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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文物专史做法总说

本来想在这一学年内讲完《历史研究法》,现在只讲了一半,时间不许再讲下去了。本来想把文物专史的做法都详细讲,因为有些方法还不自满,所以上文有的讲了做法,有的没有讲做法,有的连大略都不曾讲,只好待将来续补,现在总讲一章文物专史的做法,做个结束。

梁启超

文物专史的工作,在专史中最为重要,亦最为困难,和其他四种专史,人、事、地方、时代——的做法都不相同。其他专史,应该由史学家担任。文物专史,与其说是史学家的责任,毋宁说是研究某种专门科学的人对于该种学问的责任。所以文物专史一方面又是各种专门学问的副产物。无论何种学问,要想对于该种学问有所贡献,都应该做历史的研究。写成历史以后,一方面可以使研究那种学问的人了解过去成绩如何,一方面可以使研究全部历史的人知道这种学问发达到何种程度。所以说,文物专史不单是史学家的责任,若是各种专门学者自家做去,还好些。譬如经济史中的货币史,要做得好,单有历史常识还不行;最少要懂得货币学、近代经济学,以及近代关于货币的各种事项,然后回头看中国从前货币的变迁,乃至历代货币改革的议论,以新知识新方法整理出来;凡前人认为不重要的史料或学说,都叙述上去,这种货币史才有精彩。货币学比较的范围不很窄,尚且应有常识做基础,非有专门研究的人不能做专史。

若做中国音乐史,尤其非用专门家不行;我们外行的人若去做,用功虽苦,还是不了解,许多重要的资料,无法取去。又如做文学史,要对于文学很有趣味很能鉴别的人才可以做。他们对于历代文学流派,一望过去即知属某时代,并知属某派。譬如讲宋代诗,哪首是西昆派,哪首是江西派,文学不深的人只能剿袭旧说,有文学素养的人一看可以知道。

再如书法史,写字有趣味的人,书碑很多,临帖就知其真伪及年代。就是我自己,随便拿个碑版来,不必告诉时代给我,不必有人名朝号可旁证,我都可以指出个大概的年代。所以假使要做书法史,也非有素养不可,否则决难做好。

关于文物专史,大概无论哪一部门,都是如此。所以做文物专史,不可贪多,想一人包办是绝对不成的。只能一人专做一门,乃至二门三门为止,而且都要有关系因缘才可以兼做。如做美术史,顺带做书法史、雕刻史,或合为一部,或分为三部,还勉强可以做得好,因为那三部都有相互的关系;但必须对于三部都有素养的人,才可以做得好。想做文学专史的人,要对于自己很喜欢的那部分,一面做史,一面做本门学问,历史是他的主产物,学问是他的副产物。研究科学的人固然也有不作历史研究而能做好学问的,如果对于历史方面也有兴味,学问既可做好,该科学史也可做好。

所以研究历史的人,一方面要有历史常识,一方面要于历史以外有一二专门科学,用历史眼光把中国过去情形研究清楚,则这部文学专史可以有光彩。因此,所以不能贪多,若能以终身力量做出一种文物专史来,于史学界便有不朽的价值。不贪多,一面治史,一面治学,做好此种专史时,可以踌躇满志。至于其他如人的专史,事的专史,则一个人尽可以做许多。这是讲做文物专史的先决问题,一须专门,二须不贪多,实在也只是一义。

其次,关于搜集资料,比其他专史困难得多。其他专史虽然也不单靠现存的资料,但其基本资料聚在一起,比较的易得。如做一人的专传或年谱,其人的文集是基本资料,再搜集其他著作,大段资料可以得着;和他有关系的人的著作,范围相当的确定。无论其人方面如何多,如何复杂,做专史或年谱都可以开出资料单子,很少遗漏。

至于事的专史,在公文上、传记上、文集上,资料的范围也比较的有一定。文物专史则不然,搜集资料,再困难没有了。若是历代书志有专篇,或“九通”中有此一门,前人做过许多工夫的,比较的还有相当的资料,但仍旧不够。即如经济之部,各史“食货志”及“九通”关于食货一门,固然可以得若干基本资料,但总不满足,非另求不可。书志及“九通”有了尚感困难,若没有又如何?如书法,绘画,在史书中,毫无现存的资料。现在讲画史的,虽有几本书,而遗漏太多。做这类专史,资料散漫极了。有许多书,看去似没有关系,但仔细搜求,可以得许多资料。如讲经济状况,与诗歌自然相隔很远,其实则不然。

一部诗集,单看题目,就可以得许多史料。诗是高尚的,经济是龌龊的,龌龊状况可在高尚中求之。有许多状况,正史中没有而诗集中往往很多。做经济史,不一定要好诗集。诗虽做得不好,而题目、诗句、夹注,往往有好料。诗与经济相隔这么远,尚有这么多史料;所以做文物专史,无论什么地方都有好资料。不过也不是凡有资料都可以用,须要披沙拣金,所以不能心急,真要成功,要费一世工夫。出版的早晚,没有关系。预备尽生平的心力,见到资料便抄下来,勤笔勉思总有成功的一日。

我很糟,在床上看书,看见了可用的资料,折上书角,不能写下来,另日著书要用这种曾经看到的资料,大索天下,终不可得。所以此类工作,须要非常勤勉,不嫌麻烦。记下一点资料,固然没有用处;记得多了以后,从里边可以研究出多少道理来。顾亭林做《日知录》,旁人问他近来做了几卷,他说别来数年不过得了十余条,抄别人的书如收罗破铜烂铁,自然容易,我是精思谨取,如上山开矿,所以很难。顾氏做《日知录》的方法,起初看见一条,札记了若干年后,陆续札记了许多相类的资料,加以思想,组织为一条。我们做文物专史,非如此耐烦不可。

乡先辈陈兰甫先生死了以后,遗稿流传出来,一张一张的纸片,异常之多,都是在什么书看见了两句,记出来以后,又加上简短的按语。新近广东有人搜得了六千多片,都一般大小,实则他一生的纸片,不知有好几百万张。我正打算设法找来,整理一下。可以看出他治学的方法。我们认真想做好的著述,尤其是关于文学专史方面的,非做此种工夫不可。有如蜜蜂采花,慢慢的制成极精的蜜糖,才是有价值的著作。文物专史之所以难做,这是一点。

中间还有鉴别史料的工作,前回讲过,近来史学界都趋重这一点,带了点取巧的性质。我们所希望的,不在考订真伪,考不出来也没有关系。如明建文帝到底是烧死的还是逃去做和尚的,又如清世祖是病死的还是跑到五台山做和尚的,他的董妃是否董小宛,我们固然欢迎有人做这种工作,但不希望有天才的人都到这面用工夫,把旁的方面放松了。以后的史家,关于搜集方面,要比鉴别方面多下工夫才好。我从前做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鉴别史料,说的很多,许于近求学风有影响。此是近代学风可喜之中稍微一点不满意的所在。其余如钩沉、辑佚一类的工作也要做。但不要把没有真伪问题的现存的史料丢开不管。文物专史也是一样,而且特别的易犯这种毛病。其所以难做,这是二点。

关于文物专史的做法各门不同。其公共原则有多少,很难说,然也有几点很主要的可以说:

(一)文物专史的时代不能随政治史的时代以划分时代。固然,政治影响全部社会最大,无论何种文物受政治的影响都很大;不过中国从前的政治史,以朝代分,已很不合理论,尤其是文物专史更不能以朝代为分野。即如绘画史,若以两汉画、三国书、六朝书、唐书、宋书分别时代,真是笑话。中国绘画,大体上,中唐以前是一个时代,开元、天宝以后另是一个新时代,分野在开元初年。底下宋元混合为一时代,至明中叶以后另为一时代。又如近代外交史,不能以明清分,要看外来势力做标准。葡萄牙人、荷兰人到中国在明嘉靖以前,为一时代。嘉靖以后到清道光《南京条约》另为一时代,道光到中日战争另为一时代,往后到今日再一时代。外交虽与政治密切,尚且不能以明史、清史划分,何况其他?所以各种文物专史绝对不能依政治史为分野,而且各种之间亦相依为分野。

譬如绘画以开元天宝为界,画法则以隋代分;绘画在北魏不能独立,书法在北魏可以独立,而且可以分初、盛、中、晚。又如诗以唐为主系,宋以后为闰系;书法以北魏为主系,唐为闰系;词以宋为主系,元以后为闰系:各种文物应划分的时代都各不同。要做通史,简直没有法子说明,因为要跟着政治走,而有时这个时代文物盛而政治衰,那个时代文物衰而政治盛,绝对不能画一,一定做不好。譬如宋徽宗的政治很糟,学术更糟,可谓黑暗时代;但从美术方面看,却光芒万丈。所以各种专史有一篇一篇单行的必要,尤其是文物专史的时代应以实际情形去划分。

(二)文物专史的时代不必具备。普通史上下千古,文物专史则专看这种文物某时代最发达,某时代有变迁,其他时代或没有或无足重轻,可以不叙。例如做外交史,应从很晚的时代起,从前的外交与近代的外交不同。如欲做上下千古的外交史,把春秋的朝聘,汉以后的蛮夷朝服,都叙上去,则失去了外交的本质了。要想做得好,不必贪多,有可把性质不同的事实都叙在里边。外交史最早只可从明代起。

又如做诗史也许可以做到宋朝而止,后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这并不是因为元、明、清没有诗,乃是三朝的诗没有什么变化。元遗山所谓诗至苏黄而尽,话是真的。诗以唐为主系,以宋为闰系,元以后没有价值了。

这不过举一二例,其实文物专史无论哪种都如此,最不可贪多,做上下千古的史。即如还未讲到的四川的地方专史,最古的是《华阳国志》,当常璩做志时,的确有做专史的必要:以后归并到本部,虽有小变动,而对全部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汉以后的四川可以归并到本部史讲,不必专讲。又如云南,恰好是四川的反面,直到现在还有做专史的价值。自明初沐英平滇,世王其地,清初吴三桂,民国蔡锷、唐继尧,都与本部尚未打成一片;中间虽有些时候打成一片而神气不属,不久又分了。

又如东三省,自满人入关以后,做专史的资格已消灭了。最近因日本的势力侵入,变成特殊的地带,似乎又有做专史的资格。河南山东,有史以前可做专史,有史以后是全国的基本,专史资格早已消灭,其地的活动早已不能为所专有。即以河南而论,在商以前,可以说是河南人的活动,周以后成为全国人的活动了。此外各地的专史应从何时代起,至何时代止,要看他的情形来定夺,也不可一时贪多。

(三)凡做一种专史,要看得出哪一部分是它的主系,而特别注重,详细叙述。不惟前面所讲道术史有主系,无论什么事情的活动。何种文物,都有一二最紧要的时代,波澜壮阔,以后或整理,或弥缝,大都不能不有个主系闰系的分别,所以做文物专史不要平面的叙述,分不出高低阴阳来。某时代发达到最高潮,某时代变化得最利害,便用全副精神去叙述。闰系的篇幅少些也没有关系,说得简单也没有关系。主系的内容及派别,却非弄清楚不可。

做道术史,若是汉、魏、三国、六朝的篇幅和先秦一样多是不行的,先秦要多,以后要少。主系要精要详,其他可略。做诗史到唐朝,要分得很清楚,多少派,多少代表一点也含混不得。明朝的诗并不是没有派别。前七子,后七子,分门别户,竞争得很利害;但从大处着眼,值不得费多大的力量去看他们的异同。所以做文物专史须用高大的眼光,看那时代最主要,搜集鉴别,叙述,抑扬,用全力做去。无论哪种文物,主系并不算多,只有一二处。如做诗以唐为主,则以前以后,都可说明,而读者可以把精华所在看得清楚。这一点要有鸟瞰的眼光,看出主系,全力赴之,此外稍略也无妨。日本所做的中国文学史,平讲直叙,六朝分元嘉大同,唐分初盛中晚,一朝一朝的分去,一家一家的叙述。

我们看了那种著作,似乎江淹、沈约与陶潜、曹植一样优劣,其实则相去何啻天渊?若依我的主张,陶曹自然要用重笔,江沈这些二等的资料可以略去。真会做史的人,要找出几点,分浓淡高低才行。若平讲直叙,便不好了。无论那种文物专史都应如此。

(四)文物专史又须注重人的关系。我所讲的文物专史,有一部分与社会状况制度风俗有关,与个人的关系少。除此部分以外,差不多全与个人无关系。历史是人造出来的。近代谈史诸家,因中国做纪传的人喜欢表彰死者,惹起反动,以为社会不是英雄造出来的,历史应该看轻个人。其实固然有些人是时势造成的,但也有造时势的英雄。因为一个出来,而社会起大变化的也常有,而且这种人关系历史很重要。社会所以活动,人生所以有意义,都因此故。人生若全在社会做呆板的机械,还有什么意义?政治上、军事上,人的关系尤为显著了。其他各种文物也非无人的关系。如做道术史,罗列各人的学说,固然是必要;然欲描写中国的道术,必先描写个人的人格。如朱陆关于《太极图》的论辩,固然要叙;但道术史最应叙的,还是此二大师的人格,可由日常生活表示出来。

向来讲王阳明的人,因其事业多,所以在学术以外还讲事业;若讲到陆象山便把人事方面简略了。其实陆象山所以能开一派学风,并不单靠几篇文章,几封信札;他整个的人格,所做的事业,都很有关系。我们描写他的人格和罗列他的学说,至少要一样。对于学术大师如此,对于文学家、美术家也要如此。假使主系几个大文学家,我们不单看他的作品,并注重他的性格,由性格看胸襟及理想,做的史才有价值。这不特大学者如此,经济方面如唐代的刘炎也如此。唐的经济和财政在中叶以后,由刘炎一人手定规模,得有很好的结果,他死后几十年,制度仍然保存。所以做经济史做到唐中叶,对于刘炎做人如何?才能如何?性格如何?都得详细叙述,因为这影响到当时财政很大。无论哪一方面,关于文物专史,除因社会自然状态发达以外,有三分之二,都因特别人才产生而社会随他变化。所以做文物专史,不过把人的关系忽略了。对于有重要关系的人,须用列传体,叙述其人的生平于史中;但也不似廿四史的列传以多为贵,要极有关系的人,才替他做传,而且目的不在表彰其人,乃因这种文物因他可以表现得真相出来。

(五)文物专史要非常的多用图表。图表,无论何种专史都须要,尤其是做文物专史要用最大精力。图,或古有,或新制,或照片,搜罗愈富愈好。表在主系,想分析实际情形时,最须应用。闰系方面有许多可以简单叙述的东西而又不可省略,可以做成表格,看去既不讨厌,查考时又很清楚。做表的好处,要以把许多不容易摆在正文内的资料保存下来,不过要费番思想才可以组织成功,很不容易。做一表比做一文还要困难而费工夫,应该忍此劳苦,给读者以方便。正文有的以表说明;正文无的,以表补充。

以上所讲,不过择比较重要的简单说明一下,实则不应如此陋略。我因时间关系,没得充分预备,也未讲完,不算是正式的讲演,不过是零碎的感想而已。我希望对于同学有若干启发,可以引起研究的兴趣和方向。那么,我预备虽不充分,对同学也不致完全没有益处。未讲完的,下学年或许有机会还可续讲,本学年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