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欢迎光临:中国南方艺术(www.zgnfys.com)!收藏我们 [高级搜索]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们的人生就自由了吗?

2019-11-18 16:5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本刊记者 毛晨钰 徐牧心/文

瑞典当地时间10日下午1点,瑞典文学院的门被推开,新任常任秘书长马特·马尔姆(Mats Malm)宣布瑞典文学院将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Olga Tokarczuk),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

在当作家之前做过心理医生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今年57岁,去年就曾获得布克奖,在东欧与米沃什、辛波斯卡、昆德拉齐名。而77岁的彼得·汉德克则被认为是当代德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早年便以一部惊世骇俗的剧本《骂观众》而闻名,在国内也有孟京辉等拥趸。

2018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黑暗时刻”。这一年,深陷一系列性侵丑闻和内讧事件的诺贝尔文学奖决定暂停颁发。今年,野心勃勃要赢回公众信任的诺贝尔文学奖开出了“双黄蛋”。距离上一次在一年颁发两届文学奖得主差不多有70年了。

诺贝尔评委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Anders Olsson)此前公开承认,评审团需要“扩大我们的视野”。在他看来,在这之前,“我们对文化的看法更加以欧洲为中心、面向男性,现在我们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并且拥有优秀的女性作家”。

宣告一出,就有专业人士猜测,“如果要有两个获奖者,一个必须是女人”。这次,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在Nicer Odds赔率榜上就处于前列。她接到瑞典文学院电话时,正在德国开车去参加一场图书巡展。在3分钟的电话采访中,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听起来相当兴奋,连用3个“相当(really)”强调自己很骄傲。

相比起她的激动,彼得·汉德克则冷静很多。他的声音通过断断续续的电波传来,沙哑、模糊,甚至有些局促。在听不甚分明的对谈里,最清晰的只有一个词“自由(freedom)”。那是一种“我从未有过的自由感”,以至于他开始思考自己得进行一次蜕变。

事实上,“自由”某种程度的确算是诺贝尔的附加奖品。曾获得200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天体物理学家约翰·马瑟(John C. Mather)说:“(拿奖后)我几乎可以完全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不过,这是有代价的。你可以自由选择研究的项目,却不一定能自由呆在工作室;你可以自由出入各种高端场合,也可能被媒体和粉丝堵在家门口哪儿都去不了。正如199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哈里·克罗托(Sir Harry Kroto)所说,“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没有拿到诺贝尔奖,或许我在实验室会更快乐”。

在历经极致的热闹过后,这些获得诺奖的作家们走下领奖台后,又将如何展开自己的人生与写作呢?他们像数百颗行星,在某一点重合,随后以不同的速度、方向运转。

“我只做了一件事,为自己买来了自由”

彼得·汉德克还是要继续写下去,这能给他带来最大的满足。

这也是很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决定。

今年热门的HBO神剧《切尔诺贝利》再一次让人想起2015年诺奖得主、白俄罗斯调查记者兼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

1948年,阿列克谢耶维奇出生在乌克兰,从小在白俄罗斯南部长大。1986年发生爆炸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距离她父母住的村庄一百多公里。阿列克谢耶维奇花了11年时间,采访了数百位亲历者,写成《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

已经71岁的阿列克谢耶维奇仍是个“刺儿头”。当电视剧创作者来拜访她,要求她允许他们使用书中素材时,她翻了个白眼。她才不信他们真能拍好呢。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几乎都是“大历史”。在接受“腾讯文化”采访时,她说自己的“乌托邦之声”五部曲“只选择红色帝国生活中最重要的阶段:战争、切尔诺贝利、帝国的没落”。前苏联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曾问她:“你这么小的女人,怎么写这么大的书?”她回:“你也不是巨人,却可以摧毁一个帝国。”

阿列克谢耶维奇

阿列克谢耶维奇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撕开了帝国的伤疤,总是让掌权者疼到跳脚。她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是“死对头”。她的书在白俄罗斯遭禁,只能从俄罗斯或是立陶宛走私进入。卢卡申科上台后,她的文章从教材中被删除,不被允许公开露面,最后不得不被迫流亡欧洲。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短短数小时后,阿列克谢耶维奇接到了法国总统、德国总统、戈尔巴乔夫的祝贺电话,还有无数来信。不过,她并没有接到卢卡申科的电话。

比保护来得更快的是关注。这个冗长的姓名此前在英语世界鲜为人知,如今陡然为人所追逐。

2017年当《卫报》记者见到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时候,她刚结束在韩国的一场图书巡展,紧接着又将去往莫斯科参加活动。寒暄在这个犀利的作家面前是多余的,她一开口就抱怨:“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真是太累了。”在她漫长的职业生涯里,她所做的是用几十年时间听别人的故事,并用录音机录下来。现在人人都等着听她的故事。

如今,她只想回到自己在明斯克的家,那里有女儿和今年14岁的孙女。孙女总是亲昵地称阿列克谢耶维奇为“Sveta”,她们是彼此的好朋友。在那个乡间宅子里,她想“把自己封闭起来,再一次开始写作”。

阿列克谢耶维奇从没把自己的写作规划藏着掖着。她正在撰写两个新的系列,一个关于爱情,将会有100对男女讲述他们的生活和浪漫故事;另一个关于衰老。后者是她在70岁生日前定下的小目标,“现代文明让我们能多活20-30年生命,我们对此毫无准备。在我们消逝之前,我们都没有晚年生活的哲学”。

她还准备来一次穿越原苏联地区的旅行,继续聆听故事和历史资料。当然,依旧会带着她的录音机。她至今还不习惯用iPhone录音。2016年,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阿列克谢耶维奇表示,自己从没想过要写小说,“生活本身就有趣得多”。

当被问到怎么花诺贝尔文学奖那笔丰厚奖金时,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我只做了一件事,为自己买来了自由。”

“我要做的就是接受采访并花时间拍照”

没人知道她是怎么买来自由的,不过还能继续自由地写下去,或许就已经是最好的奖品。同样遭受政治威胁的还有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Thomas Mann),他正是在流亡期间写成了巨著《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前三部。

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此幸运。某些意义上来讲,获得诺贝尔奖可以说是一种桎梏。

20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就把获奖视为“一场灾难”。当被记者堵在家门口要求对获奖发表评论时,她直言不讳:“我已经拿了欧洲所有的文学奖。我一点都不在乎,每一个奖都是血腥的。”

多丽丝·莱辛

多丽丝·莱辛

多丽丝·莱辛最著名的代表作是《金色笔记》,记录了离异女作家安娜在不同阶段的个人经历。书中探讨了诸如女性婚姻自由、性生活自由、政治理念等自我感受,因此被视为战后女权主义里程碑式的小说。

诺贝尔文学奖的到来打破了她的平静生活。2008年在接受BBC采访时,多丽丝·莱辛抱怨,注意力无法集中在写作上,“我现在每天要做的就是接受采访并花时间拍照”。

外界的关注并不是她无法写作的唯一原因。

据统计,50-70岁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最多。据本刊记者统计,116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为64.68岁,其中有15位获得者在得奖3年内就去世了。也正因为如此,诺贝尔文学奖常被打趣为“终身成就奖”,要得奖首先就得活得够长。迄今为止,多丽丝·莱辛是最年长的获奖者,那时她已经88岁了。

在她人生的最后6年,她想在死之前再写些什么,但光是思考写什么就已经让她精疲力竭了。2008年受访时,她坦言:“我已经停止写作了,我没有精力了。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告诉比我年轻的人,不要以为你会永远拥有灵感,趁它还有的时候就赶紧用吧,它总会用完的。”

为了躲开诺贝尔奖带来的干扰,有些人则索性选择隐居。

大概没有谁会想不开地去邀请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J. M. Coetzee)来参加庆祝派对。曾见过库切的南非作家瑞安·马兰(Rian Malan)形容他是个素食主义者,喜欢骑自行车,每天至少花一个小时写作。跟他工作十几年的同事只看到他笑过一次,参加晚宴时也是一言不发。

尽管库切后来说自己只跟瑞安·马兰见过一面,他不了解也无权谈论自己的性格,但库切的神秘是毋庸置疑的。他不接受采访也不谈论自己的生活,以至于在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后,还有博彩公司猜测:库切会不会去参加颁奖典礼。此前他曾两度获得布克奖,但都没去典礼现场。

当然,最后库切还是出席了颁奖典礼,不过没有接受任何采访,只是碍于情面答应了一个书面采访。他曾写信给友人:“我现在日子不好过,一方面是失眠,另一方面是那些粗鲁的记者。”不过得奖后,库切似乎愿意发声了,他对反恐、现代畜牧业甚至国际版权协议都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更多时候,库切还是在阿德莱德大学教书,然后回到自己家二楼的书房写作。从2002年搬到阿德莱德后,他就在这里过着“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2005年9月,库切发表了新作《慢人》,被提名布克奖;两年后他又出版了《流年日记》,凭借复杂而有趣的写作,再次获得读者好评。他对这种隐居式生活近乎上瘾,“我这一生都在平静,甚至是静谧中度过”。有趣的是,他的作品中却充满了暴力时刻。

更出名的“隐士”诺奖获得者要数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Bob Dylan)。2016年,这位音乐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出人意料。鲍勃·迪伦对获奖的消息沉默了一段时间后,才向瑞典文学院发送了一条演讲音频。在他的个人网站上也没有打出“诺贝尔奖”的旗号。自1966年在纽约被摩托车撞倒后,鲍勃·迪伦就借机隐居乡村。他的个人生活始终神秘,粉丝们只能跟着网站公布的巡演信息追随偶像。每一次70多岁的鲍勃·迪伦唱着歌出现,都像在告诉全世界:嘿,我还活着。

最终,鲍勃·迪伦没有出席颁奖典礼,而是在之后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私人仪式上接受了这个奖项。

“伏尔泰是不能加以监禁的”

诺贝尔文学奖所代表的“自由”,不仅仅是指在文学创作上。

2015年10月8日,没接到卢卡申科电话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在电视上看到了他对自己的祝贺。她觉得卢卡申科是被迫祝贺自己的。此时正值白俄罗斯选举总统,为了打造一个好形象,卢卡申科不得不忍耐,以便在两天后的选举投票中占据优势。

果然,10月12日,白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卢卡申科胜出。随即他公开谴责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自己的作品中批评了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还有一个人也对她表示祝贺——俄罗斯总统普京。但她对这两个人都没有好感,嘲讽“两人都认为自己是救世主”。

2014年,阿列克谢耶维奇公开谴责俄乌冲突,认为那是“俄罗斯发动的侵略战争”,意图吞并克里米亚。这次发言直接波及到了她在俄罗斯的朋友们。她向《卫报》回忆起自己去莫斯科拜访朋友时的情形。朋友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克里米亚不是我们的”。

“这些人根本不了解自由是什么”,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她担忧普京推行的“新爱国主义”,也嘲讽卢卡申科领导的白俄罗斯是欧洲内部的“小规模极权主义保留地”。2015年之前,她如履薄冰地生活在明斯克,被窃听、被指控是间谍。而在获奖后,她相信自己会获得更多的保护和自由。

诺贝尔文学奖意味着一种对天才的认可,而天才总是被最大程度地宠爱。

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萨特就是那个被捧在手心的宠儿。

萨特

萨特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对苏联、中国和古巴的亲善访问后,萨特不断靠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关注的三大政治问题之一就是阿尔及利亚战争。他专门发表文章谴责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政策、批评法国和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他还与其他著名作家联名写信给政府,支持青年拒绝战争的命令,支持造反。此举引得法国右派青年上街游行,要求“枪毙萨特”。

法国总统戴高乐救了萨特。他对警察说:“那些知识分子,让他们爱怎么搞就怎么搞……伏尔泰是不能加以监禁的。”从此,萨特有了免死金牌,成了“不可触犯的人”。

知识分子向来对政治充满热情,也有不少诺奖得主后来走上了从政道路。

被推选当第一位联邦德国的总统绝对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让托马斯·曼惊讶。

1930年,纳粹分子在德国议会大选中崛起。这支煽动性政治力量引起了托马斯·曼的警惕。当年10月17日,他在柏林贝多芬厅发表演讲,呼吁理智,称纳粹主义领导者是“怪癖野蛮行径的狂潮,低级的蛊惑民心是罕见的粗鲁”。

然而,尽管作为反对纳粹主义的领袖人物,他的呼吁并未能让理性真正回归。3年后,纳粹德国和奥地利及德意志学生联盟发起了一场“焚书运动”,马克思和考茨基的书首当其冲。恰好与妻子在国外旅行的托马斯·曼逃过一劫。他决定先不回德国。

幸好,他们此前留了后路。1929年,托马斯·曼拿到了20万马克的诺奖奖金。除了给孩子们还债,给自己买房,他还为自己置了两部新车:一部敞篷别克,一部Horch(奥迪的前身)。即便如此,钱还有富余。在一位记者提醒下,托马斯·曼把大部分钱留在了瑞士。

托马斯·曼

托马斯·曼

靠着留在瑞士的奖金和从德国带出的现金,托马斯·曼拖家带口开始流亡。他们一路辗转法国、瑞士、美国。托马斯·曼始终坚持写作,以此鼓舞人民。而从德国传来的坏消息却一个接一个。他在慕尼黑的不动产被没收,随后国籍被取消,荣誉博士称谓被剥夺。

1938年,托马斯·曼带着家人迁居美国普林斯顿,住在斯托克顿街65号。他还在普林斯顿大学谋了个教授职位,年薪6千美金。同时他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帮助犹太难民移民,通过BBC号召德国听众反抗希特勒……

从1938年到1952年,托马斯·曼在美国的14年,起初看起来,一切都在往美好发展。他对这个民主国家充满热情,“扎根在这片土地对我来说是一种祝福,每一次结识都让我宾至如归”。他认识了一些有钱犹太人、高级政府官员,时常出入乡间豪宅,甚至受邀参加白宫晚宴。

安定的生活环境让他能专心写作。无论是在火车上还是旅馆,旅行中或是度假,甚至生病时,托马斯·曼都坚持写作。每天从9点到12点,他能写上一两页文章,基本没什么改动。在遛狗的一个小时里,他已经把第二天的工作盘算了一遍,午休后则专心与访客进行政治讨论、准备演讲或广播,夜晚总是浸润在电影、音乐和戏剧中。

相比起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流亡到美国的纳博科夫,托马斯·曼的日子简直泡在蜜罐里。前者由于经济拮据,不得不租住在窄小公寓里,有时还要躲在浴室里写稿,平时还要当外语老师、网球教练来贴补家用。

但好日子随着小罗斯福总统的去世走向终结。托马斯·曼以为自己身处民主国家,便能畅所欲言。战后,他强烈反对麦卡锡主义。“口无遮拦”的托马斯·曼竟然还警告美国人“美国正在危险地接近法西斯主义警察国家”。被彻底惹恼了的美国向托马斯·曼关闭了张开的拥抱,他只能重回欧洲,定居在瑞士。

由于托马斯·曼在政治上的活跃表现和文学上的杰出成就,战后有几家报纸推荐他当第一位联邦德国总统。托马斯·曼拒绝了,不过他深信自己还是相当有分量的:“只要我状态还不错的话,我有一种贵族的天才来起到对外象征的作用。”在他心里,自己始终带着德意志文化,“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

“诺贝尔奖不是退休金”

曾获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加拿大化学家波拉尼说,诺奖让他“当了一阵子名人”。在长枪短炮的围攻中走出,走向哪里?这是一个问题。有人走往繁花深处,也有人走上被告席。

如果文学奖也有锦鲤,那帕慕克(Orhan Pamuk)一定算是其中一条。2006年,这位土耳其作家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土耳其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获奖者。按照常理来说,诺贝尔奖的热乎劲儿一阵也就过去了。毕竟有太多文学奖获得者根本没在读者面前混个脸熟。帕慕克却被很多中国读者深深印在了脑海里。这一年,他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中文版上市,一下子售出30万册,刷新了外国严肃文学类图书纪录。余热使他接下来的几本书也都表现优秀。这不是人人都有的运气。实际上,有不少诺奖得主的书卖得并不好。

在全球范围内收获的大批读者让帕慕克一下子忙起来,他说自己“对文学的热爱仍然一如既往”,有段时间更是忙着跟各国读者交流。

众所周知,拿诺奖意味着会有财富进账。不只是丰厚的奖金,作家的版税也会水涨船高。本就出身富裕的帕慕克更有了任性的底气。2008年的夏天,他完成了获奖后的第一部小说《纯真博物馆》,讲述了爱情与阶层的冲突。这一年,帕慕克将文学奖奖金拿来建造一所真正的“纯真博物馆”。

这或许是曾经的建筑专业学生的执念。尽管帕慕克说自己并不想当个建筑师,但仍然期待能有一个漂亮的房子收集那些纯真回忆。2012年,他的纯真博物馆正式开放,并在两年后获得欧洲年度最佳博物馆奖。馆中收藏的都是帕慕克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收集的1000多件日常物件。

进军大银幕的帕慕克甚至还弄出了一部纪录片《纯真的记忆》,其中他亲自写下了旁白,还参与了影片摄制。

如果没有当作家,帕慕克也许会是个画家。这是他22岁之前的梦想。当能够更自由地写作之后,他又在写作间隙拾起画笔。2015年,他的素描作品在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上展出。

“对我来说,诺贝尔奖不是退休金。它只是我职业生涯的中期”,帕慕克在2010年接受NPR采访时这样说。他还有的是机会去尝试。

不过跨界有风险,踏足还需谨慎。

191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特林克就想在写作之余去生物学试个水。得奖15年后,他发表了一本著作《白蚁的生命》。结果被证实,全书几乎完全抄袭了南非诗人兼科学家Eugene Marais所写的《白蚁的灵魂》一书。此事也被研究界视为学术抄袭的经典案例。

一百多位获得者中,也有人走上被告席,潦草收场。

与托马斯·曼坚决反纳粹不同,也有作家坚定不移地为纳粹站台。1920年文学奖获得者克努特·汉姆生就是一个。他不仅赞叹希特勒是勇士、先知,还将诺贝尔奖章献给当时的纳粹宣传部部长。最终,他被挪威政府逮捕,得到一纸“心智退化,已永远失去了正常精神机能”的诊断书。

为了惩罚他曾对纳粹的鼓吹,挪威政府判处他巨额罚款,并将其软禁在养老院。1952年,汉姆生病逝。在死前几个小时,他的妻子写下这样一段话:“此时汉姆生的作品正在世界许多国家上演,他仍拥有无数读者,人们称他为健在的最伟大的作家,而我们连给他安葬的费用都没有。他现在正衣衫褴褛地躺在他的病床上。”

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是什么?

有人渴望它,有人躲避它,有人奉如圭臬,有人不屑一顾。但被选出的那个总还是耀眼的,差别只在于那光能亮多久,照多远。

来源:Vista看天下

欢迎转载分享但请注明出处及链接,商业媒体使用请获得相关授权。
0

最新评论 已有条评论