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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术的守望者:清华国学院和五大导师

    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民主与科学思想的旗帜下,清华师生掀起了“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改良清华”等一系列奋争,历数清华学校“一切均仿照美国学堂”办学的危害。1924年,曹云祥任清华校长,清华学校的“改大”(改办大学)工作正式提上日程。1924年10月,清华学校校务会议通过了“大学筹备委员会”草拟的《清华大学之工作及组织纲要》,决定于筹建大学部的同时,创建研究院,以“备清华大学或他校之毕业生,对特种问题为高深之研究”。1925年,吴宓任教清华学校,并应曹云祥之邀担任研究院筹备主任。

    关于创办研究院的目的与宗旨,曹云祥在《研究院章程·缘起》中给予了详尽说明。吴宓则进一步概括为:“曹校长之意,约分三层:(一)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二)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哲理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

    研究院首先开办国学门,原因有二,一是经费有限,二是对作为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的国学研究不足:“良以中国经籍,自汉迄今,注释略具,然因材料之未备与方法之未密,不能不有待于后人之补正。又近世所出古代史料,至为夥颐,亦尚待会通细密之研究。其他人事方面,如历代生活之情状……自然方面,如川河之迁徙……无不需专门分类之研究。”

    进一步说,国学研究不只是“整理国故”,其更与“科学”的大旗相关。北大国学门的顾颉刚曾分析道:

    所谓科学,并不在它的本质,而在它的方法。它的本质乃是科学的材料。科学的材料是无所不包的,上自星辰,下至河海,变幻如人心,污秽如屎溺,没有不可加以科学的研究。国学是什么?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所以国学是科学中的一部分(如其是用了科学方法而作研究),而不是可与科学对立的东西。倘使科学不是腐败的,国学也决不会腐败;倘使科学不是葬送青年生命的,国学也决不会葬送青年生命。

    这里强调国学研究要走向科学化,清华国学研究院亦然:“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

    1925年6月18日,吴宓正式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8月1日,清华学校研究院正式成立。《研究院章程》的第一条就明确了“研究高深学问,造成专门人才”的宗旨。培养人才离不开强大的师资力量,当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可谓名师荟萃,指导学生的教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和讲师李济被称为“五大导师”,更得“五星聚奎”之美称。

    学术的守望者:清华国学院和五大导师

    王国维,著名国学大师。早年留学日本,精通多门外语,在文学、教育、哲学等多个领域都颇有建树。他积极引进西方文化,传播西方教育思想并翻译发表了大量教学著作。1922—1924年,王国维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吴宓十分敬佩王国维的渊博学识,曾亲自到他家中,恭敬地鞠了三个大躬,聘请其到清华任教。王国维任教期间,在西北地理与元史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他始终保持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宽阔的学术视野,同时十分重视学术研究中的科学方法。梁启超曾称赞他的学术方法说:“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投湖自杀,死因成谜,一代国学大师就此与世长辞。

    梁启超,清末民初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1895年梁启超与康有为“公车上书”,掀起戊戌变法,是维新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是时,他的学术与教育业绩也为学界所公认。清华任教时期的梁启超十分重视西方科学技术,认为:“一国之学问独立,须全国各部分人共同努力,并不望清华以独占。但为事势便利计,吾希望清华最少以下三种学问之独立自任:一、自然科学——尤注重者生物学与矿物学。二、工学。三、史学与考古学。”他也十分重视科学方法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在清华时期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他明确提出要注重专史的研究,认为专史是做好通史研究的基础,还开辟了自然科学史与社会科学史的研究领域。

    陈寅恪,著名史学家。1909年毕业于上海公学,后留学欧美,先后就读于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大学、哈佛大学等多所学校,但这位通晓各国语言文字达二三十种的学术“怪才”,却不曾有任何一校的文凭和学位。受聘于国学院时,他只有36岁,却因其学识渊博而被称为“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始终以严谨的学术态度与科学方法做学术,据其学生回忆:“陈师对历史研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而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发现。”听他课的人不仅有学生,还常有教授如吴宓、朱自清等。1929年国学院停办后,陈寅恪继续留在清华大学任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

    赵元任,哈佛大学博士,“中国语言学之父”,中国现代音乐的先驱。作为20世纪杰出的语言天才,赵元任于1910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研习包括数学、物理学、音乐、哲学在内的多个专业。他于191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于1919年与1921年分别任教于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如此“鬼才”,1925年来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如果说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是中国传统学术领域的大师,那么赵元任则是横跨东西方学术领域的拓荒者,他将作为西方科学基础的语言学研究扩展到了汉语领域,开辟了中国语言学的现代研究事业。

    李济,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克拉克大学、哈佛大学,于1923年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回国担任南开大学教授,1925年来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年仅29岁的李济之所以能跻身五大导师之列,并不令人意外。早在1922年,李济就发表了《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一文,被哲学家罗素在其文章中引用,其才华可见一斑。清华时期的李济与梁启超(时任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关系紧密,1926年的山西考古之行,得到梁启超的大力支持。1928年,李济应蔡元培与傅斯年之邀,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考古组组长,迎来其考古事业的黄金时期。

    1929年6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前后持续开办4年之久。毕业生近70名,其中成为中国人文学界著名学者的有50余人,包括王力、姜亮夫、刘盼遂、吴其昌、徐中舒、高亨、谢国桢、陆侃如、罗根则、姚名达、蒋天枢等,在当时代表了中国国学研究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