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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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布克哈特的告诫

    转自:保守主义评论

    布克哈特

    按:文章引自雅各布·布克哈特《历史讲稿》(刘北成、刘研 译)的“英译本序言”,作者是艾尔伯托·科尔(Alberto R. Coll)。

    ……

    读者需加提防。这是一部深刻的反主流文化之作,且明目张胆、惹是生非。它针对着我们时代贯穿整个政治领域的公理:平等主义的大众民主尽善尽美;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及其消费主义、物质主义风气优越无比;以及如慈父般照看所有人的福利国家好处多多。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还有力挑战了那个在他的时代已经广为传布,今天更为人们所固执的观念,即过去四百年来的历史,其实质是进步和启蒙的挺进。

    在这本由他于1865-1885年间在巴塞尔大学为授课所作的笔记和手稿片断集合而成的书中,布克哈特与自伏尔泰以来的众多历史学家和评论家相论战,因为后者都执意以18和19世纪兴起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标准评判过去。布克哈特固然在许多问题上不赞同他先前的导师,利奥波德·冯·兰克,但他与兰克一样认为,“上帝面前,一切世代皆平等。”某个时代可能在物质财富或知识和艺术造诣上低于别的时代,但并不因此就在其精神洞见的能力或尊严上低人一等。每个时代都有其自身的内在意义,都对人类累积的知识和艺术财富有其贡献要作。历史学家的任务决不是依据其对现代的贡献来评判一切,而要以欣赏目光去打量过去的每个角落,去发现人类创造过程背后那令人惊叹与着实神秘之处。

    由于采取这一立场,与同侪及许多后辈相对照,布克哈特脱颖而出。他所揭示的不亚于是一种历史编撰的心理学。历史学家应该观察、思索和体味人类经验壮观到不可思议的丰富性。他应处处找寻人类的伟大与创举,甚至在那些似乎与他疏异和远离的时代。他的精神应该是探寻、好奇和同情的。但凡他允许自己对过去做出道德评判,这些评判就不应基于当前时代的真理,而应基于更为普遍的价值。因此,我们能以其对无辜妇孺的丑恶屠杀来评判帖木儿,但以其权威主义来评判查理曼就毫无道理。除此之外,历史学家还应处处搜寻那些超越政治和经济的、无价的人类精神成就——那些伟大的艺术作品和美文力作,那些勇敢、高贵和恢弘的业绩——它们令文明史增光,令后人鼓舞。

    尽管严禁评判过去,布克哈特却毫不犹豫地评判当前,鉴于它所有的骄矜自负。像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一样,他对平等主义大众民主的来临深感忧虑,他认为这将导致粗俗的不断加深,文化和政治的单一化和败坏,最终是煸动家的专制。大众民主文化带有的主要问题是它把平等奉为全部生活的主导原则。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回事,这个观念布克哈特也没觉得有问题,但主张所有人都平等,更糟糕的是提出所有信念、观点生活方式都价值相等,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布克哈特相信这个荒谬推论将导致文化的毁灭和野蛮的复归。

    布克哈特同样严厉对待19和20世纪的另一尊偶像,即作为“进步”之实质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普及。17世纪某个时候,许多人开始相信生活的主要目标是发财致富,活得尽可能舒服和物质上安逸。这个信念,连带着资本主义的成长、工业化,以及为在经济上掠夺地球资源而不断增多的技术发明,已经造成了一种燥热贪婪,物质主义,在精神和美感上邋遢的文化。这头不知餍足的比希莫斯(译注:圣经中提到的一种巨兽)给人性、文化和环境造成的损害令布克哈特震惊。

    正当自由主义者们到处庆祝贵族制的衰落,且俾斯麦在帝国议会支持下忙于组建第一个福利国家之际,布克哈特注意到一个核心事实:自16世纪以来国家权力的无情增长。新的父权国家尽管粉饰以仁慈,却有潜力去不受限制地行使权力,施行专制。随着大众民主、平等主义和工业化的推进削弱了诸如教会和贵族这样一些国家权力的围栏,在布克哈特看来,国家权力被用来服务于暴政只是个时间问题。

    在21世纪的门槛,布克哈特的观察依然显得亮堂和深入。刚刚走出法西斯主义和苏联暴政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这一切多多少少曾被布克哈特预见到许多民族就变得像布克哈特同时代人一样得意忘形。数以百万计的人都把民主、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和技术看作无限的恩赐,容不下任何人对这些力量提出烦心的疑问。然而我们的胜利主义可以多少缓和一下。

    平等主义、消费主义和福利国家的结合已经造成了广泛的道德败坏、政治冷淡,以及一种政制对有序自由的要求与其公民满足这些要求的能力之间日益严重的不协调。毫无疑问西方社会正在面对严肃的长期问题。自由的行使要求道德和知识上的美德,它们反对那些由当权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精英所扶持的习惯。对自由来说最基本的美德是自制,而平等主义、好莱坞式的享乐主义和放纵的物质主义,它们背后的主导原则却是这种观念,人们对快乐和财富的嗜欲不能忍受任何限制。

    对布克哈特而言,现代性的另一个麻烦方面是现代文明的普罗米修斯式品质,它在20世纪变得更具破坏性。早在核武器和生物武器、基因工程以及广泛的环境破坏来临之前,布克哈特就担忧,科学、经济优先和国家对权力的无尽索求将把西方引向何处。在他自己的时代,他厌恶铁路,厌恶破坏了欧洲乡村美景的丑陋工厂,厌恶装备有日益增强的军火库的强权民族-国家之兴起。他把这些看作是处在一个无情进程中的元素,跟平等主义、消费主义和福利国家的联姻一样,对高级文化和善好生活具有破坏性。在21世纪的拂晓,我们有更确凿的依据为这一切将如何收场担忧。借助布克哈特对人性阴暗面的了解——这本身是他对历史之悲剧性心领神会的一个成果——我们有理由担心,未来将比乐观主义者所认定的远为麻烦。

    尽管他鄙视民主和大部分现代性,但布克哈特在若干基点上是主张自由的哲学家。首先,他热情地相信人类精神,相信它在最严酷的环境中也能上升到卓越的高度。面对历史必然性,没有哪个历史学家比布克哈特更执著地肯定人类自由的分量。长期的趋势和强大的机械力量都起作用,但努力去肯定自己内心见解的孤独天才——就像路德或米开朗基罗——也起作用。历史充满了曲折的潮流,有时似乎要无限伸展进入未来,却突然转入全新的、始料未及的方向;这些历史的重大意外中有许多是因人类个体的力量而发生。换言之,必然之中有自由。

    其次,布克哈特肯定自由的最高形式是内在的——即保持灵魂和精神充分疏离和独立于当下主导激情和习俗智慧的自由。因此,一个渴望被称为自由的社会,必须维护那些促进知识、艺术和精神自由的制度,诸如独立的财产和经济中心,以及免于国家控制的社会力量。这一观点使布克哈特有别于那些渴求中央集权的社会学家,以及那些异常渴望摧毁一切特权和不平等遗存的自由平等主义者。

    最后,布克哈特相信一个自由社会需要防范煽动家——“伟人”——他们将以人民的名义增加自己的权力和国家权力,并强迫一致。

    布克哈特对在他一生中塑造西方文明的各种力量极其不安,他远非准备抛弃西方遗产或引以为耻。他惊叹西方文明的成就,特别是精神和艺术成就,他相信这些远比物质和技术成就重要。由于深深意识到自己所属世界之多元文化的丰富性,他相信西方文明的继承者们有责任去好好了解自己特有的文化遗产。再好不过的起点乃是古典雅典的文化和遗产,伴随一些整个历史上最崇高的艺术和文学作品,自由思想在那里第一次绽放。(他指出,若是雅典而非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胜出,对全人类会更好。)布克哈特对那些不关心自己过去的人们有一个称呼:“野蛮人”。他善于批评美国人的财大气粗,但他更严厉地批评他们是因为,他认为他们不相信能从研究历史中收获许多价值。的确,在他看来,美国人骄傲于“新”,即没有历史。

    布克哈特在雅典和佛罗伦萨这样的小型城市国家中找到了他理想的政治共同体,自由连同高雅文化(文学、音乐和精美的艺术品)成功程度不同地在这些地方繁荣起来。现代世界则吓坏了布克哈特,它无情地迈向庞大城市,在这些城市里,人类过着紧固在琐碎、粗俗和物质饱足之上的,疏离、孤独和茫然的生活。但他太是一个怀疑论者了,不相信某种政治意识形态或某个能带来新一种复兴的“伟人”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今后有一个复兴的话,布克哈特猜测,它将作为人类精神不可预料的成果和少数个人安静的作品而出现。他称这些人为“世俗的修士”,他们无心权力,但珍惜“古老欧洲”的文化特质,其中首要的是对自由与美的热爱。布克哈特肯定人类精神之恢弘,坚持自由本身作为目的之不可侵夺,在西方历史编撰史上,可比配的声音,为数不多。

    艾尔伯托·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