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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萨特:如果写作没有结束,死亡就不会到来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法国作家、存在主义哲学家,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1964年,萨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主动回绝该奖项,成为第一位拒绝领奖的诺贝尔奖得主。

    萨特强调人对历史的影响作用、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选择性。他的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学说等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萨特

    1980年4月15日晚上9点左右,也就是四十年前的今天,萨特病逝于巴黎。而这一刻,萨特将死亡的可能性变成了必然。

    死亡是一个中国人有些忌讳的话题,这也许是因为这个话题太重要,所以太沉重了。今天,许多人都在试图打破这个忌讳,理性地谈论它。

    曾经,萨特直面过“过早死亡”的可能性,并提出了和死亡相关的观点;萨特也在晚年有过身体状况开始恶化的情况,并和波伏娃谈论过死亡。那对于萨特而言,死亡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生死?我们有没有对抗死亡的方法呢?

    在英国作家安德鲁·利克写的萨特的传记《萨特》中,为我们展示了萨特对于死亡的思考和态度。

    死亡是什么?

    海德格尔曾提出死亡是我们“自身最大的可能性”。与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相反,萨特早在他的短篇小说《墙》中就暗示,死亡远非我们的生存被不停地导向的那个顶点,死亡不过是荒诞性闯入了一个生命的核心:

    它并非一首协奏曲的最后那个决定了之前一切的音符,而更像是正在那个钢琴家头顶坍塌的屋顶。一个人总是死得太早,或者太晚,但是从来没有死得“准时”的。

    没有“准时”的死亡

    而他对死亡产生的这些一看法,与战争密不可分,1975年萨特毫不犹豫地说:“我生命中最清楚的事情是我曾经有过断裂,这意味着两个差不多完全分裂的时刻……战争前和战争后。”

    1929年11月,萨特开始服役,当上了气象兵。像大多数应征入伍的士兵一样,萨特对处境的第一反应是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迷失感和自主权的丧失感。

    而内在遭外在的终极入侵就是死亡本身:“[死亡是]在我自身最内心深处的外在的出场。”即使死亡不是一种很大的可能性——由于萨特不是一个前线的战士——它至少是一种可能性,这迫使他反思死亡的意义。

    应该如何看待生死?

    萨特在晚年与波伏娃的对话中曾经表示,死亡作为一个严重的事情在一定时刻就会到来,他等待着这个时刻,并不害怕。

    他认为它是很自然的:“死亡说到底是向自然的回归并肯定我是自然的一部分。即使以这种新观点和我多年来持有的不朽的错误观念来看,回顾我的一生,我觉得过得还是可以的。这是一种先死的观点;完全不是垂死的观点,而是一种死前的观点。我对自己做过的任何事情都不后悔。甚至对于我应该承担责任的过失。我往往采取一些相反的做法来弥补自己的过失。”

    萨特认为,写作不断推迟死亡的过早到来

    从九岁开始——如果我们相信《词语》(萨特自传小说)中所言——萨特确信他已经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家生产伟大的作品,但是他们需要一生的时间来致力于此;在作品完成前死亡不会到来:只要作品“在进行中”作家就不会死亡。这样全部作品变成了一个护身符,写作的日常实践变成一个生死攸关的事情。

    如前面所说,萨特当了气象兵。萨特和他的同行者们没有因军事职责而过分劳累;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一天两次给气球放气,观察它的飞行情况,然后做一些非常简单的计算得出风速和风向。一天里其他的时间他们都是空闲的。把这种闲暇利用得很好:他正好继续做他之前一直在做的事情——也就是大量的阅读和书写。

    萨特通过写作,对抗着死亡。对于他而言,写作的日常实践生产了书写,而书写生产了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将只有在合乎“正常的”生命期限的意义上才是完整的;因此,一旦这部作品在生产过程中(也就是说,一旦书写正在被日常的写作实践所生产),死亡就没有理由进入。这意味着,是写作不断地推迟着死亡的过早到来。

    就像一个现代的山鲁佐德(《一千零一夜》中宰相的女儿,她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夜讲到最精彩处,恰好天明,着迷的国王渴望听完故事,便不忍杀她,允许她继续讲。没想到,她的故事一讲就是一千零一夜)一样,萨特通过讲述/写作来活命。

    正是据此,这就是促使萨特在那场战争中一天写作12个小时的必然性。知晓了潜藏的死亡,也许它仅露端倪,萨特也可能会像罗冈丹一样说:“真相是我害怕松开我的笔。”写作是他的护身符:“我还没有到死亡的时间,神奇的是它使我确定在我已经到达旅程的终点之前我不会死亡。”

    当他写作时,他把自己从真实的时间中抽离(在这种真实的时间中人类生存和死亡):时间被转化成空间,而且这个空间可以被信件与词语、语句与语行、纸页与笔记本的不断积累来测量。这种时间的空间化在萨特的战争日记中随处可见。

    例如在1940年3月27日,仿佛急切地希望召回久远的时间偏差,他写到:“我对真实性或者大写的虚无的思虑,到现在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实际上,仅仅两周前他才刚好写了关于这些主题的一则长长的日记,但那两则日记被17000个词汇的文本“时间”相互区分开。正如他自己评述的:“我总是把充裕作为美德!”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