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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元化百年:中国思想界曾经的“最佳射手”

    思想家往往是被后人追认的,但有的思想家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融入了历史。

    今年是王元化先生百年诞辰。如果以百年为尺度,他的身后地位越来越受尊崇;如果以他88年人生岁月为视角,从20世纪90年代起,他就已经注定将以思想家的身份,留在历史的册页中。

    1920年11月,王元化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一岁时,母亲带着他来到清华大学南院,与在此任教授的父亲团聚。当时的清华园南院,清华国学四导师中除了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和陈寅恪都居住于此。孩提时7年的清华园南院生活,给他留下了愈老愈浓的“清园情结”。

    王元化一生颇具传奇。20世纪30年代开始写作,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2岁担任上海地下党文委代理书记,主编《奔流》文艺丛刊。随后的人生跌宕起伏,从革命者到“胡风分子”,再到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又从知名文艺理论批评家,最后成为在中国思想史占有重要地位的思想家。而这,也是王元化最终的自我认同。

    奠定其思想家地位的,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对卢梭《社会契约论》和“五四”陈独秀的反思。这两大主题,如同DNA的双螺旋结构彼此缠绕,共同决定百年中国的思想性状。同时,它们又像两条独自波动又偶尔纠结的思想轨迹,构成百年中国激进思潮的“来龙去脉”。所谓“来龙”,就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谓“去脉”,是指以“五四”先驱为符号的“激进政伦人格”构成。

    王元化极具个性,在他朋友学生的印象中,他棱角分明、性格倔犟。他自己曾分析说,这是深受父母两方大家庭的影响。追溯他的父系,是一个寡妇带着两个孩子逃到了湖北。父亲王芳荃虽很有爱心但脾气暴烈,王元化小时候,有一次父亲不知为何生了儿子的气,当着客人的面,把一个盘子甩过去,碎了一地,吓得在一旁的姨父赶紧抱住王元化的头。他的外公是一个传教士,有一次为教会的事跟外国人争执,把脸胀了个通红,一口气喝了三大碗凉茶才压住火气。

    1998年和2006年,王元化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在后者的颁奖礼上,他的感言是:“我是一个用笔工作的人,我最向往的就是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留下一点不媚时、不曲学阿世而对人有益的东西。我也愿意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但凡见过元化先生的人,都会对他那双极有神的眼睛印象深刻。尤其在谈到他感兴趣的学术思想话题时,他的眼睛更是闪闪发亮,瞳仁深处像不灭的炭晶那样在闪烁,极其炙热。

    或许,这就是思想的光芒。

    受访者档案:

    夏中义:1949年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大学兼职教授。

    胡晓明:1955年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博导,华师大图书馆馆长、王元化学馆馆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长。

    蓝云:1950年生,王元化晚年主要助手,曾任上海市青少年科技教育中心高级教师。

    第一章:22年后

    高渊:有人说,你是王元化先生晚年后来居上的知音。你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夏中义:第一次见面是1982年春,第一次深谈是22年后的2004年2月。

    1982年,我刚刚本科毕业,留在母校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当时的系主任徐中玉教授看了我写的一篇论文,要我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的第四次年会,并代表青年教师作大会发言。

    那天我的发言题目是:评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的方法论。当时元化先生作为资深专家,就坐在第一排。发言结束后,在走廊上正好遇到他,他很亲切地说,小夏,有空来我房间坐坐。中午休息时我就去了,他的房间只有两张单人沙发,元化先生正跟另外一个人交谈,我站了一会儿。这就是第一次照面,没怎么聊。

    高渊:后来的22年中,你们碰到过吗?

    夏中义:我们虽然住在同一个城市,但那些年没有任何私人交往。偶尔在展览会等场合遇到,他都认识我,叫我一声小夏。

    高渊:2004年为何突然升温?

    夏中义:当时,我的一个朋友有个课题立项,约我来写王元化。我觉得很有必要做,就答应了。一开始,还想请先生的弟子写,但他们表示很为难,我只好自己来。临发表时,杂志社给我打电话,说文章要先送先生过目。

    过了几天,我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是胡晓明打来的,当时我们都住在华师大三村。他好像练过美声,用醇厚的男中音对我说:老夏,先生说你写他的文章不错。我挺高兴,说那就好,就把电话挂了。第二天,又接到电话,又是这个男中音:老夏,先生说你写得很好。他没再说下去,我也没好意思问到底好在哪里,又把电话挂了。

    第三天晚上,还是这个电话,还是这个男中音:老夏,先生说你的文章很好。我是个对人情世故很木讷的人,但再迟钝,连接三个同样的电话,我也好像懂了,就问:是不是先生希望我去看望他?胡晓明说,就是这样嘛。我说你怎么不早说?他说,这还用我来告诉你?

    于是我就去了。没记错的话,是2004年2月16日下午,我还买了一束鲜花。

    高渊:当时先生住在庆余别墅?

    夏中义:对,210房间。我走进去,他已经在小客厅里站了起来,我有点战战兢兢。他叫我“老夏”,我一下子很感慨,想起他比我大29岁,离我们第一次见面已经22年了。

    然后他说,精神病是我犯的,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犯这种病,上海最好的精神病医生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我听了有点尴尬。他又接着说,我后来精神病确实好了,我不知道怎么好的,医生也不知道,你怎么知道?

    高渊:他讲这话时,神情很严肃?

    夏中义:严肃中带着点诡异,我已经手足无措了。他马上笑了笑,让我坐下,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生的病,也不知道怎么好的,但读了你的文章,我愿意采信你对我的分析。

    听了这话,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后来我就成了先生的忘年交,常去拜访。他也对我很重视,我每次去他都闭门谢客,跟我一对一单独聊。先生过世后,我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也算是对他的思想和学术的一种梳理。

    第二章:精神病

    高渊:对于他的精神病是怎么好的,可能有不同解读。但对于他的精神病是怎么犯的,不是很明显是受“胡风案”的牵连吗?

    夏中义:这是一般人的解读,当然这确实是直接原因。

    1949年后,元化先生到华东局宣传部工作,后来担任新文艺出版社的副社长兼总编辑,就是今天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在他当总编辑期间,确实和“胡风集团”在人脉上有交集。应该说,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的文学观很接近胡风的理论。但他们都个性极强,胡风比较霸,元化先生比较飚,两人都比较狂,他未必接受得了胡风的那种小宗派情结。

    当时上海在处理元化先生和胡风案时,有些人很爱惜他,知道他跟胡风没什么关系,暗示他只要说胡风是反革命,就没事了。但元化先生是多么倔的人,他的人生原则就是“向着真实”,坚决不肯说。于是就被隔离审查,他陷入了沉重的精神幻灭,而且他不会拐弯,很快就疯了。

    高渊:在这个直接原因背后,还有什么隐藏原因吗?

    夏中义:他的父亲王芳荃一开始是清华大学教授,后来是东北大学教授,月薪300大洋。他18岁就加入了共产党,这种家庭出来的人往往是最革命的,他们不是被逼上梁山,都是热血青年。

    1942年,先生22岁就担任上海地下党文委的代理书记,这个文委里都是读书人,讲话也比较随便。他在党小组的会议上经常提意见,有的跟组织精神不符。那年因此受到组织处分,被撤销了代理书记职务。

    这件事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1945年,他热爱的作家罗曼·罗兰去世,先生撰文说,三年前在他日子最难过的时候,是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形象,把他拯救了出来。抗战期间,他在上海储能中学任教,曾跟一个学生通过七封信,内心也是充满了挫败感。所以说,1955年发病的诱因之一,可以往前追溯到1942年。

    高渊:你认为他的病又是怎么好的呢?

    夏中义:元化先生一生中最全神贯注读书的时期,就是在他被隔离审查时。他在现实中看到了跟他心灵格格不入的东西,自己无法解释,就希望从前人的智慧中寻找答案。他当时主要读马克思、黑格尔和莎士比亚,特别是黑格尔的《小逻辑》,给了他很大的启发。

    他以前是不读抽象哲学书的,尤其不读德国哲学。但隔离审查时期实在无聊,就试着读以前没读过的书,反反复复读就读进去了,获得了一种思辨运演的快乐,渐渐排解了一些内心的幽暗。

    在《小逻辑》中,黑格尔认为人对世界的认知有三个环节,分别是感性、知性和理性。先生认为这个提法跟马克思很接近,因为《资本论》指出,一切科学研究都要分三步走,先要占有尽可能丰富的资料或资源,这就是感性,接着要对那些资料分门别类,这就是知性,最后发现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这就是理性。元化先生发现这个“三段式”后,内心是非常高兴的。

    高渊:这个纯学术意义上的发现,为什么对他的病有疗效?

    夏中义:因为当时国内流行的是“二段式”,就是从感性到理性,并没有知性这个中间环节。元化先生由此意识到,其实很多问题是可以探讨的,不一定有一个唯一的绝对的答案。这样推演下来,在胡风问题上,他未必就错了。

    他想通了,病也就慢慢好了。这样的思维环节,精神病医生怎么可能了解清楚。甚至先生本人,当时只觉得精神枷锁获得了解脱,未必细究其中的过程。

    第三章:文心雕龙

    高渊:也正是那段孤寂的日子,成就了他后来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文心雕龙创作论》?

    夏中义:1979年11月,元化先生去北京参加文代会和作代会,就在大会现场,他接到通知,被正式平反了。而在这年10月份,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我后来遇到古籍社总编辑钱伯城,我说先生还没被平反,你们怎么就敢出他的书?钱伯城50年代是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一直很同情元化先生。他笑着说,当时是拨乱反正的氛围,我相信先生迟早要被平反。

    这本书的写作是从1961年开始的,就在此前一年多,先生结束了四年的隔离审查,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然后被安置在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管理图书资料。

    高渊:为什么他选择从解析《文心雕龙》入手?

    夏中义:他年轻时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就喜欢读《文心雕龙》。抗战胜利后,他在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担任讲师,为学生们开过这方面的课。他到了文研所后,担任所长的复旦大学郭绍虞教授,是当时中国文艺批评史这个学科的首席专家,郭先生也鼓励他研究《文心雕龙》。

    而对元化先生来说,被打成反革命是很沮丧的。有一次他对夫人张可说,你不要认为我没用了,我被打翻在地,但还可以通过学术研究重新站起来。张可不大相信,先生说我要做给你看,于是,他写了分析《文心雕龙》的第一篇文章。

    高渊:这篇文章的命运如何?

    夏中义:元化先生用苏联日丹诺夫的反映论,对《文心雕龙》中的“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做了分析。在谢灵运写山水诗之前,中国文坛占统治地位的是玄言诗,比较公式化,读起来味同嚼蜡。庄老告退后,活灵活现的山水诗出现了。

    先生的解读是,庄老告退说明唯心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失去主流地位,导致更接近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模山范水诗显露出来,这是谢灵运对玄言诗的胜利,也是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胜利。

    文章写好后,先生送给当时少数还跟他交往的朋友彭柏山看,得到了积极的反馈,并建议他寄给北京的周扬。周扬看后大笔一挥:此文甚好,马上推荐给《文艺报》,6000多字的文章全文发表。先生很开心,他对张可说,你看我不是说我还有用的嘛。所以后来他做《文心雕龙》研究特别来劲,全书在1966年春天写完,很快“文革”爆发,当然没法发表了。

    高渊:1979年全书出版后,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是否也对元化先生的人生路径产生了影响?

    夏中义:这本书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当时中国出版的学术著作很少,元化先生又曾是“胡风分子”,刚刚被平反,有点传奇色彩。很快,他就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的成员,同组的有吕叔湘、王力、朱东润、钱锺书等,那年他61岁,是里面最年轻的。合影时,他自觉站在第二排,被前面的钱锺书先生抓住领子一把拉过来,说你躲在后面干什么,到前面来,和我站在一起。所以那张照片上,元化先生的左领子是歪的。

    1983年5月起,他开始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做了两年多。据说在考察干部时,部分原因是元化先生这本书名震四海,被视为党内出色的文艺理论家,而成为宣传部部长人选。

    第四章:“最佳射手”

    高渊:那时候的元化先生,称得上思想家吗?

    夏中义:《文心雕龙创作论》出版后,元化先生已经是一位了不起的文艺理论家,但要称思想家,那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了。这并不是说,他在七八十年代的一些重要文章中,没有闪烁思想家的光泽。但是,在若干文章中闪烁的思想光泽,不一定就能让大家一下子看出他是一位思想家。

    这里涉及怎么界定思想和思想家。在我看来,所谓思想,是一位智者对有重大意义的公共命题发出原创性的警示之说。如果这位智者连续发出原创见解,他就有可能被追认为思想家。思想家都是被追认的,不能自己说自己已经是思想家了。

    高渊:后人认定元化先生是思想家,关键证据有哪些?

    夏中义:现在回头看先生88年人生岁月,他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反思过程。第一次是在他青年时期,逐步确立的价值根基,可用“向着真实”四字来概括。简单地说,就是在人格层面的“向着真实”,即“做真人”;以及在创作层面的“向着真实”,即“写真实”。第二次是在他壮年时期,就是在隔离期阅读《小逻辑》等著作后,所获得的精神自救。

    第三次是在90年代,晚年王元化的思想境界更深更远,达到晚境思想的最高峰。这次反思包含着两大主题,就是对卢梭《社会契约论》和“五四”陈独秀的思考。没有第三次反思,就没有作为思想家的王元化。

    高渊:对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元化先生是怎么思考的?

    夏中义:从1992年开始,他连续写了四篇关于《社会契约论》的论文。最后一篇是1996年在杭州完成的,写了一个星期,基本进度是每天2000字,写得很快。这组论文是比较学术化的,也比较完整。在先生晚年,很少有文章能达到这个高度。

    衡量论文的学术纯粹度或成熟度,很重要的是看它的关键词,因为文章的细节和动力都来自关键词。元化先生抓住了“公意”一词,等于抓住了《社会契约论》的“牛鼻子”。重估社约论,是他晚年志业的重中之重,实质是要寻找百年中国激进思潮的基因。

    高渊:元化先生生于1920年,就在五四运动爆发一年之后,他对“五四”的思考是否更有切身感悟?

    夏中义:他认为自己是“五四”的遗腹子,吸收了“五四”的重要思想给养。他把“五四”遗产切成三块: 一块是“五四精神”,包括个性解放精神、人道精神、独立精神、自由精神等正面思想遗产,这也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价值共识; 另一块是“科学与民主”,他认为“五四”先哲对这两个概念并没有深入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口号上。

    第三块是“五四”留下的负面遗产,主要是“意图伦理”“庸俗进化”“言行峻急”和“启蒙心态”。说白了,“意图伦理”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庸俗进化”就是凡是新的都是好的、进步的,“言行峻急”就是见解偏激、趋向极端,“启蒙心态”就是自以为真理在握,从而产生的道德优越感。

    高渊:他由此对陈独秀有了新的评价?

    夏中义:先生专门研究了杜亚泉,他是“五四”时期上海《东方杂志》的主编,可以跟北京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对峙。先生认为,用今天不带偏见的眼光去看,用一般的文化史的眼光去看,在讨论同一个问题时,杜亚泉更有学理,更有修养,他也更愿意采信杜亚泉。

    在先生看来,高高举起科学与民主大旗的陈独秀,作为新文化启蒙的先驱,在和杜亚泉进行文化命题争论时,态度不够民主,表达也不够科学。

    高渊:元化先生从陈独秀身上,进一步提出了“激进政伦人格”?

    夏中义:1993 年8 月,先生可能读杜亚泉读累了,想换换口味,在休息时读了林毓生教授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越读越有滋味。最能打动他的,是《转化》一书第129 页开始出现的“意图伦理”这个概念。“意图伦理”就像一把金钥匙,随后转化为先生剖析“激进政伦人格”的第一构成要素,由此发现了百年中国激进谱系的精神密码。

    如果把对“五四”的思考比作一片思想史的绿茵场,那么,元化先生的最大贡献是在禁区前踢进了两粒金球。一粒是剖析以“意图伦理”为第一元素的“激进政伦人格”,另一粒是为“五四精神”注入法治观念基因。凭借这两粒金球,王元化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20 世纪90 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最佳射手”,而最佳助攻是林毓生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