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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诗百年:贡献、问题及展望
    ——以现代主义诗歌为例

    李永才

    内容提要:中国新诗自“五四”白话诗的初创,历经百年发展,在诗歌的现代性建构,现代汉语体系的建立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已经形成了独立、完整,并与作品相互印证的理论体系,产生了一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优秀诗人和优秀作品。但分析和评估诗歌现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成就和贡献毋庸置疑,但问题和困难更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面向未来,寻找一条重返公共艺术场域的路径,显得尤其重要。

    李永才

    李永才(1966.1~),重庆涪陵人,现居成都。北京大学公共管理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四川诗歌》执行主编。成都市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作品见诸于《诗刊》《星星》《扬子江诗刊》《诗选刊》《绿风》《诗歌月刊》《诗林》《诗潮》《诗江南》《延河》《红岩》《山花》《青春》《青年作家》《休斯敦诗苑》《诗天空》《21st  Century Chinese poetry》《当代国际汉诗》《人民日报》《文艺报》等三百余种刊物,作品在全国诗歌大赛中获得多种奖项,并入选《中国年度诗歌精选》《中国年度诗歌排行榜》《汉英双语年度诗歌选》《中国年度优秀诗歌》等数十种选本。出版诗集《故乡的方向》《城市器物》《空白的色彩》《教堂的手》《灵魂的牧场》《南方的太阳鸟》《与时光伦理》等多部。领衔主编《四川诗歌地理》《中国诗歌版图》《2018年四川诗歌年鉴》等诗选集。

    从百年新诗的历史发展过程看,中国新诗经历了从“五四”时期的草创,20年代至80年代出现的现代主义诗歌三次浪潮,90年代超越代际的个人化写作,以及世纪之交兴起的“新叙事主义”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探索,已经形成了独立、完整,并与作品相互印证的理论体系。新诗百年产生了一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优秀诗人和优秀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传承中至关重要的精神财富。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而且也为世界文学贡献了一大批中国诗歌精品。

    一、新诗百年的历史贡献

    百年来,中国新诗历经“中国现代文明的艰难历程,在汉民族庞大母语的复杂演变中,中国现代诗歌完成了它的初创。无论巨量的诗人规模、巨量的形成文本、巨量的逐时创作数量,还是内部的百十家风格流派,或是延展发育上的多重向度与多重维度,中国现代诗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同类艺术体裁中,均处于强势。在全球的诗歌参与、诗歌交流、诗歌影响上,与全球几大语种相比,中国现代汉诗亦不落其下。”一代又一代诗人在对中国诗歌的现代性建构,对成熟的现代汉语体系的建立,对诗学理论的探索,以及在推动民间诗歌和网络诗歌发展等方面做出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毋庸置疑的。

    (一)初步完成了对新诗现代性的建构

    “朦胧诗人通过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与表现手法的学习,给汉语诗歌带来了新的美学风格,艺术表现功力大增。北岛们对人的尊严、个体生命意义的集体拷问,第三代诗群,部分先锋诗人如韩东、西川受到西方语言哲学影响,对汉语诗歌此前强大的“诗言志”传统,进行了调校。尤其是非非主义,后来的“废话诗”,把汉语诗歌的敞口,从延续了数千年的内容事实,彻底向语言事实聚焦。经过无数次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和东西文化的碰撞,一大批优秀诗人开始重新思考诗歌语言和存在的关系,他们不满足于让诗歌停留在将语言视为宗教的过于极端的写作方式上。寻求通过语言去追问时空体验、生命体验,最终为事物的存在提供某种证据和幻象,并揭示出事物存在的本质。他们的努力,是完成汉语诗歌现代性改造,向更为成熟的语言艺术形式迈进的重要推动力量,经过不断探索,现代诗歌在语言气息和情感节奏,语言逻辑和变形手法上日趋成熟,在处理现实题材,日常生活经验和审美方式上,表现出了得心应手的现代气象。

    (二)促进了现代汉语的稳定和成熟

    新诗诗人将诗歌语言的想象力,洞察力和创造力转移至现代汉语,体现了新诗的自由,灵性和对事物本质的鞭辟入里的揭示。新诗语言,是语言的最高表现形式,以一种全新的审美经验,复活了汉语古老的诗意和神性的魅力。新时期诗歌语言由充当工具的角色, 转变为灵魂和生命的存在,通过思想解放回归诗的本质意义上的本体。作为载体、媒介的诗歌语言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具体表现为诗歌语言更加宽松,自由。由对社会、人生的咏叹到现代社会的独特体验和个体生命体验的突入, 诗性言说由大一统格局向多元方式的转型、由传统的抒情向抒情与叙述的分延。从而大大拓展了诗性表现的领域, 形成现代汉语诗歌超越传统诗歌的本质特征。”当代诗人通过各种风格化的努力,从现存的主流语言体系中解放出来,不再表达乏味的意义、明确的观念、俗套的情感。现代汉语穿梭在日常口语、古典汉语和翻译文体的缝隙中,更加自由,更有弹性,在创造力上远远超出了前行的世代也具备更丰富的潜能。现代诗歌促进了现代汉语的成熟和稳定,对推动现代汉语独立而成熟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造就了一大批优秀诗人

    “一个时代的诗歌是否繁荣,其主要的标志是看有没有相对稳定的偶像时期和天才代表,一部诗歌史需要的则是重要的诗人、诗作和流派的支撑。”现代诗歌100年的历史,在不同的时段和节点上,都曾出现过为数不少的杰出诗人、作品和影响深远的事件。30年后的朦胧诗人,对后来的写作者更具影响力,他们对个人感觉的注重、对意识形态代言的逃避、尤其是语言口语化的更频繁的运用,使得深受文学化影响之苦的写作者们得到了诸多启发。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的整体性高峰,无疑出现在第三代诗人和稍后出场的诗人○26。事实如此,第三代诗人出现过一大批优秀诗人,比如韩东、西川、柏华、唐晓渡、于坚、周伦佑、李亚伟、翟永明、尚仲敏、杨黎、赵野、郑单衣、唐亚平、万夏、宋琳等等。“与‘今天派’诗人和‘第三代诗人’。除此之外,当今诗坛还活跃着一批成熟的实力派优秀诗人,比如王家新、梁平、汤养宗、潘洗尘、娜夜、靳晓静、李元胜、金铃子、三色瑾、刘泽球、李永才等。“优秀诗人的位置不是争来的,依靠的是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要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关注老百姓的所思所想。”(吴思敬语)

    (四)诗学理论的探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百年来,中国新诗学术理论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现代诗歌创作的发展。出现了胡适、闻一多、梁宗岱、废名、李广田等新诗理论家。从70年代末开始,风起云涌的各种诗歌流派的诗人,既是自己流派的提出者,更是流派理论的实践者。第三代诗歌回到语言、回到事物、回到生命自身的本体论诗学具有重要文学史价值。○29这一时期的诗歌批评在诗歌流派、诗潮及诗人个案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具有突破性和系统性理论贡献的批评家,诸如孙绍振、谢冕、徐敬亚对朦胧诗研究的批评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为新时期诗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及后期的罗振亚、王泽龙、张同道、王毅、孙玉石等人的专题性论文对现代诗歌的整体性叙述框架和流变规律进行了重点研究。

    批评家对新世纪诗歌的理论探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出现了诸如张立群、王学东等人对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研究;子午对“新叙事主义时期”诗歌的梳理和跟踪研究;谭克昌、程一身、向卫国等对地方性诗歌写作的提出及地方主义诗学理论的建构。

    (五)彰显了现代诗歌的民间立场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诗歌民间刊物为阵地的民间诗歌,坚持独立、自由与批判精神的民间诗歌写作立场,逐渐发展壮大,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在整个诗歌场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为数庞大的民间诗人的参与,使得“官办刊物不得不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自身的办刊理念。诗歌民间刊物在新世纪的迅猛发展,客观上改变了诗歌长期由学院派主导的中国诗歌历史的书写,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动了新世纪诗歌更大的发展。诗歌民刊相对于官方刊物的存在,以独立的精神追求,彰显了民间话语的魅力,激发了诗歌写作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使新世纪诗歌形成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相得益彰的局面;不同组织和流派之间的竞争,推动诗歌创作保持多样性和新鲜活泼的文风。让诗人们找到了更大的叙事空间。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各种风格诗歌写作者对诗歌创作自由的追求,为诗歌的创作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新生力量;

    (六)诗歌的社会化传播更为广泛

    信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及自媒体的广泛发展,加之文化资讯的快速全球化,有力地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新世纪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互联网及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对诗歌社会化传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渠道和平台。新时期诗歌的创作、传播、评判和选择机制与传统的传播依赖纸刊、编辑的机制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诗歌进入一个相对大众化、社会化,也是民主化的时代。

    网络诗歌突破了以往只能通过纸质媒体发表的限制,”诗人不再担心作品发表问题,诗歌作品在瞬间就可以被阅读传播,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激情,使诗歌写作群体得以迅速壮大。同时网络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诗歌写作更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诗人的表达更加自由,更易回归诗歌主体性的本身;

    三、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伴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巨大变革,中国新诗百年的命运起伏,经历了太多的波折和羁绊。理性反思中国新诗百年从草创、兴起到繁荣发展的历程,面对和分析诗歌现状,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成就和贡献毋庸置疑,但问题和困难更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总结新诗百年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应该能够更好地把握现代诗歌流变的规律,努力探索现代诗歌新的发展路径和走向。

    (一)诗人与所处的时代不相适应

    这些年,当代汉语诗歌,遭遇到了外界越来越多的质疑,包括“看不懂”、“没有经典”、“口水化”等等。一些诗人缺少足够的文化积淀和思想素养,对社会生活和时代的发展难以进行深刻的洞察,整体沉湎于日常生活的自说自话的,小情调,小清新写作,有的甚至抛弃传统的道德水准,甘心堕落,迎合少数人的低级趣味,创作了一些低俗乃至下流的作品,“下半身写作”,“口水诗”,“垃圾派”,大行其道。这些诗人缺乏崇高的审美心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一味从俗从低,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公众对诗人群体的社会评价。

    这些现象精确地反映了我们的诗人对这个时代的极端的不适应。我们今天正处于全球化浪潮下,高度发达的互联网络时代,现代诗人如何面对所处的时代,并让自己的写作适应这个时代,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诗歌写作不适应社会的公共需求

    从诗歌作品的内容上看,缺少反映火热社会生活,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新世纪以来,创作了海量的诗歌文本,好的诗歌也有,但是数量不多,尤其是缺少可以历史传承的经典作品。诗歌文本同质化严重,题材、语言、意象、技法上相互模仿,化用,缺少视角独特,具有创新性,反映时代巨变的扛鼎之作。

    从创作技法上看,作品与读者之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阅读障碍。不少诗人的诗歌文本整体风格过于晦涩或怪异,理解起来非常困难。这些诗歌在语言运用、意象设置及逻辑思维方式上偏离了诗歌的阅读习惯与审美情趣。诗人的创作不能无视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趣味,尤其在社会公众对消费文化的选择越来越多元化的当下,加之诗歌本身又缺乏消费和娱乐属性,所以极易让读者对当代诗歌失去阅读兴趣。

    从诗人所处的现实境遇来看,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加速,给诗人带来了紧张、焦虑,甚或恐惧的情绪。另一方面,诗人面对急剧变革时代的不适应,导致诗歌创作的逃避,反叛或者远离。远离现实,远离政治,远离崇高,形成圈子化,个人化的写作状态,出现了 “口语写作”、“底层写作”和“下半身写作”等极端化的叙事方式。

    (三)诗歌批评整体性的理论创新乏力

    新世纪诗歌批评,在取得丰硕成绩的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误区。表现在:一是缺乏多种维度的诗学理论创新;二是对个体诗人及个体诗歌文本的审美批评重视不够;三是对诗歌的价值评判陷入伦理困境。当下的许多评论文章泛泛而谈,观念陈旧,缺乏个性鲜明的话语方式。大多数学者急于追随西方理论,却对西方理论一知半解,在他们的评论文章中,满纸晦涩难懂的理论术语和枯燥无味的欧化句式。

    我们的批评已经严重脱离艺术、心灵、精神和思想的范畴,在很多批评家那里,诗歌已经变成了一种其实与诗歌本身无关的所谓学术研究所使用的素材,诗歌作为批评与研究的对象,其本身的价值与尊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一个负责任的批评家,应该真正深入到诗歌内部中去,寻找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多少有艺术美感的语言创新,让我们获得了多少有思想含量的美学意蕴。而这些,或许才是当下的诗歌批评家真正需要去关注的核心命题。

    (四)诗歌的通识教育薄弱,诗歌写作后继乏人

    长期以来,教育系统和社会文化组织对现代诗歌的常识普及和通识教育,从未真正提上议事日程,更谈不上重视。一般的中小学关注的是古典诗词的学习,现代诗歌的教学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大学教育至今没有开设一门完整的新诗史课程。中小学语文教材中选编的古体诗比例远大于现代诗歌。而且所选不多的新诗远不能代表现代诗的水平。也很不重视现代诗歌的文体特征及艺术性。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高考试卷明确要求应试作文不能写成诗歌,这是对作为语言艺术最高表现形式的诗歌的极大蔑视。除了对诗歌教育的漠视,对年轻诗人的培养也很不重视。除了专业作协的官办诗歌刊物,比如《诗刊》每年一次的“青春诗会”和《星星》诗刊的“大学生诗歌夏令营”等活动的举办,还在不遗余力地企图培养和挽救一些游离于诗歌边缘的年轻诗人和大学生诗歌写作爱好者外,大批年轻人的诗歌热情和兴趣爱好早已被市场化的喧嚣和泛娱乐化的生活方式所淹没。

    四、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未来展望

    历经百年风雨,中国现代诗歌正在走出困境。未来如何在反思历史,审视现实的基础上,寻找一条重返现代主义诗歌公共艺术的路径,显得尤其重要。

    (一)诗歌写作应当因应现实,关注当下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网络新媒体文化正在侵蚀着我们既有的文化形态,物质主义征服了整个世界,诗歌能做什么,出路在哪里,这会是一个恒久的话题。当代诗歌同现实之间关系的张力,使得如何回应现实的设问变得急迫。因此,你不能指望诗歌解决什么现实问题、政治问题、伦理问题。在现在这个灵魂失守的时代,诗人应当因应现实,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责任和担当,而不是逃离或者隐逸。” “诗人应当忠实于内心的感受,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去发现和挖掘被遮蔽的真,还给人类以尊严,重塑语言的诗性品格。”诗人应当明白自己在这个时代的摆位,面对现实,做一个清醒的说梦者。诗人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现实”、“生活”和“时代”的讨论,而要更为关注现实和诗歌现实感之间的差别,深入思考,不断提升讲述和抒写“中国故事”的水平和能力。“诗人无论是介入历史还是深入当下都需要特殊的求真能力。 “我们置身的当代是阳光很多,黑暗堆积得更厚重的时代,是绝望与信心并存,谎言和真理交织成同一种语言的时代,我们占据着如此深入的位置,拥有如此丰满的感受,应该由我们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55。

    (二)传承古典诗歌精神与确立现代诗歌的美学维度

    中国新诗的百年创新历程,从新诗写作与诗歌传统的延续脉络来看,不管是诗歌语言媒介的突破,还是在诗歌艺术精神的深度把握上都仍需持续发力。长期以来,我们对古汉语借用有余,而化用不足。新诗中用古诗措辞的并不少,但大多只是挪用而已,在现代汉语群中显得很不协调。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现代诗歌进入大陆时,是以一种代表古典民族美学的方式进入的。我们刚接受西方现代诗的时候,台湾诗人已走过这个阶段,开始寻找中国古典传统,并且,一些台湾诗人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比如余光中写出了《乡愁》,郑愁予写出了《错误》,洛夫写出了《金龙禅寺》。他们受古典影响的民族美学典范,迎合了当时的思潮,所以台湾现代诗影响力迅速超过了朦胧诗。”

    确立现代诗歌的美学向度,应当是汉语诗歌现代化始终应当坚持的目标。首先,要确立现代诗歌的美学原则。

    倡导诗歌难度写作的美学向度,要求诗人应当具有一种独立批判的精神担负和现代性的艺术审美情怀。努力培养自由写作的心性,砥砺自己孤独求败的创作意志品质,始终保持勇于创新的抒写激情和冲破一切枷锁的想象力。在诗歌写作题材上不断拓宽审视时代和社会的视野,深入到人性与历史的层面,去挖掘生命的尊严,“去呼唤语言的力量,去发现深远的意象,抒写人生常态之外的那些主题,将潜伏在人生历程中的可能性激发并书写出来”;○16在思想内容上不断提升诗歌作品的精神高度和审美向度;在语言和修辞上着力追求精炼、新鲜和陌生化,充满诗性的修辞,形成自己独特的,富有人性和生命力的艺术语言。“诗人应该具有孤独的勇气,要敢于突围,敢于创新,敢于对腐朽或陈旧的抒写经验说‘不’,敢于将久已失去的理想主义光彩重新纳入诗歌抒写的范畴。”○17综合运用现代、后现代的诗歌写作技术,在技艺的基础上呈现思想的困惑与精神的境界,以个性化的叙述方式,来彰显诗歌的先锋性、时代感和文本的美学价值,是当代诗人应有的选择。

    (三)融合中西,确立和维护汉语诗歌独立的场域

    “中国新文学衍生于西方文化母体,所以中国新文化人普遍具有对西方文化的依附性和认同感。反思新诗的历史,还必将在融入世界性的场景并进行平等交流与对话的同时,肩负确证汉语诗歌身份的现实使命。

    “中国诗人的作品要吸引大家,必须在全球化语境下,坚持本土经验创造维度。一个真正的诗人写作时,就是要把个人经验写出来。个人经验中有本土经验、民族经验,还有世界经验,具有人类价值经验的普遍诉求。”(谭五昌语)

    在后现代语境下的汉语诗歌写作和诗学话语建构的过程中,对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超越,虽最终外化为一场关于两种语言资源的论争,但其实质却表达了全球化语境下,汉语诗歌写作在交流借鉴和自我建构中的语言政治与文化身份问题。这不但是百年中国新诗通过借鉴,与政治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发生关联的一个例证,同时,也是新诗历史遗留问题在后现代反思情境下的一种自我呈现。

    综上所述:“诗歌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新诗百年,革新了观念,开启了人们的心智。发端于诗歌的先锋浪潮对一代人的思想启蒙和一个时代的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想象力和创造精神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机遇。“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70诗歌作品也一样,诗歌的优劣,直接体现了诗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对社会生活诗性体验的深度和独特性,以及诗人运用诗化语言处理存在世界的能力。

    中国诗歌走过百年,一个诗歌繁荣和发展的新时代即将来临。我们有理由期待,符合新时期人民审美趣味的伟大诗歌和诗人将会出现,真正的诗歌现代美学标准将会确立,并最终建构一个具有现代诗歌美学典范意义的世界,为人民群众提供崇高的精神价值和心灵慰藉。

    (本文为节选,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