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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震:中国西方哲学研究70年

作者简介:韩震,北京师范大学哲学思维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哲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西方哲学。北京 100875

原发信息:《社会科学战线》第20199期

内容提要: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军对垒情况下,新中国最初对西方哲学有某种排斥的态度,除肯定某些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价值之外,主要是批评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一面;改革开放后,中国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过程,历史地促进了人们了解西方哲学的热情,尽管总体上我们仍然保持思想上的独立,但对西方仰视的态度也影响了学术研究的形态;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化上的自信决定了中国已经进入平视对待西方,理性研究西方哲学的新阶段。

关键词:西方哲学/新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学科细化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专项项目(18VXK001)。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学术界目前正在努力加快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体系的构建,这其中包括当代中国特色哲学基本理论的思考与构建。“哲学”是个外来词,由日本人用汉字翻译自西方语言。哲学最初来自希腊语 ( 是希腊文的“爱” 和“智慧” 合成的,英文为Philosophy)。作为外来词和参照西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学科,中国哲学的知识体系显然要深深地受西方的影响。既是如此,中国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就离不开对西方哲学的参照系。但是,鉴于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思想文化积累的国家,哲学在中国的研究和发展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一、以排斥态度审视西方哲学的阶段(1949-1977)

1949年之前,在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中国已经逐渐了解了西方的哲学体系和思想取向,而且也有许多研究成果出现。最初,是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带来了某些与基督教关系密切的西方哲学思想。当时的西方学术研究已经走上了近代科学探索之路,与最初的科学研究关联在一起的思想也对中国的有识之士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譬如,400多年前的徐光启,能够以传统士大夫身份,在与传教士交流过程中,敢于正视西方文化的精华,接受域外比较先进的思想和技术,面向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思考问题,“堪称为抬头看世界的第一人”。在这个时候,中国虽然看似强大,但因为封建统治者的无知,缺乏变革的勇气,导致社会思想落后,科学技术上缺乏理论突破,已经在实际历史进程中表露出落后于欧洲的端倪。只不过作为老大帝国和古老文明的中国,当时仍然可以发出摄入的光辉,因而这个期间的中西思想交流仍然是平等的和相互的。当传教士在向中国传播所谓基督教“福音”的时候,也把中国文化优雅、宽容、理智的特性介绍给欧洲,中国成为欧洲某些知识分子“想象”中的“理想他者”,成为欧洲启蒙运动发展的思想动力之一。但后来,在交流之中,西方人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统治者的无知和中国文化停滞不前的状态,孟德斯鸠开始从负面的角度审视中华文化,而黑格尔更是通过其历史哲学的话语进一步把中华文明降低在“永恒起点”的位置上。鸦片战争之后,欧美哲学家及学者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交流已经变得极为不平等了。在欧美人的眼中和话语里,中国已经从原来“优雅”“理智”“宽容”“进取”的文明国度,变成一个“愚昧”“迷信”“狭隘”“保守”的落后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学者面对欧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武力压力,也很难再像过去那样保持自豪的心态了。由于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开始有所改变。但是,因为冷战和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采取敌视态度的原因,中国哲学思想及文化观念在西方学者的眼中和话语体系中并没有获得它应有的地位。强势西方文化的压力以及现代学科体系首先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形成,中国在追赶世界发展潮流的时候,必须向欧美发达国家学习,这种总体追赶和学习的态势也影响了中西哲学思想交流的基本状态,即中国如饥似渴地了解和吸收西方的哲学和文化思想,以致到了“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的地步;而西方只是以多样性之中的特殊样例之一来对待中国哲学和文化思想,在西方学术界的眼中,中国的哲学只是作为一个有特点且与自己的体系不同的思想样态而已。

1949年10月1日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面对战乱造成的满目疮痍,新中国首先考虑的重点是修复战争造成的创伤、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尤其面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扼杀社会主义的“冷战”,特别是朝鲜战争以及美国等国家对中国禁运造成的安全威胁,中国的政治逻辑显然是对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西方思想文化的怀疑和不信任。特别是在1957年之后,由于匈牙利事件和国内“反右”运动的展开,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这一状态是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站稳脚跟,离不开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我们政治上采取“一边倒”的做法,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选择。既然与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站在一起,思想文化上就必然受其影响,尤其是在当时中国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还没有经验,开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必然历史地向已经有过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苏联学习,而这种学习在当时既是必要的,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富有成效的。特别是1937年在斯大林主持下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其中第四章第二节为“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作了通俗、简明、系统的阐明,但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许多简单化的处理,表现出一定的教条主义倾向),成为新中国对干部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教育的基本依据。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共产党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日丹诺夫在《关于西方哲学史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将哲学发展史定义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斗争史,其中唯物主义代表历史进步、唯心主义代表反动落后,辩证法代表先进合理、形而上学代表落后荒谬。这就成为当时中国开展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的圭臬和标准。

既然哲学史上的两条路线已经划分清楚,那么当时的中国哲学界面临的任务则表现为:一是要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将其视为在历史上起反动落后作用的思想心态;二是要把所有西方哲学理论从实质上定性为反动落后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三是要对反动落后的西方或欧美哲学采取彻底批判和全盘否定的态度。这种二元对立和对抗的态度是新生政权对国际政治两大阵营对垒的思想反映,同时也在思想上强化了国际对立的认识。既然将西方哲学归结为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那么我们就应该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立场对其进行批判。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中国对哲学的看法和哲学研究的态度,也必然影响到中国哲学界研究、吸收和借鉴世界范围内哲学思想和思维方法的进程,必然影响到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哲学思想的发展。

将哲学发展史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军对垒的思维方式与现实政治斗争简单化的做法相互作用,使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都出现了简单化和极端化的趋势。中国出现“左”的错误以至于发生了后来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灾难,可以说,哲学理论的思维方式既是这一社会进程的结果,也是促进这个极端化进程的重要原因之一。整体上而言,1949年之后,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状态,只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依然作为哲学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另外,法国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之前比较坚定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派别,也因为列宁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推崇而时常被提到。但是,总体上说,这种研究仍然不是对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本体性研究,而是从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积极作用出发的。

1949年之后的最初几年,尽管西方哲学研究不属于重点研究和热点研究的领域,但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没有完全中断。譬如,195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创办的刊发译文的杂志《学习译丛》,主要任务是发表关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其中许多是当时苏联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成果。同时,也发表某些苏联和东欧国家批判西方哲学流派的著作。数量不多的西方哲学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无论是翻译还是研究和教学,都是从当时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的。

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新中国学术研究活动逐步恢复和活跃起来。其中,有关西方哲学研究的专业机构和期刊也得以创办。譬如,1955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之下,成立了以贺麟先生为组长的西方哲学史研究组,并且创办了《哲学译丛》,这个专业期刊着重发表有关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译文,同时也发表某些有关西方哲学研究和评论的译文。更加重要的是,在广泛征求学术界意见和吸纳研究人员建议的基础上,1963年商务印书馆拟订和公布了《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规划(1963-1972)》。当时,也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角度,把16—19世纪上半叶欧洲国家的学术著作,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三个方面的著作定为翻译和出版规划的重点,力争按时保质地译好、出齐。现在回溯看,我们有理由认为,从1956到1966年的10年间是哲学界认认真真、踏踏实实进行西方哲学经典著作翻译的10年,尽管这期间也受到种种政治运动的冲击,但在学者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原来的规划基本上得以实施。据学者统计,①对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达129种之多,成果显著。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大学哲学专业教学的需要,20世纪60年代初,教育部委托北京大学等单位编写了全国高校统编教材。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组编的《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两本选辑成为中国学者了解西方哲学的重要资料来源,为学者开展西方哲学研究、学生和读者了解西方哲学提供了基本的文本资料。

总而言之,从反思的角度看,在1978年之前我们对西方哲学,尽管也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取得了某些成绩,但总体上显然犯了简单化和绝对化的错误。这主要表现为:一是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简单地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水火不容;二是把唯物主义、辩证法与社会进步力量简单对应,把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与落后和反动势力简单对应,不能理解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特别是哲学思想之间的复杂联系;三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上的哲学简单地对立起来;四是把哲学思想上的差异和对立与社会历史上的政治斗争简单地联系起来,因而对历史上的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采取了过度否定的态度。这种文化态度与我们政治上“左”的倾向相互促进,显然成为中国在社会主义探索中走了弯路甚至出现“文化大革命”悲剧的原因之一。面对这种情况,有些学者是“非常不满意的”。就如谢地坤指出的,“早在1956年召开的‘贯彻双百方针’会议上,贺麟、陈修斋等已经对此提出批评意见”。②从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就能够更加深切地理解列宁所指出的真理:“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③

从纵向看,我们不能历史主义地看待历史上的西方哲学;横向来看,我们更加无法理性地审视当代西方哲学的思想。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西方哲学不能辩证地历史地加以对待,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与我们同时代的当代西方哲学就更加难以正确地对待了,因为从“资产阶级进步性已经终结”的观点出发,现当代西方哲学都被简单归结为代表垄断资本主义利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对立的反动哲学,对它们进行合理的学术研究就更加困难了,许多学者都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这个是非之地。1964年设立的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在那个时期留给后人的成果仅仅有洪谦先生主编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当时,在全国各高校的哲学系中都没有开展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或设置课程,只有复旦大学还算比较系统地开设了这门课程,但也需要用“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名义开设,而且在实际中也必须把批判作为首要的目的,否则就无法让当时的学者接触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内容。正如刘放桐先生在《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序言中指出的,“从50年代初起的20多年内,由于‘左’的意识形态的干扰,现代西方哲学被当做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极少有人再愿意涉足,原有人员也大多数被迫转向哲学史等其他领域。除了因政治需要发表的批判文章及为批判的目的而出版的少量西方哲学家的论著外,极少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之作;各大学哲学系均不系统开设本学科课程”④。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还能够逐渐翻译一部分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当“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一切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翻译活动都几乎完全停顿下来。在这个时期,只有在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而出版的论著,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中(特别是他们在其中对某些西方哲学家进行批判),偶尔会提到黑格尔、费尔巴哈、贝克莱、马赫、杜林等人,中国哲学界基本上对西方哲学界的发展情况毫无了解,当代西方哲学思潮所涉及的流派、著作、人物、命题都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不仅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顿的状态,实际上整个的哲学研究都处于停顿状态,我们的社会也处于难以进行理智对话和独立思考的历史时期。当人们都被裹挟着进行表面但却严酷的现实斗争时,哲学的反思就不可避免地被搁置了。

二、以学习态度研究西方哲学的阶段(1978-2012)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国门再次打开,人们不无愕然地发现:不仅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我们在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也大大落后于世界,哲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当然也已经非常狭窄,哲学思想和理论思考处于极为贫瘠的状态,而哲学研究的方法也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了。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和斗争中产生的,也只能在同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和斗争中得到发展。可是,由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思想上的自我封闭,我们不是简单回避西方哲学,就是粗暴对待西方理论,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出现了偏差。我们的哲学理论不仅变得越来越教条主义,而且变得越来越缺乏包容性发展和创造性拓展。改革开放初期发生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系统地全面看待马克思主义,重新回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程的新起点。

当然,对于西方哲学,包括西方哲学史和现当代西方哲学,我们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和研究。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西方各种哲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本质区别,尤其要批判其为资本主义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殖民主义和霸权辩护的狭隘立场和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哲学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基本范畴和基本方法形成了一系列有价值、可借鉴的成果,其中也有对时代性问题富有成果的思考,对于这些有益成果应该在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加以汲取,通过融通、转换和改造吸纳到中国哲学的时代性发展进程之中,扩大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视野,推动中国哲学思维水平跃上新的高度、扩展到新的广度。社会主义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存在于这个时代,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历史性联系,二者之间也有必须共同面对的时代性问题。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哲学,不应该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应该给予正确的分析和恰当的回应。只有理解了西方哲学,才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逻辑和本质。

在中国哲学界开展西方哲学研究的进程中,“芜湖会议”和“太原会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芜湖会议”是改革开放新时期西方哲学学术研究的标志性起点,那么“太原会议”就是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类似起点。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推动下,哲学界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1978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安徽劳动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等单位,在安徽省芜湖联合主办了“全国西方哲学讨论会”。这是“文革”后外国哲学研究领域的第一次全国会议,也是新中国成立近30年召开的第一次关于西方哲学的全国大会。冯定、贺麟、严群、熊伟、齐良骥等老专家和许多中青年学者约100多人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学者们基于学术研究的愿望形成了思想解放的共鸣,对于外国哲学研究界顺应时代改革、大力解放思想和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学术研究起到了十分突出的引导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性意义,史称“芜湖会议”。可以说,这次会议既是西方哲学研究者思想解放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学者认真对待西方哲学、学术地研究西方哲学的新起点。

翌年,即1979年11月17日至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山西大学以及商务印书馆和人民出版社联合发起并组织的“全国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在山西太原举行。来自全国28个省市***85个单位的17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相对以往的冷清,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讨论现代外国哲学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学术会议,史称“太原会议”。尤其是在这次会议上还成立了“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这次会议对中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这种阶段的划分很难有严格的界限,其中不同阶段的特征也许是相互交叉的,但是从不同阶段的学术倾向仍然可以体会到其中的差异。

1.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0年

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研究的第一个特点是“人的哲学”研究的兴起,与西方哲学学术界的接触让我们感受到与西方之间的差距,这是一个刚刚见到西方哲学之后导致了思想震惊或思想震荡的时期。一方面是广大学者由于习惯了哲学思想领域里的沉默状态,当面对众多的西方哲学思想流派时,人们既不知所措、无从把握,又如饥似渴地要了解西方哲学思想,与此同时,也有某些思想僵化和既有认识模式成为认知惯性的人,对西方哲学思想潮水般涌入表现出种种的抗拒,这种抗拒往往采取过去将其与政治挂钩的方式即“扣帽子”的方法,对某些新开展的研究不时有多种指责。但是,从趋势上说,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是不断地扩展和深入的。

正像改革开放是对以往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左”的一套的反拨,改革开放之初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很快就凸显了对其中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主题的关注。当有人说出了“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时,大家不难理解其背后的意义,其实质就是用康德“人是目的”的原则,去抗衡“左”的风气流行时社会整体性对个人个体性的抑制。对“异化”概念和“人道”问题的异常热烈的讨论,反映了学术界对过去“左”的做法的理论控诉。随后,对西方哲学研究的人学转向逐渐升温,渐次扩展到存在主义、意志主义、尼采哲学、生命哲学,还有匈牙利的卢卡奇、波兰的沙夫这样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达。对人的哲学的研究热潮,显然来自对过去忽视人、人的自主意识以及人的权利现象的反应,也是对这种现象的批判与超越。可以说,20世纪80、90年代,学术界整体上被人学(或称人的哲学)、人的主体性哲学和价值哲学所主导。实际上,中国的哲学脉动在当时是与西方哲学讨论和演进的节奏错位的。在那个时期,欧美世界已经开始反思哲学人本主义的问题和局限性了,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哲学思潮使西方哲学进入方法论上的反人本主义的阶段,导致流行的学术词语是所谓“主体性的黄昏”,甚至有人模仿尼采的“上帝死了”说什么“人死了”。可是,与此同时,人本主义、主体性、人的价值却在中国大地成为最为哲学家们关注的问题和话语。由此,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切地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哲学应该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不是少数人手中的“雅玩”,而是特定时代人民的追求和思考。当时的神州大地必然是高扬人的力量和恢复人的尊严的时代,人们一方面要从“左”的思想桎梏下走出来,另一方面也要表达一种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力量的解放感。

这一时期的第二个特点是西方哲学教材和学科建设的完善。青年学生了解西方哲学的热情很高,由此有关西方哲学的课程及教材建设就成为首要的任务。最初,有北京大学朱德生等人编写的《欧洲哲学史简编》,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哲学的教材编写以及教学和研究逐步进入正轨。1983年,复旦大学全增嘏先生出版了《西方哲学史》,武汉大学的陈修斋和杨祖陶先生出版了《欧洲哲学史稿》;1985年,南开大学冒从虎等人的《欧洲哲学通史》问世;1989年,北京师范大学于凤梧等编写的《欧洲哲学史教程》出版,这4部教材都曾先后被教育部评为优秀教材。在现代西方哲学领域,1985年,南京大学夏基松的《现代西方哲学教程》出版,与刘放桐的《现代西方哲学》一并获得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

这个时期的另外一个成果是,对西方哲学学习研究的热度推动了学科点的建设,不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凭借历史传统在培养西方哲学学科的硕士、博士,后来许多学校也逐渐建设了西方哲学的硕士点、博士点,如吉林大学、山东大学、辽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杭州大学、兰州大学等学校。

随着西方哲学潮水般地涌入,对西方各自哲学流派加以介绍的读物和西方哲学原著不断翻译出版。最开始,比较敏感的书是出内部版。记得当时人民出版社就出版过一些内部发行的书籍,而这种书籍非常吸引学者和年轻人,书一出版往往都希望托人买到手,先睹为快。西方思想给曾经单调的中国学术界带来新鲜感,青年们如饥似渴地寻找和阅读西方哲学,如果在言谈中不带点西方哲学的概念,都觉得自己落伍了。不仅哲学专业的人读西方哲学,其他专业的人也对西方哲学特别感兴趣。当然,西方的各种哲学理论与思想体系与我们习惯了的思维方式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矛盾,而且西方哲学内在的消极影响和对中国既有秩序的解构作用也逐渐显现。再加上某些人把各种各样的西方哲学思想或理论当成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洋教条”,不仅无法推动中国问题的解决,反而给这个进程增加了复杂性。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是从“左”的教条中解放出来,许多人却又陷入“洋教条”之中。因此,官方和一些比较传统的学者对西方哲学采取了一些批评和抑制的行为,不时也开展一些程度不同的批判性活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对西方哲学研究的热情也无法扑灭,但研究的范围和深入程度呈现一个逐渐放开的过程。尽管对西方哲学思潮存在一定防备心理,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对西方哲学思潮的了解也越来越多,在对人道主义进行批判之后,学界却掀起了一波又一波介绍和阅读西方哲学著作的热潮,如就流派而言,“存在主义热”“生命哲学热”“心理分析理论热”“现象学热”“解释哲学热”“科学哲学热”“分析哲学热”“结构主义热”“语言哲学热”“法兰克福学派热”“后现代主义热”……就哲学家而言,有“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伽达默尔热”“罗尔斯热”“哈贝马斯热”“罗蒂热”“福柯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热度”已经远远超出了纯哲学的学术范围,广泛地波及社会政治思想、文学理论、艺术讨论甚至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对西方哲学的关注,显然不仅是对我们自身哲学理论贫瘠和理论思考不足的反应,而且也来自对我们本身面临的社会问题的思考。在当时许多年轻人思想意识里所思所想的,无非是欧美社会为什么经济社会发达?那可能就是因为它们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其社会制度的原因,社会制度背后则是有文化和思想基础根源的,而支撑整个发展进程的思想性、本源性基础,就应该是来自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探讨传统。因此,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就必须深入了解欧美的哲学思考和理论发展的进程。如果不理解西方形而上学层次上的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就不可能掌握西方发达社会的理论理解和管理思想,也不可能真正激发科学技术创新的思想源泉。我记得当时作为青年教师在全校开设面向所有专业的西方哲学课程时,报名人数太多,不得不采取限制名额的措施。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组织全国学者编写的《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由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1987年间陆续出版,共10卷(包括续编上、下两卷),就曾经成为许多人理解艰深晦涩西方哲学的帮手。尽管是精装本,但仍然销量很大。笔者当时作为大学年轻讲师,在讲授“西方哲学史”时,往往从这本评传找一些新鲜材料和能够让青年学生容易理解的表达方式。为了备课的方便,我个人就购置了一整套,每出一本马上就买一本。

2.第二个阶段大概是从1991到2000年前后

这一阶段西方哲学研究的第一个特点是研究呈现专门化、细致化。伴随着西方哲学学科的硕士、博士学位点的增加,西方哲学的研究队伍逐渐扩大,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的研究逐渐自然地形成分工态势。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德国古代哲学都有了专门的研究专家,许多研究者甚至将自己的一生投身一个心仪的哲学家,如张世英先生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研究,叶秀山先生等人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洪汉鼎对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杨寿堪主要研究黑格尔,以及后来年轻一代靳希平和倪梁康等人对现象学的研究,周晓亮对休谟的研究,尚杰对法国哲学的研究,姚大志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江怡和陈波对分析哲学的研究。在对西方哲学的专题性研究中,涌现了许多有中国学者视角的研究著作,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汪子嵩先生等人的多卷本《希腊哲学史》。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也逐渐分化,不再停留在整体性的教科书的介绍上,有些学者专治存在主义,有些则致力于结构主义研究,还有些人投身于现象学的翻译与介绍,有人则投身于哲学阐释学研究,西方的分析哲学也开始纳入中国人的视野。另外,许多西方哲学的分支学科如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价值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管理哲学各自也都有自己的关注和研究者,我个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就是1992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历史哲学导论》。与此同时,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逐渐从英、美、德、法逐渐向奥地利、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等其他国家扩展。但是,总体而言,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美分析哲学和德法大陆哲学上。

此外,这个时期对西方哲学的研究逐渐摆脱了政治方面的干扰,学者们开始更多从学术的角度去看待西方哲学。正像刘放桐先生在其《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序言中指出的,“‘左’的意识形态的干预已越来越少,自由探讨的宽松局面已开始形成。在哲学研究中因提出不同见解而在政治上遇到麻烦的情况已未再有所闻。我国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由此取得了重要进步”⑤。就中国西方哲学的研究而言,“尽管不再有80年代那种泡沫性的热潮,但深入具体的研究之作比那时要多得多”⑥。

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西方哲学各研究方向以及西方哲学与其他学科研究的交互性。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大大扩展了中国人民的思想眼界和理论视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哲学研究者以极大的热情了解曾经陌生的西方哲学学术思想资源,翻译、出版和介绍西方哲学思潮成为学术发展的最直接的驱动力。在成批成套地翻译西方哲学著作方面,甘阳等人的组织工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一段时期内中国青年学生对西方哲学的了解要多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了解。西方新出现的思潮,很快就会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反应。譬如,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社群主义哲学、认同问题的理论,都几乎是同步得到中国哲学界的注意、研究和介绍。欧美哲学界学术研究的论题,都被中国学者们给予有中国视角的研究,有些西方命题通过我们新的解释转换成为中国当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其他哲学二级学科的学者也结合自己的研究主题广泛涉猎西方哲学的学术资源,实际上当时许多杂志中发表的西方哲学的文章来自其他二级学科的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在不断地从西方哲学的学术资源中汲取时代性的营养。例如,“价值”概念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纳入哲学思考的视野之中的,开始是在批判实用主义哲学时提到,后来发现价值认识在哲学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功能,价值视角对我们观察社会和理解他人具有特殊且不能忽视的作用。当时,价值哲学在我国是一个新词,最初的争论竟然是:“价值”是否仅仅是一个“唯心主义”或“实用主义”的理论陷阱,经过改造能否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中。毋庸置疑的是,在与西方哲学界的交流互动中,中国的哲学思辨力和理解力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实际上,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不仅丰富着中国的哲学思考,而且也推动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每一种西方哲学思潮,往往在中国的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都会引起阵阵涟漪,都可能引出许多新的讨论话题和方法的变革。记得当时我经常被邀请去参加其他学科的博士、硕士生的论文答辩,原因是这些学生是基于西方哲学某种流派来研究本学科的问题。

对西方哲学的研究,还包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只限于经由苏联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研究之外,也部分地研究“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马克思主义学术阐释路线。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哲学界才开始接触到以匈牙利的卢卡奇、德国的柯尔施、意大利的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葛兰西的《狱中札记》都被翻译并且公开出版了。这对突破日丹诺夫对哲学的教条主义定义,扩大中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视野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后,中国哲学界也渐次把“法兰克福学派”“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基于西方现代性危机而兴起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哲学思潮纳入研究视域。中国哲学界既从这些思想流派中觅寻到许多理论发展的新问题,同时也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对它们进行了分析批判,并且在这个研究进程中注入了中华民族的和时代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