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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鸟瞰图下的诗托邦
      ——赵野诗的哲学默想与对话录

      陈亚平

      苏格拉底:艺术史和文学史告诉我们:人类精神思想的最高级的产物一般都得不到人们的欢迎,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优秀的思想者的出现——他们感受到了这些作品发出的呼唤,并使这些作品获得了威望。

      陈亚平:人类天生的自发的本能是,只延长自我意识的生存机会。自我意识的存活,在于不能有绝对的趋他,而只依赖一种趋我。这样看来,人类群体中,必然要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

      苏格拉底:根本原因就是每一个人都只能理解和欣赏与自己的本性相呼应的东西。但那些非凡的创造,那些注定是属于整个人类、要在多个世纪中存活的著作,在其产生之时就已走在了远远的前列。因为人们不知道应该如何评判它们。这样,人们就只能让这些作品自个儿走着自己的蜗牛步子。

      陈亚平:你说的情况在我们这里很普遍。评判者们自己都没有一个非凡的尺度,可用来评判那些非凡的超出者。能看到某人的某艺术和文学思想属于整个人类的时代的情况,不可能在我们这里,也不可能是现在。这也许是人类的特质。引用刘亚洲的话说:文化是扼杀天才的文化。天才总是得不到同时代人的原谅。

      苏格拉底:由时代的偏执定见所带来的某种虚假趣味或者风格,以及根据这些而炮制出来的文学、艺术作品,似乎成了一个体统。

      陈亚平:体统就是一种意识在某一环节的滞留或几何化僵持,它不敢开放地运用自由的本性,来面对自己的发展。而偏执就是一种人性的意识病,它只会产生韬略,而不会产生思想。

      苏格拉底:所有这些虚假的东西之所以取得威望、风行于一时,只是因为暂时还没有人懂得如何指出、证明或驳斥那些虚假所在。

      陈亚平:真正高级的前突的艺术、文学、思想,很难和主流的东西相容,更不可能降身为某个人为社会性的欢迎对象。但却在冥冥中,占据着未来的某一部分良知。这也是整个人类的常规。可是,往往不在场的,才是从一切有限中摆脱出来的东西啊! 

      苏格拉底:通常要等到下一代才会产生有识之士。

      陈亚平:即使等不到下一代或下几代也无所谓,这样才能显出人类自有的原我内在心灵的平静和纯粹的自信。原我内在本身,就是只针对人类之外的对象。何况,上天总还是眷爱值得的人。今天这个世纪,上天用网络的办法,来庇护这一代有独立创造的人,让他们享有一个存活在网络居间的、独属的艺术和思想生产方式——那种纯粹内在的自由和宇宙意识的生活方式。

      苏格拉底:它使宇宙有了魂魄,心灵有了翅膀,想像得以飞翔,使忧伤与欢乐有如醉如痴的力量。

      陈亚平:这对诗人的诗作来说,就是一种诗托邦。但诗托邦与福柯的异托邦完全不一样。我称的诗托邦,是一个诗人自己跟随诗而开始的一次次精神练习,发展到精神教习的智术和词术结合的场所。从这里,我可以看到,诗最早的生产方式和最早的生活方式,就是那些沉思中漫游的灵魂游吟。我猜,在沉思中漫游,是人类原意识的史前史,也是哲学的摇篮。思想自身推进而永远面向着后续的本质,就是漫游的形式,它面向着全体后面的全体未终的过程体。诗就是这样的东西。

      亚里士多德: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倾向于记载具体的事件。

      苏格拉底: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有一种思维可以抵达某些普通思维难以进入的地方,正如牙线可以穿过口腔后方臼齿之间的牙缝,又如内窥镜可以进入肠胃。这种思维将首次直观地说明某些地方,它可以看清复杂难辨的心灵洞府的左道旁廊,灵府位于所有人的身体内部,只有机智的、在巷道中冒险掘进的幻想才能发现它。这种思维就是诗性思维,诗性思维并非诗人和文学家独有的领地,确言之,它是许多搜寻小组的思维方式,这些搜寻小组来自四面八方,相互之间并不了解。

      陈亚平:诗和哲学不直接相关,但天生却包含着一种互助的神妙边界。两者是互占支配的搭档。它们属于自由的本质,指引着致思和致知的一切。比如,亚里士多德说的那种“普遍性的事”,本身就处在一个集合了各种可能性关联的思进的把握中。它和诗作品一样,总要有着呈现出什么的成分。诗意里的空中之音,镜中之象,总是对一个能被心灵把握到的、被对象化了的某种东西的妙造。而妙造的劳力,恰恰等于精神的内在能级,经过了的某个发展阶段,并预设了自己的两面性。

      诗是一切不在的在世的尺度,是显思的显变者。我拿诗人赵野的作品来读解:

      “……
      我熟悉的世界仍在继续
      不理解的也越来越多
      我只是一个肉身,万物中的一种
      如此信赖祖先的思想和语言
      ……”(赵野诗选《信赖祖先的思想和语言》)

      诗句在内心的指引下绕着想象,告诉我们,只要有历史,那么,这个历史的流逝就会带来一个平行在场的时间性。而每一次平行,则产生一次新的时光体系。历史的样式,既可是时间的流逝,又可是空间顺序的列阵的过程。历史的过程不是存在本身,而是存在的不断缺席与出场的延续统。就像“满世界都呼啸着奔赴未来”(赵野诗选《中秋夜致柏桦》),这诗句,说出了时间塑造出世间的万物……同时,时间之流也让隐形的光阴箭头,不可回转的直前,分节和划段。

      “往昔已去,来日风生水起”(赵野诗选《天命之诗》)。我觉得,诗人比常人更能对时间的隐失,感悟出一种递增到眼前的减物之空。好像超以象外,幽人空山,尽在精神、缜密、超诣之间……。

      亚里士多德:因为回忆引起的发现,其触发因素是所见到的事物。任何从事传授说服别人的技能的人,首先需要对精神有全面的科学知识。

      陈亚平:回忆是诗人游吟灵魂的原野。这儿我要说,灵魂的诗歌,是神诏。生命的诗歌,是竞现。而生活的诗歌呢,则是回忆和瞻后。回溯意味着把过去重新当做开端,而瞻后,意味着把未来当做开端的异乡。

      “我要走向另一种记忆”(赵野诗选《雪夜访戴》)

      “……
      就像池塘生青草
      杨树和柳树的飞絮
      打开没有选择的记忆
      ……”(赵野诗选《天命之诗》)

      对诗人赵野来说,溯时间而上的寻找,总充满着心灵饥饿的召唤。但诗人生产出来的回忆,却总又让心灵更加饥饿地沿时间而下,这时,回忆表现为一种治疗。但重要的是,诗意的回忆,比诗意的栖居,更能提高精神个体存在方式的根本改变。回忆,包含着时光本身预设的那些智慧,这样看来,谁又能仅凭自己的有限理解,来代替这个智慧的超验准则呢?

      “我的余生只能拥有回忆,(赵野诗选《旗杆上的黄雀》)

      “让我想起历史的腐朽
      我记忆中的每棵树都被风吹动”(赵野诗选《春天》)

      这样,赵野诗里的回忆之步,进入了一个无穷大的无边无际的区域,它像循环了万事万物的周期性,而和开端保持和谐:

      “我看到的世界纷乱、宽广,如同回忆”(赵野诗选《下雪的早晨》)

      “我还要记录这一幕,像我曾经
      记录过你的烛花和云鬓”(赵野诗选《春秋来信》)

      回忆让我明白:绝对的开始在发展过程中是永远看不到的,新的东西如我已能证明的那样,是逐步的分化到过去的一个结果。赵野诗作说明了,人的意识空间具有纯粹的历史延续特征,唯一不动的东西就是精神自身的运动。神如果是我们灵魂的参照物,那么,回忆,就是诗性所参照的大地。

      亚里士多德:创新词即诗人自己创造,一般人从来不用的词。诗人的工作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技术性的,写诗需要用到大量的本行知识。既然写诗是有章可循的,诗人就可以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技巧。

      陈亚平:诗的技术性,通常是指诗的语言技术。亚里士多德在这儿说的技术性,也是专指词语。英美新批评派的温萨特提出诗歌词语媒介的象形性,他说诗歌的象形性存在于诗歌的格律,对仗,词序组合,语音,句法等各种修辞手段中,并说这些修辞手段可以强化各成分之间意义上的联系。比如:比拟可使两行诗句的整体意义,超过单行诗句各自意义的总和,语义的倒转与平行结构之间的区别,也是语言的象形性的运用。另外,俄国的什克洛夫斯基也说,凡是有语言形式的地方,都存在陌生化,但他主要强调,在诗歌形式手段上,“陌生化”更集中反映在“声音结构产生新的感觉”的“语感”上,诗歌韵律的文学性似乎出自“韵律的错乱”。此外,雅各布森也说:“诗歌对普通语言的有组织的违反,诗歌的手段把适用话语中往往受到忽略的因素加以突出,采用一种新的韵律形式对普通语言的声音有滞阻”。因而,雅各布森更强调诗歌句法中那些决定词语组合的“非普通语感”。

      与温萨特、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森观点不同的是,我专门提出一种语言视知觉形式的定义:汉字字符的图显化,可以在感官现实的视觉思维中,表现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可释因素。如:

      “诗人在格物中学习生活
      直至针尖开出会心的花朵”(赵野诗选《中秋夜致柏桦》)

      诗句里写出这些顺眼的温润的字形图符,代表了诗人赵野对事物质料感应的经验-先验能力,他在字的图形质料中分离出抽象的美感——即,赋予质料以抽象的本质。但他感受的心灵与外物之间的关系,最终还是主体决定的感应能力。就像诗写出的:

      “汉语之美,捍卫着
      帝国最后的疆土”(赵野诗选《中年写作》)

      这里,汉语诗歌里特用的词态,大部分不是靠语符,转到音乐的韵格变化的语感中来完成的。我判认的汉诗词态,主要是从汉字语象构型上,去分析视知觉所派生的一种先验-经验关联思维作用下的词形场。因为,词素图式显化的那些事物隐退于后景中的抽象性质,显然是来源于最初事物的视知结构,以及从这种结构里所推导的其他衍生的更广延领域。所以,从汉诗语态的语象构造中,所推导的联想力,必然高居于单纯语音推导出的联想力之上。没有意指的语音虽然也是空意指,但只是词态意义外辅的构素。

      另外,汉字理性边界所包含的意义推导的边界,并不是在真空中被认知的,它们必然使人联想到它们出现时的种种先验的视觉背景。汉字字形所表现出来的及物直感与拟物印象,往往超出了字形本身所固定承载的唯一确定的意指性,而进入了一种混合的可能意义群中。请看赵野为汉字找到恰当的图式化语辞:

      “它们放出了一道道光华,我的眼前
      升起长剑、水波和摇曳的梅花
      蓝色的血管,纤美的脉络
      每一次暗示都指向真实”

      上述诗句,没有张牙舞爪的字形图式,来破坏视知觉综合的平衡。

      语言视知觉手法,作为我对汉语语言形式的一种命题,完全不同于新批评派说的“意义结构”观点。语言视知觉手法重视的是汉语语象图式结构对意义结构,做出某种不确定的先验-经验化的联想扩展。这个不确定性的扩展,表现出:在句式叙述中要意指的情况,恰恰是把不是实项存在的与某个对象产生意向性的可能性,用广延的被给予的语象直观形式,显现出来。汉语语象的直观,不仅是经验的,同时也是先验的。意向性的可能性,就是先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