飞行’……”)的地带,我感受到巨大的震惊。震惊并且巨大,是因为从前的忽略,从前对于艺术之外众多事物的拒斥。

      艺术之美,犹如鸦片,可以令人沉浸其中,拒绝自拔,十年,二十年,甚至永远。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但在人口多若恒河之沙的中国,总量仍然惊人。我也是其中一个。

      中学时代,临摹《芥子园画谱》,迷恋那些衣袂飘飘的线描,画大幅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送给亲戚,震惊于列宾的《伊凡雷帝和他的儿子》,迷恋唐诗和契诃夫,在那样一个穷开心的年代,那样的快乐竟有一种不可替代的甘美。

      上大学时,沉迷于英国诗人济慈,画他的肖像,手抄他的英文原作,写了三篇文章谈论他的诗篇,对我来说,他笔下那位“无情的妖女”,直到现在仍有震慑人心的美的力量。古代希腊之美在一个英国人身上折射出的光彩,一百多年后,映现在一个中国青年心中。2007年6月的一天,我在大英博物馆看到了当年这位短命天才盯着它们流连忘返的古希腊瓶画,这些瓶画,也曾令我长久地着迷,这时,我从我流连忘返的英国浪漫主义(济慈、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那儿抽身离去,已经很久很久了。

      读到济慈不久,更刺激的人物登场了——萨特,弗洛伊德,博尔赫斯,金斯堡,毕加索,我们甚至在巨大的阶梯教室里看到了费里尼的《八部半》和阿伦·雷奈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即将发生在中国的艺术革命的那种癫狂,我们已在爱伦堡的回忆录(内部出版的《人·生活·岁月》)里提前领略了。这绝不意味着当我日后与中国艺术的新观念、新影像、新声音遭遇时,不会受到震动。

      整个八十年代,太多陌生、新奇的事物和观念冲进我们的视野。我们血液里的酒精,在巨大的震荡中点燃了。邓丽君,摇摆舞,摇滚乐,劳申伯,精神分析,存在主义……那些引发了青年惊声尖叫的东西,一直就簇拥在我们的大门外边。大门敞开,洪水涌入。几乎是在同时,本土的创造激情在长久的打压和阉割之后,以超常的能量爆发出来。朦胧诗,紧随其后的第三代诗歌和无数诗歌流派、无数自印诗集,星星画会,惊动了首都警察的现代艺术大展,就连对现代主义不甚了了的大学教师,也开设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课程……我们保持着迎向它们的姿态,不加选择,不知餍足。

      1980年代中后期,在察布查尔,中国西部最遥远的一隅,我的三位锡伯族朋友,一个在模仿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一个倾心于艾略特,另一个则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着了魔;在乌鲁木齐,我的一个朋友将格雷厄姆·格林的短篇小说《永久占有》改编成电影剧本,还有至少两位朋友(一个在乌鲁木齐,一个在新源)写出了杜拉风格的小说。那阵子,我一边读着所有能够读到的外国现代派诗歌,一边将弗朗西斯·培根的怪兽移植到我的画布上,一边向写小说的朋友推荐伟大的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弗和美国短篇小说圣手雷蒙德·卡弗。记得第一次听到转录了无数次的列侬,浑身发冷,像被闪电击中——和我想象中的列侬一模一样。是的,发冷。这也是我第一次听《一无所有》,第一次听《鹿港小镇》时的反应。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故事,足以说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流传之深远,之广泛,像一场全面覆盖的美的流感。那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

      今天,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已长成别的样子。文化领域的激进在二十世纪末受到市场的掣肘,衍生出新的保守、新的陈腐、新的迷信和新的屈从。艺术早已将它在“纯粹”和“永恒”中浸泡得太久的头颅,探进了局外人无法窥见其秘密通道的市场——在艺术家和市场的中间地带,是无数的Party,无数梦想着变成金字招牌的图式,无数的策略,无数的观念,还有拍卖锤在国际金融大亨和本土煤老板的金币上敲出的迷人的声音。这混乱的活力是这个年代的一道奇异的风景。这里边有太多媒体难以辨认、大众稀里糊涂的生吞活剥和改头换面,言不由衷的喝彩和细菌般快速繁殖的雷同,当我们从热烘烘的集市走到清凉的户外,我们那被莫名的势力裹挟的热情或许会受到一点点抑制。当然,我们不必忧心忡忡,很多时候,艺术和思想,正是在问题最多的地方和时刻发生的。

      我曾经编发过贾樟柯的一篇短文,题目叫《业余电影的时代即将到来》。在所有后来被验证的预言中,这大概是最被人忽略的一条,但是这一预言的实现所带来的惊人的变化,其价值是难以估量的。电影这个外行一向不得入内的行业,它的门槛迅速被DV这种新技术所打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最有价值的影像作品,会更多地由那些主流媒体视野之外,长时间(与电影工业的流水线作业恰恰相反)凝神于一个小小的景观、小小的人群(比如吴文光和那个被大都会斥逐的“远大歌舞团”,段锦川和拉萨八廓南街居委会)的“业余导演”来完成。期望正在不断地变成现实,而时间已经大大涂改了当代艺术的格局。

      时间也让一些艺术家进入了更广袤的空间。不是更形而上,更凌空蹈虚,而是更落地,更及物。

      艾未未持续地在他的个人博客上发表他对各种弊端的冷酷批评,他的声音已经成为一种行动,在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不断流失的今天,他是一个颠覆性的形象,这不意味着他要告别艺术,他的作品甚至更频繁地出现在一些国际大展上;陈丹青一系列针对当代文化现实的访谈,他对于教育体制的痛斥,早已超出文艺的圈子,传播到广大的社会空间,他同样不会放弃他的本行,他最过人的技艺,仍是他的绘画。
      
      1998至2004年,我是南方周末艺术版的编辑。记得有一年,一家权威艺术机构将这个艺术版评为年度最佳艺术媒体。有一次,跟朋友在成都一家露天茶馆喝茶,碰到一个小姑娘,这个受雇于出版商的匿名枪手告诉我,每期的南方周末艺术版她都会收藏。这样的表扬甚至比那个年度最佳更让我高兴。

      编稿子的同时,我采访了很多艺术家,这里的二十篇访谈录,几乎都是那段时间完成的。2004年我参与创办《南方人物周刊》,细心的读者会不断地感受到这份媒体对于当代艺术的热情。拒绝自拔的姿态还在,仿佛时间什么也没改变。

      受访的二十位诗人、作家、音乐家和导演,大多用他们的作品震动和影响过许多人。能够用我那些远远称不上专业的提问,引得他们说了这么多直到现在还可以让我们获益的话,是我的福气。重读一遍,我发现这些谈话的光彩,几乎没有被时间磨损。这不是我的本事,是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力量,在发生作用。

      感谢二十位受访者,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接受这样一部不太可能畅销的书稿,感谢责任编辑赵荔红对于本书的出版所做的一切,感谢陈丹青和艾未未的序言,感谢为这部书稿提供种种支持的朋友们。

      200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