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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黄永玉与汪曾祺(2)

2012-09-28 14:41 来源:文汇报 作者:李辉 阅读

  汪曾祺的艺术敏感与艺术理解力令人叹服。正是基于他对黄永玉艺术个性的分析与解剖,他才郑重地说出了应该往年轻的黄永玉身上“投资”的话。他还在信中另一处将黄永玉称作“天才”,他这样强调说:“黄永玉不是那种少年得志便颠狂起来的人,帮忙世人认识他的天才吧。”

  高山流水,知音难寻,对于当年的黄永玉来说,有汪曾祺这样的知音,实值得终生怀念。

  黄永玉在上海逗留一年多之后,1948年3月与张正宇结伴而行,前往台湾。几个月后,因台湾出现政治险情,他又逃往香港。在香港,他居住了四年,直到1953年2月移居北京。

  香港四年,是黄永玉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其艺术创作也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创作形式由木刻、漫画向速写、油画等多品种拓展。在这里,他举办了一生中最初的三次画展;在这里,他得到最早而又最集中的名家嘉评与推广;在这里,他又招致来自左翼文化阵营的指责与批评……

  一切都在香港四年发生。一个在抗战期间开始学习木刻的年轻漂泊者,至此,终于脱颖而出。这是黄永玉的最初成功,并为他未来六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这一角度说,汪曾祺这一知音的出现,对于黄永玉有着特殊的历史意味。

  渐行渐远的友谊

  五十年代初,当远在北京的汪曾祺,为黄永玉在香港举办的个展写来文章表示庆贺时,正处在走进新时代的兴奋之中。他与沈从文一样,也建议黄永玉从香港到北京来。他向黄永玉发出召唤:“希望永玉能带着他的画和才能,同到祖国来,更多的和更好的为这个时代,为人民服务。”

  一年多之后,黄永玉真的离开香港来到北京,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新时代。自此,以后的岁月里,当年上海“三剑客”中的两位——汪曾祺、黄永玉,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他们友谊的延续与加深,似乎有了空间与时间的可能。

  然而,后来的变化却非如此。数十年间,复杂而变化莫测的历史演变,成了所有人际关系发展变化的大背景,无一人能超然于外。特别像汪曾祺、黄永玉这样一些作家艺术家,在种种主动或被动、有意或无意的情形下,热闹与沉寂,耀眼与黯淡,此一时,彼一时,谁又能预料和把握?

  自五十年代初开始,汪曾祺先后在文工团和《说说唱唱》杂志工作,他停止了小说写作,转向戏曲创作。他的文学修养与造诣,使戏曲创作界多了一位高手。而正是这一特殊才能,使他能够进入到“样板戏”的主创人员行列,甚至一度风光,享有国庆节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名字列在《人民日报》名单上的殊荣……

  黄永玉1953年来到北京后,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在版画系任教。他兴奋不已,一次又一次扎进森林写生采风,到荣宝斋向老艺人学习木版水印,以水印套色木刻《阿诗玛》等作品为代表,其艺术创作进入新的境界。六十年代初,与美术界前辈相比他显得那么年轻,却有了与他们一样的资格,成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教学工作室。1957年,他没有像汪曾祺那样遭遇冲击,却没能逃过“文革”初期的批斗与1974年突如而至的“猫头鹰黑画”风波……

  两位老朋友的几十年,就是这样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以时而相似、时而不同的方式向前走着。但当年在上海两个人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的日子,已不可能重现。

  另一位“剑客”黄裳,自五十年代后一直生活在上海。黄永玉时常在书信里向黄裳通报汪曾祺的消息。兹摘录几段如下:

  曾祺常见面,编他的《说说唱唱》,很得喝彩。(1954年6月12日)

  曾祺有点相忘于江湖的意思,另一方面,工作得实在好,地道的干部姿态,因为时间少,工作忙,也想写东西,甚至写过半篇关于读齐老画的文章,没有想象力,没有“曾祺”,他自己不满意,我看了也不满意,也就完了。我常去看他,纯粹地挂念他去看他,谈谈,喝喝茶抽抽烟(我抽烟了),这种时间颇短的。(1954年6月26日)

  赵头牌(即在《沙家浜》剧中扮演阿庆嫂的赵燕侠)与曾祺已赴重庆体验红岩生活,退软卧而睡硬席,身背行军背包,大有只恨爷娘少生两条腿之感。《沙家浜》我看过,传说好成这个样子,至今还觉得又惊又喜,因曾祺吾友也,至少妙处何在,望之弥高,候行家如吾兄看戏积劳成疾之人定夺,表示意见,才能相信。(1965年4月1日)汪兄这十六七年我见得不多,但实在是想念他。真是“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约七十年代后期7月18日)

  从这些书信片段,不难读出随着各自取向和形势的变化,黄、汪的交往虽然继续着,但关系已渐趋疏远,并在“文革”期间增加了新的不解与困惑。

  汪曾祺与黄永玉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96年冬天。这是黄永玉自1989年春天旅居香港七年后的首次返京,几位热心人为欢迎他的归来,在东三环长虹桥附近的德式餐厅“豪夫门啤酒”,先后举办了两次聚会。其中有一次,由黄永玉开列名单,请来许多新老朋友,其中包括汪曾祺。

  那一次,汪曾祺的脸色看上去显得更黑,想是酒多伤肝的缘故。每次聚会,他最喜饮白酒,酒过三巡,神聊兴致便愈加浓厚。那天他喝得不多,兴致似也不太高。偶尔站起来与人寒暄几句,大多时间则是安静地坐在那里。那一天的主角自然是黄永玉,他忙着与所有人握手、拥抱。走到汪曾祺面前,两人也只是寒暄几句,那种场合,他们来不及叙旧,更无从深谈。

  不到一年,1997年5月,汪曾祺因病去世。三个月后,同年8月,黄永玉在北京通州的万荷堂修建完工,他从香港重又回到北京定居。

  “要是汪曾祺还活着该多好!可以把他接到万荷堂多住几天,他一定很开心!”黄永玉这样感叹。   “他在我心中的分量太重”

  2008年岁末,在北京东郊的庭院万荷堂,黄永玉先生从容地漫谈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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