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方艺术移动端

马克斯·韦伯:在无穷的不确定性中,寻求自身的确定性

2020年6月14日是韦伯逝世百年纪念日,一百年前,韦伯死于不明原因的深度肺炎(当时称为“西班牙流感”),而我们现在也处于疫情当中。

当晚,浙江大学兼任教授、马克斯·韦伯翻译与研究中心主任阎克文老师带来了一场“百年之后重读韦伯”主题讲座。活动由文景、社会学吧、社会学会社、Sociological理论大缸、欧陆思想联萌、亚朵竹居共同发起,27个社群,近万人参与纪念。活动中,阎克文老师从韦伯的学术与政治理想谈起,延伸至百年之后的现在,我们该如何重新理解韦伯与现代性。

以下为阎克文老师线上分享活动精华回顾。

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

现代人的意义困境

在《以学术为天职》这篇演讲中,韦伯“请出”托尔斯泰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现代性过程中,我们已经面临着无休止的进步过程,这意味着,任何人,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抵达这个过程的巅峰。

比如韦伯认为,一个人从事学术事业,即便做出了非常杰出的成就,但事业的成果,不论是著作还是论文,最多50年也就过时了。谁也不能在无休无止的过程中达到终极的巅峰。在这种情况下,处于这样无休止的进步过程中,我们所做的事情还有意义吗?比如说我们一生从事某种职业,最后归于死亡。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死亡有什么意义?

韦伯指出,托尔斯泰认为死亡是没有意义的。既然死亡没有意义,生存也就没有意义。这实际上是个很沉重的问题,把我们现代人推到了一个意义困境。事实上,我们本身已经处于这样一个困境中。在这个意义困境中,我们怎样确定自身的存在意义?如果确定不了,那确实生也好,死也罢,肯定都是没什么意义的。这就把我们每个人都推到了必须思考这个问题的境地。

现代人面临的意义困境,韦伯几乎思考了一生,也身体力行了一生。既然终极性的意义不存在,人人都不能达到那个终极性的巅峰,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韦伯认为:在这种无穷的不确定性当中,我们应该寻求自身的确定性。

对于韦伯个人来说,他选择了两大领域:一是学术,一是政治。他本人是开创性的学术大师,同时也是政治大师。不光是理论家,还是位政治实干家。尽管无法说在政治实务上有多么惊世骇俗的成就,但他在从事政治事业的过程中,同样践行或者追求着自己存在的意义。

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张力

可以想象得到,韦伯面临着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即两者之间的张力。事实上不光是他本人,我们现代人只要进入这两个领域,都会面临这种紧张关系。韦伯是怎么做的?

我们从传记资料上能了解很多。事实上他在为自己确定这一生存在的意义时,经常是“脚踩两只船”。一方面他投入了极大精力,呕心沥血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同时,处在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他又花费了大量心血和时间去从事政治实务。他觉得德意志民族如果不重新反省一下自身的历史,不去用比较清醒的头脑看待当下,将来便没有出路。

在学术与政治这两个领域之间来回切换,韦伯花费了大量精力。事实上,他开始投入学术事业后,并不是特别甘心。面对历史转折关头,他希望有机会从事实际政治并取得建树。年轻时,同道们也认为他是一个天然的政治领袖。但他始终没有犹豫,在这两个领域都花费了巨大的心血,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高强度、高密度的思考。

在《以学术为天职》中,韦伯对于年轻人从事学术事业的抱负提出了一些看法。对于官僚制的资本主义大企业经营方式主导的学术生涯,年轻人应有事先准备。这种生涯其实是一种疯狂的赌博,而年轻学生都要面临共同的外部困境:有没有足够的背景力量支撑起他以学术为天职。

首先是资金准备。是否有养家糊口等经济负担?没有负担当然最好,如果有,就是学术事业上一个很严重的障碍。其次,还有若干其他外部条件会对年轻人从事学术事业造成影响,如学术上的人脉关系、有弊端的学术淘汰制度等。在《以学术为天职》中,韦伯提到,在德国做学术研究始终是精神贵族的事业。

他这句话有些反潮流的意思。在官僚制资本主义大企业经营方式主导的学术进步和学科分工的趋势下,韦伯强调做学术(至少在德国)是精神贵族的事业,意味着什么?他是在说,年轻人如果想卓有成效地做出学术事业来,至少有三个条件不可或缺。

首先,得有些闲钱,能撑着不去为日常的衣食住行操心;其次,得有点闲工夫,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最后,还得沉得住气,一天到晚想着到街上做宣传鼓动是不行的,那是其他政治知识分子的营生,不是做学术的路子。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做出个人的选择,就是在寻求自身的确定性。

韦伯在坚持不懈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同时,也希望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一直到生前最后几个月,他才彻底脱离了政治实务。他认为当时的环境已经不能再给他提供实现抱负的机会。这样,韦伯并不漫长的一生,最终留下的业绩主要都在学术上了。

价值中立原则

韦伯在做学术方面提出了一个与现在仍相关的原则:指导做学术应该按照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或方法论?是价值中立原则,这是他坚持一生的原则。对于这个原则,有些读者好像有些误解,不能准确理解韦伯的价值中立指什么。我认为,他指的是:在事实判断领域里,不管是经验事实还是逻辑事实,要尽可能地保持价值中立。

韦伯一生的学术思考有一个重大的结论。在韦伯看来,现代性的过程是不可逆的,而现代性的本质就表现在两方面:一,史无前例的理性化程度;二,同样史无前例的价值多元化。1500年的天主教一元化价值统治结束之后,进入到价值多元的现代时期。价值多元的后果就是价值冲突和分歧,这个冲突和分歧又往往是不可调和的,带来了产生更严重后果的趋势,并且这个趋势是不可逆的。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现代人面对经验事实,理所当然应采取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这就意味着,对我们所面临的经验世界中各种要素及其因果关系、其间的因果趋势须有一个相对客观性的认知和判断。这个原则不仅是学术原则,更应该是政治原则。学术是理论方面的操作,政治是实务方面的操作,但不管是学术人还是政治人,都要对后果负责。在经常处于价值冲突的经验世界里,如果做不到对经验事实的认知和判断保持中立、尽可能克制价值偏好的热情、尽可能过滤掉真理唯一性的意识形态冲动,那就会面临养成选择性认知事实的后果。

对事实本身进行选择性认知,一般是由价值偏好导致的结果,这结果还会导致一个更严重的后果——丧失客观性。做学术研究或者沙盘推演时,丧失客观性不是特别要紧,但一旦进入实务操作,特别是政治操作,丧失客观性的后果要严重很多。每一个政治决定,不论是重大决定、中层决定还是小决定,对象都是活生生的人,我们是不能拿人命当试验品的。即便是书斋里的社会科学研究,也不可能把你的研究对象的存在过程推倒重来一遍。

这是韦伯坚持价值中立的根本含义:不是说把价值相对化或撇开价值不谈,而是对事实进行客观性判断,以防出现承担不起的后果,哪怕理论工作也是如此。这里,韦伯建立了价值中立和客观性原则的逻辑关系,顺着这个关系,韦伯认为多元因果的历史过程的最大可能性是,历史没有普遍规律可循。这是韦伯依据当时的背景所做出的判断。

当时的背景是,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正在蓬勃兴起,韦伯是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潮强烈冲击的第一代欧洲知识分子之一员。他认为马克思提出来的普遍规律说,包括五阶段论,是有待平衡的,他否认了历史的普遍规律性。

“一战”前后,德国面临大崩溃,需要全面转型。知识界、政界、经济界中许多人要求以法国或英国为模版改造德国。韦伯以为,这是不对的,他反复强调需要解决的既不是英国的问题,也不是法国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是德国的问题。如果认定了历史普遍性的话,就不用再去操心德国自己的问题了。

用一生表明个人的存在意义

韦伯否定普遍性,需要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样的想法也是他为什么现在仍与我们紧密相关的原因之一。我们也有自己的现代性关切,需要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做出自己的判断。而这归根结底在于,我们到底想做什么?我们到底能做什么?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这样三个问题。

韦伯对这三个问题的思考贯彻了他一生。首先,他做出了开创性的学术事业,同时也在政治史上留下了应有的足迹。“一战”后,韦伯作为德国和谈代表团的学术顾问,为了和西方列强进行艰苦谈判,维护德意志民族尊严,花费了大量心血。魏玛宪法改制时,大家都在讨论,魏玛宪法应该给德国带来什么前景,争来吵去最后只有两个人的历史性方案脱颖而出,其中一个是韦伯,另一个是

普罗伊斯。他们对魏玛宪制改革的思考和操作,都体现在方案和系列备忘录中。至今,德国联邦宪法的文本里还能看到韦伯的影子。

韦伯以学术和政治这两项重大事业为天职的精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鲜明的楷模式的说明。尽管在无休止的进步过程中,很可能每个人的生存和死亡都是没意义的。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存在,应该有自身的确定性,有自身的终极性意义。我们都应该按照自己的终极性价值观念,确定终极性的意义,从事自己选择的职业,不论这个职业是学术的、政治的,还是其他领域的,恪尽天职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当然天职这个问题,以我们纯世俗的观念系统或者伦理系统,对这个词本来意义上的神圣含义可能体会得不太真切。对韦伯和韦伯的听众来说,天职这个词的意义比较重。天职是马丁·路德在把《圣经》翻译成德文时,特意选的一个词。只要理性选择一个正当职业,为了荣耀上帝,为了追求救赎而条理化地、不懈地从事这份职业,就符合天职精神,也就总会带来成果。

根据加尔文提出的预定论学说,上帝有个秘密名单,名单上的人将会得到拯救,但得救的人极其罕见,而且也不会告诉你是谁。按照此学说,绝大多数人都是要被永久罚入地狱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得过且过甚至玩世不恭,就更不可能获得上帝的拯救,而是要永罚入地狱。所以我们必须从事一项天职,并以天职的成就证明我们值得上帝的青睐。

这个学说导致了新教徒长期的、无休止的焦虑。有学者认为,新教伦理中的这种焦虑诱导型的内在驱力导致了新教徒群体、新教徒地区乃至新教徒国家形成理性化的生活方式。理性化行为系统的源头在禁欲主义性质的天职观里。

理性化行为系统在韦伯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韦伯用他的一生表明了他个人的存在意义。虽然韦伯自己说再杰出的学术成果,最多50年、半个世纪就过时了,一定会被超越的。但现在100年了,韦伯的预言好像处于失效状态中。我们有可能超越韦伯,但我们也得有资格。韦伯现在还吸引我们去他那里寻求思想资源,跟他毫不动摇的天职观是有极大关系的。他的天职观除了表现在学术建设上以外,还体现在,他希望能为德意志民族做点自己能做的事,能够引导这个民族从精神层面一直到制度结构多维度地走向正轨。

韦伯在那个时代已经对应该承担民族使命的阶级群体基本上失望了,但他并没有放弃任何努力。他这种天职观念,这种履行天职永不退缩的精神,仍值得我们恪守,无论我们现在有没有宗教或世俗伦理。正因如此,韦伯至今还与我们是同时代的人,他还能给我们提供可以引导我们对自身的关切的思想资源。

韦伯当年提出来的解决德国问题的各种方案,当然已经不能让我们感兴趣了,但是他的认知和判断路径、他的方法论立场、他的社会科学研究工具,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有价值的。在这种天职观的支配下,我们可以解决或者说至少能缓解我们所面临的意义困境。如果说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趋势是爆炸性并且持续稳定的财富增长,那么当这种财富力量,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中所说,完全排挤掉宗教(也就是价值观的)力量,独自发挥作用后,人类的未来可能是危险的。

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命题在当时的德国也引起了轰动性的效应,有媒体请韦伯预见现代文明的未来,韦伯犹豫了好一阵,回复了一个词:“无可奉告。”

在韦伯看来,如果现代性过程除了爆炸性的财富增长以外没有其他东西的话,那人存在的意义确实没什么好说的。但韦伯不甘心于这种前景,他用自己的一生来向我们证明,我们是有意义的,关键在于我们自己怎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