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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献平:我希望散文是“此时我在”

2016-03-29 09:1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杨献平 阅读

杨献平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生于七十年代。作品见于《天涯》《中国作家》《人民文学》《山花》等刊。曾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单篇作品奖、全军优秀文艺作品奖和首届林语堂散文奖提名奖、在场主义散文奖、四川文学奖等数十项。已出版有《匈奴帝国:刀锋上的苍狼》、《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时期的丝绸之路》、《沙漠之书》、《生死故乡》《沙漠里的细水微光》《历史的乡愁》及诗集《命中》等著作。中国作协会员。现居成都。

  1、南太行山区村落的故事,读起来感觉若把情节归置到一起,便是十足一个小说意味,过去许多寻根小说读起来也是这样的民间叙事味道。你为何考虑将家乡这些事放在散文形式中?

  杨献平:大地每一处皆有故事。特别对于一个处在整个中国以外的偏僻乡野来说,很多故事是原生性的,根本不需虚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或再稍早一些,深处南太行的人群基本上还处在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自生自灭的“自然”状态中,尽管许多的政治运动、国家政策不可避免地波及了他们,但从本质上来考量,因为长期封闭式的农耕生活及相对牢固的传统文化意识对人的影响深刻而隆重,使得南太行人群在很多时候处在一种“自我调适”的阶段,因为这个阶段持续的时间相对较长,往往,当他们幡然醒悟全身心投入时,时代的变迁却又超出了他们所能接受和适应的最高限度。如此循环,南太行乡村及其人群就长期处在一种被动的“被改造”和“被裹挟”的状态当中。

  这些年来,我不断尝试以小说和散文的方式书写南太行乡村,当然,起初也有一些高度概括与主观性很强的随笔。我也一直有一种很高大的想法,便是为这一片中国北方乡域作史立传的“雄心”,也觉得,唯有原生性地去呈现这一乡域的人群,在这一时代的生存状态、文化传统和精神困境,才能更真切地呈现她的真实的 面貌,进而形成一种带有多种意味和指向的“文学图景”。我之所以长期以散文的方式书写南太行乡域,是觉得这一个体裁和切入的方式可能更直接,更有力度。因为,在这样的年代,我们缺的不是艺术上的精湛与累积,而是缺乏对具体地域人群的深层次关照,尤其是对那些尚还处在文化和文明蒙昧时期的人群的真实触摸和灵魂反应。我的关于“南太行”乡域的散文乃至诗歌和小说写作,基本上都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和主张。

  2、这些以姓氏为群落的村庄,逐渐与外界交流开放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改变价值观,也因此带来动荡。在你看来,封闭与开放,对乡土世界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利大于弊还是仍然利弊未定?

  杨献平:南太行乡域的村庄和人群,基本上都是明期间从山西迁徙而来,各自选地建村的。关于这一点,当地的《沙河县志》及《畿辅通志》等有记载。因为迁徙的时候大都以一姓家族为单位,建村之后,潜意识里就有了“独占一地”的自我保护意识,当然包括财产和生命安全。尽管这一带长期处在王朝教化之外,因为山高路远,又缺乏资源并军事战略优势,历代地方政府也疏于管理。长此以往,南太行乡域就被搁置在了一个“政治和行政真空”当中。但是,一个地域和另一个地域的“沟通”是确保人群不至于衰败的有效方式之一,尽管南太行乡村相对自我封闭程度较高,“守土”和“根性意识”较强,但他们也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而关于外面的一切变迁,他们都是从有资本和能力“进城”的人口中获得的。

  这种间接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们对外面世界的“误判”和隔膜,甚至带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无意识的“张冠李戴”、“指鹿为马”。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道路修通之后,道路所承载的信息和文明 “纽带”作用在南太行乡域得到了切实验证。近三十年来,南太行乡域自我意义的“觉醒”进步和文明程度,以及对外面世界和时代的认知“效率”可谓前所未有。包产到户,荒坡、树木及其他公有财产承包,到煤矿铁矿下井,倒卖特产、木材,买卡车跑运输,开各种饭馆和商铺等务工和商业活动,也相当踊跃。尽管如此,一直到目前,南太行乡村人群仍旧处在原始的物质积累(掠夺、抢占和和争斗)阶段,传统文化、道德伦理、宗教信仰全面崩溃,而新的文明意识、价值观念等并没有因此而获得丝毫增益,反而进入了一种混乱无度、极端物质主义、唯利是图、道德更加无序、价值观全毁的庞大泥淖当中。这可能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现象,旧的必然要崩塌,新的肯定会建立,只是时间难以确定。我将乡村的这一时期称之为转型期,而且是古来未有的一个“大变动”和“大转向”。乡村这一种状态,不仅仅是利弊的问题,而是人类文明特别是中国北方乡村现阶段的一个必然“程序”。

  3、在你笔下,南太行山的人生有种很粗粝质感,凭着本能在活着,因一点利益而大动干戈,又遭遇饥荒、洪水,随时面临崩溃。这与普遍的乡土世界是否一致?还是说南太行有自己的特别经验?

  杨献平:确实如此。本能和天性,可能在偏僻乡野人群身上表现得更激烈,更本真一些。 我笔下的那些人物,现实中都可以找到他们的影子。他们就是那样生存着,死生都和其他人无关。很多时候,我觉得悲哀。他们生在南太行,稀里糊涂地活,凭着本能和天性成家,繁衍下一代,然后再死去,草木不惊,归于尘土。据我所知,这类的人群生存状态在北方还有很多很广大的区域存在,只是,我们的文学写作极少再去关注他们了。这些大地上卑微自贱、令人爱恨交加的人群,在他们身上和精神当中,携带了中国农民自古以来的那种悲哀与不幸,诸如尊严的无从谈起、生存的艰难甚至下贱、精神的荒芜与从不自知自省、信仰上的朴素而又随风飘摇、价值观念上的彻底功利主义,如此等等。这些人,平素寂寞大地一隅,波澜不惊,形同岩石,但每逢大的自然灾害来临,唯一能做的就是自救,包括农产和经济也是如此。没有人真正地关心过他们,好像他们的生死都与这个世界无关一样。这样的一种“被放任”的状态,我觉得在北方可能更多。可以预见,乡土世界的崩溃已经不可避免,南太行乡域不是“个案”,而是一种至少可以覆盖整个北方乡野的普遍“景观”。

  4、在讲述普通人命运坎坷之后文章转向地主,这是否表明无论穷富,在变化莫测的历史中都将遭遇类似命运?

  杨献平:地主作为一个历史产物,在几十年前已经被彻底打垮并消灭。关于他们的故事,是爷爷讲给我的。我所写的,基本上也是实录,特别是三个地主的最终命运,尤其震撼人心,很多年一直记住不忘。但从我有限的乡野历史考察来看的话,地主这一个阶层当是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至少是和王朝的历史等同。地主是王朝时代乡村人群生态、经济模式和政治权利、宗族观念等因素相结合的产物。拿南太行乡村我知道的那些早就“绝迹”了的地主来说,至少在熟悉他们的我爷爷那一代人口中,他们并不是十恶不赦、横行乡里的,无非是条件好、生活优裕、讨得老婆多、进城机会多而已。至于地主和其他佃户、长工之间的矛盾和隔阂,其实也不算什么。今天的乡村,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以及各种方式的摩擦和斗争,一点也不少,甚至更剧烈和惨烈。不过,任何人的命运也都是时代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一国之内,谁也无法真正脱身于政权及其一切决策,包括所有人群。

  5、文章为何未提当代部分?比如外出打工、拆迁等等标志性的社会事件。

  杨献平:其实,《南太行民间叙事》一文很长,是三本书的容量。《中国作家》只是发表了开头的一部分。在后面的叙述中,包括外出打工在内的乡野之间发生的诸多惨烈事故,我也都有涉及。至于拆迁,因为南太行远离城镇,到现在还没有开发商去那里开发楼盘,也就没有发生过因为拆迁而导致的种种问题和现象。倒是为了谋生,过上稍微体面的生活,南太行乡村多数成年男人到附近煤矿、铁矿下井,但这个行业风险极高,等同于拿命换钱。煤铁矿最红火的那些年,南太行乡村不断有人死于瓦斯爆炸、冒顶和灌水等矿难,其中最多的一次,200多人丧生;各大媒体有过报道,我也在文章中写过。几乎每年,都有5个左右的青壮年乡亲在煤矿、铁矿中死于非命。关于南太行乡域的现状,近两年来,我写了不少于八十万字的文章,《天涯》《小说界》《青春》《作品》等杂志先后发表了《南太行民间叙事》后续的部分篇章。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生死故乡》一书,反响还可以。如果顺利的话,今年也会出版两本关于“南太行”乡村的专著。

  6、你写过许多这类题材的散文,在原生态的气氛中观察入微,联系散文的在场性来看,你认为好的散文是否应该具备这种特质?

  杨献平: 关注和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幽微与宏大,偏僻与喧哗,我觉得应当成为一个作家的自觉行为。2013年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对自己来说非常有效的命题,那就是更大限度和热情地关注“此时我在”这个时代性的文学要求。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一个混乱无度且个人的“方向感”极差的历史时期,如何更精准地发现这个时代的本质及其一切“征象”,并且深入地,以心灵和灵魂切入某一个现实场域,应当是作家认真思考的问题并且用心做好的一件“大事”。我觉得,好的散文必然带有浓郁的生命和人间烟火气息、深切的命运关照与悲悯之心、自由表达的勇气和文体的开拓和实验意识。好的文学作品,绝不是技巧在发挥作用,而是作家自身的思想深度、平等姿态和人文情怀。王国维的“气象”和“境界”说依然有效,依然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鉴赏标准。

  7、你曾批评新散文在近年走向技巧化、与现实隔绝的趋势。你很关心散文写作的问题,当代散文最显著的问题有哪些?你认为可以矫正吗?

  杨献平:我不排斥一切的技术运用和实验精神。可是,我们的散文,现在最缺乏的就是原创精神。历史文化、书碟时尚、个人身体、感官体验、个人精神内里及琐碎的日常生活记录、片段式的感悟和体验、名著解读和套用,如此等等,严格说,这些东西都不能说是原创。以当下很吃香的历史文化散文写作为例,在历史典籍的缝隙和皮毛上再怎么涂脂抹粉或者究根问底、标新立异,也还是附着于古人之上。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有如此之多的各个不同的、有血有肉的现实场域,为什么要去古人身上“吸血”?为什么还要去人云亦云、东拉西扯、拼凑成文?为什么还要端着实验的架子和“旗帜”,去做一些无视当下,无视他人,甚至冷漠寡情、过度审丑和高度自我异化的所谓实验性写作呢?

  当然,对于一切创新作为和想法,我一概尊重。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无意去什么矫正,也不没那个能力和义务。我只是想说,在这个全球化进城日益明显、日常生活甚至行为习惯、精神思想高度雷同的年代,就散文来说,我们还是缺乏真正的原创作品,缺乏真正的既包含尘埃而又放射着精神和灵魂之光,思想深邃、个性独立、自由品格和创造意识的散文作品。

  文学报记者  郑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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